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训民[1]2002年在《以阴阳五行学说来看金属材料及其创作作品》文中提出金属是一种人类自青铜器时代以来就已经很熟悉的材料，其种类多样，使用范围广泛。这种材料不仅本身具有特殊的色泽与质感，而且拥有良好的力学性能与工艺性能，这就使得其在造型以及其他艺术领域上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尤其是在材料加工技术发达与普及的近些年。目前，我们所熟悉的绝大多数金属材料都来源于大自然，而与这些金属有关的诸如矿石、采矿、成形、工艺、工业、建筑、艺术创作等等所有的概念都是在大自然的影响之下存在着。所以本论文是借用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宋阐释金属材料本身以及与其相关的创作。 首先，金属给现代人的形象是什么?而这种形象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下，人类对金属产生了两种形象。一是战争——积极，刚的形象，二是和平——消极，阴的形象，这两种极具对立性的形象被视为对金属材料了解的基础，而它们同时也是把阴阳理论体系引入本领域的第一步。 其次，金属是大自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化学领域的元素周期表来看金属性元素所占比例在一半以上，而五行理论中所涉及的的五个具体物质中金属也占了一份。通过五行理论和元素周期表中考察金属和其他物质的实际情况以及范围，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了解金属和另外物质的相关关系，同时要确知金属所占据的位置。 第叁，从矿石，经过采矿、运输、提炼、成形，可以得到金属材料，而通过对金属材料的进行创作可以获得作品。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物质的位置移动，第二则是概念赋予阶段。从阴阳学说的观点来看，是从阴到阳的两个状态。 第四，在材质上跟其他材料相比我们能很明显的分辨出金属材料，而这可以说是金属材料的最大的特点。在材质方面，在结构上，在概念上，在内容上以阴阳体系来分析，把它当成作品创作的基础。选择阴阳谐调，完美和谐的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看到本理论在创作和使用上的实证。 第五，不仅仅是环境和作品的调和，而是环境之间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以阴阳思想来研究相互之间的影响机制。 金属是万物的一种组成元素，金属元素的移动和成形与艺术创作其实可说是一种万物的生成、变化、消灭的过程，同时对于一种物质通过物理力(阴)的赋予与概念(阳)的赋予试图实现完美和谐的一种模式，所以把它和它的历程以阴刚五行学说来解释也应当是完整合理的，而且这种解释将能很有效地应用到金属材料的创作实践中。
张丽丽[2]2014年在《传统阴阳五行视角下的敦煌壁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壁画艺术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敦煌壁画是中国古代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本文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阴阳五行学说为视角，以大量临摹敦煌壁画为手段，深入分析敦煌壁画与中国传统阴阳五行学说的关系。从阴阳五行学说的基本理论出发，探讨阴阳五行学说的美学思想。分析阴阳五行学说的中和之美，天人同构之美及其与艺术的关系。以阴阳五行学说与色彩相关联的五色说为依据，对“五代第146窟北方天王”、“中唐第158窟西壁涅盘变中飞天”、“盛唐第39窟后壁西龛献花飞天”及“盛唐第320窟南壁散花飞天”的阴阳五行色彩美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壁画人物色彩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关系。从阴阳学说出发，研究了敦煌飞天壁画的阴阳曲线美，以作者临摹的双飞天、伎乐飞天和反弹琵琶等壁画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及阴阳学说对飞天壁画曲线设计的影响及其美学意义。以阴阳五行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在临摹的基础上，分析了敦煌壁画“元第3窟北壁千手眼观音”和“盛唐第66窟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美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关系。
林洁[3]2005年在《论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系之一,是中国古代解释自然界阴阳两种物质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理论根据及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哲学概念依据。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核心在于这样一个公式:天道(气)生阴阳,阴阳成五行,五行变化成万物,而万物的存在方式和相互关系一直在追求一种“和谐”。这是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也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根本精神。这个以南方楚地发展起来的阴阳学说和北方殷人的五行思想相融合而成的阴阳五行学说所阐述的阴阳五行对立统一及相生相克的哲学思想对我国传统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的形成,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和巨大的推进作用。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叁、叁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中国第一个宇宙生成体系。本文认为其中无疑包含了万物是天地阴阳合气而生的思想,气做为世界基本元素在自然界阴阳相互作用下,产生五行;五行相互作用,则产生宇宙万物的无穷变化;并由于阴阳互相对立消长,五行相生相克,万物得以和谐发展。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把宇宙看成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天地与人之间有一种深刻的互动关系。人们在经验的基础上把这种对称和对立的联系渐渐总结概括为“阴阳五行”学说,并借助于这些基本的要素以及其它一些由此而生的次要关系把宇宙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整体统一、循环平衡、相生相克、刚柔并济、和谐圆满的思想从此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显着特点。 本文以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及演变作为研究其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关系的起点,从其深厚的哲学意义出发,以“虚实论”、“阴阳观”为主要观照对象,以“气”论、“和谐”思想为切入点,研究其美学层面上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指导,试图对中国的传统精华思想做一次梳理。
池万兴[4]2003年在《《管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共约25万字，分十章对《管子》一书进行整体研究。第一、二章为《管子》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第叁至第八章主要研究《管子》与诸子的关系；第九、十章研究《管子》的文艺美学思想与文体分类问题。因此，本文从大的方面也可以分为叁个部分。下面分章述之。 第一章主要论述管仲与《管子》及稷下学宫之间的关系问题。管仲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管子》一书虽非管仲自着，却比较真实地记录了管仲的思想与言行事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管子》中的大部分作品完成与战国中后期的稷下学宫这个特殊的时代与环境之中，因此，《管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学术综合性。 第二章论述《管子》的作者、时代、编辑与版本流传等问题。文章认为，《管子》既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时之作。它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史官与春秋至战国稷下学宫时代历代崇尚管仲功业的“管仲学派”的着作汇集。《管子》最初可能是单篇流传，后来不断汇集在一起，形成多篇流传和多种不同本子的共同流传，最后由刘向整理成书。刘向之前，“管子书”可能有二十一、二种以上的本子同时流传。这些本子互有重复，最后由刘向合校各种本子，删除大量的重复篇目，定着为今本86篇。东汉至唐前，《管子》微而不显，唐宋之后，《管子》重新受到重视，产生了大量的研究着作。《管子》付梓刊行始于宋代。 第叁章论述《管子》中的道家思想。《管子》之学派归属向无定论，或谓道家，或谓法家，或谓杂家等。本章首先指出，《管子》具有学术综合性，自成体系，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着。然后将《管子》中的道家术语和与《老子》相同的例句分别进行统计，再将《管子》与《老子》进行比较，从五个方面说明《管子》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 第四章通过将《管子》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黄老思想的概括和《黄帝四经》等学术界公认的黄老着作进行比较，比较深入地论述了黄老之学的渊源与产生、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与代表作以及《管子》中黄老之学的主要特征，从而认为，如果对《管子》进行学派归属的话，它无疑属于道家黄老学派的着作。 第五章从六个方面论述《管子》中的法家思想。《隋书·经籍志》以后的所有正史着作几乎皆将《管子》列入法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管子》确实具有浓厚的法家思想，但它又与秦晋法家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它法道合流，礼法兼重，法德并举，强调以民为本，比叁晋法家的严刑酷法、刻薄寡恩更具有合理性。 第六章将《管子》与《左传》、《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进行比较，并对《管子》中的儒家思想术语进行具体统计，并从叁个方面论述了《管子》中浓厚的儒家思想。 第七章以《黄帝四经》与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为参照，对《管子》阴阳五行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第八章首先通过《管子》中《兵法》等篇与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王兵》篇文字的比较研究，认为《管子》中的《幼官》、《七法》、《参患》、《地图》、《制分》、《九变》等篇中的有关兵家文字，皆可能是《管子·兵法》篇的错简或脱简。然后对《管子》中的兵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管子》的兵家思想上承《孙子兵法》，下启《孙殡兵法》，在中国古代兵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与作战思想，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九章探讨《管子》的文艺美学思想。《管子》虽非文艺美学着作，但它在有关政治与哲学的论述中也涉及到对文艺美学的认识，这是我们探讨的基础。从政治角度出发，《管子》认为美虽然是客观存在的，具有愉悦情性的美感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消极的，因此表现出功利主义美学观。从哲学角度《管子》提出的“精气说”、“虚静说”，对后世的文艺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两个方面也是本章论述的重点. 第十章探讨《管子》的文体分类及其文学表现。本章首次将现存的《管子》76篇文章进行文体归类，分级划分。分为论说文体、记叙体、问答体、经解体和格言体、律令体、纲目体、着述体共八类，对这八类文章的文体特征及其文学表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王水香[5]2016年在《先秦两汉涉医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现代学科分类中,文学与医学分属不同学科,发展规律和社会功用亦各异。但在中国古代,共同孕育于传统文化中的文学与医学之间却存在着相互交融、相互嵌合的关系。涉医文学正是医文交融而产生的一种文学现象。这一文学现象在医文发生发展的初期——先秦两汉时期即已出现。本文在明确先秦两汉涉医文学定义和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以探析这一时期文学与医学相融的广度、深度、路径及其缘由为目的,从以下方面对相关文本进行解读和研究。首先,通过分析先秦两汉的医学文献目录,以及解析出土、存世医学文献的内容与成就,考察涉医文学产生的医学背景。其次,对兼具文学与医学特质的叙事性文体——诊籍的流变进行考察,以明晰诊籍在先秦两汉时期由萌发至初成的轨迹和特征。第叁,对文学作品中的本草、养生、疾病和治疗等医学内容进行挖掘考述,以探析先秦两汉医文相融第一层次的特征,并考察医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第四,在探究先秦两汉医文第一层次相融特征的同时,以医家和文士的最高理想层次——治国为例,进一步深挖医文更深层次,即医道与文道的会通。第五,以先秦两汉医文主体、思想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学与其它学术交融的概况为切入点,探析先秦两汉学术交融的历史潮流对医文相融会通的影响。第六,对先秦两汉文学涉医的范式与特点,及其对后世涉医文学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的概述与探论。学科之间的相互融通,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要特征。通过本文的研究,或有助于拓展文学与医学跨学科研究的视角,为更加全面地考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容与功能提供一些启示。
赵茂林[6]2004年在《两汉叁家《诗》研究》文中认为汉代传《诗》者主要有四家，其中鲁、齐、韩合称叁家《诗》，其文本、诗说皆已亡佚。不过，南宋王应麟就已开始辑佚叁家《诗》，清代学者更是多方搜罗，熹平《石经·鲁诗》残石也时有发现，所以叁家《诗》文本、诗说的面貌还是略可得见的。叁家《诗》的材料除了可用于《诗经》的校勘、训诂、意旨把握外，更有经学史、文化史研究的意义，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清代学者虽然作了大量的叁家《诗》研究工作，但由于过分强调今古文经学的区别、师法和家法的绝对性、叁家《诗》之间的同一性，其研究也就不见得客观，也就有必要重新考察叁家《诗》的有关问题。 《诗经》的一些篇章在春秋前期已开始流传，其成编主要得力于太师的教学，不过其可能经过两次甚至多次编订。春秋时期，《诗经》主要应用于乐工在各种礼仪场合的演奏中和列国公卿的聘问中。春秋末期，孔子以《诗》作为教授弟子的教材，于是其成为儒家递相传习的典籍。但儒家之外，战国各家也多传习。秦始皇“焚书坑儒”，禁语《诗》、《书》，《诗经》的流传受到巨大的冲击，不过其仍在各地以一种地下的方式传播，主要是口耳相传，因而到汉代，由于其流传区域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诗》本。 把出土资料、先秦传世文献所引诗句与汉代四家《诗》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从战国时期到汉初，《诗经》文本基本稳定，四家《诗》的文本来源是相同的。四家《诗》的异文，一部分来自先汉，也有一部分为汉代的产物。汉代四家《诗》分派应该主要在战国晚期至汉初这一段时间，差异也可能主要在这一段时期内形成。四家《诗》的文本，应该是在汉惠帝解除“挟书律”后，由讽颂转化而成的。在转化的过程中，并进行了一定的整理。 对《诗经》词句、诗意的解释和时代、作者的明确，在春秋列国公卿引诗时已有所注意，孔子、孟子、荀子在《诗经》研究的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还有不少知名、不知名的学者致力于《诗经》词句的研究。汉代四家《诗》继承了先秦的研究成果，虽然对具体材料的取舍不同，但继承方式却是相同的，即皆采取照抄、照搬的形式，说明汉代四家《诗》诗说有不少是在汉代拼凑而成的。当然，其诗说可能有一部分传自先师，但数量不多，主要是训诂材料。而先师，大致可以断定为秦朝不知名的儒者，但各家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往往附会其学传自子夏、荀子之类的名儒，实际为不实之词。 叁家《诗》与《毛诗》在文本上有差异，这差异表现在篇题、篇次、章次、句数、语序、字数、用字上，而尤以用字的差异大。而用字上的差异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除了诵读外，师承、记录、文字演变、流传、统治者的文化政策等也是使其致异的主要原因。再从分卷、篇数、章数上来看，四家《诗》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有差异的几项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形式上的，其所表达的意义却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有，也不大。所以，叁家《诗》的文本面貌和《毛诗》应该是大体相同的，在文本上没有显着的今文、古文之分。 叁家《诗》诗说虽然残缺，但就所使用的一些理论范畴来看，也有建立其侄释系统的努力。《鲁诗》有“四始”说，实际是对《诗》依内容进行了分类:《齐诗》翼氏学有“五际”说，则把《诗》篇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由周代的政治兴废来对二《雅》内容进行把握;翼氏学又有“诗之为学，情性而己”的说法，虽也与阴阳五行不无关系，但其的提出也是由对《诗》篇情性内容的认识分不开。 把叁家《诗》与《毛诗》比较，四家在训话上虽有异同，但训话水平大致接近;在义理发挥方面，四家皆以美刺言《诗》、以事证《诗》，但其中又有差异，四家对具体 《诗》篇所定美刺之旨有别，对具体《诗》篇认定的时代、作者也有差别。并且，在以事证《诗》方面，叁家“采杂说”的倾向比较突出，而《韩诗》尤其突出;《毛诗》则《诗》中求史的倾向明显。 就四家与阴阳五行、俄纬的关系来说，四家皆有以阴阳五行观念释《诗》之例，而俄纬盛行后，四家学者也多受其影响，但比较而言，《齐诗》与阴阳五行、徽纬之关系较为密切。 四家说《诗》特点，简要说来，《毛诗》《诗》中求史，且系统完善;《鲁诗》说《诗》近于质实;《齐诗》与阴阳五行关系密切，且以地理、风俗说《诗》;《韩诗》多“采杂说”，善“推诗之意”o 由叁家《诗》的学者数量来看，西汉时期，《鲁诗》传播较盛，但从不同时期学者数量的变化来说，其在叁家中的传播优势主要在文帝到宣帝时。宣成之世，则《齐诗》崛起。《韩诗》的传播也在西汉后期逐渐转盛。于是，在西汉后期实际上形成了叁家竞丽的局面。东汉时期，整体上，《韩诗》传播占优。但在前期，叁家的传播都较盛。不过，东汉中后期齐、鲁两家逐渐衰落，而《韩诗》仍保持较好的传播态势。.就叁家《诗》的传播区域来看，都有从其创始人之地逐渐扩张的特点，但具体来说， 《鲁诗》鲁人研习者较多，《齐诗》齐人研习者较多。不过，以鲁学、齐学涵盖《鲁诗》、《齐诗》的传播不见得行得通。鲁人也有习《齐诗》与《韩诗》者，齐人也有习《鲁诗》与《韩诗》者，且数量比较多。 叁家《诗?
朱金艳[7]2013年在《从人体空间到建筑空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社会,人们对建筑空间的内部装饰的需求越来越高。随着建筑空间装饰的兴起,人们也开始把装饰设计引入到交通工具内部空间的装饰设计上。从飞机到高铁,从舰船到轿车,越来越多的交通工具对装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实际的高铁内部空间装饰设计中,存在着一些不可回避的具体问题,使得以往应用在建筑空间中的装饰设计方法和经验很难被应用到车内空间中来。这些实际问题是本论文的出发点。本着打通车内空间与建筑空间之间的障碍,而开始了对不同功能空间共性的研究和应用的研究和探索。车内空间与建筑空间的区别非常明显,差异巨大,无法直接进行学科内的交叉应用。在引入了共性思维的方法以后,车内空间与建筑空间的共性是叁维空间,只是一个能动一个不能动。而研究叁维空间的科学就是几何学,它在建筑中的应用极其广泛,在几何学中有一个研究形体在连续变形下几何性质不变性的分支——拓扑学,它对叁维空间的种类进行了极大的简化,所有叁维结构都可以归纳为叁种。拓扑学的工具对于我们认识叁维空间提供了极其有效而方便内的工具。从车内空间到动物,再到人体,它们都是具有能动的性质。而对于人体空间的研究,在中医上已经有了很成熟并且经过大量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这些经验和理论能否运用到建筑空间中来,并且为解决上述实际问题而给予启发和帮助。人体是极其复杂而庞大的系统,世界上任何建筑的复杂程度都无法与人体相提并论。因此,在了解中医理论体系时,对于人体的认识就非常重要,借助拓扑学我们对人体进行了极大的简化,而且这种简化并没有改变其几何性质,这种拓扑学的简化对人认识人体空间,以及学习中医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这些帮助对于认识中医,以及中医对人体的阴阳五行的划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简化人体空间,认识到中医对于人体的阴阳划分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以及由此而确定的人体脏腑器官的五行属性,就很容易被人所理解。同时,由于阴阳可以普遍性的解释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现象,而阴阳运行的过程,总共只有五种状态。同时,这五种状态之间存在着非常明确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中医对于人体空间的认识。基于对人体空间的阴阳五行的划分,以及对疾病的阴阳类别的界定,就可以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从而实现调节人体机能,治疗疾病的作用。这种治病的机制历经几千年,被大量的临床所证实,说明这套理论在实际问题中确实具有很好的效果；因此,可以把这种在中医和人体上确实有效的理论体系,移植到建筑空间中来。要把人体空间的理论和经验移植到建筑空间中来,首先需要对建筑空间的阴阳和五行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划分。只要确定了建筑空间的阴阳,那么阴阳运行的五种状态也就自然明确下来了。要对建筑空间进行阴阳划分,需要我们从建筑的主体人的最基本的需求——生存出发,去探寻建筑的阴阳。由此而确立了建筑空间的阴阳与人的阴阳划分是相符的。并且从最为重要的建筑物——住宅为例进行分析,由此而得出建筑空间的五行。在过去,人的大部分行为都在住宅中完成,出生、成长、教育和结婚生子直至死亡,因此,住宅对于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使得住宅成为了建筑空间五行分类的代表。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很多住宅内的功能扩展到住宅外部,从而出现了各种功能的建筑和设施,但这些功能与住宅中的功能空间的空间性质还是保持一致的。因此,住宅功能的扩展,使得我们发现了住宅中的过道空间与交通工具的空间具有相同的功能,从而也具有相同的五行属性。由此,我们从人体空间出发找到了车内空间与建筑空间,以及人体空间与建筑空间之间的不同功能空间的共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希望通过这些研究,给从事建筑设计和装饰设计的相关人员带来一些新的思维方式。
李学卫[8]2010年在《先秦易学哲学》文中认为人类认识世界离不开主客二分意识和逻辑思维。不存在没有主体意识、客体意识的人,也不存在没有主体、客体意识的认识过程。中国先民追求“天人合一”,不等于中国先民没有主体意识。以人观人、以物观物、以天观天,并不是没有主体意识。中国先民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要思考、判断、要推理,当然有自己的因果逻辑。中国先民在思考哲学问题的时候早就有了抽象的概念。例如,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的意义早就超越了自然界元素说。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虽然朴素,但形态成熟,西方近现代哲学具有现代性,但发展并未成熟,后现代主义洗礼后的西方哲学一样会重视人的价值。就人类思维方式来说,思维方式总是从形象思维发展到抽象思维,再发展到数理模型思维,然后在更高的层面上继续发展。中国传统哲学是这样,西方现代哲学也是这样。所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的描述注重过程,具有动态整体性,它对世界的结构描述比较模糊和抽象。西方哲学对世界的描述注重结构,具有静态精确性,它对世界的过程描述比较模糊和抽象。马克思总结人类早期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时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它一方面积极消灭宗教,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来说,它自己还只会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①。《周易》的哲学思想也正是在中国上古卜筮文化中产生,并在其中发展壮大。人类的社会实践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理性的极限处人们不得不诉诸超验的感性。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并无截然的分界线,这就给占测术留下了生存空间。占测术正是先民把握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可贵尝试。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虽可用于占筮,然其中含有先民卓越的理性思考。随着人类的文明进步,理性的预测行为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愈来愈大,非理性的预测行为的作用愈来愈小。《周易》卦爻辞的构筑不再以吉凶为核心,而是以神道设教的形式教导人们通过修德趋吉避凶。《周易》卦爻辞重德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崛起的里程碑。可以说《周易》本政教典训之书,卜筮为其外壳、形式和功用之一,并非作易之唯一目的。西周以降,其占筮参考作用不断下降,至西汉京房纳甲说流行后,占筮者既很少引用《周易》卦爻辞解卦,其作为占书的参考作用消失殆尽。《周易》在春秋时已经具有决策国事和辅助政教等职能。此后,其义理方面功用不断发展,中经《易传》作者哲理化发挥后,至汉初,《周易》终被儒者尊为五经之首,易学经传着作遂成为后世儒者发挥学术思想的诠释核心文本。
毕亦痴[9]2013年在《中英现当代时装设计思维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解开两国时装设计差异的原因，本文从造型要素、装饰要素与服装设计方式叁视角分层级分别解析了两国现当代时装设计，经过纵向梳理与横向比较，总结出中英现当代时装设计的差异，并通过这叁方面所反映出的设计思维，由表及里、层层递进地概括出两者的思维差异。第一章简要概说中英现当代时装历史后得知两国时装设计经过萌兴与停滞先后步入蓬勃发展期，两国时装外观与设计方式明显不同。第二章从造型要素角度解析中英现当代时装设计并从中观察设计思维差异。通过分析中英两国经典与创意时装的造型实例，回溯传统服装造型、传统绘画外观，得出中英两国时装造型受显性与隐性原因的双重影响，有各自的造型习惯。中英两国现当代时装造型所反映出来的思维差异是“关注轮廓”与“关注结构”，中英传统服装所反映出来的思维差异是“隐形障闭”与“彰显身型”，两国传统绘画形象所反映出来的艺术思维差异是“平面、线条”与“立体、块面”。这叁个差异共同反映出两国现当代时装在造型时“形”与“型”的思维差异，中国重视线条，英国重视结构。第叁章从装饰要素角度解析中英现当代时装设计并从中观察设计思维差异。通过分析中英两国经典与创意时装案例得出两国现当代时装装饰的特点：中国时装多采用图形类装饰，较重视图意，英国时装喜好实物类装饰，较重视物体。通过回溯两国传统服装的装饰手段、方式与动机，得知中国传统服装采用刺绣图形的“图饰”，以意象暗喻的方式委婉地表达内心，英国传统服装以连缀各式有形物件的“物饰”形式吸引视线与炫耀实力。又通过分析两国传统绘画的艺术形象形态，得出以下观点：中国传统绘画注重内心感觉，追求意境与气韵，英国传统绘画依赖视知觉，追求真实与细节，反映出两者“意象思维”与“具象思维”的差异。通过对两国时装装饰显性原因与隐性原因的探讨，总结出两国的装饰喜好，同时也反映出两国设计思维的差异：中国设计重“意”，抒发内在情感，英国设计重“物”，强调视觉观感。第四章从服装设计方式角度解析中英现当代时装设计思维。通过分析两国的设计过程与表达方式，得出两国现当代时装设计方式的特点，中国设计师普遍采用“想设计”“画设计”方式，英国设计师普遍采用“实验设计”“做设计”方式。又分析了两国设计教育理念、教学过程，得知设计教学对两国现当代时装设计方式产生直接导引作用，中国设计教学旨在传授知识与技能，强调“联想”与“绘图”，英国设计教学重在培养研究能力与设计方法，强调“过程”与“逻辑”。通过简要阐述两国传统思想及思维形式，得知中国现当代时装设计方式充分体现了中国思维“合”、“悟”、“象”的特点，英国现当代时装设计方式充分体现了英国思维“分”、“究”、“物”的特点。经过对中英现当代时装设计表因与内因的探讨，归纳出两国的设计思维：中国设计是“合象顿悟”的，将大量有动态联系的可观之现象整合、联系在一起思悟；英国设计是“分物深究”的，按逻辑依据一批可触之实物分段、分类地分开来渐进研究。结论中将两国造型、装饰与设计方式贯通起来推论与比较，本文认为中英传统文化差异造就了中英现当代时装设计“精神”与“视觉”之差异，反映出两国设计思维为“意动”与“物进”之差异。
宋新娟[10]2010年在《中医传统图式符号审美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代社会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促使文化与艺术设计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只有蕴含独特文化的设计作品才能成为世界现代设计的主角。然而,当下设计界虽大讲学习传统,但范围过于宽泛,大多还是从吉祥图案出发的符号研究,缺乏新意。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医理论、方剂、语言、陈设以及相关传说都为当代艺术设计提供了活的传统文化标本。中医传统图式符号是中医文化的视觉反映,其单纯而多变的造型样式,丰富且独特的组织结构,使我们感受到中医的博大精深,通过中医传统图式符号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并有利于我们吸取营养,产生新的医学视觉符号。本文从六个部分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绪论部分首先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等方面进行了概述：目前,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中医呈现出许多尴尬的局面,中医本身形象的庞杂和含混使得人们对中医文化内涵不得而知,甚至有的江湖郎中、招摇撞骗者也都打着文化的幌子使人们对中医的形象大大折扣。中医现有的图式符号在表达形式上与西医相差无几,不能够体现出中医的传统文化和理念；现有图式符号杂乱而不统一,不能够形成统一的视觉形象；现有图式符号缺乏中医理论、药材、方剂等方面的图式说明。因此,有必要建立善而有特色中医形象,并使其视觉化,系统化,从而有效地传递中医所体现的中国文化和独特的治疗方式以及人们在其中感受到的文化和美的熏陶。但是,目前国内设计界与学术界对中医图式符号的美学思想、审美特征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数局限于中医理论探讨上；而设计界对中医图式符号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审美文化并不十分了解,因此,无法转换成为有中医特色的视觉形象符号的设计。对视觉符号的研究大多数停留在对已有符号的分析上,缺乏具体的创作方法的研究,对传统符号的分析大都过于笼统,缺乏细致深入的考察；缺乏实际的案例与具体设计方法研究。其次,对“中医”和“图式”等基本概念做了界定,比较了“图式”与“图形”、“图像”、“图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第二章从中医图式符号的起源于发展出发,通过对中医图式符号发展的不同时期(萌芽、定形、发展、完善、衰落)呈现出的不同特点,总结中医传统图式符号的衰变原因。第叁章从中医传统图式符号的分类、组织结构、造型特点等叁个方面简述了中医图式符号的基本特征。第四章阐述了中医传统图式符号的审美特征及文化内涵。通过中医传统图式符号的形式美和意蕴美的分析,找寻影响中医图式符号形式的思想渊源,总结出阴阳五行理论、儒释道文化对中医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了中医传统图式符号的造型形式。第五章分析了中医传统图式符号的局限性,由于其注重细节、依赖文字的手工化的表达方式和缺乏规范与管理的混乱使用,使中医传统图式符号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中医形象建立的要求。但当下的国际形势又对中医的图式符号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建立新的中医符号识别体系,但该体系的建立必须体现中医的特色,中医传统图式符号中包含的“贵生”理论和“以形写神”的手法可以为我们现代中医图形符号系统的设计提供设计的素材。第六章对中医图形符号体系的建立做了一定的探索。首先分析了中医的形象概念,通过中医与文学、艺术、民俗、节日、工艺等文化形式的相互关系的探讨,总结出中医具有整体、秩序、诗性、自然、意象、变化、神秘等形象特征；其次,根据中医的想象特点,选择合适的表达符号,即对中医图形符号体系设计的形状、线条、构图、色彩、材质等形式美因素做了一定的总结。通过图形符号设计的分级处理,概括并设计出部分中医图形符号66个,为现代中医学视觉符号体系的构成提供了一定的参考。结论部分提出了建立中医公用信息图形符号素材库的构想,并对中医标识化公用信息图形符号的应用及管理策略提出建议。最后客观地指出了论文的某些局限。本文从审美角度出发,研究中医传统艺术符号的基本内容和造型规律,并对其审美特征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从艺术设计角度出发,探索中医传统图式符号的创新与应用的具体方法,为增强中医系统的视觉识别性总结了相关符号设计的原则。通过对传统艺术符号的借鉴,设计了富有特色的关于中医理念、中药材的识别符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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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两汉叁家《诗》研究[D]. 赵茂林. 扬州大学. 2004
[7]. 从人体空间到建筑空间[D]. 朱金艳. 西南交通大学. 2013
[8]. 先秦易学哲学[D]. 李学卫. 西藏民族学院. 2010
[9]. 中英现当代时装设计思维比较研究[D]. 毕亦痴. 苏州大学. 2013
[10]. 中医传统图式符号审美及应用研究[D]. 宋新娟. 武汉理工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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