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联盟控制机制对于联盟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联盟论文,效率论文,机制论文,价值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随着环境变化的加快，建立战略联盟已经成为组织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选择。根据《财富》杂志公布的1000家大企业统计数据，1980年由企业所建立的战略联盟所产生的销售额只占到了整个企业销售额的2%，然而到了1996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19%，2002年联盟产生的销售额已经占到整个销售额的35%以上。随着联盟实践的快速发展，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战略联盟的形成原因和潜在优势，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都运用了交易成本理论来分析联盟问题。这些研究所隐含的共同假设是：联盟的成败(包括联盟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有效地抑制投机风险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然而随着相关研究和实践活动的深入，人们开始认识到实现更有效率的价值创造，才是企业建立联盟的根本目标。正如Ghoshal(1996)等学者指出的，联盟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关系在交易成本的框架内往往是没有效率的，相反正是由于能够有效地创造价值，联盟才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组织形态[1]。交易价值最大，而不是交易成本最小，才是建立战略联盟的根本目标[2]。
然而在实践当中，企业试图通过联盟来实现更有效地创造价值的目标是否得到实现了呢？相关统计表明，大约80%的战略联盟最终因为没有达到既定目标而解体。这一现象说明：通过战略联盟实现价值创造，即将联盟本身所具备的潜在价值转化为实际价值并不是一个自发的、不需要管理和控制的过程。深入分析如何通过战略联盟实现有效的价值创造，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在众多影响战略联盟创造价值效率的因素当中，许多学者都强调联盟采用的控制方式对于实现有效的价值创造具有重要影响，Dyer和Singh(1998)明确地指出，联盟所采用的控制方式是影响价值创造效率最重要的四个因素之一[3]。然而由于对联盟创造价值的内涵和特征缺乏进一步的认识，相关研究还未能更加深入地分析联盟控制与价值创造的关系问题，这一缺陷的集中表现人们尚不清楚：(1)企业通过战略联盟实现价值创造的方式有多种，控制方式对于特定价值创造方式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2)控制方式对于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是否会在联盟过程中发生变化。本文试图对这两方面的问题给出一个初步回答，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通过进一步地分析战略联盟创造价值的基本途径，分别分析不同控制机制对于各种价值创造活动效率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如何在联盟的过程中变化的。基于对365家中国企业间联盟进行调研所获得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1 战略联盟的价值创造功能
在一般层次上，价值是指对于主体效用的满足。迈克·波特(1985)认为，价值可以用买方愿意为企业提供给他们的产品或服务付出的价格来衡量[4]。而按照基于资源的观点，价值就是创造租金收入的能力[5]。基于这一认识，Makadok(2001)认为，所有价值活动的共同特点正是它们能够创造不同类型的租金收入[6]。资源学派强调两种重要的租金创造机制：资源识取(Resource-Picking)和能力构筑(Capability-Building)[6]。因此这两种创租机制是战略联盟中两种基本的价值创造活动形式[7]。
1.1资源交易
传统资源学派的观点强调稀缺性资源所带来的租金收入，即Ricardian(李嘉图)租金。该学派关注于关键资源，即满足稀缺性、难以模仿、有价值的资源，强调关键资源的获得与保持对于公司战略的重要意义[8-9]。传统研究强调了企业在要素市场上的购买行为将决定企业能否实现资源差异化，进而获得租金收入。然而战略联盟的出现为企业获得有价值的资源提供了另一种有效途径：一方面，通过联盟实现交易，能够降低资源在市场交易时所面对的投机风险，从而提高交易的效率。此外，联盟能够在一定的持续时间内完成一系列的企业间交易，从而降低了单次交易的费用。因此，通过建立联盟而获得所需要的资源，就成为战略联盟创造价值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将这一价值创造活动命名为“资源交换”，它强调通过战略联盟实现企业间有效的资源交换，从而实现企业资源的差异化，进行创造李嘉图租金的活动。
1.2能力学习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租金是从有效地获得、发展、配置以及利用资源的活动中产生的[10]。根据这一认识，能力学派更强调能力在创造价值过程中的作用，进而该学派认为，构筑企业的能力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创造活动。由于能力所创造的租金收入具有耗散的特征，即竞争对手可能通过一定的途径替代公司所有的能力和专长，因此被称为熊彼特租金[6，11]。战略联盟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建立自身能力体系的方式：联盟中的学习活动已经成为企业提升自身能力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从联盟成员那里学习有价值的技能是战略联盟创造价值的另一种重要方式。
2 战略联盟控制方式对于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
联盟控制方式是指联盟成员为实现自身在合作中的目标而在联盟中使用的一系列治理手段和策略。实践中，企业可能运用多种控制方式来实现合作目标。现有文献通常将战略联盟的控制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基于契约的正式控制和基于双方社会化关系的社会控制。
2.1基于契约的正式控制
在战略联盟中，正式的契约是控制合作伙伴行为的重要手段。通过契约，联盟成员能够详细地规定合作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契约同时也给予了合作伙伴在对方实施投机行为时依靠第三方力量(法律，国家的力量)保护自身利益的权力[12]。有两种类型的市场契约被用于合作关系的控制：一种是古典契约，这类契约清楚地定义了合作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适合合作内容比较简单、环境不确定性和专用性投资水平比较低的交易与合作；另一种是新古典契约，当资产专用性的提高以及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时，新古典契约就成为一种新的控制手段，适用于交易双方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有所增加，但仍然保持独立的企业间合作关系。其特点是强调了环境变化时交易各方应该采取的行动，增加了合作安排的柔性和适应性。
2.2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
战略联盟是在特定伙伴之间一个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交易过程，因此在战略联盟中也可能产生和形成各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不同学者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指出“私人秩序”，以及“信任/嵌套关系”是合作中实现控制目标的另一种途径。“自我加强”是这一类控制方式最主要的特点，即控制方式的实施不需要第三方力量的介入[13]。相比而言，社会控制方式更加适合内容较为复杂的交易与联盟[12，14]。Uzzi(1997)指出了更依赖社会控制的战略联盟有三个显著的特点：高的信任水平、整合的信息交流和共同解决合作当中的问题[15]。
2.3控制方式对于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控制方式对于联盟中价值创造活动的效率有很强的影响[13，16]。其中比较多的观点认为，社会控制比正式控制更能实现有效的价值创造[1,17]。其主要的理由是联盟成员依赖于正式控制将导致：较高的签约成本，较高的监督成本，较高的调整和适应成本。这一看法尽管从整体上反映了控制方式对于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但未能针对每种价值创造活动的特征和性质进一步分析控制方式的有效性。事实上，对于不同价值创造活动，特定控制方式所能实现的效率是不同，就“资源交换”这一价值创造活动而言，正式控制与社会控制可能都是有效的控制方式，其原因在于：(1)对于资源交换而言，正式控制面临的签约成本未必很高；Dyer等(1998)所强调的正式控制的签约成本，主要是指双方为应对可能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而在合同中尽地可能详尽地制定出相应条款而产生的成本[13]。对于比较复杂的交易，制定详尽的契约的确可能需要较高的成本。然而对于联盟中的资源交易，它往往涉及实物性的资产，包括生产设备、产品或是服务的交易，这类交易的内容比较简单，能够通过正式契约来实现对于交易的控制。因此对于交易实物性的资源而言，正式控制所需的契约并不会产生很高的签约成本。(2)对于资源交易而言，正式控制未必导致很高的监督成本。(3)由于正式契约当中明确规定了交易的价格、时间等要素，同时规定了一旦违约面临的处罚，因此联盟成员可以借助法律以及其他第三方的力量来实施监督。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对于联盟当中的资源交易而言，正式控制和社会控制都是有效的。
“能力学习”作为联盟中另一种重要的价值创造活动，其内涵是企业通过联盟关系学习伙伴在技术、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技能。联盟控制方式能否实现知识在联盟中的有效转移，主要取决于：(1)特定的控制方式能否提高联盟成员传递知识的意愿。(2)特定的控制方式能否提供丰富、有效的知识传递途径。基于这两方面的要求，我们认为在实现能力学习方面，社会控制比正式控制更加有效，原因在于：(1)社会控制提高联盟成员间的信任水平，从而提高企业在联盟中转移知识的意愿。(2)社会控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知识转移途径；由于组织间知识转移的复杂性，控制机制必须提供足够的信息交换和处理能力才能保证知识转移的效率[18]。与正式控制相比，社会控制方式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协调与沟通机制[14]，包括能更好地传递详细、暗默性和整合的信息。(3)企业很难通过正式契约中的具体条款来保证知识转移目标的实现。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2：相比于正式控制，依赖社会控制能够在联盟中实现更高效率的能力学习。
2.4联盟控制方式对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在合作过程中的变化
控制方式对于价值创造活动效率的影响还将受到联盟发展和演化的影响，表现为正式控制的有效性会随着联盟持续时间的增长而下降，其原因在于：第一，长时间的依赖正式控制，将增加联盟伙伴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导致联盟的不稳定而降低价值活动的效率；Ring和Ven de Ven(1994)指出，在合作过程中，联盟成员应该逐渐从更加依赖正式控制转向更加依赖社会控制，从而保证联盟的效率[19]。第二，在合作的过程中，联盟必然在许多方面进行调整才能进一步地提高价值创造活动的效率。正式控制的一个致命缺点就是不具备足够的柔性和适应性来应对环境和其他方面的变化[20]。因此长期依赖正式控制将降低价值创造的效率。第三，从控制的成本上看，正式控制在长期内是无效率的。环境的变化要求契约随着调整，而重复谈判和签约将大大提高联盟控制的成本[13]。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我们有如下假设：
H1：随着联盟持续时间的增长，对于联盟中的资源交换，正式控制的有效性将下降。
H2：随着联盟持续时间的增长，对于联盟中的能力学习，正式控制的阻碍作用将上升。
随着联盟的发展和演化，社会控制与联盟中价值创造活动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在联盟演化过程中得到保持。其原因在于：首先，社会控制从长期的角度上看，是更具成本有效性的控制方式[21]，除了最初建立社会控制方式的成本，社会控制在联盟过程中所涉及的成本是非常低的。第二，与正式控制相比，社会控制更富有柔性和适应性，这些特点对于其在联盟过程中，保持与价值创造活动效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有如下假设：
H3：在持续时间较短和较长的联盟中，对于联盟中的资源交换，社会控制都是有效的。
H4：在持续时间较短和较长的联盟中，对于联盟中的能力学习，社会控制都是有效的。
3 方法与检验结果
3.1样本
本次调研以上海、广东、山东、河南、辽宁、四川、陕西、山西8省市850多家制造和加工企业为问卷对象，针对其建立的战略联盟进行问卷调查。广泛搜集不同地区的样本，降低了特定区域的特征对于实证分析结果产生显著影响的可能。我们按如下程序确定了本次调研的范围：首先通过各省市公开出版的企业名录以及当地经贸委的详细企业名单。限定范围为制造和加工行业，最终选择了850家企业作为最后的调研对象。根据各地调研对象的数量，在调研所涉及的各省以及直辖市派驻5个～10个调研员展开正式调研工作。在调研时遵循以下标准：(1)在访问人指导下，由企业主要负责人当场填写。(2)请填写人按照第一反应填写。(3)问卷中连续出现相同回答的，视为无效问卷。最终我们获得了总共365个联盟调研样本，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42.9%。与同类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回收率还是比较高的。
3.2因素的度量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7点度量计分的方法。1表示最不相同，7表示最相同。2～6为中间状态。在具体设计因素的具体度量指标时，我们首先通过文献检索查找已经被前人使用过，并被证明是有效的度量指标；如果不能找到恰当的指标，那么就根据现有文献中对该因素的讨论，归纳出该因素的主要特征作为度量指标。以下针对研究当中的每个因素，进行度量指标及其依据的选择说明。
3.2.1社会控制(SC)
社会控制是指联盟成员通过信任、社会关系以及声望等社会制度来控制合作伙伴行为的控制手段和途径。在设计变量时采用了Uzzi(1997)对于社会控制占主导地位联盟的主要特性的总结[15]，以及Fryxell等(2002)对于美国企业间的战略联盟中社会控制与信任的关系研究[21]。主要指标包括：(1)对于可能影响伙伴的事件和变化，我们会及时的通报给联盟伙伴。(2)合作的双方都致力于整个合作的改善，而不仅仅是自身利益最大化。(3)我们的伙伴是值得信任和诚实的。(4)双方参与对方的经营决策。
3.2.2正式控制(FC)
正式控制的基础是合作双方在事前拟定严格的法律契约，主要是通过在合作中监督对方的行为来确保契约的实施。因此，度量正式控制在合作中的重要性，主要是考察联盟中成员对于合同的重视程度以及监督的重要性。根据文献当中对于正式控制的描述，强烈依赖于正式控制的联盟成员间的关系，往往不如社会控制主导的联盟开放。因此本文采用了Dyer和Singh(1998)以及Jap等(2000)对于正式控制的度量[13,22]，主要包含三个指标：(1)双方事先拟定的正式契约的内容对于目前联盟的重要性。(2)联盟中对于伙伴的行为进行了监督。(3)与企业所建立的其他合作关系相比，我们与该伙伴的关系更加正式。
3.2.3资源交易的效率(RE)
资源交易作为联盟中的一种价值创造方式，主要的含义是指企业通过联盟更加有效地交易实物型资产，如产品、服务等。因此，在度量这一价值创造活动的效率时，我们主要考察联盟在交易各种实物资产时的效率，按照不同实物资产的类型来组织，现有文献将企业中的实物资产和资源一般归纳为财务资源、设备与产品、生产设备等[23]。因此，我们主要通过四个方面的交易效率来衡量企业在联盟中实现资源识取的效率，具体指标包括：(1)有效地获得了对方的资金支持。(2)实现了设备和实物资产的共享。(3)特定形势下(如风险)获得对方支持。(4)更好地获得对方的服务和产品。
3.2.4能力学习的效率(CL)
与度量资源交易的方法相似，对于企业通过联盟学习对方能力的度量，主要是通过分别考察企业在学习伙伴各方面能力时的效率。根据现有文献的归纳[23]，组织能力可以按照企业主要经营活动分为：内部管理能力、技术能力、市场开发与营销能力、产品开发能力以及生产运作能力等。为此本文设计的度量指标有：(1)通过联盟，企业有效地学到了对方的技术专长。(2)通过联盟，企业有效地学到了对方的内部管理能力。(3)通过联盟，企业有效地学到了对方的新产品开发能力。(4)通过联盟，企业有效地学到了对方的市场开发能力。
我们通过自联盟成立到调研之间的间隔来度量联盟的持续时间；并以联盟样本持续时间的平均数，即5年，作为评判标准，低于5年的，认为是持续时间较短的联盟，而持续时间超过平均值5年的，则认为是持续时间较长的联盟。通过分析控制方式对于价值创造活动的影响在不同持续时间的联盟中的不同影响，就能够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四个假设。
3.3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
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来分析和验证所提出的假设，主要依据是本文使用难以直接度量的联盟控制、价值创造活动效率这些假设概念作为模型要素，结构方程模型技术能够更为充分地体现其蕴含的要素信息和影响作用，从而避免了传统的回归方法通过均值来处理包含多变量因素所带来的误差。同时本文涉及2个因变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能够有效地完成实证检验工作。
3.4检验结果
3.4.1度量模型的检验
主要通过分析相关因素的AlPHA值，采用因子分析法来确定度量的有效性。相关结果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指标的一致性是比较好的。
3.4.2结构模型的拟合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有多个衡量指标，表2列出了本次检验得到的结果以及期望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程度是比较好的。
3.4.3路径系数
表3列出了结构路径系数结果。
3.4.4假设检验
通过观察表3路径系数，可以看出正式控制对于联盟中资源交换效率的正相关关系在持续较短的联盟当中显著，而在持续时间较长的联盟当中是不显著的，因此假设1成立。
同时，可以看出正式控制与能力学习的负相关关系在持续较长和较短的联盟当中都是不显著的，然而在持续时间较长的联盟当中，正式控制与能力学习的关系是-0.062(不显著)，而在持续时间较短的联盟当中的路径系数为正0.146(不显著)，通过进一步比较这两个路径系数的差异，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①，因此随着联盟持续时间的增长，对于联盟中的能力学习，正式控制的阻碍作用将增强，假设2成立。
通过观察路径系数可以发现，社会控制的有效性在联盟过程中并不发生变化，表现在社会控制与资源交换和能力学习的正相关关系在持续时间较长和较短的联盟当中都是成立的。因此，假设3、假设4都得到了数据支持。
4 讨论
本文提出的4个假设描述了在联盟发展的不同阶段，战略联盟控制方式对两种不同的价值创造活动：资源交换和能力学习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在整体上，相对于正式控制，社会控制在实现价值创造时的效率更高。通过将联盟持续时间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到两者关系的分析当中，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控制方式在实现价值创造时的效率是否会在合作过程中变化的问题。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正式控制而言，其有效性会随着联盟持续时间的延长而下降，而社会控制将在联盟过程中保持其有效性。这一分析结果首先验证了Ring和Van de Ven(1994)、Dyer和Singh(1998)、Fryxell等(2002)对于正式控制有效性的分析：他们都认为正式控制的有效性会随着联盟持续时间的增长而下降，因而本质上是一种短期有效的控制方式；相反社会控制的有效性则能够长期维持[13,19,21]。值得指出的是，在针对这一问题的众多分析当中，只有Fryxell等(2002)进行了实证分析，然而他仅分析了正式控制对于最终的联盟绩效的影响是如何随联盟持续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问题[21]。而在我们的研究当中，通过将联盟价值创造功能归纳为两种基本形态，从而进一步细化了Fryxell等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
数据分析所得出的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缺乏柔性和适应性，是导致正式控制创造价值方面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通过进一步考察在持续时间较短的联盟中正式控制与两种价值创造活动效率关系的路径系数，我们发现，尽管在理论上有许多学者都指出了正式控制在价值创造方面，具有内在的和根本性的缺陷，如对于正式控制的依赖将降低合作各方信息交流的水平，以及限制双方的互动，提高机会主义成本等[13-15,19]。但实证分析的结果却表明，在持续时间较短的联盟中，正式控制对于价值创造活动效率的阻碍作用并没有理论上描述的那么显著：在持续时间较短的中国—中国企业间的联盟当中，正式控制与资源交易为显著正相关，和能力学习的关系为正，且概率值也接近于显著水平。因此不能够简单地认为正式控制必然在合作过程中损害价值创造的效率。实证结果表明，在联盟的初创时期，联盟双方还是可以通过制定正式的契约在短期内实现相对有效的价值创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式控制的有效性会不断下降，最终会对大部分的价值创造活动效率产生抑制作用。因此，基于正式契约的控制方式从本质上是短期有效的，导致正式控制在长期内损害有效价值创造的主要原因在于：依赖正式控制的联盟伙伴很难及时地调整契约的内容而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不是正式控制本身的局限性。
本文分析结果对于我国企业的联盟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联盟的管理者而言，从长期来看，企业不能总是依赖正式控制来管理战略联盟，为了实现联盟的持续有效性，必须在联盟的过程中实现从正式控制向社会控制的转变。同时，我们的分析还指出，在持续时间较短的联盟中，联盟成员对正式控制的依赖并不会显著降低联盟创造价值的效率，进一步考虑建立特定控制方式的成本特征，在联盟的初期阶段采用正式控制则是更加有效的。此外，分析结果还说明，对于不同的价值创造活动，两类控制方式的有效性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对于持续时间较短的联盟，在实现有效的资源交易时，正式控制也是有效的。这些结果建议管理者必须根据联盟的内容和阶段，选择恰当的形成联盟的控制方式。综合起来，我们对于实现有效战略联盟控制的建议是，在持续时间较短的联盟中，正式控制具有更高的成本有效性(这里我们假设联盟双方都是第一次合作，不存在事先能够实现社会控制的社会关系)；而随着联盟持续时间的增长，正式控制的效率会大大地降低，契约的调整也会导致很高的成本，而社会控制不仅能实现很高的效率，而且社会控制在形成之后需要的成本也是较低的。因此，对于初创的、以资源交易内主的联盟，正式控制是一种低成本且有较高效率的控制方式。而对于持续时间较长的联盟，依赖于社会控制是更加有效地选择。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