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是这样爆发的(下)——假如苏联先发制人……（论文文献综述）
贺孝康[1]（2021）在《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文中研究表明在什么条件下,霸权国倾向于对崛起国使用武力或保持和平?除了战争与和平,霸权国对崛起国还有哪些可用的战略工具?既有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尽管汗牛充栋,但却莫衷一是。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这些存在于学术研究里的问题逐渐浮现于现实政治中。既有研究并不能合理解答上述问题。对于霸权国是否会对崛起国动武的问题,现实主义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在现实主义视野下,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被描述为“修昔底德陷阱”;力量的不均衡增长导致的权力转移是战争不可避免的根源;预防性战争则是霸权国消除挑战的最佳选择。然而,这种理论推论却很少得到历史证据支持。除传统的斯巴达对雅典的战争、西班牙对英战略符合预防性战争的预测外,英国对法国、俄国、德国、美国四个主要崛起国的战略中都没有使用预防性战争;美国对苏联、西欧、日本等国的战略行动也从未实际执行过大规模战争。遭遇预测与现实相矛盾的例子还有霸权和平论。实际上,霸权国的权力优势并不能保证其必然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行事。英国凭借权力优势大肆进行殖民扩张;美国借助在冷战后初期的权力优势试图同化中国。因此,既有研究尽管能够提供部分的解释,但仍然无法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本研究根据实力相对变动提出影响霸权国对崛起国战略的三个结构性条件和三个中间变量,并将具体的战略工具分为四种类型。霸权优势、霸权挑战和霸权衰落是三个结构性条件。结构性条件塑造了霸权国的战略环境和目标以及战略选项的范围。在霸权优势条件下,霸权国拥有理想的战略环境,其目标是长期维持既有权力地位,有相当大的战略自由。在霸权挑战条件下,霸权国受到结构性压力,其目标是消除挑战,战争可能会成为霸权国的选择。在霸权衰落条件下,霸权国行动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其目标是争取时间以恢复实力,因而往往采取绥靖政策。三个中间变量为霸权国的战略认知、既定关系和第三方因素。中间变量对霸权国的战略选择也有不同的影响。霸权国的战略工具有四种:战争、削弱、同化、绥靖。在结构性条件和中间变量的综合作用下,霸权国最终确定对挑战国的战略。本研究还根据战略类型进行案例研究:西班牙对英国的预防性战争（1585-1598）;美国对苏联的削弱战略（1982-1991）;美国对华同化战略（1996-2016）;英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1933-1939）。本研究发现,战争很少被实际使用。面对崛起国的挑战,霸权国最常使用削弱战略。衰落的霸权倾向于缓和与崛起国的关系。2015年之后,美国经济发展有所恢复。在霸权再起背景下的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以前对中国的让步和妥协变得难以容忍。美国政府重新获得权力优势和对中国修正主义意图的判定促使特朗普将对华战略推向削弱。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对华削弱战略既拥有有利因素,也面临很大的制约。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发展的密切联系给予了美国削弱中国发展的机会,中国的发展越依赖世界,美国的削弱战略就越容易实施。但同样依赖中国和世界的美国也会从对华削弱中丧失部分收益。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对中国的削弱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选择。
周方舟[2]（2020）在《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研究》文中认为在国际体系中,经济制裁是国际行为体为了达成特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目标而使用的重要对外政策工具之一。经济制裁众多功能中的威慑功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制裁在国际体系中使用频率的增加,经济制裁的威慑功能面临着有效性不稳定、无法发挥出预期功效的困扰。因此,本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哪些要素影响了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的发挥?这些要素具体包含哪些变量?其影响机制是如何运行的?本文首先明确了经济制裁中包含威慑功能。一方面,从经济制裁的角度来看,作为一项强制性对外政策工具的经济制裁具有惩罚、胁迫、发出信号等多种功能,其中还包括威慑;而威慑功能又是经济制裁中的深层次功能。另一方面,从威慑战略的角度来看,经济制裁可以作为经济武器发挥威慑力,因为它具备成为威慑手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既然经济制裁的威慑功能十分重要而又难以实现,则需要研究使经济制裁威慑功能奏效的构成要素与实现机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借鉴威慑理论对战略威慑有效性的研究,从经济制裁发起方的实力、发起制裁的意愿与威慑信息的传递入手,结合经济制裁所使用的手段进行分析,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确定这4个要素各自所涵盖的具体变量,并对这4个要素中的具体变量进行衡量与分析,阐明各自的作用机理,最后再结合两个案例进行分析与检验。接下来,本文分别分析了经济制裁实力、制裁手段、制裁意愿与制裁威慑信息的传递这4个要素各自所包含的内容与作用方式。第一,经济制裁实力包括制裁发起方的物质常规能力、经济伤害实力、核武器潜在威慑力与制裁受国际支持程度,并运用熵权法与层次分析法对所收集的历史数据与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确定了以上要素各自对制裁实力的贡献度大小。第二,本文明确了经济制裁所使用的手段包括贸易制裁手段与金融制裁手段,这其中,贸易制裁手段的单独使用受到越来越多障碍的阻挠,而金融手段在经济制裁中占据着更明显的优势。第三,对经济制裁发起方威慑意愿的评估考察的是制裁发起方对制裁净收益与不制裁净收益的衡量,若前者大于后者,则制裁意愿强烈;若后者大于前者,则制裁意愿微弱。本文根据这一逻辑,总结了经济制裁中制裁发起方通常产生的5种收益-成本计算结果模式。第四,对经济制裁威慑信息传递的分析主要从制裁发起方对信息的表达、信息传播途径、目标国对信息的理解三方面入手予以展开。最后,本文通过一个成功案例与一个失败案例分析了4个要素在经济制裁案例中的作用过程与影响方式。本文将视角聚焦于经济制裁中的威慑功能,尝试加深并细化对该功能及其有效性的剖析。同时,为了更好理解未来国际局势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政策、激发经济制裁在应对反恐或防止武器扩散等具体目标上的积极意义,以及合理应对中国面临经济制裁时遭遇的挑战,对经济制裁及其威慑功能有效性的研究还应不断加强与拓展。
游启明[3]（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黄毓森[4]（2019）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战争,是人类社会一种复杂且特殊的交往形式,其发展演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战争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同的因素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战争造成不同的影响。经济,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影响因素,则在战争的各个方面发挥着更为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无论是整体战略的确定、作战对象的认定,抑或是作战手段、作战模式的选择,无一不受到经济的影响与制约。与此同时,战争也会对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本论文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现代战争的经济动因、经济基础、经济成本以及经济收益等方面展开论述。论文从自然空间利益、社会空间利益、认知空间利益三个层面出发,对战争的动因展开探讨。通过分析,论文认为现代战争的动因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网络的交融而显得愈发多元,但归根结底都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随着现代战争技术含量的持续提升,战争对社会经济支撑的要求也正日益提高。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是基于知识的信息经济发展模式,而非过去那种基于原料与劳动力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这一深刻转变,也会对建立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战争产生诸多影响。论文从战争物质生产、军事人力资源、战略战术制定三个方面出发,对现代战争的经济基础进行探讨。在人类的军事实践活动中,战争并非完全被动地决定于社会经济状况,同时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战争的社会经济功能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战争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阻滞的影响;另一方面,战争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促进作用。这是战争与经济辩证关系研究最为基本的思考起点,也是战争与经济辩证关系研究的逻辑基础。按照时间维度展开,论文对现代战争准备期间——进行期间——结束之后的经济成本进行分析,并通过对现代战争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的多维度透析,以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战争的经济成本。与此同时,论文还从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经济发展动力的增强以及军事技术的先行发展与社会转移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战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总结分析现代战争的动因、经济基础以及战争的经济成本与经济收益的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在未来应该以怎样的思维、怎样的方式来实现富国与强军的有机统一,走好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曹晓云[5]（2019）在《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欧美关系是大国关系中最密切同时又正经历着剧烈变动的一对关系。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和欧洲安全局势均发生变化。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下降,大西洋联盟的核心基础动摇,欧美外交政策和跨大西洋关系均受到巨大冲击。欧美关系在冷战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上升,欧盟希望摆脱冷战时期一直受美国控制的状态,与美国发展平等的伙伴关系。而美国的反应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不得不重视欧盟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新角色和新地位,并谋求在继续保持跨大西洋联盟和推进北约转型的同时,重视与欧盟发展关系,欧美先后通过《跨大西洋声明》、《跨大西洋新纲要》等文件和机制。与此同时,由于欧盟在国际政治、经济等领域影响力的增大,欧盟在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进程中的发言权也在增大,这使得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产生疑虑和担心。美国认为,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大与美国对欧政策和战略利益相冲突。事实上,欧盟的发展给美国霸权和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新的挑战。由此,欧美特殊关系在冷战后调整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双方在各领域矛盾分歧日渐凸显。通过梳理和总结冷战后欧美关系的演变,本论文认为,冷战后欧美在保持合作的前提下,双方在地缘安全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竞争和分歧构成了冷战后欧美关系的重要内容,也将作为影响未来双方关系的主要因素延续存在下去。欧美地缘安全关系一直以来被视为欧美关系的晴雨表,也是欧美同盟一直得以保持的最主要原因。冷战后欧美地缘安全状态和战略目标出现分化,为了应对冷战后国际格局和欧洲安全秩序发生的变化,欧盟加强一体化和独立防务能力的建设,试图取得在欧洲安全领域更大的话语权,然而,美国仍将将北约继续作为维护美国欧洲霸权的工具,主导北约进行东扩和战略调整,欧美在欧洲安全主导权、俄罗斯的崛起和地区重大国际问题等方面摩擦和分歧不断。欧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的分歧也影响和牵动着欧美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冷战后,欧盟通过东扩和统一货币,成员国增至28个,欧盟的经济实力也随之大增,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欧美在农产品、工业制成品以及围绕拓展国际市场等方面的竞争不断加剧,尤其是欧盟推出统一的货币欧元,欧元的正式诞生和运行对美元和美国金融霸权形成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诱使欧债危机发生以来,欧美也因应对危机的路径和举措方面发生分歧,合作受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全球经济治理、全球气候治理,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成为国际关系和欧美关系的新内容。欧盟试图通过全球治理来推广欧盟“善治”的理念和强化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但美国将全球治理作为自己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欧美对全球治理存在认识上的“温差”,在应对全球事务的手段和措施也不同,导致欧美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摩擦和分歧也不断。冷战后,欧美在地缘安全、经济领域和全球治理等领域分歧的增大,给欧美关系和国际格局均产生了重大影响。跨大西洋联盟日益走向松散化。欧美政治联盟裂痕扩大,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外交安全政策不同步性凸显,决定了后冷战时期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欧美分歧的扩大也将推动国际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继续发展。欧盟和美国一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对象。作为当今国际社会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与欧美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欧美分歧有利于中欧合作范围和共同利益扩大,也有利于中美欧三边关系的互动,因此我们既要客观理性认识欧美存在的分歧,利用欧美之间的分歧,充分认识到中美欧三边关系的重要性,运作和管理好中美欧三边关系,又要进一步提高战略定位,发展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中国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力,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胡小芬[6]（2019）在《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痛苦和恐惧。在全球反恐浪潮之下,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并未得到全面遏制。面对国际恐怖分子的猖獗肆虐,如何有效防范和惩治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切实保障国家和民众的安全成为各国现实而紧迫的任务。“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采取单边武力行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预防性自卫理论和实践逐渐进入国际反恐领域。人们对预防性自卫的评价褒贬不一,一方面因能够及时制止即将发生的恐怖袭击而获得人们的赞许,另一方面又因存在较大的滥用风险而被广泛诟病,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运用成为最受争议的国际法问题之一。国际恐怖主义既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峻挑战,也是对人类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肆意践踏。面对凶暴残忍的国际恐怖分子,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显得捉襟见肘,单纯的事后惩治模式不足以有效保障国家和民众的安全。有鉴于此,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甄别。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是针对国际恐怖分子紧迫的武力攻击威胁而率先使用武力的行为。在当前国际反恐大背景之下,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有着明显的必要性,恐怖袭击的瞬时性与毁灭性使它成为国际反恐的现实需要,它既可以弥补法律事后惩治的不足,又可以弥补国际反恐合作的局限,还可以弥补国家自卫和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局限,是一种有效的事前防御措施。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和国际恐怖组织的恐怖主义犯罪是它的实施对象。就法律正当性而言,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既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也具备法律经济学上的正当性。从法理视角来看,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通过及时制止迫在眉睫的恐怖袭击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和民众的安全,可以有效阻止国际恐怖分子对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肆意践踏,还可以有效遏制国际恐怖分子对社会秩序的蓄意破坏,因而符合法的安全价值、人权价值和秩序价值。与此同时,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也符合法的正义价值:一方面,在安全价值与平等价值相冲突时,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为保障多数人的安全而降低平等的重要性符合国家的理性选择,因为在安全与平等不可兼顾的极端情形下,先天的心理特性或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氛围会使人们在两者之间更倾向于安全;另一方面,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大于其所损害的个人利益,符合利益衡量中的比例原则,是国家权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后的合理选择。从法律经济学角度来看,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预期法律收益大于预期法律成本,即其所带来的利益大于其所造成的损害,因而既具有经济合理性,又符合法的效率价值。就合法性来讲,国际习惯法为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提供了合法性依据。首先,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家实践可以证明预防性自卫在现代国际法中的合法性。1837年的“卡罗林号”事件、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15年法国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轰炸等,均是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家实践,且均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认可。其次,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际组织决议可以证实预防性自卫的合法性。从安理会对1967年以色列武力进攻埃及等阿拉伯国家、1981年以色列偷袭伊拉克核反应堆以及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所作决议来看,预防性自卫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有关行动也仅因不符合预防性自卫权的行使条件而遭到拒绝。再次,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司法判例可以佐证预防性自卫的合法存在。1946年东京军事法庭明确认可荷兰对日宣战是在行使预防性自卫权;1946年纽伦堡军事法庭以德国军事行动不符合预防性自卫权的行使条件为由否认德国对挪威的军事进攻构成合法的预防性自卫,并重申预防性自卫权的行使要件。最后,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公法学家之学说也证明了国际社会对预防性自卫的认可。着名法学家西塞罗、格老秀斯、瓦特尔等均认为预防性自卫是合法的,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奥本海、麦克杜格尔,以及我国部分国际法学家也认为国家在面临紧迫的武力攻击威胁时有权采取预防性自卫行动。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国际社会尚未形成有关预防性自卫的普遍实践,然而根据速成国际习惯法理论,只要国际社会就预防性自卫形成了比较明确和一致的共同法律观念,预防性自卫就可以构成国际习惯法。然而,考虑到国际法限制国家单边使用武力的总体发展方向,必须对预防性自卫的适用范围进行严格限制,笔者认为应在一般性禁止预防性自卫的前提下,准许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作为一种例外情况合法存在。为防止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被滥用,须对其课以严格的限制条件,将其实施范围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之内。国际恐怖袭击威胁构成“武力攻击”威胁、恐怖袭击威胁真实存在、恐怖袭击威胁具有紧迫性、符合相称性标准是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实施的实质要件;及时向安理会报告则是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实施的程序要件。另外,针对国际恐怖组织的恐怖主义犯罪而实施的预防性自卫还必须征得所在国的同意。一般而言,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合法实施必须同时满足上述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虽然自卫国违反程序要件并不必然导致自卫行动不合法,但自卫行动的合法性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甚至有可能成为自卫行为违反国际法的初步证据。现实中,国家滥施预防性自卫的案例客观存在。然而,由于预防性自卫缺乏完备的法律责任制度,受害国难以追究滥施预防性自卫的国家和个人的法律责任,滥施预防性自卫的行为也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构建预防性自卫滥用的责任追究制度,可以以“必要性”和“相称性”为判定标准,由安理会作为判定机构来判断国家武力反恐行为是否构成预防性自卫的滥用,并追究滥用国及其相关责任人的国际法律责任。滥用国承担国家责任的主要形式是停止不法行为和赔偿损失,滥用国拒不承担责任的,将面临安理会的经济、政治或军事制裁。代表国家的个人滥用预防性自卫构成国际犯罪的,可以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追究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此外,为防止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逃避法律责任,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联合国改革,如采用“被动弃权”方式排除当事国的否决权,从而使所有国家和个人滥用预防性自卫的行为均受到应有的惩罚。
李杉[7]（2019）在《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 ——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分析》文中认为“联盟”和“强制”都是人类社会的古老现象,同时也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经典命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未能充分解释联盟实施强制外交战略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与国际政治舞台上联盟参与强制与反强制的丰富实践存在脱节。本文试图通过对威胁信号的分析,来解释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战略的影响。本文首先建构了强制外交情境下联盟的凝聚力模型和分类。本文认为,联盟凝聚力是联盟内部实力分布和联盟外部威胁水平及分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联盟内部实力分布产生联盟成员间的约束力,实力强大的成员更容易控制实力弱小的成员;联盟外部威胁水平及分布产生联盟成员间的向心力或者离心力,每个成员均受到严重而对称威胁的联盟更容易实现力量的凝聚。由此,本文依照这两个维度,采用类型化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联盟凝聚力的七个理想模型。本文进一步建构了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战略影响作用的分析框架。借助对威胁信号的分析,从信号拟制、信号传递、信号解读和信号反馈四个阶段,分析解释了联盟凝聚力如何影响强制外交的运作。本文借助第一次朝核危机（1993-1994）、第二次台海危机（1958）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1911）三个案例,对七个联盟理想型中的五个在强制和反强制冲突中的表现进行了验证。结论认为,关于联盟凝聚力假设:联盟成员受到的外部威胁高且对称,则联盟凝聚力水平较高;当对称性联盟中成员受到的外部威胁水平比较低或者严重不对称,则联盟凝聚力水平较低;非对称性联盟中强国受到的外部威胁水平与联盟凝聚力正相关;当非对称性联盟中的强国受到高度的外部威胁时,联盟内部的极化程度与联盟凝聚力正相关。关于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战略的影响:低凝聚力不利于联盟实施强制外交战略的成功,而高凝聚力有利于成功;但是联盟凝聚力与强制外交战略成败之间不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
杜晓东[8]（2019）在《应对“斯芬克斯”的挑战 ——美国对纳赛尔主义的政策研究（1953-196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中东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纳赛尔主义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消除贫困和落后,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新埃及。在外交上,纳赛尔奉行“积极的中立主义”,追求埃及领导下的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并把社会主义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与美国在中东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建立西方主导下的中东防御体系的战略目标相悖。本文试图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英美和以色列的解密档案,研究美国政府在面对纳赛尔主义的挑战时的认知和决策过程,以及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影响。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提出选题的缘起与意义,概括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指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写作方法,以及重难点及创新点。正文部分共五章。第一章阐述了战后初期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对埃及政策的演变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很快由战时盟友变成冷战对手。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试图构筑包围苏联的全球防御体系,中东地区正是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环节。而埃及是中东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并拥有苏伊士运河这一战略要地。为此,杜鲁门政府提出建立以埃及为中心的“中东司令部”或“中东防务组织”。然而,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存在阻碍了美国目标的实现。为了打破英埃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谈判的僵局,美国积极协调,但英埃两国的顽固立场使美国的调解屡屡受挫。英埃谈判的僵局和埃及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惨败激化了埃及的国内矛盾,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了七月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在此过程中,美国暗中与自由军官组织建立了秘密的联系,并支持他们发动军事政变,由此促成美埃关系的短暂“蜜月期”。第二章论述了纳赛尔主义的兴起与美国对埃及拉拢政策的失败。纳赛尔掌权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探索出一条发展道路,即在埃及实现完全独立的基础上,高举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大旗,向阿拉伯世界“输出革命”,建立埃及领导下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在外交上,纳赛尔奉行和平中立与不结盟的政策,不选边、不站队,避免依赖社会主义阵营或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任何一方。纳赛尔的这些政策统称为纳赛尔主义。此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拉拢埃及加入美国主导下的中东防御体系,协调英埃解决了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承诺向埃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提出解决阿以冲突的“阿尔法计划”。然而,两国相悖的战略目标使美埃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在埃及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拒绝美国经济援助的附加条件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美英相继撤回了援建阿斯旺高坝的承诺,由此引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为了化解这次危机,美国提出苏伊士运河国际化等方案,但这些方案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此后,英法联合以色列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然而,在美苏和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压力下,三国狼狈地撤出。第三章叙述了纳赛尔主义的新高潮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遏制政策。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胜利不仅彻底清除了英法殖民主义的残余,实现了埃及的真正独立,而且使埃及成为席卷中东和北非沿岸的新民族主义的源泉。此后,纳赛尔在中东大力鼓吹“阿拉伯革命”,传播阿拉伯民族统一和团结反帝的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为了遏制纳赛尔主义的高涨,美国出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试图扶持亲西方的阿拉伯保守政权孤立纳赛尔及其盟友,防止苏联势力对中东的侵蚀。然而,约旦危机、叙利亚危机和黎巴嫩危机证实艾森豪威尔主义非但未能达到目标,却有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模糊首要目标之嫌。为此,美国政府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和解,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抵制苏联共产主义。第四章论证了纳赛尔主义的收缩与美国对埃及的平衡政策。肯尼迪政府在吸取前任教训的基础上,在中东推行“不偏不倚”的“平衡”政策,把改善与纳赛尔的关系列为新边疆问题中的首位。为此,美国对埃及实施了大规模的“粮食换和平计划”,以引导纳赛尔集中力量谋求国内的发展,而不是在国外制造麻烦。与此同时,对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美国政府虽乐见其成,但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叙利亚脱离阿联。美国的立场赢得了纳赛尔的好感,两国关系出现短暂的缓和。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9月的也门政变为纳赛尔再次推行激进的“阿拉伯革命”提供了新契机。埃及出兵也门意味着肯尼迪对埃及平衡政策的失败,两国关系再度恶化。第五章剖析了美国“扶以制阿”的政策及其对纳赛尔主义的打击。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重点是大力扶持以色列,利用以色列打压纳赛尔主义在中东的扩张势头,并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美以“准联盟”关系形成。随着美苏在中东争夺力度的加大和阿以局势渐趋紧张,“六.五战争”爆发,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失败。纳赛尔主义受挫,纳赛尔本人也忧愤成疾,于1970年离世。结语部分对正文的观点进行总结和凝练,归纳出美埃关系发展的特点,并就美国应对纳赛尔主义的措施进行总体评价。
鄢骁[9]（2018）在《第二太空时代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可信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进入第二太空时代,在这一时期,太空态势由两极对抗逐渐发展成“拥挤、竞争、对抗”,美国认为其太空霸权及太空安全的稳定性正在被削弱。为了慑止其他国家挑战其太空霸权,保护太空资产免受“威胁”,美国对太空威慑战略进行构建与调整,加强对其他太空行为体的威慑力度。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核心是可信性,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首先,基于美国政府出台的相关战略文本,对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环境（即第二太空时代）、目标、手段进行阐述。第二,通过构建定性分析模型对影响美国太空威慑战略可信性的因素进行分析,然后根据上述因素分析该战略在威慑手段和对象两方面存在的可信性问题。第三,论述美国提升其太空威慑战略可信性的相关措施。最后,从战略本身和太空实力发展面临的挑战方面评估美国太空威慑战略可信性问题的根源以及未来走向。
李卓珊[10]（2018）在《苏联“瑞恩”情报行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关系急剧恶化,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对苏全方面施压,引起了苏联的恐慌。苏联决策层认为北约国家准备对苏联发起核导弹攻击,于是开展了“瑞恩”情报行动,希翼通过情报活动对即将到来的“核攻击”进行预警,以便在战争到来时做出先发制人的反应。“瑞恩”情报行动是苏联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情报行动,几乎所有华约国家情报机构参与其中。这一行动反映了苏联决策者对形势的误判,暴露了苏联在情报工作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这对改进我军的情报工作,尤其是做好预警情报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论文以“瑞恩”情报行动的背景、开展、升级和落幕的历史顺序,对行动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分析。论文共有五章,基本框架是:第一章为绪论,主要梳理了研究现状,解决了研究方法和结构问题;第二章回顾了“瑞恩”情报行动开展的背景,指出行动开展的原因;第三章探析了苏联对美国意图的评估,从行动的发起、参与机构、情报搜集等方面进行梳理,以及行动引起的美方的反应和行动的落幕,力求还原行动原貌;第四章总结行动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其原因进行了相应的剖析;第五章根据行动的本质,针对预警情报提出一些观点,以期对我开展预警情报工作有一定启示。
二、战争是这样爆发的(下)——假如苏联先发制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战争是这样爆发的(下)——假如苏联先发制人……（论文提纲范文）
（1）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历史中的霸权战略 |
| 二、研究问题:霸权战略的迷思 |
| 三、注定一战?霸权战略的既有研究 |
| 四、研究框架 |
| 五、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霸权战略及其解释逻辑 |
| 第一节 霸权国与崛起国:定义、测量与经验证据 |
| 第二节 霸权战略:结构条件、中间变量与战略工具 |
| 第三节 案例选择与设计 |
| 第二章 战争:西班牙对英国的战略(1585-1598) |
| 第一节 战争之前:西班牙霸权及其挑战 |
| 第二节 选择战争:西班牙的“英国大业” |
| 第三节 第三方力量制约:再也无法实施的入侵 |
| 第三章 削弱:美国对苏联的战略(1983-1991) |
| 第一节 占优的霸权:美国在1970-80 年代 |
| 第二节 削弱苏联:“里根主义”的出台与实施 |
| 第三节 美国对苏削弱战略的启示 |
| 第四章 “同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1996-2016) |
| 第一节 霸权优势:美国的“单极时刻” |
| 第二节 美国对华同化战略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同化战略的延续与失败 |
| 第五章 绥靖:英国对德国的战略(1932-1939) |
| 第一节 霸权衰落:英国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 |
| 第二节 英国对德国的绥靖战略 |
| 第三节 有比绥靖更好(合理)的战略吗? |
| 第六章 霸权战略的历史比较与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 |
| 第一节 霸权战略的历史比较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 |
| 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中国理念与新型大国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件 |
（2）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概述 |
| (二)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经济制裁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威慑理论的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构 |
| (一)研究所涉及的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结构与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研究的理论审视与形成机理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与理论梳理 |
| (一)经济制裁的概念与内涵 |
| (二)威慑理论 |
| 第二节 经济制裁的功能与经济制裁的威慑功能 |
| (一)经济制裁的功能 |
| (二)经济制裁的威慑功能 |
| (三)经济制裁威慑功能的地位与意义 |
| 第三节 经济制裁能够成为威慑手段的缘由分析 |
| (一)广义威慑与狭义威慑视角下经济制裁的作用区别 |
| (二)经济制裁成为威慑手段的必要性 |
| (三)经济制裁成为威慑手段的可行性 |
| 第四节 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的特殊意义与研究机理 |
| (一)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的特殊性与实现意义 |
| (二)威慑理论对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分析的适用性 |
| (三)基于认知理性主义的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研究路径分析 |
| (四)经济制裁发挥威慑功能有效性的衡量标准 |
| 第五节 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的要素分析 |
| (一)经济制裁发起方的威慑实力 |
| (二)经济制裁发起方的威慑意愿 |
| (三)经济制裁威慑信息的传达 |
| (四)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所使用的手段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经济制裁发起方的实力与威慑有效性 |
| 第一节 经济制裁发起方制裁实力的评价 |
| 第二节 经济制裁实力评价指标的选取 |
| (一)济制裁制裁实力评价的标准 |
| (二)指标的选取与描述 |
| 第三节 经济制裁实力评价体系各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
| (一)各级指标的操作化处理 |
| (二)数据来源与数据预处理 |
| (三)评价方法的选取 |
| (四)评价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制裁实力各项指标的权重解读及其对威慑有效性的影响 |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经济制裁手段对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的影响 |
| 第一节 经济制裁手段的层次与烈度 |
| 第二节 金融制裁 |
| (一)金融制裁概述 |
| (二)金融制裁的手段与措施 |
| (三)以金融制裁手段实现经济制裁威慑功能的效用 |
| 第三节 贸易制裁 |
| (一)贸易制裁手段 |
| (二)以贸易制裁手段实现经济制裁威慑功能的效用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经济制裁发起方的意愿与威慑有效性 |
| 第一节 对制裁发起方意愿进行评估的可行性分析 |
| 第二节 制裁发起方意愿的评判维度 |
| (一)经济制裁发起方威慑意愿评估的特殊性 |
| (二)制裁发起方选择抗击的效用评估 |
| (三)制裁发起方选择让步的效用评估 |
| 第三节 制裁发起方的意愿评估与威慑有效性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制裁威慑信息的传递与威慑有效性 |
| 第一节 信息传递对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的重要性 |
| 第二节 制裁发起方威慑信息的发出 |
| (一)利益认知谬误 |
| (二)威慑信息所传递出的信号成本 |
| (三)国际政治传播中的话语策略 |
| 第三节 威慑信息的传播途径 |
| (一)官方外交与公共外交 |
| (二)媒体在国际政治传播中的角色与作用 |
| (三)经济制裁中国际媒体发挥作用的基本策略 |
| 第四节 目标国对信息的解读 |
| (一)接收信息时目标国决策者出现的错误知觉问题 |
| (二)受众对话语的理解与认知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朝鲜战争初期美国对华经济制裁的威慑功能有效性分析 |
| (一)历史回顾 |
| (二)朝鲜战争初期美国对华经济制裁威慑功能的有效性 |
| 第二节 1995 年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威慑功能有效性分析 |
| (一)历史回顾 |
| (二)1995 年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威慑功能有效性 |
| 第三节 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的效果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结论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检验 |
| 第三节 不足与有待改进之处 |
| 附录 A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rt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战争动因的研究 |
| 1.2.2 关于战争经济基础的研究 |
| 1.2.3 关于战争经济成本与收益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架构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战争与经济理论概述 |
| 2.1 战争的经济本源 |
| 2.1.1 战争的经济根源 |
| 2.1.2 战争的经济起源 |
| 2.1.3 战争的经济动因 |
| 2.2 战争的经济基础 |
| 2.2.1 武器装备生产以社会经济状况为基础 |
| 2.2.2 军事人力资源以社会经济状况为基础 |
| 2.2.3 军队作战方式与组织结构以社会经济状况为基础 |
| 2.3 战争的社会经济功能 |
| 2.3.1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破坏 |
| 2.3.2 对社会制度变革的催化 |
| 2.3.3 对技术进步的牵引 |
| 第三章 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现代战争动因 |
| 3.1 自然空间利益 |
| 3.1.1 自然资源控制权 |
| 3.1.2 战略通道控制权 |
| 3.2 社会空间利益 |
| 3.2.1 地缘政治主动权 |
| 3.2.2 经济秩序主动权 |
| 3.2.3 科技发展主动权 |
| 3.3 认知空间利益 |
| 3.3.1 社会安全认知 |
| 3.3.2 意识形态传播 |
| 3.3.3 战略威慑效应 |
| 第四章 现代战争的经济基础 |
| 4.1 战争物质生产的经济基础 |
| 4.1.1 军事工业生产能力 |
| 4.1.2 民用部门生产能力 |
| 4.1.3 国家战争动员能力 |
| 4.2 军事人力资源的经济基础 |
| 4.2.1 军事人员的队伍规模 |
| 4.2.2 军事人员的职业技能 |
| 4.2.3 军事人员的身体素质 |
| 4.3 战争形态演变的经济基础 |
| 4.3.1 军事战略的制定 |
| 4.3.2 战争样式的变化 |
| 4.3.3 军队体制的变革 |
| 第五章 现代战争的经济成本 |
| 5.1 战争准备期间的经济成本 |
| 5.1.1 战争准备期间的人员成本 |
| 5.1.2 战争准备期间的物资装备成本 |
| 5.1.3 战争准备期间的经济发展间接成本 |
| 5.2 战争进行期间的经济成本 |
| 5.2.1 战争进行期间的人员成本 |
| 5.2.2 战争进行期间的物资装备成本 |
| 5.2.3 战争进行期间的经济发展间接成本 |
| 5.3 战争结束后的经济成本 |
| 5.3.1 战争结束后的人员成本 |
| 5.3.2 战争结束后的社会重建成本 |
| 5.3.3 战争结束后的经济发展间接成本 |
| 第六章 现代战争的经济收益 |
| 6.1 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 |
| 6.1.1 经济发展安全环境的改善 |
| 6.1.2 社会制度的变革 |
| 6.1.3 军事人员与设施的社会转移 |
| 6.2 经济发展动力的增强 |
| 6.2.1 社会消费需求增加 |
| 6.2.2 拉动社会就业增长 |
| 6.2.3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6.3 军事技术的先行发展与社会转移 |
| 6.3.1 军事技术的先行发展 |
| 6.3.2 军事技术社会转移的价值运动 |
| 6.3.3 军事技术社会转移的溢出效益 |
| 第七章 对中国特色富国强军之路的启示 |
| 7.1 以国家发展利益为国防建设的根本指向 |
| 7.1.1 确立与和平发展相适应的军事战略 |
| 7.1.2 建设与和平发展相适应的军事力量 |
| 7.1.3 统筹运用军事力量营造有利战略态势 |
| 7.2 建设支撑世界一流军队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 |
| 7.2.1 系统论视角下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
| 7.2.2 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内涵剖析 |
| 7.2.3 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实现路径与政策举措 |
| 7.3 走军民融合道路实现富国强军 |
| 7.3.1 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是军事力量建设的未来走向 |
| 7.3.2 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
| 7.3.3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基本抓手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5）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后欧美关系的演变 |
| 第一节 冷战期间欧美关系的发展 |
| 一、美苏两极国际格局和大西洋联盟的形成 |
| 二、欧洲推进联合运动与大西洋联盟出现裂痕 |
| 三、冷战后期欧美关系的复杂调整 |
| 第二节 冷战后欧美关系的变化 |
| 一、冷战后欧美关系的调整与再定位 |
| 二、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关系的变化 |
| 三、特朗普执政以来对欧美关系的冲击 |
| 第二章 冷战后欧美在地缘战略安全方面的分歧 |
| 第一节 欧洲安全防务主导权之争 |
| 一、欧盟东扩与推进独立防务建设 |
| 二、北约东扩与战略转型 |
| 三、特朗普时期的防务责任分担及军费分摊 |
| 第二节 欧美对俄罗斯战略考虑不同 |
| 一、俄罗斯在亚欧大陆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
| 二、美国阻止欧俄靠近 |
| 三、欧盟担心美俄“越顶外交” |
| 第三节 欧美在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分歧 |
| 一、伊拉克战争 |
| 二、利比亚战争 |
| 三、乌克兰危机 |
| 四、伊朗核问题 |
| 第四节 欧美分歧的原因 |
| 一、欧美地缘安全态势存在差异 |
| 二、欧美地缘战略目标不同 |
| 三、欧美战略力量异同 |
| 第三章 欧美在经济领域的分歧 |
| 第一节 冷战后欧美在经贸领域的分歧 |
| 一、在农产品领域的竞争 |
| 二、在工业制成品方面的竞争 |
| 三、围绕国际市场的博弈 |
| 四、特朗普时期欧美贸易纷争新发展 |
| 第二节 欧元对美元霸权地位挑战 |
| 一、欧元的诞生 |
| 二、欧元对美元及美国金融霸权的冲击 |
| 第三节 欧美应对债务危机的分歧 |
| 一、美国金融危机诱发欧债危机 |
| 二、欧美应对债务危机路径不同 |
| 三、欧美在构建 TTIP 谈判问题上的矛盾 |
| 第四节 欧美存在较大分歧的原因 |
| 一、欧美经济结构的同质性 |
| 二、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排他性 |
| 三、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对外竞争性 |
| 第四章 欧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分歧 |
| 第一节 欧美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分歧 |
| 一、欧美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存在差异 |
| 二、欧美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分歧 |
| 三、欧美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手段不同 |
| 四、欧美在对待新型国际力量问题上的差异 |
| 第二节 欧美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分歧 |
| 一、欧美全球气候治理理念不同 |
| 二、欧美全球气候治理的认识和政策存在差异 |
| 三、欧美减排目标难以达成一致 |
| 第三节 欧美打击恐怖主义的分歧 |
| 一、认知分歧 |
| 二、战略和政策不同 |
| 三、措施差异 |
| 第四节 欧美在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领域的分歧 |
| 一、网络空间安全:全球治理的新领域 |
| 二、治理理念存异 |
| 三、治理政策分歧 |
| 四、治理措施不同 |
| 第五节 欧美在全球治理领域分歧的原因 |
| 一、欧美对全球治理认知的“温差” |
| 二、欧美政治体制结构的迥异 |
| 三、欧美影响国际事务手段不同 |
| 第五章 对冷战后欧美分歧影响的总体评估 |
| 第一节 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欧美双边关系的影响 |
| 一、政治联盟裂痕扩大 |
| 二、经济竞争更趋激烈 |
| 三、外交安全政策不同步性凸显 |
| 第三节 欧美分歧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
| 一、促进中欧合作范围和共同利益扩大 |
| 二、有利于推动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发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基本思路、主要创新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概述 |
| 第一节 国际恐怖主义概述 |
| 一、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 |
| 二、国际恐怖主义的特征 |
| 三、国际恐怖主义的危害 |
| 第二节 预防性自卫的概念及其辨析 |
| 一、预防性自卫的概念 |
| 二、预防性自卫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第三节 预防性自卫的发展历程 |
| 一、20世纪之前的预防性自卫 |
| 二、20世纪至二战结束的预防性自卫 |
| 三、二战后的预防性自卫 |
| 第四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必要性 |
| 一、国际反恐的现实需要 |
| 二、弥补法律事后惩治的不足 |
| 三、弥补国际反恐合作的局限 |
| 四、弥补国家自卫和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局限 |
| 第五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实施对象 |
| 一、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
| 二、国际恐怖组织的恐怖主义犯罪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 |
| 第一节 法律正当性概述 |
| 一、法律正当性的含义 |
| 二、法律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 |
| 第二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争论 |
| 一、肯定说及其理由 |
| 二、否定说及其理由 |
| 第三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法理分析 |
| 一、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符合法的安全价值 |
| 二、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符合法的人权价值 |
| 三、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符合法的秩序价值 |
| 四、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符合法的正义价值 |
| 第四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
| 一、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成本收益与法的效率价值 |
| 二、既具有经济合理性又符合法的效率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合法性 |
| 第一节 国际法权利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
| 一、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法 |
| 二、国际习惯法与国际条约的效力关系 |
| 第二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合法性争论 |
| 一、学界主要观点及其理由 |
| 二、主要观点之评析 |
| 第三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条约法依据 |
| 一、多边条约的规定 |
| 二、双边条约的规定 |
| 第四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国际习惯法依据 |
| 一、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家实践 |
| 二、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际组织决议 |
| 三、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司法判例 |
| 四、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公法学家之学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实施要件 |
| 第一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实施的实质要件 |
| 一、国际恐怖袭击威胁构成“武力攻击”威胁 |
| 二、恐怖袭击威胁真实存在 |
| 三、恐怖袭击威胁具有紧迫性 |
| 四、符合相称性标准 |
| 第二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实施的程序要件 |
| 一、实施预防性自卫必须及时向安理会报告 |
| 二、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实施预防性自卫须征得所在国同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滥施预防性自卫的法律责任问题 |
| 第一节 国家滥施预防性自卫的案例 |
| 一、苏芬战争 |
| 二、美国轰炸苏丹药厂 |
| 三、伊拉克战争 |
| 第二节 滥施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判定 |
| 一、滥施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判定机构 |
| 二、滥施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判定标准 |
| 第三节 滥用国和个人的国际法律责任 |
| 一、国家的国际法律责任 |
| 二、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中国可按国际法要求进行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 |
| 二、中国在预防性自卫制度构建中可作建设性贡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 ——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理论假设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联盟与联盟政治 |
| 第一节 “联盟”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联盟的类型 |
| 第三节 联盟的凝聚力模型:一种新的分类方法 |
| 第四节 联盟的双层博弈和复合困境 |
| 第二章 强制外交:概念与理论辨析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运作模式 |
| 第三节 影响因素 |
| 第四节 作用机制 |
| 第三章 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一种基于信号的分析 |
| 第一节 信号与标志 |
| 第二节 强制信号的拟制、传递、解读和反馈 |
| 第三节 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一种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后座舵手”:美韩联盟与第一次朝核危机(1993-1994) |
| 第一节 朝核阴影下的美韩联盟 |
| 第二节 摇摆的威胁与紧迫的反制:美韩联盟与朝鲜的较量 |
| 第三节 美韩联盟对朝强制的分析:第一次朝核危机的启示 |
| 小结 |
| 第五章 :“猜不透的联盟”: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两大联盟的猜疑与试探(1958) |
| 第一节 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的背景 |
| 第二节 “虚假的联合”与“捆绑的囚徒”:台海两岸的强制与威慑 |
| 第三节 当“试探性强制”遭遇“战略性威慑”: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启示 |
| 小结 |
| 第六章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之争(1911) |
| 第一节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的背景 |
| 第二节 孤掌难鸣:德国再次陷入孤立的窘境 |
| 第三节 联盟情境下的“最优解”困境: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的启示 |
| 小结 |
| 结论 |
| 一、关于联盟凝聚力 |
| 二、关于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 |
| 三、现实启示 |
| 四、本文的不足和改进方面 |
| 参考文献 |
（8）应对“斯芬克斯”的挑战 ——美国对纳赛尔主义的政策研究（1953-196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分析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与分析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与分析 |
| 三、研究思路与写作方法 |
| 四、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一) 重点和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战后初期美国的中东战略与对埃及政策的历史回顾(1945-1952)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美国对中东的战略谋划 |
| 第二节 杜鲁门政府对埃及的政策思路 |
| 小结 |
| 第二章 纳赛尔主义的兴起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期对埃及拉拢政策的失败(1953-1956) |
| 第一节 纳赛尔主义与埃及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纳赛尔主义的兴起与美国的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爆发与美国的对策 |
| 小结 |
| 第三章 纳赛尔主义的新高潮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遏制政策(1957-1960) |
| 第一节 纳赛尔主义的新高潮与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台 |
| 第二节 从约旦危机到黎巴嫩危机:艾森豪威尔主义与纳赛尔主义的对抗 |
| 第三节 两害相权: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美国对埃及政策的重估与调整 |
| 小结 |
| 第四章 纳赛尔主义的收缩与肯尼迪政府对埃及的平衡政策(1961-1963) |
| 第一节 肯尼迪政府对纳赛尔主义的认知与对埃及的平衡政策 |
| 第二节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与肯尼迪政府的对策 |
| 第三节 也门内战与美埃关系的再度恶化 |
| 小结 |
| 第五章 约翰逊政府“扶以制阿”的政策及其对纳赛尔主义的打击(1964-1968) |
| 第一节 约翰逊政府对纳赛尔主义的认知与“扶以制阿”政策的形成 |
| 第二节 美国纵容以色列发动“六·五战争”及其对纳赛尔主义的打击 |
| 小结 |
| 结语 美国对纳赛尔主义的政策评析 |
| 一、美国对纳赛尔主义的政策演变历程 |
| 二、美国对纳赛尔主义的政策特点 |
| 三、美国对纳赛尔主义的政策的有效性评价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9）第二太空时代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可信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概念介绍 |
| 1.1.1 威慑 |
| 1.1.2 核威慑理论与太空威慑理论 |
| 1.1.3 威慑理论的核心——可信性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太空稳定性的变化 |
| 1.2.2 太空威慑理论的发展 |
| 1.2.3 美国主要太空威慑理论流派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理论意义 |
| 1.3.3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国内研究现状 |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 1.5 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第二太空时代的美国太空威慑战略 |
| 2.1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背景——第二太空时代 |
| 2.1.1 太空战略由依附核战略转变为自主领域 |
| 2.1.2 太空力量多极化 |
| 2.1.3 国际合作与太空商业化加强 |
| 2.1.4 太空不稳定因素突显 |
| 2.1.5 太空地缘战略意义强化 |
| 2.2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目标 |
| 2.2.1 维护“美国优先” |
| 2.2.2 慑止太空“威胁” |
| 2.2.3 慑止地面冲突 |
| 2.3 美国遂行太空威慑战略的手段 |
| 2.3.1 凭借强大的太空实力 |
| 2.3.2 展示决心与明确传递信息 |
| 2.3.3 构建太空安全机制 |
| 第三章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可信性的理论分析 |
| 3.1 以定性分析模型探究影响太空威慑战略可信性的因素 |
| 3.1.1 太空威慑战略的可信性问题 |
| 3.1.2 太空威慑可信性定性分析模型 |
| 3.1.3 影响太空威慑可信性的因素 |
| 3.2 针对不同手段的可信性问题分析 |
| 3.2.1 “重要性”对威慑手段的负面影响 |
| 3.2.2 报复性太空威慑的可信性问题 |
| 3.2.3 拒止性太空威慑的可信性问题 |
| 3.3 针对不同对象的可信性问题分析 |
| 3.3.1 以国家行为体为对手的太空威慑可信性问题 |
| 3.3.2 以非国家行为体为对手的太空威慑可信性问题 |
| 3.3.3 针对潜在对手的太空威慑可信性问题 |
| 第四章 美国确保太空威慑战略可信性的措施 |
| 4.1 给威慑对象明确传达信息 |
| 4.1.1 给威慑对象明确划定红线 |
| 4.1.2 根据威慑对象量身制订威慑方案 |
| 4.2 强化对外宣示 |
| 4.2.1 改变泛化的太空保密文化 |
| 4.2.2 加强政策宣示 |
| 4.2.3 加强实施宣示 |
| 4.3 加强太空实力建设 |
| 4.3.1 加强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建设 |
| 4.3.2 加强太空攻防能力建设 |
| 4.3.3 加强太空技术创新 |
| 第五章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可信性评估 |
| 5.1 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固有缺陷 |
| 5.1.1 将威慑对象设定为完全理性行为体 |
| 5.1.2 战略目标可行性问题 |
| 5.1.3 太空威慑缺少核威慑领域的强制性 |
| 5.2 美国太空实力构建过程中面临严重挑战 |
| 5.2.1 太空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 |
| 5.2.2 太空技术要求高 |
| 5.2.3 太空项目时间拖延严重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0）苏联“瑞恩”情报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 |
| 1.2 选题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4 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主要难点 |
| 1.7 相关概念解释 |
| 第二章 “瑞恩”情报行动的背景 |
| 2.1 美苏关系由缓和转向对峙 |
| 2.1.1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对苏联全面遏制 |
| 2.1.2 里根上台和意识形态斗争白热化 |
| 2.2 在军事上对苏联施加压力 |
| 2.2.1 加强军备建设 |
| 2.2.2 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 |
| 2.2.3 通过“战略防御倡议”,掀起太空军备竞赛 |
| 2.2.4 开展“心理战”行动,测试苏联的底线 |
| 2.3 通过隐蔽行动打击苏联的扩张 |
| 2.3.1 支援阿富汗的“圣战” |
| 2.3.2 推进波兰民主化运动 |
| 2.3.3 颠覆尼加拉瓜亲苏政权 |
| 第三章 “瑞恩”情报行动的始末 |
| 3.1 苏联对形势的消极评估 |
| 3.1.1 每况日下的国际影响力让苏联处于劣势 |
| 3.1.2 美国对苏政策风云突变让苏联惊慌失措 |
| 3.2 苏联发动“瑞恩”情报行动的诱因 |
| 3.2.1 苏联核发展理念需要强大的预警能力作支撑 |
| 3.2.2 “巴巴罗萨”后遗症使苏联尤其重视预警工作 |
| 3.2.3 “卡尔007”客机事件暴露了苏联预警能力不足 |
| 3.3 “瑞恩”情报行动的开展 |
| 3.3.1 “瑞恩”情报行动的发起 |
| 3.3.2 “瑞恩”情报行动的参与机构及其态度 |
| 3.3.3 “瑞恩”情报行动中的情报搜集与指标表 |
| 3.3.4 “优秀箭手83”演习和行动升级 |
| 3.4 美国对苏联行动的反应与“瑞恩”情报行动的落幕 |
| 3.4.1 情报部门对苏联意图的评估 |
| 3.4.2 美苏迎来新缓和 |
| 3.4.3 “瑞恩”情报行动的落幕 |
| 第四章 “瑞恩”情报行动暴露的问题 |
| 4.1 苏联情报工作存在严重的政治化现象 |
| 4.1.1 决策者的先入之见影响情报分析 |
| 4.1.2 情报人员曲意逢迎决策者的政策取向 |
| 4.2 情报指导和分析上存在短板 |
| 4.2.1 计划与指导上存在诸多问题 |
| 4.2.2 对情报分析缺乏应有的重视 |
| 第五章 启示与思考 |
| 5.1 改进情报分析,减少战略误判 |
| 5.1.1 情报分析是预警情报工作的中心 |
| 5.1.2 情报分析自动化有其局限性 |
| 5.1.3 对评估假设提高重视 |
| 5.2 建立顺畅的情报与决策关系,避免情报政治化 |
| 5.3 综合评估各种预警指标,是预警情报工作的保障 |
| 5.3.1 建立指标表,提高预警效率 |
| 5.3.2 综合评估指标,防止错判误判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四、战争是这样爆发的(下)——假如苏联先发制人……（论文参考文献）
- [1]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D]. 贺孝康. 外交学院, 2021(11)
- [2]经济制裁威慑功能有效性研究[D]. 周方舟. 外交学院, 2020(08)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4]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D]. 黄毓森. 国防科技大学, 2019(01)
- [5]冷战后欧美分歧及其影响[D]. 曹晓云.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研究[D]. 胡小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7]联盟政治与强制外交 ——联盟凝聚力对强制外交的影响分析[D]. 李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8)
- [8]应对“斯芬克斯”的挑战 ——美国对纳赛尔主义的政策研究（1953-1968）[D]. 杜晓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9]第二太空时代美国太空威慑战略的可信性研究[D]. 鄢骁.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 [10]苏联“瑞恩”情报行动研究[D]. 李卓珊.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