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解释方法——对《马克思还原》的分析与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方法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1)04-0026-07
一
自19世纪末，马克思学说被渐次介绍进中国，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可以说，直到五四时期才开始。一大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著被介绍到中国，一批先进分子及团体开始较为系统地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备并最终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开始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一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和社会改造目标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即根据中国的国情，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解释，使思想理论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具体发展起指导作用。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解释，往往随现实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中的解释，既有学理上的争论，但更多地是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用以论证政策和方法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应该说，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解释更新，也是符合基本认识规律的。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和解释变化，与同时期中国历史解释相一致。
将一种思想或学说的认识与发展，等同于整个国家历史进步的解释方法，突出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初就具有的十分强烈的实用性特征。每个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读，都受到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性质的认识，以及对解决途径和方法探索的强烈制约。然而，对于指导思想的论证，往往并非是现实发展之后的检验，因此，在具体解释上，通常是使用历史来说明指导思想的无比正确性，同时又用理论教条来规范对历史的解释，构成了一个两者可以互证的循环圈。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史，才能够清楚地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特点；也只有深入地研究中国近现代、乃至世界近现代的历史，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播和具体作用于中国社会之初期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不但体现着认识水平和理解程度，而且也说明对中国具体国情的认识水平，同时也反映着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方式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巨大威力，以及五四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解释还存在许多幼稚成分，已经有了大量的介绍和研究（注：一般的论述都是简单的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归纳当时的不足和缺点，又同样简单的把历史局限性作为普遍适合的原因，只是举出了内容、观点上的差距，忽视解释方法自身的缺陷。例如《五四时期的抉择》（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页207。）将最初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与弱点主要归纳为三点：没有注意辩证唯物论，特别是反作用的内容；批判第二国际时只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生产力观念较为淡薄；用普遍性、整体性、世界性观点解释中国，缺乏中国化。这些观点表面上看都能成立，实际上却掩盖了历史发展过程特征，此种思想史研究无力解释具体的历史发展。）。本文所要揭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播的初期，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筹备建立的过程中，历史解释对于传播和发展的意义；并试图说明，作为一种历史解释方法的开端，尽管以后的发展在理论解释和现实条件上都有了较大的变化，但仍可以追溯到初期解读方法的特征，也就是说，最初的解读，可以像遗传符号一样，或多或少地隐含在对以后的发展解释之中。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之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速度加快，《新青年》第6卷第5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因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1]中国想要跟上社会发展潮流，自然应对马克思主义有一权威的解释。但是，此时的传播多为一般常识介绍，而且混杂着大量的曲解（注：例如对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尚无明确地区分。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一文，甚至把中国衰微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女子没有自觉和不明贞操观念。陈文转录自《新中国》，原名为《女子贞操的金钱价值》，《新青年》改名并收入“马克思研究”专栏，如果说这样的结论是由唯物史观得出的，那么，编者给读者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显然是混乱不清的。），更不清楚何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1920年2月，俄共（布）中央决定加强对东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2](p39)紧接着维经斯基来华，很快在几个城市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新青年》也自第8卷第1号成为上海共产党的公开刊物，马克思主义传播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此刻，马克思主义传播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思潮介绍或者启蒙，而是要作为“直接行动”乃至为理想而“牺牲”[3]的强有力武器，注意力集中在行动的目的和途径上。之所以选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其理由一是“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一是“象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4]汲取历史经验走捷径，是所有落后国家或民族实现赶超追求的目标，但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改造必须采取激进的革命形式，先驱们的答案是一战中暴露出的现实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以及中国的落后和外来侵略日益加强。很显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动力是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利器。
一种理论解释，特别是对一种外来的理论解释，通常是从现实社会发展和历史批判比较两个方面进行的。对于外来理论的理解，及其在现实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本国或本地区、本民族现实社会发展水平及状况的认识，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对其发展规律和问题的认识越深刻，驾驭理论的能力也就越强。自身的发展条件对于思想认识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尽管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暴露出来，而且由于有了俄共（布）的指导与参与，俄国革命和列宁的解释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及中国必由之路，维经斯基在华演讲时称十月革命是俄国工农“不惜牺牲为天下先”，“为世界开了一条光明大道，简直就是要解放天下的劳工贫民”。[5]但是，由于世界局势的激烈动荡，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尚极不充分，封建主义思想残余还远没有肃清，多个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也使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对于现实社会的认识也就很不深刻，尤其是还不能准确的运用阶级分析法来认识中国社会（注：建党前夕对于工人已经有了一个简单地观察分析，但分类、分层尚不准确，分析的方法和角度也有问题；对农民还缺乏可用的分层办法；对于剥削阶级的分析也是极为笼统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神化劳工，一方面极力谴责其愚昧落后的观点又十分普遍。例如李达在较晚的一篇论述劳工神圣的文章中，还简单地将劳动者比作神，而且是“正在睡觉”中的神，并认为不合理的现状是由劳动者的“同情和慈悲”造成的。H.K.：《劳工神圣颂》，《新青年》，第8卷第4号。），因此，历史的批判和比较，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理论解释的最为便捷、有力的工具。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不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重要的论著被翻译成中文，而且欧洲、俄国、日本的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也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也是同样，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从纵向而言，社会主义思潮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都多少介绍进来了；从横向观察，处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解释，也都被一起介绍进中国。因此，在理论及思潮的解释上，就会出现时间与空间的历史交错和距离。
“百家争鸣”固然对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当时的介绍与引进，其主要目的还是“学以致用”，并不在于学术研究，或者说，研究的水平还很低。在新思潮的介绍背后，差不多都在试图对中国的现实进行解释，探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和道路，因此，新思潮就难免十分混杂，一时难以消化，有生吞活剥之感。显然，马克思主义介绍和解释的自由状态，很容易使得传播流于空谈，或是一些松散小组织的自我体验。
这种情况在建党前夕十分普遍。不但不同的政治派别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在各地共产党小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不利于统一的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更不利于“直接行动”改造中国社会。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主义”的介绍和提倡，对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乏力感（注：应该注意，争论中胡适与李大钊所说的并不是同一命题，胡要求的是立即见效，而李则是宏观而谈，这与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直接功利性是相反的。）。所以，需要有一种权威的理论解释，以便统一认识，为组织建设和革命行动做好准备。
1920年12月26日，李达在上海写了《马克思还原》（注：该文刊登在《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月1日）上。李达1920年夏自日本回国后，参与了上海共产党的发起工作，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建党后任宣传主任，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在建党期间马克思主义传播上居重要地位。事实上，其他一些人在传播、解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也有类似的观点和方法，但这篇文章从命题到内容上更为直接和激烈。）一文，这是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篇重要文章。从命题上看，与当时一般介绍性文章不同，甚至与当时一些较为激烈的争论文章也不同，文章使用了战斗性很强的激烈语言，试图通过对于历史的严厉批判，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文章的实际目的在于运用历史批判方法，论证自身观点的惟一正确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确定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际斗争中的立场，为建党做好准备工作。这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介绍和传播还处在ABC阶段时，树立一种原旨的或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企图，仍是不同寻常的事件，尤其是论证的方法，更值得进行细致地解析。
《马克思还原》开篇便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的”：在结尾处再次申明其结论，即列宁等人领导的十月革命，创建了苏维埃俄国，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发扬光大”，“恢复了马克思的真面目”。在理论和道路选择上，作者十分鲜明地表述了“真面目”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提供了一个绝对的历史参照物。
文章用较大篇幅介绍了马克思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理想社会，将之归纳为七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原则：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唯物史观；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阶级斗争学说；在资本剩余制度下，社会分化为有产与无产两个阶级，必然最终导致具有世界革命性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资本集中说和资本主义崩坏说；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可以凭借政治优势，将一切生产工具（即生产资料）集中到国家手里，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消灭阶级差别，国家自然消亡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国家学说。但是，这篇文章的重点并不是学理式的介绍和阐述，这些在当时都已是一般的常识，其要点当在使用历史批判的方法，在中国确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以便实际运用于中国。
历史批判的对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德国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地方，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老牌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这样一个党的历史进行彻底批判，一方面可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正确性，以及后来的批判者们解释的合理性；一方面也旨在说明原旨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作者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三个阶段，论证了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堕落的三个步骤。
第一阶段的标志是1875年的哥达纲领，“国际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互相提携结为一党”，在手段上试图用“直接的普遍选举”达到目标，将马克思学说与拉萨尔学说相协调。为此，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
第二阶段的标志是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主张“阶级调和”和“议会政策”，与“权力阶级妥协了”。恩格斯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等文章，并第一次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
第三阶段是欧战前及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人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堕落到了国家主义。列宁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经过这三个阶段，德国社会民主党“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这批堕落者的代表就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结果由于在战争中的态度与立场变化，德国除了个别人以外，“差不多没有社会主义者了”，“马克思主义至此时已完全消失了”。
如此悲观的结论，并不是经过严密的历史发展论证而得出，只是简单的概念逻辑推演，不过是要强调堕落者的可耻，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损害。
最后，作者指出：“最近20年来，各国劳动运动的发达，一一与马克思的预言相符合了”，“劳动运动已由同业运动变而为阶级的运动了”，新的组织形式出现，更刺激了阶级意识的觉醒，阶级斗争日益激烈。这样一幅世界革命形势高涨的画图，与堕落者的可耻行径形成鲜明对照，很明显，作者把这作为马克思的还原，即以预言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相符程度为标准。
历史批判的另一面，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历史必然性的实例加以比较，以为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劳农俄国，其所施行的“劳动专政”，并无新奇之处，“都是数十年前马克思所倡导，所主张的”。通过历史批判的否定，达到还原，又使用历史的比较方法，区分真假。但是，这样一来，经典作家的理论预言便主宰了一切，冲淡了历史发展的多变性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只好委屈那些马克思后的重要历史人物。所以，作者以为，“列宁并不是创造家，只可称为实行家，不过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阐明表彰出来，善为应用，这便是列宁的伟大”。为了论证其所解释的即是马克思主义原旨，不惜取消新环境中的理论变异与创新，这个评价，在当时也算是够新奇的了。
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需要“还原”？《马克思还原》的作用以为，首先是由于马克思本人自身的矛盾性，“学者的马克思与实际运动家的马克思或不免略有出入的地方”，即马克思的理论与实际的推行，从一开始就存在差距；其次是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环境和对现实不同认识的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发生了许多误会”，“固守师说的人则拘泥不化，自作聪明的人就妄加修正”。
应该说，上述分析很有见地。一种伟大的理论预见与当时的社会发展实践存在差距，由此而引起不同的解释，甚至是误解或曲解，都是十分常见的事实。或是理论所描绘的理想状态与当地当时的社会发展现实差距较大，则应在把握理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深对于现实社会的认识，制定可行的社会改造与社会革命的方针、方法；或是社会发展出现了理论尚未能深入阐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这就要求理论要有所发展，以便能够回答和解决。问题的核心，是根据具体情况的理论创新。遗憾的是，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传播使用的方式，主要还是理论的“还原”。
“还原”既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与德国修正主义的历史比较过程中完成的，历史便成了现实的尺子，而且是一把正反分明的尺子。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共产国际领导，也就必须彻底批判“第二国际工人协会堕落的历史”，[6]两者针锋相对。在历史批判中，第二国际是温和派、妥协派，采用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加入资本主义战争，奉行国民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第三国际则实行公然的、突发的群众运动和“国际运动”，[7]举行革命和“社会的总同盟罢工”，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以阶级斗争为手段的“直接行动”、“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为好”[8]。如此，真假马克思主义有了判别的标准，凡是与第二国际主张相同或相近或有别与第三国际主张的个人和团体，都可以斥为是“背叛”、“堕落”，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学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特征，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产生新的认识与探索，甚至出现激烈的争论，都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事实上，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却又要主张最为激进的社会革命，因此，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任务就更为急迫。理论上讲，“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9]在未论证清楚之前，还不能断然下结论。然而，当“直接行动”的呼声变得越来越迫切之时，冷静地认识和学理的讨论都显得甚为迂腐，所以，只能凭借外部历史的发展加以描述（注：必须指出，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社会改革家，也多使用历史的叙述方法阐述其主张，但多是向内寻求，近代以后，由于理论来源和途径方法发生根本变化，故历史描述也转向外部，特别是追求激烈的、彻底的革命性变革就更是如此。），以为苏俄式的革命是“完全遵奉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就确定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惟一选择。
运用历史批判进行马克思主义还原，自然需要使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批判者们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堕落，在理论上表现为对“新生产力”和“资本制度自身解体的物质上的动因”解释的错误。可是，在具体分析上，对于理论解释错误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原则上，忽略了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生产力”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只是简单地强调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运用形式逻辑推演，得出不妥协的激烈阶级斗争和革命是惟一不变的道路的结论。因而，“新生产力”并未使旧的预言或结论有丝毫过时，新的途径和战术也就成了堕落，而其原因又被解释成“德国民族有崇拜国家万能的根性”。从唯物史观出发，反而陷入了传统的文化决定论。
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五四时期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和各种实地考察，并主要通过他们的一些翻译和介绍，有了一些了解，但还属于表象认识。尤其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富裕与贫穷、高度物质文明与不人道的残酷战争并存的现实，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新生产力推动的社会多样化解释与选择面前，他们却感受不深。因而，在世界历史变得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剧烈之时，中国批判者的解释却变得越来越单一，所依据的自然不是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占有和历史事实（注：即使是对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派别的区别也极为模糊，例如李达在《马克思还原》中称威廉·李卜克内西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堕落者；而在1922年1月出版的《李卜可内西传》（《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124页）中又称其为“实行的革命家”，旨在称颂小李卜可内西的家庭革命传统。），而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选择。
1921年10月14日，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写到：“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整个实际的工作经验也就了解得愈深刻。”[10](p565)并指出，苏俄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革命以来的许多错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历史所起的是见证人的作用。可见，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此之前给出准确的解释，是过于苛求了。问题在于传播者对于历史事件评价的态度，在确定革命的方式、手段及革命的国家制度惟一性的同时，既未能考察社会生产力程度和民众的文化素质，也未能考察民众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突出了革命和国家的作用，唯物史观分析的要素，只是作为分析语言的工具。
更为重要的是，粗浅的世界历史知识，被用来作为分析中国革命前途的主要依据。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社会情况，既不同于马克思描述的大工业发展的后果，也不同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的情景，如果单从中国的具体条件分析，很难得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即将爆发的结论。因而，只有把“中国的阶级战争”与“国际的阶级战争”紧密联系，才能可能论证中国革命的性质，历史的解释与现实的主张合为一体。
世界历史的解释，一方面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11]欧美资本主义制度要崩溃，要讲社会主义，中国亦无法避免。另一方面是使用历史比附的方法，中俄社会趋同论的观点十分流行。因为“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12]“农民的情形和我国一样”，[13]所以中国革命运动必须走“俄国人的路”。“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7]这样，有可能使中国“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14]而且，俄国革命也证明了在“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15]在世界历史规律面前，对中国社会缺乏准确认识，以及发动革命的具体条件问题，便退居其次，甚至可以“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8]
由此可见，使用反对修正、主张还原的历史批判方法，解决指导理论与现实发展之间的所谓“误会”，往往不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导致阶级斗争激烈化的结果，而是落后国家在社会发展尚不充分，无产阶级意识和素质低下，迫于组织与行动需要的产物。这种解释方法的理论缺陷十分明显，但是，在对中国社会状况缺乏深刻认识，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还很幼稚的情况下，对于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共产党组织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道路途径，以及发挥组织和个人的能动性，也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将马克思还原到原本的真马克思的解释方法，使得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阐述上便有了严格的规定性，通过对于历史解释权的把握，可以简单地将不符合本团体、派别或个人意愿的其他解释，统统打成是离经叛道。理论的生命力就不再是随着现实发展的不断创新，而是对所谓已有绝对真理的还原。历史在还本来面目之中变得十分苍白，失去了丰富的色彩和不同途径发展的可能性，只剩下了对革命导师原旨教条的遵循，在激烈的历史批判中，充斥的却是许多非历史的所谓历史解释，自然也就会影响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
四
历史发展表明，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种种历史解释，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者说，现实社会主义与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解释描述，已经有了较大的距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解释已经有了很大改变；苏联的解体，也说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这种变化并非是社会主义学说的失败，而只是以往对社会主义解释的失败，因此，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真正进步。
暴力革命已不再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惟一途径。自80年代中期始，一批实行武装斗争的共产党或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纷纷放下武器，开始学习使用选举的方式。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实行了新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争取在和平环境中实现发展。超阶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被写入了一些国家共产党的纲领和指导性文献，并放在比阶级斗争更高的位置上。
不妥协也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必须遵奉的原则，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相反，一些过去曾经批判过的社会民主党主张，却被现实社会主义所吸收。20世纪初以世界革命解释的世界一体化趋向，到世纪末变成了共存的和平与发展，而且，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影响，要远大于一国内、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并没有创造出较之资本主义更新、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劳动者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还远未达到马克思的预想，其优越性也就更多地还停留在理论上，因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更多的是和平共处，而非对立与革命。
在伴随历史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批判的焦点集中在对国家的认识上。在马克思主义诸原理的解释中，可以说对于国家的认识“误会”最大。从马克思到列宁，在理论论述上，都以为革命后的国家权力已经被削弱，而且是在逐渐消亡中的国家；所不同的是，由于列宁强调了外部、内部敌人的强大，以及俄国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又要求革命初期建立起最为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为维护革命成果的支柱，并利用国家的力量加速发展。事实上，在建党前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大量的解释更强调“国家消亡”的观点，视国家为社会的对立物。但是，在现实社会主义中，始终强调的是国家作为专政机器的重要性，即使是在革命之后，主要任务也仍然是强化，否则就是对革命的背叛和对马克思主义无耻的修正。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解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与国家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理论解释的历史观表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解释是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时即称：以特别历史国情之说，冀抗世界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16]建党前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由于使用世界历史为解释工具，因而强调马克思主义主张“劳动者没有祖国”，[12]强调世界上的国家只能用阶级来区分，[17]是“万国一色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的色彩”，[18]强调中国不能用“国民性和特别国情”逃避国际化，[7]仍然是世界主义的。但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现实社会主义却在逐步退向民族国家的历史解释，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这种趋向尤为明显。这样，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历史批判本身已经动摇，那么，建立在其上的理论解释也就需要进行重新解读，即使是完全的“还原”，也不可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绝对真理。
事实上，历史根本不可能被完全“还原”。五四时期，社会进化论知识已较为普遍，寻求发展向前看是认识的主流，更何况“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我们从何处砌起？”[19]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已经不能成为历史研究最为重要的目的，而且就世界历史或整体历史而言，历史与社会、现在与往古是同一的，[20](p265)无所谓恢复本来面目，也不可能恢复本来面目。20世纪初期的工人运动，是否已成为马克思论述的世界革命前兆？回答显然是否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革命不过是昙花一现，中国工人运动也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之上（注：例如，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时上海的大罢工，青帮在组织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20年香港的罢工风潮，发挥重要作用的是行业组织。离阶级的有组织运动尚有较大距离。）。与此同时，列宁实际上已经修正了马克思的观点，正在把目光转向东方，以便打破列强对俄国革命的封锁。中国革命的历程也表明，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所以，“还原”不过是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已。凡是想探寻原旨主义或正宗思想的集团和个人，都是想由此论证自身在政治上的惟一正确性，并获得或垄断对历史和理论的解释权。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尽管十分强调理论的探索和创新，但却始终受到历史“还原”思想定式的影响。党内多次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斗争，都是围绕着所谓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判定而展开，“还原”往往和“真”联系在一起，但是，标准并不在于历史过程上的深刻认识，以及解释描述上的合理性，而在于政治权力对于话语的垄断，判定方式都是试图通过历史批判否定斗争对象，使自己成为原旨或正宗的代表。也就是说，所谓真理，一旦变成了对于本像的还原，也就成为一种强势话语的真理，是解释者依据需要和地位作出的解释。
建党前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表明，一种理论的传播、解释和发展，与对其相关的历史和现实认识、解释密不可分。在近现代，这一过程，除了要加深对本国、本民族或本地区的深入了解之外，更应该关注世界历史的发展及其趋向。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简要表述，在传播中较为容易做到，但要运用于实际斗争或成为工作的指南，就必须准确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发展特征，结合具体实际作出决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
建党前夕，接受了激进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的压力下，主要使用历史批判的工具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特点与传播者的社会经历和知识架构有关，显然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和认识方式的影响。历史的解释和描述，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强调历史，甚至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特征。可是，由于对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知识的了解较为粗浅，只能套用已有的解释模式或用决定论阐述历史解释，从而使历史成为理论话语的脚注，一些理论教条反成为历史研究的结论。
实行改革开放后，在理论上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认识上强调对于国情的了解和研究，在实践上强调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一重大转变的产物。但是，在理论解释的另一个方面，历史研究却相对滞后，许多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来的重大理论和解释方法问题，还没有得到深刻回答，历史研究也还不能主动地为现实发展提供理论解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肯定的说，历史解释的缺乏或滞后，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特别是在世界历史与民族国家并重情况下的理论解释更是如此。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绝对的原旨主义并没有多少价值，“还原”根本不可能认识和理解发展的实质与趋向，也不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时至今日，批判、否定、还原的历史解释方法，已不再是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法。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读，诸如早年与晚年马克思、马克思后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被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等，无论其是声称捍卫，或是批判，都不是“还原”的问题，而是面对新的环境、新的问题，不同立场的团体或个人作出的解释。当然，就方法而言，历史的考据对于理论解释仍然十分重要，但历史反思或批判的目的，不应仅仅是为了回归，而应该为发展和创新开辟道路。
【收稿日期】 200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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