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因辩难，对症施治——下岗再就业“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就业论文,研讨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下岗再就业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市委市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北京面临的下岗再就业压力正在加大，不少难点问题正在凸现，急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为了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北京下岗再就业工程，前不久市总工会、《前线》杂志社等单位联合召开了“下岗再就业‘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十几位专家学者和企业界、经济界人士，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市总工会副主席续伯聪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阳安江出席了会议。现将研讨会提出的主要意见综述如下。
何谓下岗？
如何给下岗以科学的定性？部分与会人员的看法是下岗其实就是失业，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失业。中国社科院宋养琰教授认为，在现阶段，下岗者与一般的劳动力出卖者不同，他们没有被完全推向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原单位保留一定的关系，诸如医疗、养老保险等关系，若借用公式来表示，即为：下岗＝失业+传统体制下的各种保障。如果这样来定性下岗，就没有达到下岗的目的，因为下岗的目的是减轻企业的负担。所以必须在理论上还下岗职工本来面貌，给以科学定性。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刘尔铎教授认为，下岗是中国特殊阶段的特殊称号，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叫失业。下岗和完全意义的失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劳动关系没有解除，就劳动关系没有解除来说是就业，而就没有工作岗位来说是失业，下岗是处于就业与失业之间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失业。
下岗成因何在？
对于下岗的原因，与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分析指出，下岗既有历史“欠帐”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中国社科院冯兰瑞教授指出，下岗不是改革造成的，有着重要的历史原因即过去宏观决策上的某些失误，如人口政策提倡多生多育、劳动就业政策实行统包统配，以及用工制度上的全民工、集体工、合同工等身份的人为“划分”等。市人才交流中心主任韩光耀认为，形成下岗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体制性原因，这是我国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特殊性原因；二是经济性原因，这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三是劳动力总体过剩，这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国情。北京第二印染厂党委书记蔺贵良认为，下岗有五个必然性，即：劳动力结构调整的必然、效益经济的必然、中国国情的必然、减员增效的必然、竞争经济的必然。刘尔铎认为，我国正处在两个重要的转变阶段，一是农业向工业化阶段转变，在这个阶段，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市场；二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在这一过程中，隐性失业逐渐显性化，并要不断推向市场，使本已饱和的市场进一步膨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姚开建认为，职工下岗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殊阶段出现的突出现象和社会问题，失业、下岗可以有很多具体的原因，如体制原因、经济结构原因、经济周期原因以及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等，而经济体制改革战略调整，国有企业抓大放小，减员增效是其直接原因。
怎样认识下岗？
怎样认识下岗？与会人员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下岗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的、客观的现象，也是政府继治理通货膨胀之后需大力解决的又一“重点工程”，下岗既是“坏事”，更是“好事”。宋养琰认为，较大规模的工人下岗是个时代潮，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工人大批下岗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时代问题，不仅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所不同的只是程度有别而已。在产业革命后200多年的工业社会中，是机器排挤工人， 即马克思说的有机构成的提高排挤工人；在后工业社会即目前所谓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是高新技术排挤工人。如果说工业社会有机构成是10∶1的话，知识经济社会的有机构成是100∶1。 当代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几何级数增长，是倍增，五年经济总量就要翻一番。一个小小的指头大的芯片可以储存2—3年的《人民日报》的信息；北京图书馆在世界排名第四，如果采用现代化的储存和管理手段，可能只需几间房子，十几到几十个人，剩下的人只能下岗或另谋职业；如果教育部门实现了网络化教学，教师队伍的90%都要失业。下岗失业对社会不完全都是负面作用，我们应该看到，适度下岗、失业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推进器。适度失业的存在一方面可以形成竞争上岗的机会，另一方面给了企业用工自主权。具体说有以下好处：（1 ）可为要求上岗的职工单项或全面提高素质提供强大的推动力，能者上庸者下的法则，可以得到充分贯彻；（2）约束在岗人员行为， 强化他们的敬业意识，增强下岗忧患感；（3）可为企业降低工资成本， 提高效益提供保证；（4）为企业强化管理，增强责任制， 改善部门之间的联系，实行优势互补创造必要的条件；（5 ）对劳动者相互之间的摩擦、对工种的挑剔起到相当大的约束作用。可见下岗尽管有坏处，可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我们改革所需要的，是改革的推进器，最后保证和完成了改革。
韩光耀认为，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有利于原有企业减少负担，优化调整人员结构，是企业面向市场生存，提高效益的必要措施和现实选择。离岗不离厂，缓解了失业对社会经济和社会安定的直接冲击，其中相当一部分隐性就业也缓和了社会矛盾，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状态下是必要的过渡性政策。下岗还促进了就业机制和就业观念的市场化。已经下岗和正在发生的陆续下岗，意味着铁饭碗、等靠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下岗者必须面向市场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前线》总编辑刘宗明认为，下岗、失业并不是改革之后才出现的现象，在改革前的30年，至少有两次大的失业，一次是1962年，许多进城进厂的工人回乡务农，另一次是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将城市中需要安置的劳动力转移到了本不缺乏劳动力的农村。
部分与会人员认为，不应将下岗职工看成“包袱”，因为下岗不是职工的错，职工下岗，为企业减轻了负担，本身就为企业、国家做出了牺牲和贡献，不应将下岗职工仅仅看成是需要救助的人群，他们实际上也是具有各种经验和技能的宝贵的人力资源。
当前再就业中存在哪些障碍？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再就业中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思想观念、社会保障、劳动用工等。
蔺贵良从实际工作出发，认为再就业的主要障碍是观念，这首先又是领导者转变观念的问题。领导者应面对现实，承担起责任和义务，不应将下岗职工看成包袱，而应将他们看作是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再开发、再利用。在市场经济确立过程中，领导者对下岗职工应无情调整有情操作，努力做到使他们走有所得，留有所为。其次，社会、政府也应转变观念。改革的成本不应全由职工来承担。职工是改革的参与者，是改革的承受者，也应该是改革的受益者。几十年计划经济造成的后遗症不可能一下就治好，一下子把旧有的东西完全打碎打烂，人们承受不了，也实现不了，政府应实事求是地面对这一问题，在过渡时期采取相应的过渡性的措施。
对于职工更新观念，刘尔铎认为，光理论上说没用，关键是在操作上制定有效措施加以控制。有人说北京的工人不愿干那些脏活累活，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他可以不干这些活。如果环境条件真的改变了，不干就不能生存，他也就必须去做他可以做的事情。瑞典、美国等国的救济金是由职介所发放的。失业后，国家职介所负责为你介绍职业，如果介绍了职业你不去就业即停发失业救济金。而在我国目前，如果不去，救济金也照样领取，这实际上起到了鼓励、纵容的作用。
冯兰瑞等专家还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经济关系切实转变了，比如坚决、彻底取消所有制身份的划分，无论是什么所有制单位的就业者都一律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待遇，相信国企职工不愿去其它所有制单位就业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样也才能更有助于职工转变观念。
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严重阻碍和影响再就业。一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张喜庚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职工就像风筝，过去有企业这根线牵着，不管刮什么风都比较牢靠，现在再就业推向社会，企业这根线就断了，就要靠社会保险这根线，而社会保险这根线不健全，成为职工再就业、走上社会的一大障碍。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由于制度不健全，国有企业虽然组织了劳务输出，但仍背负着养老、医疗等负担。市纺织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宋来福认为，用人单位捡了制度不健全的大便宜，人好用，钱又少，机制又活，想用就用，不想用走人，不执行劳动法，不确定劳动关系，也不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整个没有法律约束。企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像这样长此以往国有企业仍然是不堪重负。
怎样解决下岗再就业问题？
解决下岗再就业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经济。刘尔铎认为，任何国家解决失业和就业都是靠经济发展，没有繁荣就没有就业。一切有利于经济繁荣的措施都是有利于再就业的措施。靠劳动、工会等部门解决失业问题不能说没用，但不是根本途径。温州没有失业下岗的是因为繁荣，如果温州不繁荣肯定会有失业下岗的人。所以怎样促进繁荣，是政府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解决下岗再就业的根本出路。宋养琰认为，目前应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发展民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发展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以促进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以吸纳劳动力。同时，要注意正确处理高新技术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谁也不能否认，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强竞争力，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距离的必要性。但高新技术产业是排挤工人的，尤其是在已经存在着一支庞大的下岗失业队伍的实际情况下，更不能立即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人为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设置种种障碍，如有的地方严格限制劳动力的流入，明文规定不准上多少资金以下的项目等，否则将人为地增加下岗失业者队伍。目前还不能轻率地放弃卓有成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应创造条件，实现分门别类的过渡。就整体而言，发展战略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诸多好处，如利用廉价劳动力吸引国外的资本、资源，加快工业化进程等等。
除大力发展经济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之外，与会人员还提出了以下措施：
一把手工程。宋来福认为，应形成再就业党政一把手工程，适当延长托管期，并建议建立北京再就业基金会，使再就业工程具有物质保证；同时加强政策引导，应区别不同情况，政府和职工共同努力。
北京金星制笔工业公司总经理肖宇航认为，从企业自身来说，解决下岗再就业要做好三个准备。即做好思想观念的准备，以提高职工的承受能力；做好组织准备，有专人负责；做好分流渠道准备，让职工下岗之后有去处。金星公司的实践证明这样做效果不错。
培育和发展新的就业机制。韩光耀等认为，解决下岗再就业问题最重要的是培育和发展新的就业体制，形成市场就业机制。培育劳动力市场机制，最重要的是制定的政策要有利于确立两个市场主体的形成，即真正把企业和职工推向市场，使单位有充分的用人自主权，使个人有充分的择业自主权。下岗人员再就业是市场再就业而不是政府安置再就业。
完善和健全劳动力市场。冯兰瑞等认为，目前的托管只能是过渡阶段的过渡性措施，不能根本解决庞大就业者的就业问题，最终只能过渡到劳动力市场。因此完善和健全劳动力市场非常重要。劳动力市场是个经济关系，是个信息网络，是信息的储存、分类和使用。劳动力不可能象一般商品那样，经过长途贩运集中到一个地方销售。不能认为，建一个大厅，摆一些摊位，就是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实践证明，“劳务市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成交率不大。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建立劳动力市场，应充分运用电脑及网络的快捷、高效的功能。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是制约再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与会人员的共识。刘尔铎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既是一个消极措施，也是一个积极措施，作为消极措施，工人失业有保障；作为积极措施，社会保障可以逐步使企业负担社会化。现在许多企业都很头疼退休金、医疗保险等，一旦失业高潮到来，企业压力确实巨大。如果建立了社会保障，每个人从一进厂就开始交纳退休金、养老金、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费用，到退休时这一负担是均匀分布的，对企业的压力也较小。具体到失业保险金，因为每个人都有失业下岗的可能，因此，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都得交这笔钱，整个社会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失业保险金应全面征收，个人、单位、国家都应负担一部分，失业保险属于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但要按商业保险的原则来运作，以多数人来补少数人。如果全国失业人口是10%的话，那么每个人降低10%的工资，就能保证这10%的人的生活保障。
刘尔铎还认为，随着改革的发展，下岗应逐步向显性失业过渡，逐步规范化，在五年之内将下岗过渡为失业。如果总是停留在下岗这个环节，和原单位没有解除劳资关系，规范化管理很难进行，这个问题长期放在企业，企业自身活不了，职工再就业也成问题。失业救济应是多渠道、多层次的，政府、基金、单位、个人都负担一部分，但水平不能太高，应刚好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还应逐步拉平国有企业与民营、私营、三资等企业的社会保障利益差，这也是把下岗逐步过渡为失业的一个措施。如果不进行配套改革，下岗变失业就很难解决。
姚开建认为，不能将解决再就业只看作暂时的权宜之计，而应是长期探索的东西，要形成一套社会再就业的制度。蔺贵良认为，解决的办法是让岗位、建岗位、寻岗位。
宋养琰认为，下岗再就业只能是适度就业而不可能是全员就业，全员就业是个误区，任何国家都不能保证全员就业。计划经济就业体制决不能回归。
与会人员还建议，应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约束用工单位。同时还应对失业与就业的界限做一明确划分，以加强管理。如韩光耀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失业者如果正从事一些合法的经济活动，并获得相应收入，达到一定标准，则应被看作为就业者。由于我国目前对就业与失业之间的界限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没有明确规定每周工作多少时间、收入达到多少即被当作就业看待，为掌握下岗人员的状况及其管理增加了困难。只要下岗人员不正式办理另行就业的手续，就仍可以下岗人员的身份存在，领取单位的工资（失业救济金），尽管他可能已经重新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