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速增长转为适度增长——世纪之交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国对外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出口创汇为中心和主要靠低廉价格取胜，表明迄今为止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长基本上属于一种粗放型增长。
外汇供求关系变化，要素投入边际成本升高，政策不再单纯鼓励数量扩张，国际市场限制和竞争加剧，均决定了中国外贸出口不可能长期维持高速增长。
应通盘考虑外贸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财政税收、通货膨胀、就业及国际收支的关系，尽量避免由于政策的过松或过紧造成进出口增长的大起大落。
从1978年到1997年的20年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由206 亿美元增长到325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6%。 出口总值从97 亿美元增长到1827亿美元，年均增长16.7%。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同期我国国民经济（约11%）的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同期世界贸易（约8 %）的增长速度。
外贸高速增长的背景
我国对外贸易近20年来的高速增长，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际间贸易与投资迅速增长。它加深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一国要保持经济的活力，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就必须面向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利用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具体地分析，外贸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一些条件：
（一）较强的进口需求及国家鼓励出口创汇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上是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按照这一战略，需要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国内稀缺的资源。迅速和持续增长的进口需求，使外汇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客观上要求出口创汇保持相应甚至超前的增长。
这样一个背景，一方面造成国家不得不在“六五”、“七五”期间和“八五”的前三年一直对出口实行指令性计划；另一方面，在改革逐步深入和经济杠杆作用日益明显的形势下，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国家对外贸出口给予一系列政策支持，例如，1991年以前对出口的财政补贴、1994年以前的外汇双轨制和留成制、人民币汇率的多次调整、对出口基地建设的信贷支持、对收购出口货源提供优惠利率贷款、超亏挂账的信息以及为发展出口所需的各类进口货物的关税减免等等。这些都直接和有力地促进了出口产业的迅速成长以及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张。
（二）我国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看，20年来我国出口增长最强有力的支持因素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在净增加的1600多亿美元出口商品中，有近1500多亿美元来自工业制成品出口。其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轻工和机电产品。1997年，我国纺织品出口为456亿美元，机电产品出口593亿美元，轻工产品的出口粗略的估计也应在300亿美元以上。
我国人口众多，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但是在一个较长时期里，由于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使得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出口，难以形成一定规模。改革开放使大批富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分离出来，劳动密集型的纺织、轻工和机电工业得到优先发展，其中蕴含的出口潜力才有了释放的机会。
年份
出口总值
比上年的增长
(亿美元)
(%)
197897.5 28.4
1979
136.6 40.2
1980
182.7 33.8
1981
220.0 20.8
1982
223.2 1.4
1983
222.3－0.4
1984
261.4 17.6
1985
273.5 4.6
1986
309.4 13.1
1987
394.4 27.5
1988
475.2 20.5
1989
525.4 10.6
1990
620.9 18.2
1991
719.1 15.8
1992
849.4 18.1
1993
917.4 8.0
1994 1210.0 31.9
1995 1487.8 22.9
1996 1510.7 1.5
1997 1827.0 20.9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三）国际间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 80年代以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国际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一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如我国周边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出口加工产业原有低成本优势被削弱，出现了向劳动力更为低廉地区转移的要求。
我国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基础比较好，劳动力密集并且素质比较高；一些中心城市有着长期的对外通商历史；交通、通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比较发达；由沿海地区出去的海外侨胞、华人大约有两千万。由于这些有利条件，加上国家一系列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开放的优惠政策，使沿海地区能够吸引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大量外资，尤其是大量华侨和华人资本。沿海地区12个省（市）利用外资总值和出口总值，大体占全国的90%以上。仅广东一个省，1997年其出口总值就是745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41%，其中70%～80%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这种以加工出口为特征的“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加速了沿海经济的起飞，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
（四）外贸体制的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 80年代和90年代，国家对高度集中统一的外贸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将外贸经营权逐步下放给地方、部门和生产企业，取消对出口的补贴和指令性出口计划，减少对进出口的行政管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等等。通过改革，加强了汇率、税率和利率等经济杠杆对进出口的调节作用，使企业有了较大的自主经营权。外贸的经营主体由十几家国家专业外贸公司发展到一万多家各种类型的专业外经贸企业、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和十几万家外商投资企业。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部门和广大生产企业增加出口的积极性，促进了出口产品设计水平、档次和质量的提高。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和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的出口增长始终快于国有专业外贸企业的出口增长。
外贸的高速增长，提高了我国的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益，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当然，由于一直是以出口创汇为中心，在国际市场上主要靠低廉价格取胜，因而迄今为止我国的外贸增长基本上属于一种粗放型增长。
为什么要转为适度增长
90年代，尤其是1994年以来，伴随着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些原来较为突出的矛盾，如总供给落后于总需求、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外汇极度短缺等等，得到一定缓解；而一些原来不那么突出的矛盾，如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加工工业能力过剩、下岗人员增加、资源约束和环境问题、金融和货币风险等等，变得突出和尖锐起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将主要依赖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依赖技术创新和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集约型增长，成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在新的阶段，诚如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比前一阶段有所放慢（注：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预测部：《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4 月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研究报告：《短期稳定与长期健康高速健康高速增长的政策选择》，1998年7月）。
在此期间，保持出口的持续增长并非不重要。因为从中长期看，第一，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更多的技术投入，提高效益要求利用国外优势资源，这些都需要大量进口用汇；第二，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长期存在的就业矛盾等等都应当更大程度上通过开拓国际市场来解决；第三，经济开放程度的扩大，要求国内企业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
但是，对于外贸的发展来说，出口创汇已经不是最根本的任务。由于外汇供求矛盾已经大大缓和，出口增长也不再是越快越好，而是必须服从国民经济宏观目标的要求。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和实现经济项目可兑换以后，国家取消了指令性出口创汇计划，转而采用汇率、利率、税率等经济杠杆调节外汇供求。1995年下半年和1996年初，因为出口高速增长，外汇供过于求，退税超过财政承受能力，也给货币投放造成了相当大压力。在此情况下，国家两次大幅度调低出口退税率，实际上是对外贸出口“踩刹车”，出口增长速度因此由1994年的32%、1995年的23%急剧回落至1996年的1.5%。其他一些鼓励出口数量扩张的政策， 如对外贸出口的优惠贷款、对亏损企业的“不罚息、不加息和不停贷”政策等也被逐步取消或弱化。宏观形势的改变，要求外贸由以创汇为中心转向创汇与效益并重，由粗放型、数量扩张型增长转向集约型、质量效益增长，由主要依赖政策支持转向主要依靠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发挥比较优势，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和为国民经济做贡献。
在此过程中，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一些新的也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凸显出来：
（一）国际间经济贸易竞争日益激烈，以廉价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增长越来越多地受到市场规模限制 过去若干年中，我国许多廉价工业制成品，如低档次的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箱包、塑料制品、自行车和五金工具等的出口由于高速增长，已经在国际市场占有相当大份额，成为众矢之的。近年来又遇到周边一些发展中国家激烈竞争。今后在同一档次上再扩大出口规模几无可能。
（二）我国沿海地区原有的加工成本低廉优势正在递减，资源的制约也更加严重 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和资源性出口商品，如“两纱两布”的市场份额开始减少。与竞争伙伴相比，我国新的优势还没有形成，出口增长的后劲明显不足。
（三）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与国内产业技术进步没有相互衔接和促进 国有企业缺乏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及实力，出口商品附加值难有大的提高。同时，由于出口退税政策不合理，相当一部分加工出口产业仅仅停留在“大进大出”阶段，没有发挥对国内产业升级和发展的带动作用。出口增长的“乘数效应”实际上大大地打了折扣。
（四）外贸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外贸经营权放开以后，由于条块分割，出现企业经营规模过小和无序竞争问题。国有外贸公司未能实现经营机制的根本转变，管理水平低下，成本费用高，市场营销能力差。往往使许多企业挤在一些相同的出口商品或出口市场上自相残杀，造成“肥水外流”。
（五）进口体制改革严重滞后 进口壁垒偏高和渠道不畅，一方面引发大量走私活动，另一方面抑制了正常的进口需求。近两年来，我国进口增长几乎降到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进口不振妨碍了我国利用国际市场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增大了现阶段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巨额外贸顺差也增加了我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
（六）吸引和利用外资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一是未能摆脱姓“内”姓“外”的争论，造成政策上的摇摆，影响了一部分投资者的信心；二是重声势不重效果，重数量不重效益，重引进不重管理，造成一定的浪费；三是招商引资的产业倾斜和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并迅速席卷整个东亚地区、1998年以来，日本金融形势恶化，经济持续低迷，日元大幅贬值，加剧了东亚的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已波及俄罗斯和拖累拉美部分国家。美国经济目前的繁荣，有大量短期资本流入的因素。如果亚洲经济形势继续恶化，金融流感进一步蔓延，美国国内投资、消费需求及出口产业都将受到打击。这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虽然还不能认为“全球性经济衰退”已经开始，但是可以预期，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速度将进一步放慢。东亚地区经济的恢复，可能需要至少2～3年的时间。（注：严恒元：《增速会减缓，衰退未必真——浅析国际金融动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经济日报》1998年9月11日）
根据1997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对东亚10个国家或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约占我国出口总值的55%，来自上述地区的外资约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76%。金融危机使我国对东亚的出口大幅下降，由东亚地区流入的外资明显减少。同时由于货币大幅贬值，一些东亚国家或地区出口和吸引外资的优势有所增强。金融危机不仅对当前，而且对今后几年我国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都将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结构和格局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新旧转换。危机之后，必然伴随着国际间新一轮产业转移，投资者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和市场。由于中国宏观政策没有大的失误，金融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国内市场巨大，因此仍被投资者看好。目前中国出口商品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的比重不到3.5%， 相对于整个国际市场的容量，可开拓的出口市场空间仍然很大。此外，劳动力密集，加工工业供给充裕在一个长时期里仍将是我国的优势，如果能与其他条件很好配合，就有可能支持出口的长期增长。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由于外汇极度稀缺，而可供扩大出口的要素相对闲置，政策鼓励规模扩张，国际市场较少限制，决定了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特征；而在新阶段，外汇供求关系变化，要素投入的边际成本升高，政策不再单纯鼓励数量或规模扩张，国际市场限制和竞争加剧，这些都决定了外贸出口不可能长期维持高速增长，而需要转向一种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适度并且可持续的增长。东亚金融危机既是严峻挑战，也是我国进行调整的契机。
适度增长的政策选择
世界贸易大国美国和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有过大约40年的对外贸易迅速扩张时期。其间，随着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不断扩大，他们的出口增速都相对放缓，而出口结构和增长方式则逐步转型。这种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相伴而行的贸易转型，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使他们保持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战后开始经济起飞的国家，有的具有相似经历，有的则因为没有实现调整或转型而品尝了苦果，如出口竞争力下降、国际收支恶化、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等。
为了保持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当前不仅要有针对金融危机严峻形势、防止出口大幅滑坡的应急措施，还应研究中长期思路，下大力气解决深层问题。政策选择必须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有利于鼓励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有利于增加就业和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宏观经济的平衡，有利于通过国内外资源转换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
（一）增长速度与宏观调控 鉴于今后一个时期的外部环境和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点，在今明两年，外贸出口一方面不允许出现过大的滑坡，另一方面，不可能也不必要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高增长。从中长期看，通过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提升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外贸以比国民经济略高或大体同步的速度增长，也许是比较可行的选择。世界银行研究人员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依据一个全球贸易模型，预测中国从1992到2020年的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0%。它不失为我国的一个参考。
在新形势下，应当通盘考虑外贸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财政税收、通货膨胀、就业以及国际收支的关系，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以间接调控为主，能够推动外贸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实现效益型增长的宏观调控体系。允许进出口随着国内外市场变化出现一定起伏，但是要避免由于政策的过松或过紧造成的进出口增长的大起大落。
（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 为了突破国际市场规模限制，突破要素成本上升和低水平价格竞争的制约，必须大力调整和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深加工和高附加值出口商品所占比重。当前一个重要课题，是采取措施消除由于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退税政策不平衡，而造成的对一般贸易的歧视，鼓励加工贸易零部件、原材料的进口替代，实现外贸与国内产业升级的相互促进。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应当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坚持实行有利于优化出口结构的有关政策，如实现零税率出口，对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和重要机电产品与成套设备出口给予税收、信贷和保险方面的支持，加强重点行业的国际化质量标准认证等。
（三）竞争政策 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外贸领域国有经济也必须进行战略性改组。有关部门应转变职能，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规范与企业的财务、财产关系。加快外贸审批制向登记制的过渡，鼓励不同经济成分的经营主体公平竞争，优势互补。大中型国有外贸企业要加紧公司制改造，小企业要允许实行股份合作、承包、租赁、委托或转让给私人经营。积极推进以资产为纽带的企业重组，打破条块分割，促进规模经营，实现优胜劣汰。建立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使外贸企业尽快形成能够适应新的竞争环境的经营机制和约束机制。
（四）招商引资战略和政策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吸引利用外资最有增长潜力的部分，是来自跨国公司和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开发和转移、市场开拓、人才培训、经营机制和老企业改造方面比中小企业更具实力，更多跨国公司的进入，将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保持GDP、就业和出口的稳定增长。 应当进一步转变观念，增强政策的统一性及透明度，在吸引跨国公司和欧美大企业到国内投资方面，迈出更大步子。对符合我国产业进步要求的外商投资给予更多的优惠和鼓励。沿海地区应把引导外资发展出口产业继续作为利用外资的一个战略重点。鼓励原有投资项目增资扩股、技术改造和向国内其它产业、地区延伸。规范招商引资市场，提高招商引资实效。
（五）进口政策 对实现外贸总体效益而言，进口与出口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当前必须加快进口体制改革，缩小进口行政性管理的范围和产品种类，进一步降低关税总水平。外贸企业应当把开拓进口业务，通过进出口结合实现国内外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综合经济效益作为今后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我国有必要将长期以来的“奖出限入”政策，逐步过渡到一种较为“中性”的政策。消除对国内市场的过分保护，减少贸易扭曲，给企业以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和获取“技术外溢”的机会。
（六）汇率政策 汇率是关系到一国出口商品价格，影响出口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政策杠杆。由于国际货币动荡还在继续，人民币汇率将面临考验。1998年1～8月我国外贸保持了较大顺差，但国家外汇收入顺差并不多。目前仍存在较强的贬值预期。如果国家刺激投资启动经济的政策见效，进口大幅增长，外贸顺差在不远的将来很可能转化为逆差。同时，一旦东亚国家经济秩序恢复正常，在出口方面也将与我国形成激烈竞争。过于坚挺的汇率会严重削弱我国的出口竞争力。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与长期以来其汇率制度缺乏弹性，导致本国货币高估有很大关系。我国应当仔细权衡利弊。近期确实有必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但就中长期而言，采取一种有利于宏观经济平衡的、有一定弹性的汇率政策，可能更为合理和稳妥。
（七）服务贸易 世界服务贸易增长速度现在已经超过货物贸易。来自发达国家的开放服务市场的压力正与日俱增。1997年我国货物出口已列世界第10位，服务贸易出口却排在第16位， 服务贸易逆差超过100亿美元。今后，在保持货物贸易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必须努力发展我国有比较优势和战略意义的服务产业，通过实施“大经贸”战略，鼓励企业以国际合作、工程承包和对外投资等多种形式，参与国际服务贸易竞争，扩大服务贸易出口。
（八）积极稳健地融入世界经济 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各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我国出口增长和吸引外资主要依赖美、欧、日和港澳市场的格局不会改变。应当重视利用双边、区域和多边等多种合作机制，做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工作，努力减少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和限制。必须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了解和遵守国际贸易通过规则，防范和规避国际经济交往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创造一个良好的贸易与投资环境，使中国经济能够从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更多地受益，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是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年度重点课题的阶段成果。中国外贸室主任、课题负责人及本文执笔：李健。课题组主要成员梁艳芬、李钢、陆燕、金柏松等参加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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