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亡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1）04－0010－04
20年前，雄踞世界第二强国地位的社会主义苏联，在没有抗争和挣扎的情况下，一夜之间颓然倒塌，顷刻瓦解。20年来，对于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应当肯定，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国内的和国外的各种因素的作用。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一条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机会主义路线，是苏共党内特权阶层在西方反共势力左右下主宰了这场历史剧变。正确地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对于我们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开启了歪曲和否定苏联历史的闸门。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就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胜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1]这样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有说服力的。这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赫鲁晓夫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他对此表示了深刻的忧虑。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被否定，就会直接危害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深邃的历史预见性。
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自觉的改制。他认定，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垄断，是“极权的”、“专横的”、“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告别过去”，“形象地说，应该炸毁一切”，这就是要“根本改造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就是说，他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他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即按照西方模式重新创立所谓新的社会制度。这位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也因此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并将它推向了极端，把否定社会主义历史作为实现改制的前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带头鼓吹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革命领袖，无一不被诬蔑攻击，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负责苏共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解体后公开承认，他们否定革命，否定革命历史，就使得“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缓慢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这里所谓的“改良之路”，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之路。这种情景，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的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描述：从1987年秋天开始，在苏联的报刊上出现了一股愈演愈烈的歪曲和否定苏联历史的浪潮，“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2]历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据。导致人心涣散，信念破碎，最终使雄居世界第二强国、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主义苏联毁于一旦。“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这一历史定律，不幸又一次在我们的北方邻国得到应验。
否定社会主义历史，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背离。1956年毛泽东在主持起草并经他修改后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重要文章中，提出了修正主义的概念。其主要根据有两个：一是一些人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二是“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文章特别指出：“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否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随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提出了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他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3]在这之后，毛泽东把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作为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提出来。诚然，毛泽东由于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定位，造成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这时他对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的判断，是准确的、符合实际的，而苏东剧变的历史悲剧对此作了最好的注脚。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所做所为，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修正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赫鲁晓夫借口时代的变化，在反对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修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已变为“全民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已发展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同时极力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和“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的口号。随着反斯大林浪潮的推开，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迅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散布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受苏共二十大影响的一代人开始步入苏联领导层，发挥了“二十大的产儿”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写道：“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丢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称自己为‘二十大的产儿’的”。“当命运最后把我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当我们成为国家领导人，到那些赫鲁晓夫进行过活动的办公室办公时，他的经验对我开始具有特殊意义”。正因为这样，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否定社会主义历史方面，而且也在否定马克思主义方面，同赫鲁晓夫一脉相承，完全接轨了。戈尔巴乔夫为改制而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那一套东西，而且更加自觉地用这一套理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于这种演变，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以辛辣讽刺的手法，认为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一直以一种历史脱衣舞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否定（或者是脱掉）他们过去的理论外衣”。正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一套主张和做法，使苏共在二十八大召开时就已经陷入了四分五裂、危机四伏的境地。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鼓吹民主化、公开性时，还不时打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他的遮羞布，那么到了二十八大就不再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要求人们摆脱对它的“教条主义的解释”，提出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主张，并宣布抛弃“意识形态垄断主义”，把所谓“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并列作为苏共纲领性目标的基础。戈尔巴乔夫等不但在舆论上、政治上把苏共推上了绝路，而且还违背苏联人民的意志，把解散苏联的错误做法强加给苏联人民。有材料表明，1991年3月间，苏联曾就是否赞成保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结果是参加投票者的76％的人坚持保留苏联。在这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民意测验机构为了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对苏联进行过多次民意测验，结果高达80％的人都赞成坚持社会主义，这二者的数据几乎是相同的。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悍然不顾人民的意愿，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强行解散苏联。上述可见，正是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指导路线，最终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二
列宁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的原则。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就运用巴黎公社的经验，设想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立即彻底摧毁旧官僚机构，并为防止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变成官僚，新政权应采取如下措施：“（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即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4]列宁在这里明确提出了防止官僚主义滋生的重要思想和措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续”。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以至布尔什维克党内，官僚主义、营私舞弊还是逐渐地滋生并蔓延开来。这种情况，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1919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号召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920年9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警告全党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对党产生不满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他曾尖锐地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5]为此，列宁以极大的精力同官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他强调要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灌输“社会公仆”的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这样才能逐步减少官僚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五六年中，列宁始终坚持和探索如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如何发动人民群众管理监督国家来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的问题。
列宁以身作则反对官僚主义和任何特权思想作风，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密切联系群众。美国记者艾尔伯特·威廉斯把列宁的工作室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据统计，仅在1922年10月2日到12月16日的两个半月中，列宁就接待了来访群众125人次。斯大林也同样严格要求自己。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他的儿子雅科夫被德军俘虏，希特勒提出以雅科夫交换被苏联俘虏的德军将领保卢斯，斯大林的回答是“我不会用一名将军去交换一名士兵”。结果雅科夫在法西斯集中营中死去。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一身清廉，俄罗斯学者尼古拉·阿尔图宁写道：“当斯大林逝世之际，他给个人留下什么？工作人员在他的住地仅仅找到几双织补过的短袜子，几双鞋跟都已磨破的皮靴，两套军服：一套是他每天都要穿的，另一套是用于节日检阅穿的。”一件短大衣竟然从十月革命一直穿到离世，而他的银行存款仅有900卢布。当然，斯大林时期也出现了脱离实际、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欣赏个人崇拜，党内也滋生了特殊化的不良倾向，使党风受到严重损害。
但自赫鲁晓夫起，在政治上搞非斯大林化的同时，在组织上也开始背离列宁的建党原则，在党和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经过勃列日涅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使这个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控制了党政各级领导机关，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变成谋取私利和压迫人民的职能。他们不但享受种种堂而皇之的特权待遇，而且还在改革的名义下大量侵吞国有资产，放肆腐败。他们为个人私利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打击党内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人。勃列日涅夫不但贪图豪华生活，还热衷于追求个人的荣誉，在他死后的送葬行列中，竟动用44个军官手捧他生前获得的200多枚各种勋章、奖章，一时传为笑谈。他作为党的总书记，接受各种贵重礼品毫不手软。一次他到阿塞拜疆视察工作，该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高昂的半身像，他笑纳之后，阿利耶夫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腐败更加严重，特权阶层横行无忌。据曾经担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列宁山专门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而此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不为自己新建住宅。”当然，这不过只是冰山一角。这种贪婪和腐朽，势必反过来影响政治，毒害党和国家。这个特权阶层，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利用社会主义的旗号，以各种崇高的名义，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以夺取权力为中心，层层形成既得利益的保护圈；他们需要僵化的体制来谋取私利，不思进取，拒绝改革，或者利用改革的名义，维护和强化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他们就会厚颜无耻地、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自己一贯高喊的理想、信念和原则，公开举起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叛旗帜。这种权力腐败，使苏共名誉扫地，失去了执政的群众基础。据苏联解体前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苏共是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而认为苏共是代表全民的则只占7％！这再一次证明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据俄《消息报》披露；到1996年，叶利钦周围的75％、政府中的74.3％、社会精英中的82.3％都是前苏联的干部。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界精英60％以上来自前苏共的官僚；在1992～1993年的100家俄罗斯最大的私人企业的所有者中，有62％来自前苏联的党政精英、企业家、银行家及其家族。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联的覆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场自我政变，是适应了既得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的需要。这正如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所痛心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利益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这是一个多么深刻而悲痛的历史教训。
三
当十月革命宣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时候，列宁在始终警惕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同时，又敏锐地预见到可能出现的隐蔽的“和平”的另一条战线的斗争。1920年3月29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尖锐地指出：“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极复杂的任务：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场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改变了战线和形式。协约国现在是用贸易、用粮食投机来进行战争，它使这种粮食投机成为国际性的……他们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是有戒备的！我们说：我们打过仗，我们胜利过，所以我们继续要把曾经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口号提出来作为基本口号。我们要完全保留这个口号，并把它用到劳动战线去，这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的坚定精神和统一意志。”[6]列宁这段话的意义，不仅在于指明了存在着西方帝国主义妄图“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的危险，而且在于极富创见地提出了抵制和战胜这种“和平演变”的基本方针。
早在1947年初，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报告中就提出，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去世，苏联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他说：“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受到破坏的话，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它近年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他还指出，这种软化趋势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个与今天大不相同的俄国政府”，这个新的俄国政府“将容许在俄国建立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凯南提出的这种软化和演变苏联的思想，得到美国决策者的关注和重视。1953年初，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后，继承和发展了凯南的思想，他在国会证词中说：必须用“和平的方法”，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解放出来。他在解释所谓“和平解放”战略时说：“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来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特别强调：“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上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和野心。”这就露骨而又完整地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之后，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多次引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说：“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现在存在着一种获得胜利的高尚战略。”自此之后，美国历届政要人物，包括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布什和小布什等等，都一直奉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虽然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对“和平演变”的提法有所不同，但不论是杜勒斯的“解放政策”，尼克松的“不战而胜”战略，还是里根的“遏制战略”和布什的“超越遏制”的新战略，究其实质都是一样的。
杜勒斯还表达了进行和平演变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他们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四代人的身上。毛泽东当年就指出：帝国主义又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他们之所以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四代人的身上，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新生代有可能对革命历史淡漠，对革命传统、理想信念淡忘，有可能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一方面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另一方面，通过丑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通过丑化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来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错误和存在的某些弊端，加以无限夸大，来实现他们妖魔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他们通过这些活动，企图搞乱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思想，甚至不择手段地引导青年走向堕落，以达到他们瓦解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
西方敌对势力深深懂得，如果没有苏联内部的演变，如果苏联领导人不放弃这种原则和立场，这种和平瓦解的谋略还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们极力助成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使之成为实现其和平演变战略的内应力量。他们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看到了这种希望。1991年11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围绕着“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这个主题发表演讲，提出“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她特别强调这主要不是指的军事威胁，而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独特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为此，他们利用种种手段，包括诱导苏联犯错误，但这一切并没有奏效。她说：“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西方对戈尔巴乔夫可算是下了大本钱，他们不但在思想上、政治上加以引导，而且也包括物质引诱。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而每次都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首先满足西方的利益。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对同美国总统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的会见，就供认不讳地说：这次会见，“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这种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丑恶表演，充分说明这种人是自觉地充当西方反共势力的鹰犬。
由上可见，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如同世间万物一样，有其深刻的外因和内因，但起决定作用的则是它的内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图谋能否得逞，最终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因素，而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央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尼·伊·雷日科夫在他的《大国悲剧》中写道：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党的领导者们，正是他们背叛了党，出卖了国家和人民。”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对这一惨痛历史进行回顾时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灾难为惨痛代价，成为耶稣，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共党员，现在仍保留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十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这些话，有如那已经逝去的历史在痛苦地诉说，警示着后人，是值得我们深思和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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