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假洋鬼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洋鬼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梦阳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红楼梦》第一回里，曹雪芹自叹道：‘满纸 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将此诗看做鲁迅对《阿Q正传》的自 叹，也不无道理。《阿Q正传》无疑是《红楼梦》之后，中国文学中蕴藉最为深厚的伟 大作品，问世七十多年来，经无数代研究家的无数次解读，似乎仍未‘解其中味’。” (注：张梦阳：《<阿Q正传>·“鲁迅人学”·阶级论》，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 10期。)其实，现在看来有些文章非但未解“其中味”，反倒离其本味愈来愈远了，其 中“对假洋鬼子”这一形象的读解即是一例。
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研究者们对阿Q这一形象作了各种各样的分析解说，提出了 多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方式。但在“假洋鬼子”的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 ，都认为“假洋鬼子”是一个毫无疑问应该加以批判的形象。造成这样一种看法的原因 很多，其中周作人和毛泽东对“假洋鬼子”的反感和批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阿 Q正传》发表后，周作人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道：
《正传》里所写的人物，除了静修庵的尼姑，管土谷祠的老头子，三两个没有什么表 现的之外，大都是鲁迅所谓呆而且坏的人，但其中又有个区别，大多数都是旧式的，新 式的人物只有一个，这即是假洋鬼子，却是特别的讨人厌。著者大概在这里要罄吐一下 对于这一种人的反感，虽然也未能详说，但主意总是表白出来了。照道理讲，这应该是 速成学生，头上顶着“富士山”的，不会得去混过几个月却把辫子剪了，以致做不成大 官，如他的母亲所说。不过若是“富士山”，那么回乡之后，便又可将辫子拖了下来， 不可能成为假洋鬼子，这一面可以免于阿Q等人的笑骂，但是一面也就没有了权威，后 来不容易有挂银桃子的机会了。著者说他当初剪了辫，后来留起了一尺多长的头发披在 背上，像是一个刘海仙，这是一种补充的说法，也仿佛可以看出他当初辫子并不是那么 爽快的剪掉。(注：周作人：《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2年版，第139页。)
按理说作为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分析应该是较为可信也较有说服力的，他的一些关 于鲁迅的文章也的确成为后世鲁迅研究者的一些重要材料和证据。但在此处，我们却不 能不指出他对“假洋鬼子”的分析和定位显然偏离了作者的原意，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后世研究者对“假洋鬼子”这一形象的理解和把握。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后面 加以分析。
如果说周作人是以鲁迅的弟弟，并且以和鲁迅同时代而且思想有过深入交流的现代文 学大家的身份写这段文字，所以能够对后世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产生一种束缚的话，毛泽 东则是以其无与伦比的政治思想权威的身份，影响了鲁迅研究的走向。毛说：“鲁迅在 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了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 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 。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见《建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从那以后，“假 洋鬼子”不准劳动者革命的罪名便铁板钉钉了。此后许多研究者便把不准平民革命作为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进行探究的结果之一。比如有的研究者就在自 己的著作中写道：“资产阶级根本不敢动员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也不打算去动 摇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他们要农民按照他们划定的‘秩序革命’、‘文明革命’的框 框行事，农民斗争一旦突破了这些框框，他们便借口‘行动越轨’，狂暴地压制农民的 革命要求。”(注：程致中：《寻找精神的家园——思想者鲁迅论》，学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9页。)这样一种论调其实只是对毛泽东论断的重述和回应。应该说，在这一 点上，支克坚先生的文章是有着突破性贡献的。他在《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一文 中，非常精辟且富有说服力地指出，其实鲁迅也是不赞成阿Q革命的。这样就对“假洋 鬼子”压迫下层人民革命的罪名进行了有力的消解。然而遗憾的是，在这篇文章中，支 先生并没有进一步对“假洋鬼子”的被误读进行辨析。那么，“假洋鬼子”究竟是怎样 一个人物，我们应该站在一种什么立场上去认识和把握这一形象呢?
现在，当人们一提起“假洋鬼子”如何如何的时候，其实已经预先包含了一种价值判 断在里面了。在潜意识层面，“假洋鬼子”已经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形象。一提起他， 读者立刻会联想到一个披头散发，提着文明棍，高谈阔论并且时不时蹦出几个英文词， 对下层劳动人民不屑一顾，而且常常会用手中那根“哭丧棒”虐待贫苦百姓如阿Q的一 个恶少形象。其实，这完全是对《阿Q正传》的一种误读。事实上，当我们不假思索地 随意运用“假洋鬼子”这个词去称呼那位钱大公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背离了鲁迅的原 意。在小说中，阿Q之所以对钱大公子深恶痛绝，鄙视地称他“假洋鬼子”，无非是因 为这位钱大公子上过洋学堂，而且去东洋留了半年学，回来后“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 了”，于是有了“里通外国”的嫌疑。当然阿Q更为痛恨的是他那一条假辫子，以为“ 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可见，去东洋留过学和剪掉了辫子是阿Q将 钱大公子斥为“假洋鬼子”的主要原因。因而，当我们随着阿Q一样称呼他“假洋鬼子 ”并且咬牙切齿充满厌恶的时候，我们也就不自觉地做了阿Q的同党。我想这是鲁迅的 一种悲哀。周作人曾经提到，鲁迅“在小说和散文中有不少自述的部分”。其实在这篇 小说中，“假洋鬼子”一词也包含了鲁迅的一种充满辛酸和悲凉的自况，同时也表达了 他对早年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Q们的一种复仇的讽刺。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以及《 头发的故事》里的N先生一样，《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也有着鲁迅自己的影子 (注：周作人曾经指出：“《头发的故事》也是自叙体的，不过著者不是直接自叙，乃 是借了别一个人的嘴来说这篇故事罢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第41页。)。
纵观鲁迅的一生，剪辫之祸在他心底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他曾在多篇文章中 提及此事，愤懑之情溢于言表。1902年鲁迅去日本后不久就把辫子剪掉了，并且照相留 念，题诗明志。他把剪掉辫子当作自己迈向新的人生道路的第一步。然而没有料到这竟 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照片寄到国内，首先让家里人大吃一惊。据周建人回忆， 当时“我们一看，都一呆，原来他把辫子剪掉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家乡还不曾见到 过哩!他去日本留学，冷言冷语已经不少，怎么竟把辫子剪掉了呢?”自己家的人虽然吃 惊倒也不算什么，可是三台门里的亲属就不一样了，“子传奶奶看到了这照片，人都酥 去了，半晌，才说：‘阿樟怎么把辫子剪了?宜少奶奶，你怎么也不管管他?’”(注： 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 177～178、180～181页。)
虽然他剪掉辫子的事在家乡族人中引起了很大的波澜，然而此时鲁迅尚在日本，并没 有亲身感受到。直到1903年8月，鲁迅回国探亲，才亲身感受到了短发给他带来的巨大 痛苦。周建人在他的回忆中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景，虽然这段话很长，但是为了保持原 貌，还是把原文照抄在这里：
大哥到家的那天，我正好在家里，我只看见一个外国人，从黄门熟门熟路地进来，短 头发，一身旅行装束，脚穿高帮皮靴，裤脚扣紧，背着背包，拎着行李，精神饱满，生 机勃勃，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的大哥呀!
他见过祖父、祖母、潘庶祖母、母亲，家里人倒也不说什么，没觉得这短头发有什么 不好，可是台门里一听见大哥回来了，第一件要紧的事，便是来围观他的头发，好像看 希奇的动物，那眼神真有形容不出的味道。等他们走后，大哥说，在上海，倒还不感觉 什么。人家分不清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可是他想到，在杭州、绍兴恐怕大家不习惯 ，所以就花了二元钱买了一条假辫子。
第二天，他便穿上衣衫，戴上假辫。这样该好了吧，但还是不行。台门里知道我大哥 回来的人更多了，无论台门里的族人或出去碰到的路人，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发现它 是假的，就一声冷笑；听说伯文叔还准备去告官呢!我大哥并不怕，戴了假辫子去看望 过寿老先生和别人。
假辫子既然要给人看出是假辫，那就不如显出真面目来得直截爽快。我大哥索性废了 假辫子，穿着西装，和我一起到大街去，他照例要上街买些纸和笔。
这可不得了了，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这冒失鬼”、“假洋鬼子”。我 听了也很气愤，然而寡不敌众，只好当作不听见。
于是，他不穿西装，改穿大衫，又和我一起到大街去。一路上，人们骂得更凶了：“ 这人一定犯了法!”
“说不定给人捉奸捉住，本夫剪了他的辫子呢!”
“这缺德鬼!”
我大哥试来试去，都找不出一个好办法，以后就索性在家里，不出去了。(注：周建人 ：《鲁迅故家的败落》(周建人口述，周晔整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1 78、180～181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剪掉辫子给鲁迅带来了多大的压力和屈辱!直到1909年，鲁迅结束 留学生涯回国以后，他还不得不承受着没有辫子而带来的屈辱，一回上海便买了一条假 辫子装上。装了一个多月，因为老是担心掉下来或是被人拉下来，于是“索性不装了” ，但是又遭到辱骂。所以鲁迅满怀悲愤地写道：“我想，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 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辫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注：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卷六，第191～19 3页。)其实我们还应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头发的故事》中的主人公“N先生”—— 其实也就是鲁迅自己的化身，由于屡屡被骂为“冒失鬼”、“假洋鬼子”，他也终于开 始反抗了：“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地打了几回，他 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地方还是骂……”(注：鲁迅：《头发的故事》 ，《鲁迅全集》卷一，第328、330页。)这里的“N先生”不正是《阿Q正传》里的“假 洋鬼子”吗?这手杖不就是阿Q所谓的“哭丧棒”吗?而被打的，不就是那些阿Q们吗?这 便是《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棒打阿Q一节的由来。
《头发的故事》写于1920年10月，发表在当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上。而《阿Q正传》则是1921年12月4日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至次年的2月12 日全部载完。两篇小说的发表相距仅一年的时间，此时已经步入中年的鲁迅早已是一位 深刻的思想家了。我们可以肯定，在这一年之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应该是有着内在的延 续性的。在《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对于那位N先生——“假洋鬼子”怀有充分的理解 和同情，因为他就是鲁迅自己的化身，难道一年之后到了《阿Q正传》中，鲁迅的思想 就来了个大转弯，转而尖刻地揶揄、嘲弄，以为他“特别的讨人厌”吗?
剪掉辫子给鲁迅带来的痛苦之所以刻骨铭心，原因之一就是被人追骂“假洋鬼子”给 他带来了巨大伤害。虽然鲁迅在决意剪辫子前对于可能遭遇的麻烦已经有所估计，并且 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但是回到绍兴后所遇到的种种侮辱嘲骂仍然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他只好“呆在家里，不出去了”。当然，在这之前他也许曾经“横眉冷对千夫指”，甚 至手中添出一根手杖向嘲骂者们拼命还击了几回，但是最终，在周围万千阿Q们的嘲骂 声中，他还是选择了“呆在家里”，选择了退却。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丝毫无损于鲁迅的形象。他回国后的 第二年在绍兴中学做学监，对于学生剪辫的要求他还进行了劝阻。《病后杂谈之余》中 回忆了当时的情况：这时“学生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有很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 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 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 ，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注：鲁迅：《病后 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卷六，第191～193页。)。鲁迅当然知 道没有辫子好，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个没有辫子的“新党”。但是鉴于自己剪去辫子后所 承受的巨大压力，他还是恳切地劝告自己的学生暂时不要把辫子剪掉，尽管这一片舐犊 的苦心在当时并不为学生所理解甚至被误会为言行不一。根据胡愈之的回忆，那时每逢 圣诞日，鲁迅也会“戴上假辫发，率领学生向万岁牌跪拜”的(注：胡愈之：《我的中 学生时代》，见1931年6月《中学生杂志》第十六号。当时署名“愈之”，“我的中学 生时代”是栏目的名称，同期发表的还有章克标、尤墨君、夏丐尊三人的文章。)，难 道我们据此就得出像学生一样的结论，以为鲁迅是言行不一致，并且进而推断出当初鲁 迅的辫子“仿佛也并不是那么爽快的剪掉”的吗?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很多的无奈， 有时迫于周围的压力，人难免要做出一些看似与自己的信念相违的事情，难道我们就因 此而否定他的一切，怀疑他当初的真诚吗?周作人1906年去日本之前在上海剪掉了辫子 ，但那时在上海人家是“分不清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所以大概也不曾遭到嘲骂 。直到1911年5月在鲁迅的亲自督促下他才回国，所以他大约从来没有体会过被人骂作 “假洋鬼子”的屈辱与辛酸。因为“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 来，算是革命了”，而在鲁迅看来，革命带来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却的是我从此 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也听不到什么嘲骂”(注：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卷六，第191～193页。)。作为当时剪辫留学生 中相对幸运的一个，周作人竟对他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视而不见，甚至做出那样不近情 理的推断，其中未免有点隔岸观火的意味。
《阿Q正传》中的钱大公子，留学回国后戴起了假辫子，甚至又重新留起了头发，也实 在有着不可言说的苦衷。因为剪掉了辫子，“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 回井”，家里闹得不可开交……鲁迅当初剪了辫子，虽然在外面遭到辱骂，但在自己家 里，家人还是理解他的，甚至他那位做过封建官僚的祖父也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好。但这 位钱大公子就不同了，他不仅要面对外面阿Q们的侮辱与嘲骂，还要面对来自家庭内部 母亲和妻子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戴假辫子，甚至又留起了头发，又有什么不 可原谅的呢?难道我们还要跟在阿Q身后鄙夷地骂他“假洋鬼子”吗?相信这绝对不是有 着相同经历的鲁迅所希望看到的。在小说中，鲁迅对于这位钱大公子是同情和理解多于 厌恶的。不管怎么说，这位钱大公子在当时即使算不得时代的精英，至少也应该算是一 位受到过现代思想浸染的新人。真心也好，投机也罢，和阿Q们相比，他更能理解革命 的真谛，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
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鲁迅的心态是多面的、复杂的，他的敏感多疑已经是学界的 共识。有研究者就曾专门著文指出：“也许因为亲眼目睹的人间的凶险和欺诈太多，以 及身体状况的关系，鲁迅的疑心似乎比常人重得多。”(注：参见杨守森主编：《二十 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绪论部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从这样一种性格 特征出发，敏感多疑的鲁迅他会乐意听到人们连续不断地对于“假洋鬼子”的反感和嘲 弄吗?被辱骂为“假洋鬼子”的经历是深深地印在鲁迅心灵深处的一块永远难以愈合的 伤疤。《阿Q正传》之后，面对人们对“假洋鬼子”的肆意讨伐与嘲弄，我想鲁迅除了 苦笑之外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感受了。至于鲁迅为什么在自己的小说中用了“假洋鬼子 ”这一自己永远也不想听到的词语，我想这大概是出于一种自嘲和反讽。就像在与创造 社的论战中被斥为“封建余孽”，鲁迅索性就用“封之余”做笔名继续与成仿吾等人论 战一样。在《头发的故事》里，鲁迅也借N先生之口说道：“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 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 ……”(注：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卷一，第328、330页。)其中的兴奋 自不待言，而一种复仇的快感也流露无疑了。因此，一年之后鲁迅在《阿Q正传》中， 重又对那些当年曾经骂过自己“假洋鬼子”的阿Q们进行讽刺与调侃，也是顺理成章的 。鲁迅是深恶“十年媳妇熬成婆”的中国式的宿命的，这是他所着力批判的国民性的一 部分。1921年，当他已经可以堂堂正正地在大街上走路，不用担心被骂作“假洋鬼子” 时，他会至此反戈一击，对着当年和自己有着相似境遇的钱大公子或者就是当年的自己 狠狠地戳上一刀吗?因此我以为，当我们揪着鲁迅说他“像一个刘海仙”这句话不放， 并且大张旗鼓地对“假洋鬼子”进行批判时，我们就背离了鲁迅的原意。也许正因如此 ，直到1936年7月鲁迅去世前的3个月，他还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 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注：见1936年7月19日鲁迅致沈西苓信。转引自《鲁迅年 谱》卷四(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鲁迅的这 句话同样适用于周作人对这篇小说所作出的解读。
事实上，这位钱大公子也理应进入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描写的画廊，同狂人、孔乙己 、魏连殳、陈士诚、高尔础等人并列成为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群像中的一员。同这些已 经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形象相比，“假洋鬼子”自有其独特的一面。他进过洋学堂，并 且赴日本留过学，接受了现代思想的洗礼，后来回国后，他在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巨大的 压力下，被迫重新留起了辫子。但当革命风暴到来时，他又立刻投身其中了。但是受当 时领导者革命理念的影响，还因为个人之间的矛盾恩怨，他对于曾经辱骂过自己的阿Q 的革命要求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假洋鬼子”的形象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有着某种普遍意义的。辛亥前后回国的留学生中，有着和“假 洋鬼子”类似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在《病后杂谈之余》中鲁迅曾经提及上海有一个专门 装假辫子的专家，“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注：鲁迅：《病后杂谈之 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卷六，第191～193页。)。这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当时社会上“假洋鬼子”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因此，我们可否这样理解：有着 若干自况意味的“假洋鬼子”形象，其实是鲁迅对自己笔下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群像的一 种丰富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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