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中心凝聚香港共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发展经济论文,共识论文,民生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87(2015)03-0003-07 近年来香港的政治争拗,不单阻碍政府施政,导致社会分化,更加损害香港稳定、守法、高效的国际形象,甚至削弱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香港政改触礁刹停香港民主进程,进入后政改时代,香港各方需放下政治分歧,重启对话,聚焦香港经济民生问题,借助国家发展战略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 一、政治纷争和管治不力削弱香港经济地位 回归后,香港经济经受了多次外部冲击,保持了经济稳定和增长,但是由于社会缺乏经济发展的共识,政府缺乏促进产业转型的能力和手段,错失了发展知识经济的良机。近几年政改引发的政治争拗,更是拖累了香港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削弱了香港的经济地位。 (一)缺乏共识和执行力错失发展机遇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逐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形成了以贸易和金融为核心的服务经济体系,经济发展对金融、贸易、物流和旅游等行业的依赖不断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多元发展是香港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为此做出过努力,但是成效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源于美国以资讯科技创新推动的“新经济”浪潮在香港回归和亚洲金融危机后席卷亚太地区,知识经济在全球崛起。香港回归后,第一届特区政府提出把香港建设成亚太地区创新科技中心的构想,成立了行政长官特设创新科技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98年9月提交的第一份报告中指出:“我们憧憬,香港二十一世纪会成为创新导向和技术密集的经济体系,不仅是区内的商业和金融中心,而且还是在资讯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方面占全球领先地位的城市;世界一流设计和时尚中心;多媒体资讯及娱乐服务的地区中心;世界闻名的中药健康和药品研制中心;高增值产品和部件的主要供应地;专业及技术人才和有关服务的地区供应中心;以及内地与世界各地进行技术转移的中介市场。”“我们提倡的是发展香港成为知识型经济,并主要由高增值及科技密集型经济活动来带动经济的增长”。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香港特区政府再次提出发展“创新”及“知识”为本的产业,其中除了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即金融、旅游、贸易及物流和专业服务之外,要支持发展六项优势产业,分别是教育、医疗、检测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和文化及创意产业,推动香港走向高增值的知识型经济。 香港回归后推动经济转型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有其客观和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是2001年以后美国经济衰退导致的新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随后爆发的“非典”危机影响了香港产业结构转型的进程。但是更重要的是主观原因:香港社会各界在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方面没有形成共识和合力,政府缺乏有效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能力和手段,错失以信息和生物科技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却由香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厂转型成为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基地。当今,信息技术全面渗透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形态。而创新科技产业的缺乏,正是如今香港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和收入分配失衡的结构性原因之一。 (二)政治争拗拖累经济增长和发展 近几年来,政改纷争已经波及香港经济,影响投资者信心,降低香港购物天堂的吸引力,不利于香港经济发展。2011年以来,香港社会出现一系列对内地和中央表达不满的现象。2011年,部分香港居民对香港和内地加快经济融合产生抵触和抗拒情绪,出现港珠澳大桥环境评估司法复核等事件;2012年以来,两地争议呈现泛政治化趋势,出现“反国教”、冲击驻港部队军营、“占领中环运动”、“反水客”等一系列恶性事件,政治争拗带来的社会撕裂严重。与此同时,香港经济增速呈现持续走低态势,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2010年初超过7%下降到2014年2%~3%的水平(见图1)。 图1 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 数据来源:香港统计局。 (三)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经济地位下降 香港经济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中的佼佼者,现在已经被人口和土地面积比香港小的新加坡赶超,这对于香港是一个警示。新加坡也是一个城市经济体系、自由港和金融中心,与香港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具有较大的可比性。2003~2013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约4%,远低于新加坡同期年均逾6%的实际增长率;2013年,新加坡人均本地生产总值达55,190美元,香港则为38,120美元,已经明显落后。 按照现在的发展态势,未来香港在经济总量上也会被内地的一些城市超过。经济实力的下降必然会削弱香港作为国际经济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力。这种态势已经引起香港不少有识之士的关注和讨论。但是,令人担忧的是香港近来社会政治纷争不断,造成社会撕裂,难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共识。 (四)对内地改革开放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弱化 中国内地的市场开放经历了从局部开放到全方位开放的过程,最初的局部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珠三角特别是深圳成为改革开放的实验区。改革开放初期,在内地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的情况下,香港成熟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和战后亚洲“四小龙”佼佼者的地位,给珠三角特别是深圳的改革开放发挥了示范作用,成为内地经济走向国际的引领者和国际资本进入内地的桥梁。同时,香港凭借市场经济体制、产业、市场和地缘的优势,将制造业转移到珠三角地区,促进了香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发展。但是,当中国加入WTO,实现经济全方位开放后,香港的中介和桥梁地位开始弱化。CEPA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发挥香港在内地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促进香港经济繁荣稳定,做出的制度安排。近来,香港本土意识极端化倾向、对内地居民的排斥心态,已经对香港中介功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香港需要将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在新时期内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民生问题凸显加剧社会分化 近来香港多项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居民对香港经济和民生问题关注程度较高,但满意度较低。事实上,香港居民对住房、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的关注度远远超过政改。民生问题也是香港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经济原因。 (一)香港社会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 香港社会呈现出贫富阶层分化加剧趋势,这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香港是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香港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011年,香港基尼系数达到了0.537,超过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0.4,逼近危险线0.6(图2),与南非、巴西、墨西哥、泰国等国家一同被列入最不公平的国家或地区之列。 贫富分化的同时,社会阶层流动性减弱,阶层固化加剧。2006年以来,香港父代对子代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逐渐提高,即父代的收入阶层越高,子代越倾向于继续并维持在父代所处的收入阶层。分阶层来看,香港居民收入的底层和上层趋于凝固,底层凝固主要源于父代失业家庭的子代面临的就业机会减少,上层凝固表现为最高收入家庭代际收入弹性系数持续走高,同时中等收入阶层的子代步入最高收入阶层的机会持续下降。 (二)青年就业机会不足,收入增长倒退和停滞 图2 香港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香港统计局。 香港低学历青年就业面临较大压力。由于香港的工业外迁,知识主导型的经济结构不利于香港本地的低学历者,尤其是工作经验不足的青年就业。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7%低学历(学历在副学士或高级文凭之下)的香港青年找工作难。 与此同时,香港本地高学历青年收入增长出现倒退和停滞。2011年获得副学士学位的30岁以下青年收入比2001年获得同等学力的青年收入下降了15%;2011年获得学士学位的30岁以下青年收入与2001年获得同等学力的青年收入基本相当,但在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后,高学历青年的实际收入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图3 香港本地出生30岁以下青年就业月收入(港元) 数据来源:作者基于香港统计局2001和2011年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整理得到。 与外来高学历移民青年的收入相比,香港本地出生高学历青年收入下降明显。2001年,香港本地出生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30岁以下青年收入比外来获得同等学力的青年收入高出近10%;2011年,情况发生逆转,香港本地出生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30岁以下青年收入比外来获得同等学力的青年收入低约10%(参见表1)。 (三)高房价降低居民幸福感 2009年之后,反映香港城市楼价的中原城市指数(CCI)②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持续上升趋势,到2015年达到了回归以来的最高水平,远远超过了回归前夕香港房地产泡沫形成时的水平(见图4)。即使按照2013年的香港房价估算,香港100平方米的房屋价值达140万美元,香港人平均工作40年左右才能承担房价,是全球最难置业的地区。香港中产阶层辛劳工作一生的收入大部分都被高房价耗尽。而对于中下收入阶层而言,则是通过毕生努力也难以实现置业。 香港的高房价和高租金,使得青年人成家立室的压力增加,创业投入的门槛上升;居民居住空间狭窄,福利设施如幼儿园、老人院及残疾院舍缺乏;等候公屋的市民愈来愈多,愈来愈多人的居住环境下降,甚至被迫人住工厂大厦内的劏房;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外国投资者对香港望门兴叹。高房价、置业难大大降低了香港中产阶级及其以下收入者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阻碍了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图4 香港历年采的房价指数 数据来源:中原数据,http://hk.centadata.com/。 三、改善民生,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国际竞争力 后政改时代的香港经济前路在于从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厘清香港经济发展中的定位,抓住国家“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机遇,内外兼修,提升自身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一方面,完善公共政策,改善社会民生,提升港人生活满意度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另一方面,通过加快融入国家主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打造“一带一路”枢纽城市,提升国际竞争力。 (一)改善香港社会民生,提高港人生活满意度,提振未来发展信心 政治争拗形成的掣肘。已经影响到香港未来的发展。考虑到目前香港行政和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政府可优先推进民生项目,促使民生先行。 1.搁置争议,聚焦处理民生议题。利用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再分配调节,降低贫富差距,保障社会底层的基本生活水平。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从而降低贫富差距。优先推动综援等政策落实,通过“关爱基金”,援助社会弱势群体;完善退休保障制度,平衡老年金发放的公平和效率机制;推行“居家安老”为本的政策,提供更多资助院舍住宿照顾服务,重建和扩建现有养老服务设施;通过“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解决在职贫困问题。 2.调整房屋政策,多管齐下回应各阶层住房需求。住房问题是影响香港普通市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放宽不合时宜的限制,精简程序,促进土地开发和供给,逐步扭转供求失衡的问题,缓解高房价带来的不利影响。协助低收入阶层上楼,协助中产阶层置业;加快兴建公屋,做好规划和社区配套,增加供应;多管齐下资助自置居所,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和置业机会。 3.提升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增加教育系统的支出,保障教育机会公平,打破家庭背景与个人教育机会获得之间的强关系;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透过教育、培训和就业,提升香港社会流动性。 4.促进产业多元发展,改善就业机会和提高就业保障。目前,香港管理和专业职位的供应跟不上迅速扩大的高等教育,需要一个全面综合的政策,使劳动力市场、教育和其他机制能互相配合,吸纳香港大批接受过专上教育的人才就业,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配合和优化。与此同时,通过合理提高最低工资,保障低薪雇员收入,帮助吸引更多人投入劳动力市场。 5.促进区域合作,拓宽香港居民尤其是青年人的发展空间。结合广东自贸区的发展,为香港青年实现就业和创业提供更大的空间。除了发展金融、商贸服务、法律等现代服务业之外,可推进文化创新、信息等产业发展,为青年大学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投放更多的资源去提升青年的就业机会和竞争力,通过“青年发展基金”,资助青年创新活动,支持青年人创业。 (二)整合香港优势资源,打造“一带一路”枢纽城市,提升国际竞争力 “一带一路”沿线多为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梯度明显,互补性极强,中国实施该战略将带来众多建设项目以及贸易、投资和融资需求,香港完全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加以对接。 1.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为“一带一路”提供金融支持。金融支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善的金融体系,专业的金融分工,透明的、标准化的金融产品,齐备的金融基础设施,进而形成了强大的金融信息聚集和金融研发能力、金融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内地金融机构还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跨国融资需求,香港的参与将补上内地金融“走出去”的这块“短板”。 2.发挥现代服务业专业人才集聚优势,打造“一带一路”的国际营运平台。现代服务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香港聚集了大量的专业服务机构和高端服务人才,能够提供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专业服务,特别是其熟悉国际管理、西方会计制度、税例的商业管理与顾问、会计及审计咨询,是“走出去”中不可或缺的。香港如能打造成适应这一需求的国际营运中心,将为这些企业“走出去”提供最便利的平台。 3.拓展人民币业务,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的首要地位。发展人民币金融产品,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离岸循环和对外投资。香港应以深化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建设为契机,建设一个覆盖范围更为广泛的亚洲债券市场,支持国家战略的实施,同时也促进亚洲地区金融体系的完善和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 4.利用国际化的法律制度环境,扮演“内引外联”角色。对国际法律、惯例的不熟悉是制约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因素。香港一直沿袭英美法系,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环境是保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基石。同时,香港拥有大量的法律人才,熟悉国际法律、惯例,有丰富的处理国际业务的经验。 5.香港企业可以利用产业转移经验,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优势。中国过剩产能和优势产能“走出去”首先会面临接受国出于政治、保护本国企业等考虑而出现的种种限制,其次要适应各国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更要面对其他国家产业的竞争。香港企业经历了从香港向内地转移、从内地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的不同过程,在多年的国际经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借此契机,香港企业可深化在全球的产业布局,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上的优势。 注释: ①参见行政长官特设创新科技委员会第一份报告,1998年9月。 ②“中原城市指数”是一个每月发布的指数。它是基于政府土地注册处登记的住宅楼宇交易纪录编制,用以描述地产市场的价格变动。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为中心,在香港建立共识_香港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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