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光辉[1]2000年在《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文中提出分类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密级UD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刘源[2]2016年在《“剪灯三话”与明代士人心态嬗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剪灯三话”作为上承唐宋传奇下开《聊斋志异》的明代文言小说集,在整个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剪灯三话”是指元末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明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和晚明邵景詹的《觅灯因话》,这三部小说集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变迁下士人价值取向、政治处境以及自身心态的巨大变化,是对明代士林群体不同历史时期生存方式选择的折射。“剪灯三话”是明代文言小说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学术界对“剪灯三话”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本结构、主题思想、版本流传、小说史价值、域外传播等方面,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剪灯三话”所处时代背景与其反映的“士人心态”的研究比较薄弱。本文以此为选题,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详细阐释: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剪灯新话》所反映的易代士人心态。作为元明易代之际的士人,作者瞿佑无疑有着战乱经历,因此其作品首先展现的是文人士子在战乱年代的艰难处境,传达出其强烈的反战意识。作为由元入明的边缘化文人,瞿佑在其“新话”中植入了感士不遇,为士人鸣不平的思想,这是其在明初高压文化政策下种种不适的表现。小说中诗文的大量羼入亦成为其张扬才气与标榜自我价值的手段。第二部分着重论述《剪灯余话》所反映的治世文人心态。与“新话”作者瞿佑不同的是,李昌祺为永乐二年(1404)进士,是明初高压文化政策培养起来的新生代,入选庶吉士并在期间所受到的教育对于李昌祺道德教化观念的形成尤为明显。这种道统文学观赋予了《剪灯余话》鲜明的风教意识。两次被贬的仕途忧患使得他在小说中极力展现文人的牢骚与宣泄,“董役长干寺”的特殊经历凝结成其内心隐秘的佛道情结。“余话”中多样的诗文体裁是李昌祺游戏翰墨与炫才意识的体现。第三部分主要论述《觅灯因话》所反映的晚明士人的救世心态。邵景詹的《觅灯因话》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具有鲜明的晚明社会思想特征。晚明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封建专制统治的宽泛松懈以及思想领域的不断变革导致重利趋商、金钱至上、奢侈过度、违礼逾制,这是晚明社会风尚的主要特点。《觅灯因话》集中展现的是文人士子批判当时世风以期达到救世的理想与回归传统的愿望。第四部分是全文的重点所在,主要论述时代变迁与“剪灯三话”士人心态的嬗变。本文前三部分以时代为轴线,详细阐述“剪灯三话”单部作品反映的士人心态,因此,第四部分着重从宏观的角度对前三部分进行对比、总结,对“三话”折射的“士人心态”的共性与个性特点进行总结、归纳。首先,对“三话”所反映的“士人心态”嬗变的原因进行探析,以时代变迁为轴心,分别从士人与政局的关系、社会转型与士人创作观的改变、个人遭遇与士人群体的折射三方面予以详细阐述;其次,阐述“三话”作者创作心态的共性特点——坚守“劝惩教化”,即遵循文言小说发展历程中应有的创作理念。结语部分是对全文整体性的总结,分别就三部作品反映的士人心态做出概括性的论述,同时对其嬗变原因以及共性特征进行总结。
赵薇[3]2006年在《明代丽情传奇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丽情传奇小说是从题材上对传奇小说所做的分类。在明代,描写爱情的传奇小说大量出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但是这一题材类型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因此,本论文提出了明代丽情传奇小说的概念,对明代丽情传奇小说的篇目进行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明代丽情传奇小说概念提出的重要依据以及分类;围绕明代丽情传奇小说多为禁书的特点,论述其鲜明的思想特征;从人物特征、空间设置、情节设置、诗词运用特征等角度探讨了明代丽情传奇小说的审美艺术;最后,将明代丽情传奇小说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其与唐代爱情传奇、宋代丽情小说、“三言二拍”、明代传奇戏以及清代才子佳人小说之间的关系,对明代丽情传奇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与正确的评价。
陈美林[4]2006年在《重视对“剪灯”系列小说的研究——《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序》文中指出“剪灯”系列小说自明初出现,以迄明末,纵贯有明二百余年,不但对明代戏曲、小说产生很大影响,也影响及易代之后的文言小说,同时流播海外。但学界对它的研究尚不充分,乔光辉专著《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的面世是一良好的开端。
秦闻[5]2017年在《明刊插图本《剪灯余话》图像叙事研究》文中提出《剪灯余话》是明初李昌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是明代文言小说复兴的重要作品,对明清小说、戏曲及易代之后的文言小说产生很大的影响。小说“秾丽丰蔚,文采烂然”,文备众体,想象奇谲,指擿时弊,初步体现了背离时代的反抗意识和对世风的教化,体现作者对明初文人命运的反思,彰显了“剪灯”系列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剪灯余话》的明代刻本主要有张光启刊本、杨氏清江堂刊本和徽州黄正位刊本,极为典型地代表了明代建安、金陵、新安三大画派与坊间版刻技艺。不同刊本的插图呈现了不同时期插图艺术的审美特征,是中国古代小说插图叙事传统中的重要一环。《剪灯余话》的插图在内容与绘画风格上主要可分为世情画、诗意图和写意画三类。作为文言小说中稀见的出相或整版式插图本小说,《剪灯余话》的插图以简单、细致的笔触象征地传达信息,具有“寓意叙事”的意味,反映着明代小说编创者与接受者的审美意识与文化观念。明代插图本《剪灯余话》以图像的叙事重新再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画家通过对小说文本叙述语言的撷取与改变架构插图的叙事空间,通过不同视点刻画人物形象,并以内转的视点推进故事情节,以所绘形象“势”的倾向指示叙事进程,既展示了文本语言时间性的空间化过程,又使图像在空间中包蕴时间性。同时,在图像表征的被叙上,小说“寺宇空间”的图像架构,成为小说图像衍生的重要的“场”,呈现了不同时期社会世俗风情,体现了文本作者浓郁的佛教情结。《剪灯余话》插图所体现的叙事性是小说插图图像叙事的内在动力。图像的叙事性关涉插图中叙事要素的完整、图像叙事进程的逻辑关联、图像叙述与图像意义生成的观者语境。回目画版式的《剪灯余话》插图以人物为行动意旨要素,通过完整的行为展示再现情节与人物,并以图像呈现叙事事件质的改变驱动叙事进程;单幅插图以具有象征性与表现力的时空再现呈现叙事。插图叙述的不确定性使得图像叙事性意义的生成需要观者能动的参与。观者在图文的意义阐释中获得审美的静观与愉悦。《剪灯余话》的插图既具有普遍的图像叙事的规律又体现了自身独特的叙事性。其叙事插图具有空间预设性、媒介性和直观表意性等图像艺术特征,在叙事中传达绘者、文本作者与观者等多重意识。图像借助其视觉直观性的优势对语言形成逾越,充分体现图像的“预叙”功能。空间中不连贯的叙事插图形成了故事叙述的断层,构成叙事上的延宕。图像的逾越与延宕的双重叙事规律为叙事创造悬念,并以隐喻式的象征暗示故事情节,增强图像解读的开放性。插图的视觉语言与文本语言的“互文”关系,凸显小说图像的文本性与叙事性。从单一的图像符号到具有审美性的图像表征,其文本性与叙事性建构起图像叙事的内在逻辑。插图作为一种艺术表征,通过图绘视点的选取、插图的叙述、图像对文本的演绎在叙事中实现对文学文本的批评,其自身在图文互动中也成为批评的对象,构成了双向度的“图像批评”,不仅扩展了图像叙事的功能,而且促进了对文本的解读与解构。
周海鸥[6]2012年在《《效颦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效颦集》是明初传奇小说被禁之前的最后一部文言小说集，它的出现成为传奇小说创作题材由现实转向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明代小说史上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与意义。本文主要运用比较的方法，力图公允地评价《效颦集》的小说史地位，希望对今后明代文言小说的研究有所裨益。首先，本文对赵弼生平、著述详细归纳，揭示他的职业生涯与交游对“教化为先”小说观念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其次，将《效颦集》与《夷坚志》、《剪灯新话》进行比较，揭示赵弼《效颦集》在创作心态、内容题材以及叙事手法等方面对这两部作品的“效颦”之处。再次，将《效颦集》放在“剪灯”系列小说中，从内容题材、艺术手法、叙事结构等方面着手，阐述《效颦集》对其他“剪灯”系列小说的革新，并总结出现这些变革的原因，进而展现《效颦集》的史论色彩。最后，把《效颦集》放在明代文学发展大环境中，总结其与通俗小说的交融关系，并以《木棉庵记》为例进行个案，明确其著作权。另外，简单梳理《效颦集》的影响。
柳尚静[7]2014年在《《效颦集》与《花影集》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效颦集》与《花影集》作为“剪灯”系列小说的组成部分，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剪灯”系列小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作者思想观念的不同，《效颦集》《花影集》在仿作的过程中同中有异，体现了各自的特征与艺术价值，由于赵弼的生平经历和人生观，《效颦集》呈现出浓厚的史学色彩；陶辅的武官生涯和哲学观点，使《花影集》体现出浓郁的哲理气息。题材选取上，赵弼与陶辅都选取近代素材，借“志怪”以“传奇”，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想观念进行创作，表达了辅弼世教、批判现实的创作目的。人物塑造上，主要是突出人物的理性、高尚的节操和浓厚的哲学思想，歌颂这些忠臣义士的美好品德，丰功伟绩，借以达到教化世人的作用。语言上，沿袭“剪灯”系列小说插入诗文的特征，在提高小说地位的同时，也深化小说的思想观点，《效颦集》偏向史实评论，《花影集》重在哲学说理。通过分析和比较，可以看出在“剪灯”系列小说的仿作过程中，《效颦集》《花影集》体现出与时代相关的艺术特征。赵弼与陶辅借助小说来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悟，宣传各自的思想学说，试图通过写作的方式，来教化世人，辅弼世教，批判社会现实，挽救明代渐渐颓靡的世风。因过于注重说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文学性，但却不能否定二者取得的文学成就，它们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金洙京[8]2017年在《“剪灯二话”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小说史上,文言小说成熟于唐代,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宋元时期文言小说逐渐开始走衰落。但是在明初,文言小说再度呈现复兴的态势,以至于带动了明清之际此类小说的极度繁荣,促成了巅峰之作《聊斋志异》的产生。其中瞿佑的《剪灯新话》、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与邵景詹的《觅灯因话》,文学史上称为"剪灯三话"。三部小说集在艺术创造上和继承关系上有着密切联系。《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影响深远、传播广泛,还流传到了东亚的一些国家,促成了这些国家的一系列仿拟作的诞生。特别是在韩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金时习的《金鳌新话》,便受到了这两部小说集的影响。《金鳌新话》被认为是韩国古代小说的起点,对韩国文学史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文学作品对韩国文学史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观点。《剪灯新话》传入朝鲜后,迅速在朝廷官员与文人士大夫中间广泛流传,其中《爱卿传》一篇还被编入当时朝鲜朝汉语教材《训世评话》中。甚至记载国王的实录《燕山君日记》中也有记载:"《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效颦集》《娇红记》《西厢记》等,令谢恩使贸来。还有《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书印进。"由此可知,通过使臣购入的方式,《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等书已经在朝鲜半岛广为流传了。朝鲜王朝初期传入的"二话"被印成刻本,并获得了大量的读者,在《朝鲜王朝实录》和其他的文献及文学作品中经常能看到"二话"的身影。受"剪灯二话"的影响诞生了很多传奇小说和爱情小说。直到20世纪初期《剪灯新话》依然在出刊,人气不减。在外国书籍中,韩国人读过最多、出版过最多的小说便是《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虽然流行度不及《剪灯新话》,但也获得了很多读者的喜爱,也是文献记录上经常出现的作品。笔者认为阐明中韩两国文学的相关性是一种使命,通过文献研究法、文本分析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来寻找中韩两国文化、文学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本论文旨在对韩国文学作品产生重大影响的"二话"进行深入研究,重点探讨"二话"对韩国小说的影响关系,剖析中韩两国文学发展的密切性和关联性。第一章介绍瞿佑《剪灯新话》与李昌祺《剪灯余话》的产生,以致形成"剪灯"小说系列。阐明"二话"如何影响之后的中国文学作品及戏曲作品。第二章重点理清"二话"版本在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传播流传的经过与渠道。第三章和第四章则阐述"二话"对韩国小说带来重大的影响,"二话"可说是催生了韩国《金鳌新话》《企斋记异》《云英传》《周生传》等著名小说。论文在此分别从"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这两个角度,细致地剖析"二话"带来的影响。然而"二话"在韩国的影响力却还不仅限于此,第五章论述了韩文小说、改编小说,翻译小说等不同类型的小说如何从"二话"中取得素材。"二话"怎么影响了韩国小说的目录分类,以及如何影响韩国文化。总的来说,"二话"对韩国小说的影响是广泛且深远的,其中包括故事主人公命名的手法、叙事结构与体裁模仿、插入诗的叙述形式、通过梦境设置框架结构的艺术表现、作品内容极为相似的关联性等方方面面。在受到朝鲜政局变化的局限,如禁书措施政的打压,以及朝鲜壬丙两乱对文学的影响,"二话"的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手法在韩国历代小说中依然得以承继与呈现。"二话"渗透到韩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具体其表现如下:1.《剪灯新话》中的《爱卿传》被译成白话文,编入汉语学习教材中,成为官方语言的基本学习教材。"二话"也是中国小说中第一部被翻译的作品。(《龙飞御天歌》译自《剪灯余话》的《青城舞剑录》)2.朝鲜半岛第一部小说《金鳌新话》在其影响下产生。文人们开始理解了小说这类文学体裁。自此以后,韩国小说名字后面多数加上了 "传",使其更具小说特点。《梦游录》和梦字类小说亦这一大分支的模板。(《水宫庆会录》《龙堂灵会录》《渭唐奇遇记》)3.诞生了一大批模仿"二话"的作品和受其影响的文学作品。比如:《金鳌新话》《企斋奇异》《云英传》《周生传》《洪吉童传》《九云梦》等。4.在小说中灵活插入诗歌的形式也成为一种范例,从传统层面来看长期在韩国的文学作品中出现。5.对韩国的传统民俗音乐盘索里产生了影响。(《沈清传》的沈清歌、《春香传》的春香歌、《鳖主簿传》的水宫歌);对现代韩国的电影、电视剧和音乐剧的文化内容的变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6.为在中国散失的完整版本通过日本再次回到中国提供了可能,这具有丰厚的文献学价值。7.对中长篇汉文小说的诞生产成影响。(《贾云华还魂记》)8.是近500多年来一直受到韩国人喜爱的鲜有的文学著作。出版了 20次之多,是朝鲜出版次数最多的版本。(《剪灯新话句解》)
李延年[9]2011年在《考论结合良多创见,阐幽发微有功稗史——评乔光辉博士《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代的剪灯系列小说不但自身具有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还对其后的戏曲、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还流播海外,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其耀眼成就相比,多年来学界对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却甚不般配。如今这种甚不般配已大为改观,其标志就是乔光辉博士研究"剪灯系列小说"的力
邢渊[10]2014年在《《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围绕《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的比较研究而展开论述的。鉴于目前学术界虽然对《剪灯新话》及《聊斋志异》的单部作品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尤其是后者,称得上硕果累累；但是就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而言,目前还只是只言片语式的,据笔者目见,还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即着眼于此,从文本出发,就两部作品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从而论证《剪灯新话》对《聊斋志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进而说明前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分为六章,以此来展开论述《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性。首先从两位作家——瞿佑和蒲松龄的生平遭际着手,根据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来探讨二人在生平遭际上的异同之处。通过对比发现,他们在生平遭际上有一些相同之处,比如遭逢乱世、富有才情但又仕途坎坷、拥有深沉的情感经历,然而具体到每一类经历又有所不同,比如两人均仕途蹭蹬,但原因又各不相同,前者与当时政治文化高压政策有关,后者是苦于不第；在感情经历上,前者耿耿于昔日毁于战火的初恋,后者与发妻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正是这些生平遭际上的异同之处使得两位作家的写作追求也不尽相同,瞿佑和蒲松龄均雅爱语怪,前者注重抒情,后者侧重书愤；由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又使他们具有社会担当意识,看重作品有补于事的教化功能,但是由于性情与年龄上的差别,在有补于事的立意上,瞿佑侧重于惩戒,蒲松龄则侧重于劝诫。除了两位作者在生平经历和写作追求上的异同之处,两部作品本身也呈现了一些异同之处。首先在题材层面上,《聊斋志异》中所涉及到的题材在篇章结构、叙写手法及人物身份设置等方面均与《剪灯新华》有相似之处,但是具体到每一类题材又各具特色。其次《剪灯新话》在文体上的突出表现既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而《聊斋志异》被称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杰作,通过对比分析,“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是这两部作品共有的文体特征,但是《聊斋志异》除了这个特征以外,在文体特征上的另一表现是具有杂闻琐记式的笔记体小说的特征。最后,《剪灯新话》在表现手法上最大的特色就是以“诗笔”述小说,讲究语言的的凝练、显示人物之诗情、烘托氛围充满诗意,《聊斋志异》亦注重炼字炼句、显现人物之诗情、景物描写具有诗意,这是二者的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凭借诗词的插入,而后者是以写诗的手法进行小说创作。此外,《剪灯新话》的另一个表现手法是虚实之间的转换模式,从转换的方式及转换意义上看,两者是相同的,但就转换的目的来说,又是不同的。此外,《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之间还存在影响与超越的关系。《剪灯新话》对《聊斋志异》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本事和表现手法上,另外,作为《剪灯新话》的重要仿作《剪灯余话》和《觅灯因话》也对《聊斋志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后者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前者所无法企及的,这就涉及到后者在借鉴前者创作经验的同时,经过一番融合创新,最终又大大的超越了前者。较之《剪灯新话》,《聊斋志异》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写作技巧：《聊斋志异》中的语言文字富有个性,描写更加细致入微以及能够把文言与口语、俗语完美的融于一体,这些都是《剪灯新话》所缺失的；再者,《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更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二是思想境界：两部作品均是以描写爱情见长,但是前者的爱情观局限在爱欲的范围之内,也就是没有脱俗,而后在爱情的领悟上已经上升到精神的境界,没有美丑的知己之爱、超越肉体的精神之恋,这些表明蒲松龄对爱情的领悟已经超出平常的观念,进入更高的境界；在批判现实上也是如此,前者在批判用人制度和官场贪腐黑暗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前者。经过《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之比较研究的探讨,本文认为,《剪灯新话》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明代“剪灯系列小说”及中篇传奇小说,而是波及到了清初的《聊斋志异》。所以,《剪灯新话》从影响意义上来看,其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地位是比较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D]. 乔光辉. 南京师范大学. 2000
[2]. “剪灯三话”与明代士人心态嬗变研究[D]. 刘源. 重庆师范大学. 2016
[3]. 明代丽情传奇小说研究[D]. 赵薇. 河北师范大学. 2006
[4]. 重视对“剪灯”系列小说的研究——《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序[J]. 陈美林.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5]. 明刊插图本《剪灯余话》图像叙事研究[D]. 秦闻. 江苏师范大学. 2017
[6]. 《效颦集》研究[D]. 周海鸥. 黑龙江大学. 2012
[7]. 《效颦集》与《花影集》比较研究[D]. 柳尚静. 辽宁大学. 2014
[8]. “剪灯二话”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D]. 金洙京. 山东大学. 2017
[9]. 考论结合良多创见,阐幽发微有功稗史——评乔光辉博士《明代剪灯系列小说研究》[J]. 李延年. 怀化学院学报. 2011
[10]. 《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比较研究[D]. 邢渊. 云南大学. 2014
标签：中国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剪灯新话论文; 效颦集论文; 文学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聊斋志异论文; 剪灯余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