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过程中的自由与平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平等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由和平等是人类自文明开启以来一直孜孜以求的两大核心价值。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进程，是自由与平等关系的矛盾对抗史。在全球化过程中，自由与平等关系的矛盾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各方面。在面向未来的全球化过程中，要努力建构自由与平等关系的新境界，即在现存各种人类文明的博弈与创造、冲突与共振中，努力开创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真正的和谐统一。
一
所谓全球化，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是指人类由分割走向一体化的文明整合与创新的过程。全球化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全球化是指从人类诞生起就存在的社会过程，是人类从自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狭义全球化是指以当今信息技术为纽带，促使世界各国人民实现普遍交往和交流的历史趋势。本文所论述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是从狭义上说的。
当前，全球化正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层面同时展开。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历史趋势的基础和动力，通过对自由与平等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实质和困境的考察，启发我们认识自由与平等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未来进程中的新内涵。
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推动的。在这一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中，自由与平等关系是矛盾的。首先，在个人层次上，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相矛盾。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个人作为经济要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体现着经济机会的平等。然而这种选择自由只具有形式平等的意义，在本质上它并不自由，个人的经济地位和能力是其选择的限度。因此，全球化时代个人经济自由在其抽象或可能性意义上是充分的，在其具体和现实性上它是自身的限度，也就是说，个人的经济自由能力受他人平等的自由权利的竞争限制：“促进和维护自我认同是与拒绝和破坏他人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日益模糊的不确定性制造出越来越多的风险，日益加深的敌意仇视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暴力。许多人陷入了一种为自身继续生存而与所有人为敌的战争的逻辑之中。”（注：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90页。）所以，那种认为自我和他人只要拥有平等机会的自由竞争能扩展经济平等的观点是错误的。亚当·斯密崇拜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这只手充其量只能把蛋糕做大，而如何切分这块蛋糕却对个人更敏感也更有意义。斯密是根据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来崇拜自由市场机制的，但这种自由只符合强者的意愿和利益，其结果是个人经济不平等加剧。“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只能根据他本来分配到的定量的商品去交换商品或货币。穷人只能用他们仅有的一点东西去发挥最大的效用。”（注：[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自由市场只能导致贫富悬殊，加剧社会不平等。当然，自由市场推崇竞争的机会平等，在竞争的准入上除去身份的障碍，这是一大历史进步，但是由于竞争者的量级不同，真正平等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机会平等是规则平等，真正平等则是起点平等。“市场参与者的起点是由已经存在的要素决定，而不是由基于工作回报的理性和通过市场正义的资源合理配置决定。正像当今通常存在的情形一样，如果个人碰到了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依靠的那些资源存在着起点的不平等，并且如果这种不平等的机会不是基于个人的选择和努力的话，真正的正义问题就产生了。”（注：Peter.herrmann:Challenge For A Global Welfare Sys-tem,Nova Science Publishers,p.63.）
全球化进程中的个人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必须从平等着手，把劳动力的平等培养与再分配平等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个人在真正经济平等基础上的经济自由。劳动力的起点平等，要求个人拥有平等的正规教育、职业资格和工作机会，它是起点平等和机会平等的统一。再分配平等体现出对人格平等的尊重。个人的经济平等是起点平等、机会平等和再分配平等的有机统一。其中，起点平等是机会平等的逻辑前提，机会平等是再分配的逻辑前提，而再分配平等又为起点平等提供新的基础；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不断上升的螺旋运动。个人经济自由只有在这种经济平等的形式和框架内进行，才能实现个人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在经济全球化未来中的真正统一。
其次，在阶级层次上，经济自由与阶级平等相矛盾。阶级在本质上是经济范畴，它是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层集合。个人联合为阶级，个人意识形成为阶级意识，是借助人所特有的主体性和理性反思能力的社会化过程。阶级意识是人对私有制社会现实的反映，它包括真理性和价值性两种内涵。真理性内涵是指人们正确地反映出自己的阶级属性，价值性内涵是指人们对自己的阶级属性的意义判断。人们大多能清楚自己的阶级属性，但对它的价值判断则各不相同，有的人赞同自己所属的阶级，有的人反对自己所属的阶级，等等。阶级意识的复杂性是社会变革复杂性的重要原因，但一般说来，人们是站在自己所属阶级地位的立场上，争取本阶级的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以私有制为基础，主张经济自由，认可经济不平等，这将引起阶级意识的激烈对抗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资本主义从自由到垄断的发展，都没有改变经济自由的实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是资本权力分散形式的经济自由，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自由，即垄断大资本的自由，随着这种经济自由的阶级范围的缩小，对应着经济不平等的阶级范围的扩大。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张力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破灭，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在阶级意识上，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矛盾的彻底否定，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建构，奠定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和谐统一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生产力水平和其他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具体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出现问题，而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毕竟探索真理的道路还不是真理本身。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理想的初步实践形式，从其诞生起就与资本主义进行着激烈的较量，两者以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的和谐程度为判别优劣的首要标准。在资本主义方面，资产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吸收了社会主义重视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和谐发展的优点，大量采取福利国家的形式，努力缩小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阶级差距，大幅度调减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内在张力，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稳定社会的作用。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计划经济扼杀了经济自由，把经济平等庸俗化为平均主义，使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矛盾和张力蜕变成劳动差别与平均主义的矛盾，蜕变成指令生产与自主创新的矛盾，结果是整个社会丧失创造财富的动力，劳动生产力低下，从而阻碍了经济自由和经济平等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探索的教训，为我们开创社会主义新境界提供了有益借鉴。
面向经济全球化的未来，社会主义者的历史使命是要消除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对抗性矛盾，使两者和谐统一起来：一方面，要鼓励和繁荣经济自由，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的经济创造力，使财富大量涌流；另一方面，要在全社会实行起点、机会和再分配上的经济平等，逐步弱化阶级差别，最终实现社会平等。这种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和谐发展旨在消灭阶级，是经济全球化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们的自然选择。
再次，在国家层次上，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相矛盾。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鼓吹经济自由开放的国家都是经济强势国家。它们在资本、技术和生产效率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实行经济自由开放就更有利于保持优势。英国在18、19世纪，美国在19、20世纪都曾极力主张经济自由和市场开放，就是由于在这两个时期它们分别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那时世界财富的向心力是指向它们的。但是经济自由不是绝对的，即使是在繁荣的鼎盛时期，英国却不允许别国染指其殖民地，而美国则设置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关税壁垒，以保护本国利益。至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和德国，则极力主张以政府保护民族产业，图谋增强经济实力，以便最终有一天能打破现有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优势，实现本国的经济霸权和政治军事霸权。当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斗争处于此消彼长的关节点时，往往就是各国大打出手的时候。马克思以其非凡的洞察力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战争则是政治斗争的最后手段。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自由是奉行利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的，资本主义强国以此满足其无尽的贪欲，而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下游的不发达国家和殖民地附属国则深受剥削之苦，落入贫困落后的深渊。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导致世界各国经济的严重不平等，这种矛盾和张力是根源于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秩序本身，只有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界各国的贫富悬殊。
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拥护者提出了自己的辩解理由：“全球化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工业国家的公司将在那里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岗位，为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注：Peter h-errman:Challenge For A Global Welfare Systems,p.236.）对此需要做深入分析：其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以攫取超额利润为目的，即使在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也还是同时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其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用了大量的当地自然资源，而有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这就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环境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其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投资只是实行生产设备转移，其技术研究与开发却由母国严格控制，只给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人员以简单的操作技术培训，使发展中国家很难在技术上取得领先，这样就继续维持并扩大着经济不平等。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通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能带动不发达国家走向平等繁荣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至于说有相当多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吸引外资，成功地实现了跨越，那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充分地发挥了主动性、努力发展科技教育以快速提高经济效率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前景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各国在拼命撕咬中虽有一些国家由弱变强，但任何时候总会有牺牲品，经济自由的繁荣就是以这些国家的牺牲为代价。试问，我们是否要坚持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未来？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国家之间应如何调整相互的经济关系，把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之间的不灭张力转化为两者之间的和谐发展呢？首要的一步是，大力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快速提高生产力水平，使生产技术手段和人民生活水平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以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主持正义和公道，不断地同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秩序作斗争，争取不发达国家的支持，努力建设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和谐统一的新世界。
二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只是形式上的。
首先，在个人层次上，资本主义全球化意味着自由和平等在形式上的扩大，而在实质内容上则服从资本统治的权力。全球化使个人能够愈来愈少地受到他所属的利益集团的政治观点的约束，不管这种集体是单位、社区、阶级、族群还是民族国家，他都有选择和跨越的可能性。由于个人经济地位和利益归属的变动性，导致他对集体认同的不确定性，反映在政治自由的主张上，就表现为政治观点的跨集体流动性和超然立场。个人这种政治生存方式能够自由表达某种政治信念，做到超越地域和凝固集体的狭隘性，走向自由平等的“对话”，不断地提升自我个性和他人个性的品质。但是，个人政治自由平等的这种可能性只具有抽象和形式的意义，在实施中则有本质上的障碍。一方面，个人受到他人政治观点的限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远会产生社会经济不平等和谋生的高度紧张，充满着对失业的恐惧和对财富减少的担忧，以及个人之间的激烈利益竞争。个人不同的利益立场导致其政治立场的歧义与对立。这样，他人平等的政治自由权利限制了自己政治自由所需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个人自由与平等的法制框架不允许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而对被剥削者而言，这种个人政治自由与平等就没有肯定内容。全球化并不能够使个人政治自由与平等发展到比现有资本主义更高的水平，它不是个人追求政治自由与平等的理想。面向全球化的未来，个人政治自由首先应以尊重社会规律为前提，做到对社会必然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尊重他人平等的政治自由权，努力实现真理、自由和平等的统一。其次，在阶级层次上，政治自由与政治平等相矛盾。在全球化方向上，阶级政治自由以民族国家内的政党议会制形式和国家之间政策协调结果的方式存在。这种阶级政治自由有资本主义法制框架的保障，有实施的合法性，但同时这种保障本身就是它的限度，因为资本主义政治自由是采取民主方式，而这种民主机制的设定权由代表资本利益的政治工具操纵，这些代理人所拥有的民主机制设定权最终还是来自、并取决于资本权益者。资本权益对政治民主的操纵，是资本主义政治的形式自由的实质，它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用政治民主自由的表象掩盖了资本权益的操纵和统治的实质。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政治自由的形式只不过表明其阶级政治的形式平等，而其政治自由的实质则表明阶级政治的实质不平等。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政治运作永远脱离不了阶级特征，而阶级社会和阶级政治的永恒存在是违背历史逻辑的，因此，具有民主自由和平等形式的资本主义阶级政治不是全球化政治的未来方向。政治全球化的未来，必须以消除所有制的阶级差别为前提，以经济平等为手段，逐渐弱化政治的阶级性，最终消除历史意义上的阶级政治本身，进入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是一切人的自由平等的社会。
再次，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政治自由与政治平等是对立的。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是现代性的典型存在特征。民族国家产生后，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自由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资本主义早期，国家间的政治自由通过完全不尊重别国利益的方式表现出来，奉行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经常通过野蛮战争的方式来满足本国利益需要。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战争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本性的表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这种资本主义逻辑的集中爆发，表明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性和破坏性。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进行了自我调整，改变了资本主义各国之间政治自由的表现方式，变“战争自由主义”为“竞争自由主义”，各国普遍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加大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提高生产效率，以便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保障本国利益。这种趋势最终确立了以美、日以及西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秩序，并保持了相当长的相对稳定时期。但这只是斗争方式的改变，并没有改变各国利益对立的不调和性。正是这种利益的不调和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平等的虚幻性。与资本主义从“战争自由主义”向“竞争自由主义”演变相适应，政治平等则由形式不平等过渡到实质不平等。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自由与政治平等从来都是矛盾的，只要资本主义秩序存在，政治自由的利己性和政治平等的虚伪性就不会消除。有人可能提出疑问：如何看待欧盟的资本主义一体化进程？诚然，欧盟的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而超民族国家的国家间协调机构，日益发展为具有“准国家”性质的管理机构。有人据此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体系正朝着“世界国家”发展是某种全球化未来的趋势。然而事实上，其一，欧盟成员国的经济政治水平处于当今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一序列，而单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竞争很难保证长久的优势，联合一体就能保持竞争优势，长久保证利益水平。这种做法只是国家利己主义的变通方式，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矛盾实质，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只是以扩大了的国家规模与它国相对立。其二，欧盟内部大国和小国争夺主导权与平等权的斗争一直在进行，这种张力的持续存在，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利己本性。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全球化未来是灰暗的，人类必须寻找符合历史规律的新道路。
我们面临的现实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存与斗争。资本主义尚有其历史性生命力，社会主义还需要摆脱其历史性羁绊。在这场斗争中，社会主义要赢得历史性胜利，必须发挥其在合规律基础上的创造性，即在将来既消灭资本主义国家又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自身，这样才能实现人作为类的自由与平等的和谐统一。这应是政治全球化的未来目标。
三
经济全球化也必然推动文化发展。全球化过程的文化冲突是走向全球化文化统一的必然阶段。在这场冲突中，资本主义文化势力尚处于优势，拥有占支配地位的话语权力。
首先，在个人层次上，全球化意味着更多的文化自由与文化平等的可能性。前资本主义个人文化生存以等级和地域性为限，突出人的身份，表现为人的依赖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自由生发为价值观的支配地位，从而为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盛行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个人平等观念也发展起来。个人主义文化彰显的是资本权力，反映了资本统治结构中的社会现实。平等主义是对资本权力的反抗，它是取消资本统治结构的精神动力。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在资本结构内部的对立存在，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性。当前的全球化的个人文化自由并不表示自主性的增强：“自由主义者总是认为，在现代性的‘多元背景’里，人的自主性一般说来是有增无减的”，然而，“大量的选择排山而来，但却没有‘传统的’文化规范与行为作依托，个人也就无法得到‘稳定’而持稳的自我意识，于是自主性反而可能减少。”（注：[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文化自主性是多元文化共存背景下的自由选择，不囿于特定群体的地域认同，就能实现文化平等。保守主义者则认为，个人文化自由应该以遵守既有民族文化传统为前提。事实上，任何个人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的形成都是某种文化传统熏陶的结果，否则只能是几种观念体系在头脑中机械拼凑的混合物，它既不标志着自我世界观的形成，更不能作为进行文化模式选择的比较鉴别尺度。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个人文化选择自由不是超然的，每种选择都有其既定的基点与模式，形成四种可能性态度：排斥、同化、逆同化和融合创新。排斥，是指根据某种前资本主义文化模式否定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合理性，固守民族文化传统，反对作任何修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属此列；同化，是指认同资本主义文化，清除所有非资本主义文化，最终实现资本主义文化的世界一统；逆同化，是指资本主义文化被某种文化同化，清除资本主义文化的精神实质，实现文化的转型与转向；融合创新，是指在吸收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通过整理与借鉴、反思与批判，实现文化的创新。显然，排斥和逆同化是反资本主义文化的文化全球化主张，同化属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文化态度。而我们所需要的，则是融合创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全球化，这种文化全球化是以必然性为基础，是我们真正自主自由的选择。
我们面临的世界文化现实是，体现资本权力的文化模式成为支配性话语权力，它消解了个人文化选择的自主性和平等性，表现为资本扩张权力的个人主义和消费至上主义形成压迫性影响，进行着对个人文化模式的强制性灌输，推动着个人文化模式的资本主义方向上的同化。这种文化认同趋势是对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社会文化建设的严峻考验，如果它们奉行自由主义者的自由市场和资本权力的现代化模式作为全球化的应对之策，其国民的文化认同就很难逃离被同化改造的命运。在资本主义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个人的文化选择自由对社会所有成员开放，体现着形式上的选择平等；然而在实质上，对资本和知识技能劣势的个人而言，其文化选择的自由权就是承受文化霸权的压迫本身。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全球化方向，才能实现文化自由和文化平等的统一。
其次，在阶级层次上，资本主义背景下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自由和平等是不真实的。市场保证着阶级的存在，阶级意识认同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阶级意识存在就是文化不自由和不平等，因为随文化自由而来的文化自觉是反对这种阶级意识本身的，并由此开辟通向真正文化平等的道路。阶级意识的冲突主要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起作用，也有打破国家界限从而实现跨文化、跨种族的阶级认同的可能性，形成全球文化冲突的阶级联盟对阵，最终瓦解资本的暴力。只有通过阶级意识斗争的方式反对阶级意识，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自由和文化平等。
再次，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资本主义全球化文化模式中的自由和平等之间有着不灭的张力。“世界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是全球化要消解的对象，代之以“世界国家”的政治管理模式，实现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的全球统治。这种“世界国家”的文化实质是什么？“人们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策的过程中鼓吹并创造一种弱国家世界体系，在这样的世界体系中，对世界主义使命的帝国主义滥用将不再有任何障碍。”（注：[德]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页。）这种世界国家是用帝国主义方式建立起来，那么，民族国家的文化自由与独立就只能是帝国主义霸权国家的自由裁定，不得不享受不平等的文化安排了。因此，资本主义话语权力下的世界主义是帝国主义推销自己的手段，企图实现对全人类的自由支配。由于这种世界主义国家的不自由不平等的实质，它就只能是一种毫无必然性的虚构：“这个想象的国家不是作为社群的国家，而是一个人们在一种‘智商关系’中彼此共同生活的国家。”（注：[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是当今各种共同体的最高形式。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选择和对待它国的方式，将决定全球一体化未来的世界主义文化模式。面对强权的世界秩序，民族主义情绪有利于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增强凝聚力和减少不平等，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并不承诺普遍平等的世界主义责任，更多地表现为利己主义的自我关注：“它暗示着以减少国内不平等的适当努力的名义进行的与自由主义联盟，只是意味着放弃改善把富国与穷国分割开来的更大不平等的任何努力。”（注：Bruce Robbins:Feeling Global Internationalism in Distress,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p.135.）失去与行动习惯相联结的任何道德承诺都是空话，没有行动支持的世界主义是话语霸权的说教，暗藏着极其险恶的文化帝国主义嘴脸。
因此，资本主义文化全球化的内在矛盾，表现为民族认同与世界主义两种对立的文化主张。民族认同从根本上说不是简单的所谓“保守主义”乡愁情绪，而是对抗资本权力和政治文化帝国主义霸权的防御性措施，以便通过文化认同的自由选择权，来争取平等的“游戏规则”和相处地位。然而，民族认同与世界主义矛盾斗争的结果却是这两者的消亡，代之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新世界主义，它决不是某种民族主义的自我膨胀，而是“以我对待我的态度对待你，同时以你对待你的态度对待我”，消除对立与冲突，实现全球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创新。这就是文化全球化的共产主义方向。
总之，自由和平等作为人类追求的两大价值，并不设定何者的优先地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不能真正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和谐发展，只有坚持全球化的共产主义方向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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