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裂变中的辉煌崛起——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诞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中国文学论文,话语论文,辉煌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车轮即将走完最后的路程。在世纪末的暮色中回顾百年文学的历史，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浮沉，毫无疑问是一个让知识分子自身思之怅然的现象。重新认识百年风雨中走过的坎坷路程，毫无疑问是必要的。在知识分子话语又一次被时髦的批评抹得满脸污泥的今天，这种认识就更有必要。正是带着世纪末文化语境所给予的复杂心情，我试图穿越百年的历史，沿着我的前辈和同辈渗着汗水、泪水和血迹的脚印作一次精神的痛苦旅行，考察这段艰难的历程。而要完成这百年长旅，就必需首先回到源头，面对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和与生俱来的艰难处境。
一
本世纪文学中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是在世纪之交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萌芽的。那场思想启蒙运动又是从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开始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命运以铁的事实向人们昭示着中国的落后。无论中国人多么喜欢抱怨外力而不喜欢反思自身，都不能不接受落后就要挨打的关系规则。所以，有志之士为民族富强而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坚船利炮，中体西用，药方有了一大堆，然而，等待中华民族的却是甲午海战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全民族心头流血，也更坚定了一些知识分子变法图存的决心。于是，一场以西方思想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上个世纪末为引进西方文化而努力的知识分子中，首先值行注意的毫无疑问是严复。这位到英国学习了三年海军而在回国之后难展救国雄图的封建末世知识分子，在甲午惨败之后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抉论》等文章，并开始大量翻译西方学术著作。他的论文通过比较而使人们看到东西方文化之优劣：“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为学者，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论世变之亟》）他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介绍西方人“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的人权意识，介绍西方各种旨在保护民众自由、民主权利的法律。他对比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告知国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通国之公仆也。”“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辟韩》）他认识到了民主、自由与科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救亡抉论》）这种种思想的传播以极大的力量动摇着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奠定了新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基础。另一个对启蒙运动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是梁启超。这位以政治制度的改革为目的的维新派主将在维新失败之后更清楚地认识到：“欲新吾国，先新吾民”，“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他鼓吹新小说，介入诗界革命，积极参与文学理论与批评，正是看到了文学在改变人的思想意识方面的重要作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鲁迅等人致力于改造国民性，正是梁启超“新民”事业的继续。也就是说，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意义。
然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的启蒙运动所面对的现实矛盾，却使知识分子很难一步走进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行列，也很难迅速形成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像西方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样，中国的启蒙运动目的也在于以民主和科学冲破封建主义的枷锁，改变几千年的封建观念。然而，改变封建观念的运动却很不幸地在封建制度下进行。同时，民族的危机提醒着人们必须反对列强侵略以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这就使一些知识分子在瓦解国家权威问题上有所顾虑。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与思想启蒙运动是矛盾的。牢固的国家观念使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是救亡图存而不是天赋人权，是民族的解放而不是个人的解放。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大讲自由，特别强调的却是“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严复一再讲西方的天赋人权，但在《法意》18卷的译者按语中却说：“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合力图强”才是“自存之至计”。康有为的《大同书》一直密不示人，原因就是在他看来中国的国情还不能立即讲民权。他们一面传播新思想，一面又不愿意完全接受和立即实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还在中国现实的体制之下来思考问题。他们都很重视中国国情，而国情就是封建专制制度，重视国情就是在承认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思考问题。这就使他们的启蒙思想存在极大的局限。使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不可能在他们手中建成。
面对严复、梁启超的这种表现，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思想等方面寻找原因，其实，他们的认识并非不清楚，思考也并非不深刻，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当时还不可能彻底离开传统知识分子几千年的一贯道路。没有获得独立地位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获得独立意识。
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建立需要以知识分子的独立为条件。考察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位的获得，我们不能不注意世纪门槛上发生的科举制度的废除这一大事。正是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这一重大举措打破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一贯道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走着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条道路使他们皓首穷经而难以离经叛道，服从于科举的指挥棒而不能真正获得思想的自由和自我的解放。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他们在失落的同时获得了独立。他们中许多人的确为此后的道路感到茫然，甚至为十年寒窗的奋斗目标消失而无比痛苦，但是，失落和痛苦却使他们从国家权威话语中解放了出来，他们不必再死守经典，不必再为生存而违心地接受国家权威话语所强加给的一切。
但是，科举制度的废除还不可能把知识分子完全解放出来，因为皇帝依然端坐龙庭，封建制度虽然已经腐朽得斑驳陆离，却仍然足以限制人的自由。从理论上说，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是国家或者集团豢养的学子，只有自己支付学费而造就者才可能是自由的人。国家公费派出的留学生理所当然要服从国家的需要。经济上的依附必然制约着人格的独立。完成传统知识分子最后之大解放的是辛亥革命。皇帝退位，清王朝崩溃，即使习惯于依附而不愿意独立的人，也因找不到跪拜的地方而只好尴尬地站着。尽管有人因此而绝望自杀，有人因此而希望再有一个皇帝，但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大部分却在旧体制崩溃的条件下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最突出的代表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他们是第一代完全获得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独立地位的获得显然在于旧体制的崩溃。胡适是清王朝派出的留学生，如果清王朝不亡，他回国之后需要按照王朝的意志拿着王朝的俸禄履行王朝赋予自己的职责，但是，他生也有幸，不等学成归来，那个订购他的老板已经垮台，他因此而成了一个真正自由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本来在革命军中听令，如果革命胜利之后革命党能够建立起为自己所控制的国家机器，陈独秀也许只是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镙丝钉。但是，袁世凯却使革命党人没有能够获得政权，他也就可以随时离开革命队伍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与政府有点关系的倒是鲁迅。他因革命的成功而供职于新政府教育当局，但是，北洋政府作为新的国家权威话语的中心却没有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结果是政府发大洋养了鲁迅等这些在思想和行为上并不与之保持一致的人。新文化阵营的主将们都是这样一群在历史的急剧变革中获得独立的知识分子。周作人、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他们不再是以优异的学识服务于国家政权从而获取生存条件的群体，而成为一个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学识与社会交换以谋生的群体。用一句当代中国人大都熟知的比喻说，他们不再是依附于国家权力这张皮上的毛。他们在学校任教，在报馆主笔，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而没有被统购统销。
于是，在新世纪的曙色之中，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终于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诞生的庆典和阵容的首次大检阅。
二
传统知识分子在几千年中一直很难建立自己的话语。他们或以优异的学识为王牧民，或隐居山野融入民间。庙堂与民间是他们进退的两极，两极之间空间极小。新世纪的知识分子借助西方文化而在国家权威与民间之间开拓了他们的立身之地，建立起一个介于国家权力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他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坚持启蒙主义立场，倡导人的文学，完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崭新的形象雕塑，以鲜明的特点显示了自身的独特存在价值。
也许他们并无意于知识分子独特话语空间的建立，但是，他们的社会实践却使他们迅速确立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新位置，明确了现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责任。考察五四时期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话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鲜明特点：
首先，他们像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关心时政，忧国忧民，但是，他们却不再把委身权威去充当其奴仆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他们大都密切地关注着政治，因为既然关心民族的命运，而政治生活又最直接地影响着它，知识分子就必然地注视着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并且发出自己的声音。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是不正常的。由于社会政治的激烈动荡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然而，这种关心已经是知识分子式的，它不再是金殿前的跪读奏章。以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一代人为20世纪独立的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姿态。
其次，他们像历代同情劳苦大众的文人一样，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为下层劳动大众的苦难命运而呐喊。但是，他们不再与大众站在同一地平线上，而是在为民请命的同时以西方现代观念烛照其落后与愚昧，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进行思想文化启蒙。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新文学阵营的主将们一再写人力车夫、写学徒、写各种下层人民的疾苦，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广泛揭示社会人生问题，这都显示着他们对劳苦大众的关注和同情。然而，同情的泪水已经模糊不了他们的双眼，在关注苦难命运的同时审视着受难者的人格弱点。因为这种态度，新文学有了阿Q、孔乙己、 祥林嫂等一系列承载着同情和否定双重情感的形象。同情民众，又不俯就民众，这是五四启蒙话语又一原则性的问题。以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识是清醒的，在封建的政治体制崩溃之后，国民性格中的封建文化积淀没有得到清理，这就需要改造国民性，需要启发民众获得人的意识。
启蒙主义包括对权威的反叛和对大众的教育。新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话语因此而把自身从国家权威话语和民间大众话语中区分出来。他们是国家权威意识形态的监督者和批评者，是民众的代言者又是民众疾病的诊断者和医治者。他们的声音不是庙堂的声音，也不是民间大众的声音，而是一个新生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声音。
以上两点已经可以看到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的基本定位，然而，更充分地显示其精英话语特色的还在于它的人本文主义立场和人的解放、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目标。比较一下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和鲁迅、胡适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容易发现其极大的不同。在严复们那里，人的解放和个性的解放还远远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而在胡适鲁迅等人的观念中，人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价值尺度和目的。他们的立场从神转向人，从群体转向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上大书着科学与民主。科学的主要内容是进化论，这是严复时期已经获得的一种观念。它的现实功用是破除愚昧和迷信。新文化运动旗帜上的“民主”二字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很不相同。它包括了天赋人权和个性自由。从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可以看到：“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这里与民主相对的不仅仅是专制（旧政治），还有束缚和扼杀人性的一切旧传统。民主不仅意味着专制制度的消灭，而且意味着人的解放。五四一代人呼唤“人的文学”，理直气壮地张扬个性，他们思考问题的着眼点已经不是群体而是个体生命。鲁迅反对“爱国的自大”、“合群的自大”，而提倡“个人的自大”，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周作人提倡“个人本位主义”，稍后崛起的创造社在五四高潮中也一直高举着个性解放的大旗。清醒者接受个人主义的思想，不仅关心个人束缚的解除，而且在于社会发展依赖于个人的发展这一人本主义的基本观念。所以人的解放与民族解放并不矛盾。新文化阵营的一个共识就是立国先立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启蒙与救亡的统一。这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特点，在他们那里，立人是根本，启蒙是必由之路，只有启蒙任务完成，实现人的解放，民族国家才有希望。
关于启蒙与救亡的冲突，李泽厚的论述已过十年，但是，当前文坛很多人却把启蒙理解得过于宽泛，导致了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误区。包括一些否定五四启蒙主义的人，也往往是因为对其内涵的误解所致。因此，必须清楚，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的中心就是人的解放。为人的解放而反抗黑暗统治，为人的解放而批判吃人的道德，为人的解放而批判国民性，张扬个性，表现自我。历史要进化取决于人的解放；民族要强盛取决于人的解放。在五四新文学中，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对外，反抗一切压迫和奴役，批判和否定从政治到文化各个领域各个侧面的黑暗腐朽势力；对内，一方面表现自我、张扬个性，一方面反思国民的性格弱点以打破各种精神枷锁。不同的流派，不同的作家，致力的方向各有不同，但都统一于人的解放这一总的目标。正因为这样，五四文学才成为人的文学。那种教育人们守节、动员人们忠君、目的在于让大众服从于某个集团需要而进行的说教与其说是启蒙主义，不如说是愚民主义。其实，后来文学中的那些说教者本身也不承认自己是五四启蒙主义的继承者，他们自己已经与五四文学划清了界线，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将其混为一谈？那些把五四和文革绑在一起批判的人们，如果不是国粹主义者，就是因为不了解五四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因此，当前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五四正名，为五四新文学正名，为20世纪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正名。
三
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知识分子，会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他们的政治倾向往往很不相同，独立意识却极为相似。无论选择什么道路，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他们都不愿意放弃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正是这种独立意识完成着他们先驱者的形象，也正是这种独立意识使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能够独立存在。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新文学的倡导者、奠基者，胡适和鲁迅无疑具有标本的意义。
胡适回国之初曾经声明20年不谈政治，那时的他一心一意想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然而，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统治之下不能不表现自己的态度，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面对黑暗统治下的人生疾苦也不能不发出几声呐喊。因此胡适后来没有回避对政治的关心和议论。但有一点应该注意，他虽然过问政治，却不做政治权威的幕僚。他性格温和，与人为善，广结人缘，却能做当权者的诤友。当诤友者，目的是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丧失平等地批评当权者的权力。考察胡适一生，他真正做的官就是出任驻美大使。然而，清楚那段历史的人决不会说胡适出任大使是卖身投靠。大战开始，国力匮乏，中美外交至关重要，环顾海内，别无良选，能担此重任者，唯一书生。因此，尽管亲朋劝阻，胡适还是慷慨赴任，去为生养自己的祖国做那永远做不完的讲演。他与蒋介石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但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也非同一般。他以对蒋公开批评而引起蒋的注意：大谈人权，批评政治，批评蒋介石，而且批评孙中山。这使蒋介石极为恼火，于是杂志被查封，胡适本人被教育部敕令警告。西方人本主义观念碰到了中国专制主义的铁拳，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事实上一直面对着这种考验。当蒋介石召见“垂询政事”时，胡适却没有像一些人那样立即拜倒在权威脚下山呼万岁并且迅速铺垫上升的台阶，而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脊梁坚守了自己对政府和总统进行批评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坚守并非易事，中国的当权者需要的是臣子的效忠而不是自由知识分子的批评。50年代，他支持雷震在台湾办《自由中国》，蒋介石政权将雷震判刑，事实上也是对胡适及其他自由知识分子的一种警告。考察胡适一生，一直到死，他基本没有多少变化，牢牢地守着五四精神。在他影响下的派别和个人，介入政治者如傅斯年，不介入政治者如徐志摩、梁实秋等，也同样表现着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在政治倾向上，鲁迅与胡适明显不同，但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方面，他们却流淌着同样的血液。关于鲁迅的独立人格与独立思想，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有异议。就连毛泽东也赞美他没有奴颜媚骨。但是，有几个问题却是值得注意的。一是有人由于各种原因而片面地理解或片面地解释鲁迅自己所说“遵命文学”的含义。其实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即使是真的遵命，所遵的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遵命之说本身就是一种艺术，遵谁的命令？在新文学运动的领袖集团中，陈独秀命令过鲁迅吗？胡适命令过鲁迅吗？命令过他的只有钱玄同，——请他出山为《新青年》写文章，那算什么命令！
其次是关于鲁迅的转向以及与左联的关系。鲁迅是否有过转向，这是一个大题目，在此暂且不论。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同情大众的解放事业，这是一个事实。然而，即使在左联中，我们也仍然能够看到他的独立精神和绝不盲从的各种表现。他从不参加左联搞的飞行集会，不赞成左联领导人的种种主张，不接受任何人试图强加给他的教导。当李立三要他发表文章直接骂国民党而支持共产党的时候，他的回答也是断然拒绝。他与周扬的冲突事实上也不仅仅在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而很重要的是他不愿意服从这位领导人的意志。其实，周扬对他已经算特别客气，鲁迅却仍然接受不了那种“工头”、“元帅”式的作风。作为左联的成员，他的独立人格和独立精神使他无法完全无条件地服从组织。无论鲁迅后期的思想有什么变化，五四时期确立的启蒙主义立场却始终坚守着。当左联讨论文艺大众化的时候，他首先担心的是“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他主张“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目的却仍然是“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文艺的大众化》）。这与后来强调作家一定要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大众取得一致是不同的。
与胡适一样，他的嫡传弟子们也继承了他的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胡风、萧军等都以自己的不幸命运为代价捍卫了自己的独立意志，昭示着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精髓。后来对“鲁迅派”作家的批判大多不得要领，但周扬在《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中将冯雪峰、丁玲们的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个人主义，可谓一箭中的。还是五四的个性主义！还是怎么也难以放弃的独立意识！还是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立场！可是，以当年鲁迅的地位和影响，“元帅”即使心中不快也仍然要讲客气，而他的弟子们在新的环境下却失掉了像他那样做人能够安然无恙的条件。知识分子都在改造中纷纷放弃自己的立场而服从权威，坚持者不过以自己的悲剧证明觉醒的知识分子并不都那么自愿自觉地放弃独立意识而重新回到依附的地位。这是后话。
四
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在历史的急剧动荡中诞生。然而，它一开始就面临着各种尖锐而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注定了它不平坦的风雨之路。
从知识分子话语与其它话语关系的角度而言，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着三种话语：除新兴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之外，还有两种话语力量：1.国家权力话语，即国家权力所支持和倡导的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话语。2.民间大众话语，即下层普通民众的话语。严格地说，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大众话语在文学中是少见的，因为真正的工农兵和市民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仍然没有真正获得发出自己声音的空间，只有极个别的工农诗人、工农作家能够在文坛上发表他们的声音（且不管这声音是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然而，20世纪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一批知识分子以民间大众代言人自居，通过所谓深入生活的方式努力操作民间话语。从四十年代以降，我们的大众文学创作正是这样做的一个结果。这种话语虽然并非真正的民间大众话语，但也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声音，所以，权且把它称之为民间大众话语。
在历史的发展中，这三种话语之间的关系在不断调整，自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甚至这一阶段的民间话语在下一阶段可能成为国家权力话语；这一阶段的国家权力话语在下一阶段成为深隐于民间的东西。三种话语必然存在矛盾，而知识分子话语处于矛盾的中心。知识分子话语反传统，反权威，关心民众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唤醒民众反抗压迫和奴役，以争取做人的权力，因而受到国家权力话语的抵制。知识分子话语以西方文化批判传统文化，致力于民族文化的重建与民族性格的更新，揭露和批判国民的落后与愚昧，因而，受到民间大众的反感和拒绝。在整个20世纪文学的发展中，这三种话语在相互斗争和联合中矛盾运动着，造就了各种景观。而且，一种深层的关系值得注意，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国家权威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关系是极为微妙的，在政治上，由于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它往往是对立的，而在文化上，两者却是统一的，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只有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是陌生的异己。
然而，在五四时期，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胜利是明显的。先驱们在坎坷和泥泞中踩出了现代知识分子自己的道路，拓展了知识分子独立的话语空间。当然，对国家权力话语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权力话语的缺席。从根本上说，北洋军阀政府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但他们在文化领域却缺少有力的代理人。他们可以因学生运动而逮捕陈独秀，却无力用文化的方式清除陈独秀造成的污染。他们可以查封报刊，却无力让自己的话语占领文化阵地。不过，看一看当时守旧的报刊，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难路程。守旧的知识分子总是在卫的同时与国家权力话语认同，林琴南的小说《荆生》所表达的那种借助武力清除精神叛匪的愿望也不是个别的。但历史留给我们的光辉一幕是胡适鲁迅们没有低下他们的头。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关系。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一次大革命，但一开始就带有亲民间的色彩。考察五四文学运动文献，就不难发现《文学革命论》、《文学改良刍议》等文学革命纲领文件中为民间话语留下的生长空间。创作上俚语的采用，学徒、奶妈、人力车夫等题材的涌现，研究中民歌的收集和通俗文学史的撰写，都是亲和民间的证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民间而不走入民间，这是先驱们的共同选择。周作人最先提倡“平民文学”，但在《平民文学》一文中却特别强调：“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两年之后，他又特意写《贵族的与平民的》，把平民精神看作叔本华的求生意志，把贵族精神看作尼采的求胜意志，说：“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据，但如没有求胜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则适应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进化的了。”这种立场后来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局限，而百年风雨已经证明它恰恰是五四文学的闪光之处。五四高潮过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一步步放弃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为20世纪文学留下的是有目共睹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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