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奥斯曼帝国晚期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改革——以文明交往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斯曼论文,帝国论文,晚期论文,视角论文,社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7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4)02-0167-07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未能正确认识其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联系。“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土耳其开始重新审视其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并且开始正视其与奥斯曼帝国的承袭关系。”[1](pviii)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国内也开始出现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具有代表性的有“伊斯坦布尔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on Istanbul)和“历史研究基地”(History Foundation)等。事实上，阿塔图尔克·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fa Kemal Atatürk)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建构的土耳其的现代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奥斯曼帝国百年改革的继承者。因此，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存在着紧密的承袭关系，当今土耳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大都可以从奥斯曼帝国后期的现代化改革中寻找出渊源。对于这段历史研究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国内对于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改革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坦齐马特”(the Tanzimat)改革，而对其后哈米德二世(Sultan Abdulhamid Ⅱ)和青年土耳其党的改革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还存在着一些误读。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文明交往为视角，对哈米德二世和青年土耳其党所推行的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改革进行论述，并分析其对土耳其共和国所产生的影响。
一、改革与奥斯曼帝国晚期民族认同的演变
民族(即“国族”nation，下同)与现代化的关系在东西方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民族的形成要先于现代化的启动，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基础。对于东方国家而言却不尽然，因为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为的建构，实质上是一种民族认同的建构，它是现代化的结果。这在土耳其近代史上有着生动的体现。
“18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在器物层面推进现代化改革，但成效不大。”[2]不过也造就出一批不同于传统政治精英的精通西方制度文明的新兴精英。他们既要求变革，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他们也成为奥斯曼现代化改革的推动者和民族意识最先萌发的一批人。在他们的推动下，奥斯曼帝国于19世纪30年代末开启了“坦齐马特”改革，主要是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地方独立势力和少数民族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坦齐马特”改革侧重在制度和法律层面进行，试图通过强化中央集权、立宪、赋予非穆斯林以平等权利等举措来压制帝国内的独立倾向，整合帝国中心(城市)与边缘(乡村)的关系，从而实现救亡图存。与此相应，奥斯曼帝国也提出了“奥斯曼主义”以加强国内民众对于帝国的认同。例如，在1839年颁布的“花厅御诏”(the Tanzimat Edict)中明确提到了“对于朝廷和民族的(millet)的热忱和对于国家(vatan)之爱”[3](P352)，这里的“民族”和“国家”指的是全体奥斯曼臣民。同时，奥斯曼帝国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也开始支持“奥斯曼主义”，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青年奥斯曼党”(the Young Ottomans)。他们明确提出了“祖国”“爱国主义”“自由”等概念。总的来看，奥斯曼主义受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其核心是在全体奥斯曼臣民中形成超越信仰、民族及语言的民族共同体，体现了帝国统治者对于建构“奥斯曼民族”的努力。
但是，无论“奥斯曼主义”还是“坦齐马特”改革都未能扭转奥斯曼帝国的颓势。19世纪70年代，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国家在近东及北非的殖民扩张加剧，奥斯曼帝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西方化道路遭遇挫折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将目光转向伊斯兰，试图以此团结伊斯兰世界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内部的分裂势力，‘泛伊斯兰主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哈米德二世上台之后开始强调自己‘哈里发’(the Calipah)的地位，向世界各地派遣使团宣扬‘泛伊斯兰主义’。”[4]并且将当时著名的伊斯兰改革主义者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fghani)请到伊斯坦布尔。然而，哈米德二世“泛伊斯兰主义”的目标并非是要统一伊斯兰世界，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量，希望以此维护奥斯曼帝同的统一。因此，他并未完全放弃“奥斯曼主义”，只是希望在强化个人权威的情况下，借助“泛伊斯兰主义”来延缓帝国的衰落。“阿富汗尼‘泛伊斯兰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在哈里发领导之下的统一强大的世界性伊斯兰国家，并辅之以西方物质文明，这与哈米德二世的‘泛伊斯兰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5]换言之，阿富汗尼的“民族观”在很大程度上与伊斯兰传统的“乌玛”观念相一致，并且试图在“乌玛”之上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
“泛伊斯兰主义”同样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的命运。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族裔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加强，特别是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逐渐演变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此同时，宣扬突厥人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土耳其主义”开始在文化领域出现。这实际上是一种“德国模式”的文化民族主义。“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the Young Turks)上台后，逐渐开始推行土耳其化(突厥化)的政策，将‘土耳其主义’扩展到政治领域。‘土耳其主义’将语言和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并且具有很强的世俗化倾向。”[6]这在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格尔卡普(Ziya G
kalp)的思想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事实上，“土耳其主义”的提出是对帝国内部分裂势力的回应，“认为通过语言的同化和民族的整合实现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又是对于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反思，试图通过‘土耳其主义’将西方的文明和本国的文化相调和，从而避开走向现代化。”[7]与一般意义上的族裔民族主义不同，“土耳其主义”大多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非看重族群认同。“土耳其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人为地建构文化的同一性，进而建构出民族认同，是构建土耳其民族国家的一种方案。这同时也是“土耳其主义”的缺陷所在。正如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言：“民族主义并没有把同质性强加于人，而是反映了对同质性的客观需求。”[8]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这三种思潮大多同时存在，只是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但从中可以看到，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认同观一直在世俗和伊斯兰之间摇摆，体现了奥斯曼帝国认同的困惑和无所适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试图建构一种民族认同的内聚力，而这正是新兴民族国家的根基。“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爱国主义、世俗主义、西方化和土耳其化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因此，他是奥斯曼帝国晚期各种民族主义思潮的继承者。”[9](P16)然而，奥斯曼帝国所具有的伊斯兰、奥斯曼、突厥等多重文化属性并未随着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弱化，相反，这种民族认同的困惑影响至今。“奥斯曼的现代化改革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结果，同时也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觉醒。”[10]从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土耳其主义到凯末尔主义，最终实现了土耳其的重生。而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文明的交往最终促成了土耳其的文明自觉。
二、改革对国家管理模式的塑造
“坦齐马特”改革的进行标志着土耳其现代化改革已开始关注制度层面。然而这一“改革是奥斯曼素丹自上而下推动的，并因此加强了素丹的权利”[11]。1876年，哈米德二世继任素丹后，在青年奥斯曼党的压力下颁布宪法，开启宪政改革。这部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土耳其语为国语，建立两院制的议会，保障公民的平等地位。但是，“哈米德二世站稳脚跟之后便镇压了这场立宪革命，继续沿着‘坦齐马特’改革的道路推进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3](P189)。因此，哈米德二世的权力逐渐强化，并且使权利中心再次回到了宫廷。“在这一时期，宫廷已能够‘控制其他行政部门及全体民众’，具有‘现代集权主义政府的特点’。”[12](P172)哈米德二世的泛伊斯兰主义赢得了国内保守的伊斯兰教势力的好感，但哈米德二世刻意强化专制权力以及特务制度，而这些主张与青年奥斯曼党内部并不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立宪要求主要来自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社会精英，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并未有太大的响应。“哈米德二世为了获得农村的支持，不惜赋予他们在政治上一定的自主权，以及给予一定的经济利益。”[12](P172)此外，哈米德二世时期电报、铁路、电缆等现代通讯设施迅速发展。例如，“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才开始修建电话线路，到哈米德二世统治时，电话线路已超过了3万公里，这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发展。”[13](P257)
同时，哈米德二世试图通过加强官僚队伍专业化来增强管理效率。他在1878年成立了“国家事务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和“个人事务委员会”(Personnel Committee)来改革官僚体系。他还开办了一些新学校，扩大职业学校的规模以培养适于现代官僚体制的人才。尽管哈米德二世宣扬“泛伊斯兰主义”，但并没有改变政治世俗化的总体趋势，继续削弱伊斯兰教对于帝国司法体系的影响。“1884年，奥斯曼帝国改进了培训司法人员的课程设计。”[12](P169)事实上，哈米德二世远没有形成独裁的权力，只是在其前任的基础上借助各种手段维持并强化了自身的权力。特别是由于哈米德二世倚重宫廷，从而使后者与官僚体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哈米德二世之所以反对宪政，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怀疑改革派官僚们会利用宪法使欧洲人参与到政府政策中去，从而使他们拥有主导权和优势”[11](P51)。他认为“宪法只能在人民有着成熟的政治素养的国家推行，否则，宪法的权力只能被滥用来反对合法的统治者并带来社会的混乱”[11](P51)。但改革派的官僚对此并不赞同，他们急于恢复宪法，并且开始对传统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
由此可见，尽管哈米德二世的改革推动了奥斯曼帝国政治体系的专业化、合理化和世俗化，但同样面临着自由主义的挑战。而后者正是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异化现象。因此，尽管哈米德二世使奥斯曼帝国的宪政制度夭折，但不能否认其推进奥斯曼帝国由传统的政治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变所产生的影响。
1908年，在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下，奥斯曼帝国的军阀发动政变，哈米德二世被迫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1909年，哈米德二世被废黜，随后宪法被重新修订，这使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新修订的宪法规定，主权不再无条件的属于奥斯曼王室，后者必须效忠宪法；素丹签署条约的权利受到议会的限制；地方分权等。”[14](P145)素丹成为国家名义的首脑，以其为核心的传统君主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奥斯曼帝国向立宪君主制和世俗化迈出了一大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第一次成为各个政治派别争斗的对象，同时也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14](P145)此后，青年土耳其党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在行政管理制度上，参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拟定了一个新的省市政府行政制度，并且付诸实施后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15]同时，青年土耳其党继续推行世俗化改革，削弱宗教阶层的权力。1916年，宗教最高权威人士的职位(
)被从内阁中清除出去。1917年，宗教法庭和宗教学校分别被置于司法部和教育部的控制之下，而瓦克夫(Vaklf)则接受新的宗教基金部(Ministry of Religious Foundations)的管理。虽然沙里亚法(
)在这时仍是规范家庭关系的主要依据，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改革。1913年，一部以德国法律为主要参照的继承法开始生效。
青年土耳其党的改革未能改变奥斯曼帝国的发展轨迹，也未能实现他们上台之初所要求的宪政民主，反而由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但是，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政治发展的诸多特征，都已深深地根植于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改革之中。青年土耳其党的上台是军事政变的结果，是奥斯曼帝国军人干政之始。这些组织化、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现代军人是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结果，同时也逐渐成为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导力量。随后爆发的凯末尔革命，以及此后频繁出现的军人干政，在很大程度上是军人所代表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的继续。另一方面，青年土耳其党的宪政改革和世俗化改革引起了奥斯曼帝国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喊出了“我们要教法！皇帝万岁”的口号[16]。事实上，这种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只是奥斯曼帝国自“坦齐马特”改革以来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的集中爆发。凯末尔革命继承了其先辈所进行的世俗化改革，推动了政教分离。但是，政教与世俗的矛盾并未因此解决，这对土耳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奥斯曼帝国晚期对于国家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大多为其后继者土耳其共和国所继承。总的来看，穆斯塔法·凯末尔对于土耳其的“政治改造”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现代化改革有着很强的继承关系，凯末尔主义的六大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奥斯曼帝国晚期社会思潮和政治改革的延续并影响至今。
三、改革对教育制度的贡献
“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改革始于麦哈迈德二世”[13](P400)，在“坦齐马特”改革时期，教育部门的改革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引进西方式的教育制度，兴建技术类的高等学校，尝试在宗教教育体系之外建立世俗教育体系。其中，法国对于奥斯曼帝国教育改革的影响尤大。
但是，坦齐马特时期的教育改革存在着很多问题。由于倚重西方国家，奥斯曼帝国的教育部门充斥着西方人。他们以传教士、银行家、学者、顾问等身份影响着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改革。一些基督教会和西方政府还在帝国内建立了大量的西方式学校。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这种文化的侵袭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哈米德二世上台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政局相对稳定下来，开始应对西方国家对于帝国教育部门的渗透，整合国内的教育体制：“哈米德二世一方面继续发展世俗教育，兴建各类学校，特别是中等教育学校；另一方面则对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学校进行改革。”[17](P103)加拉塔萨雷(Galatasaray)学校的改革最具代表性。
1869年，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加拉塔萨雷学校，法国在这所学校的教育制度、教师、教科书、课程设置等方面影响巨大，法语还成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加拉塔萨雷学校的建立迎合了当时奥斯曼帝国教育改革的趋势，因此招生人数迅速增加。“1870年，该校的在校生人数增加了近一倍，达到了640人。一时间，奥斯曼帝国各地纷纷建立这种模式的学校。”[17](P103)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和投入有所减少，哈米德二世遂借机削弱法国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他任命忠于自己的阿里·苏阿维·埃芬提(Ali Suavi Efendi)为加拉塔萨雷的校长，后者同时具有西方教育和伊斯兰教育的背景，是该校成立以来任此职的第一位穆斯林。这体现了哈米德二世教育改革的方向，即从盲目的西方化改革向在保持世俗教育前提下增加伊斯兰和土耳其传统的因素上回潮。具体而言，苏阿维要求加拉塔萨雷学校以土耳其语取代法语作为教学语言，增加穆斯林学生的人数，减少非穆斯林学生的奖学金数额，将激进的学生开除等。“穆斯林学生的比例因此增加了37％。”[17](P107)苏阿维还调整学校的课程设置，增加了物理、生物、统计等应用型课程的比重，同时也强调这些课程必须和伊斯兰教的一些传统科目相均衡。可见，苏阿维在重视应用学科的同时也给学校带来了浓厚的伊斯兰氛围。苏阿维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土耳其语日渐成为学校的通用语言，法国的影响越来越小。加拉塔萨雷学校的变化是整个哈米德时期教育改革的一个缩影。哈米德二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教育部门唯西方是瞻的局面，推动了奥斯曼帝国教育的发展。当然事实上，如同在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哈米德二世的举措，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奥斯曼帝国教育改革的世俗化与伊斯兰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
四、改革对于土耳其共和国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社会文化改革对于土耳其共和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主要体现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在民族认同、信仰沿袭、国家管理体制的适用以及教育制度的完善等方面对奥斯曼帝国晚期相关制度的继承和改进上。“有着真正民主头脑的土耳其人，包括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者，都能够认识到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在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沿袭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要想解决当代土耳其的许多与文化心理相关的问题时，都需要与奥斯曼帝国的过去相融通。”[1](pviii)在奥斯曼帝国存续的500多年时间里，其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也在不断改进，尤其到了晚期，在与西方国家广泛交往的基础上，帝国进行了系列改革，使其在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其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成果，在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时期，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承继。这里仅从民族意识和国家管理模式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帝国晚期在与欧洲国家的交往中逐步形成了其民族意识。泛伊斯兰主义、泛奥斯曼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在帝国晚期经历了微妙的相互作用和此消彼长的过程。哈米德二世作为素丹哈里发，倚重泛伊斯兰主义，“而他的反对者——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对伊斯兰的政策方面却举棋不定，一方面反对素丹，另一方面却仍想利用帝国对穆斯林的号召力凝聚力量，奥斯曼主义是其国内政治的核心”[18]。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形势的需要，泛突厥主义的宣传及组织机构随之取得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奥斯曼主义的优势。但泛伊斯兰主义在针对英国和俄国等外国势力的潜在作用方面也没有被忽视。泛突厥主义以文化因素为主要的宣传内容。这两者有时被同时使用，因为在唤起国民的统一对外方面，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以及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政治舞台上的消失，泛突厥主义就成了新成立的宣称为世俗共和国的土耳其共和国的主要政治潮流。在多党制实行之后，伊斯兰主义又以“突厥－伊斯兰”的形式重新成为土耳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帝国后期民族意识的觉醒还表现在自谢里姆三世以来的改革促使在帝国社会逐步形成了有知识、有开放眼光而且务实的中间阶层，这一阶层广泛存在于地方政府以及农村地区，他们始终是改革的支持者，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的捍卫者。新生的中产阶级及他们的支持者逐渐掌握了农村的社会政治生活，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的力量日益显现并在青年土耳其革命及战后的解放战争中，在以社会精英为中间力量的领导下，将两次运动推向了胜利。在革命胜利后的共和国，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本土文化与欧洲文化相融合的中产阶级，仍然是土耳其社会的重要力量。
奥斯曼帝国晚期与欧洲国家的交往对土耳其共和国在国家管理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共和国的国家管理思想与帝国晚期在国家管理思想方面的演变有着有机的联系。即便是著名的共和国创始人阿塔图尔克·穆斯塔法·凯末尔于1931年提出并于1937年写进共和国宪法的被称为“六个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思想，也有一个由帝国晚期发展演变而来的过程。这个看似全新的、革命性的、为共和国发展指明了道路的共和国国家管理思想并不是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可以从共和国成立之前帝国晚期的政治精英和思想家那里找到前身的。这六个代表共和国国家管理思想的主义是：共和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义和人民主义。其中共和主义是指国家在形态上是共和制国家而不是其他，这一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凯末尔和他的领导集团对国家制度的定位；国家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比之前的帝国时期更加强调人民对于国家事务的参与。而对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义和人民主义的重视，则足以显示它们与奥斯曼帝国晚期国家政治制度和管理思想上的直接联系。正如《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知识遗产》(Late Ottoman Society,The Intellectual Legacy)一书中所指出的：“当我们把凯末尔的思想和青年土耳其时期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如艾哈迈德·哈查(Ahmet Riza)、阿卜杜勒·赛维德特(Abudullah Cevdet)、齐亚·格尔卡普(Ziya Gkalp)等的思想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于主要问题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进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9](P16)
总之，坦齐马特改革家、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以及青年土耳其党都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推动者，坦齐马特时期到共和国时期经历了由帝国到共和国的线性延伸，而前面这几个时期与西方交往的成就也在共和国时期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帝国晚期的遗产在共和国时期以不同形式得以继承和发展。与此相伴的是效仿西方的改革，也给国家的现代治理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最著者就是对西方的过度依赖，似乎奥斯曼帝国问题的解决都可以从西方国家那里找到答案。但奥斯曼帝国及至土耳其共和国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如何处理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曾经是奥斯曼帝国未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仍然是土耳其共和国尚待解决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3-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