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与发展：为什么后进国家能够赶上先进国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论文,后进论文,先进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贸易对于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东亚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经济发展奇迹，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争论的方向。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共识是：建立在私人企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取得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与发达的市场经济间进行自由贸易，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然而，后进国家能否利用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来加速自身的发展这一重大的发展方向性问题在理论上并未得到解决。为什么恰恰是东亚成功了，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失败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可能对增长理论和发展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关系到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什么样的政策建议，将不可避免地对占世界人口2/3的人民当前和长远福利产生重大的影响。
Lucas(1993)最早提出了在形式化模型中再现东亚奇迹的任务。然而，传统增长模型是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原因及相关问题的，将这样的模型应用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即在开放的条件下后进国家的长期人均收入收敛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严重的困难。
首先，封闭的增长模型显然不适合理解东亚的与贸易相关联的经验(Young,1991)。其次，现有的开放增长模型，不论是出于发展文献的模型，如南北贸易模型(Findlay,1980;Chichilnisky,1981、1984)，还是出于增长文献的模型(Grossman and Helpman,1991;Young,1991;Rivera-Batiz and Romer,1991;Ventura,1997)，一般地并不是专门关注于自由贸易怎样能够引致后进国家的长期人均收入水平收敛与于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问题。同时，这些模型并不是系统地参照东亚的实际增长经验来建立的，我们很难直接利用这些模型来为东亚经验提供一个严格的理论分析。
在缺乏统一分析框架的情况下，人们对东亚奇迹的解释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种种困境和混乱。在发展经济学及发展政策分析的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体制政策解释。根据这一解释，东亚的成功是由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推行了“好的”政策，尤其是外向型(out-ward-oriented)发展战略或出口促进(export-promotion)发展战略，反之，失败的发展中国家则被认为是推行了“坏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内向型(inward-oriented)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型(import-substituti-on)发展战略造成的。然而，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Krueger(1995)指出的，有关政策解释的讨论并未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联接政策与机制。
另一类有影响的解释基于增长账户分析。Krugman(1994)根据Young(1994)和其他一些学者对东亚“四小龙”所做的增长账户研究断言：东亚奇迹并非奇迹，而仅仅是一个神话，因为东亚的成功依赖的仅仅是高投入，而非高效率和技术进步。在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法则的作用下，建立在高投入基础上的高增长是不能持久的。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其后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经历的普遍的经济下降，似乎印证了Krugman的论断和预言。然而，这一分析忽略了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东亚“四小龙”的发展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们在通过贸易追赶发达国家上确实是成功了；第二，增长账户分析本身并不能提供增长的因果解释。特别地，它不能解释资本积累的原因及其与技术进步间可能的因果性联系(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Fagerberg,1994)。
本文的目的在于扩展增长理论的传统分析框架，以便能够将增长理论应用于解释东亚奇迹的原因。我们在Oniki和Uzawa(1965)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特定的两国两部门模型，作为整个收敛分析的一个基准(baseline)模型。我们的整个研究依据的两个基本经验前提是：第一，在封闭的条件下，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间不会发生长期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第二，在适当的条件下，自由贸易能够引致后进国家的长期人均收入收敛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通过建立适当的开放增长模型，应能再现类似东亚的与贸易相关的成功增长。从更广的意义看，对东亚经验建立形式化的理论模型，也有助于以增长理论为基础、以东亚经验为背景重建整个发展经济学。
本文的第二部分建立了一个发展与贸易相关联的收敛模型的一般框架，并在该框架内提出一个简单的两国两部门模型作为研究贸易引致收敛的出发点。第三部分通过对模型的动态分析揭示了贸易引致收敛的基本机制。第四部分讨论模型的若干基本扩展。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分析得到的主要结果。
二、模型
（一）基本假设
世界由两个国家组成：一个是发达国家，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这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别在于，在考查期的开始，两国间在人均收入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相对状况，我们做出下列基本假设：
1.结构相似性假设：两国间结构上是相似的。特别地，两国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偏好。2.要素不流动假设：两国间不存在要素移动。3.相对大小假设：开始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不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并且两国的人口增长率始终是相同的。4.稳态假设：贸易发生前，两国均处于稳态，并且发展中国家贸易前的人均收入稳态增长率不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
前两个假设基本上可以看做是静态的要素禀赋贸易理论中的标准假设。上述第1个假设完全排除了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特征。第2个假设使我们能够集中于贸易在收敛过程中的作用。第3个假设避免了在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接近发达国家时，在经济总量上对发达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第4个假设为我们的收敛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前提。根据这一假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考查期开始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可以理解为仅仅是由于后者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要晚于前者。
在上述假设前提下，我们建立如下基本收敛假说。
第1收敛假说：在封闭的条件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将不会发生长期人均收入水平上的收敛。
第2收敛假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自由贸易能够引致二者间在长期人均收入水平上的收敛。
给定这两个基本收敛假说，我们可以将一般的收敛问题定义为：自由贸易怎样能够引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在长期人均收入上的收敛。
在当前的场合，我们将现代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正的持续增长）作为整个研究的出发点。在开始时，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也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两国间相对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仅仅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晚于发达国家。在给定的结构相似性和稳态假设前提下，当两国彼此分离时，发展中国家将简单地重复发达国家历史上走过的道路，因而，两国间将不会发生长期人均收入的收敛。
历史经验表明，当发展中国家处于封闭状态时，不论是在前现代经济增长时期，还是在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初始差距总是保持不变，甚至进一步扩大，不存在收敛。另一方面，东亚的发展经验清楚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自由贸易有可能引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长期人均收入水平上的一个渐进的收敛。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历史上发展中国家由前现代经济增长过渡到现代经济增长也是经由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和其他经济往来实现的。理论的任务就在于在形式化的模型中再现这一贸易引致的收敛过程。
（二）建模方法
首先，我们将“发展”问题定义为后进国家的增长问题，后者又可进一步归结为一个开放条件下的“收敛”问题：后进国家的增长怎样能够在开放的条件下收敛于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稳态。我们将按照这一方法建立的理论称之为收敛理论。为了分析的方便同时又不失一般性，我们选择一个两部门动态贸易模型作为基准模型，该模型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两部门索洛模型与国际贸易中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一个特定结合。该模型的一个良好优点是它本身包含了“收敛”的基本来源。
通常增长理论对总量资本模型的扩展局限于内生技术进步。除技术进步外，我们还需要考虑“结构变动”。事实上，这也是“发展”区分于“增长”的基本特征之一。纯粹的增长模型并不一定能产生我们期望的结构变动。
（三）建立经验参照系
增长理论是以发达国家长期增长经验作为理论建模的相关经验参照系。自然，收敛理论必须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经验（特别是战后的经验）作为理论建模的相关经验参照系。东亚的经验（特别是其战后的发展经验）作为收敛理论的经验参照系是十分合适的。这不仅是因为东亚的成功本身，而且还因为东亚提供了经济发展可能的多样化类型较充分的样本。
（四）模型描述
我们建立的模型主要参照了Oniki和Uzawa(1965)的模型。该模型的基本特点是将标准的索洛模型与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结合起来以分析动态贸易的长期行为。不过，Oniki和Uzawa模型并未特别关注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间贸易可能带来的一些特殊问题。我们的模型可以看做是Oniki和Uzawa模型的一个特定的形式。我们要处理的世界由两个国家组成：一个是发达国家（西方），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东亚）。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我们始终假定：1.只有两种产品：一种是消费品，另一种是资本（投资）品；并且前者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后者是资本密集型产品；2.只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3.在贸易开始时，东亚的人均资本存量水平远低于西方劳动密集型消费品部门的水平；4.两国间不存在要素移动。
为简化分析，我们假定西方不论在贸易前还是在贸易后总是处于稳态，而东亚将消费品与投资品的价格看做是给定的，这些价格均是由西方决定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对东亚采用了“小国”假设。此外，我们假定东亚的人口显著地小于西方的人口，从而东亚有可能在进入稳态时也仅生产一种产品。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发展中国家当做“国内经济”看待，将发达国家当做“外国经济”看待。以下的讨论限于国内经济。
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初始的贸易状况。为此我们做出下列假定：1.在贸易前，东亚与西方均处于相同的正的稳态增长，但东亚的稳态人均收入、人均资本与技术水平均显著地低于西方；2.贸易开始后，东亚的生产部门“跳跃性”地一下子达到了与西方相同的技术水平，然后遵循与西方相同的技术变动路径。（注：这意味着我们采用了技术是完全公共产品这一极端假设。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参看Fagerberg(1994)。）这样，由标准索洛模型我们知道，即使在不存在贸易的条件下，东亚的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也将经历一个较快的增长过程，直至达到西方的水平。这将是一个技术转让引致的收敛过程。（注：关于在不考虑贸易的情况下后进国家通过技术模仿追赶先进国家的一个开放内生增长模型，参看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我们关注的是，在发生了完全技术转让的条件下，基于比较利益的商品贸易怎样能够进一步加速收敛过程及怎样能够改变后进国家在过渡期间稳态的经济结构。给定关于技术转让与技术进步的假设，从形式化分析的角度看，一旦贸易开始，技术因素在其后的分析中将不再具有特别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其后的讨论中将不再考虑技术及其变动。事实上，由生产函数的齐次性假设，我们只要将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相应地理解为“有效”人均产出与“有效”人均资本，并在人均资本有效折旧率中加上外生技术进步的固定速率即可(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
从前述假设及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可知，东亚不可能同时生产两种产品。此外，由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可知，东亚至少在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而西方则同时生产消费品和资本（投资）品。这样，两国间的贸易格局将是东亚向西方出口消费品，同时从西方进口资本品。
将东亚的（消费品）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分别记为Y、K和L，可将总量生产函数表述如下：
Y=F(K,L)
(1)
假定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类型的，并且是一次齐次的。人均生产函数形式可表述如下：
y=f(k)
(2)
(2)式满足Inada条件(Inada,1968)：
产品市场是竞争性的。企业将在产品及要素价格给定的条件下最大化利润：
dY/dK≤r/p
(3)
dY/dL≤w/p
(4)
r是实际租率(rental rate)，w是实际工资，p是以投资品价格作为尺度的消费品价格。p是外生给定的和始终保持不变的。
用人均生产函数的形式，上述条件可以写为：
dY/dK=dy/dk≤r/p
(5)
dY/dL=y(k)-(dy/dk)k≤w/p
(6)
将工资对租率的比率记为Ω，可将静态效率条件记为：
Ω=(dY/dL)/(dy/dk)=y/(dy/dk)-k
(7)
产品市场均衡条件可以表达为投资与储蓄间的均等：
I=p(F(K,L)-C)
(8)
上式中，I是总投资，C是总消费。
假定贸易处于平衡，汇率是固定的。因此有：
M=pX
(9)
上式中，M是总进口，X是总出口。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汇率规范化为1。
东亚完全专业化于消费品的生产意味着：
I=M=pX
(10)
将上式代入储蓄－均衡条件，我们得到：
X=Y(K,L)-C
(11)
到此为止，我们完成了对模型静态部分的描述。让我们转向模型的动态部分。我们有基本的资本积累恒等式：
I=dK/dt+δK
(12)
上式中，δ是折旧率。
将上式代入基本的储蓄－投资均衡条件，得到下列的基本增长方程：
dK/dt=p(F(K,L)-C)-δK
(13)
此外，由方程(11)，我们有：
dK/dt=pX-δK
(14)
我们假定劳动力的增长率为外生给定的：
dL/dt=nL
(15)
上式中，L是劳动投入，n是劳动力增长率。运用入均形式，基本增长方程可以写为：
dk/dt=p(y(k)-c)-(n+δ)k (16)
上式中，c是人均消费。
由于投资品完全来自进口，有：
dk/dt=px-(n+δ)k
(17)
上式中，x是人均出口。
比较这一方程与无贸易条件下的新古典基本增长方程，我们可以看出仅有的差别在于后一方程中的(y-c)为前一方程中的p(y-c)所代替。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我们总是假定：1.两国的生产函数是相同的（当东亚生产投资品时，它也将采用与西方相同的生产函数）；2.两国消费者偏好是相同的；3.两国的资本折旧率是相同的；4.两国劳动力增长率是相同的。此外，东亚的人口相对于西方充分少以至于东亚有可能甚至在稳态中也专业化于生产一种产品。
现在，我们可以将上述模型与Oniki-Uzawa模型及文献中同类模型做一比较。我们的模型主要特征是：第一，它明显地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情形从一般情形中区别开来，并将分析限于这一特定的情形；第二，它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选择一个特定的部门结构；第三，它对于索洛模型背景下的收敛给出了一个明显的技术转移解释；第四，整个分析集中于贸易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长期人均收入收敛的影响上。
三、动态分析
现在，我们转向模型的动态分析。考虑两种不同的情形：固定储蓄情形与最优储蓄情形（我们将对应于这两种情形的模型分别称之为索洛收敛模型和拉姆齐收敛模型）。在这两种情形中，基本的收敛结果是一样的，不过结构变动结果有所不同。应当指出，我们所考虑的模型涉及标准的一般均衡问题基于本已经解决了（注：关于同我们的模型直接相关的动态贸易模型，参看Oniki和Uzawa(1965)、Inada(1968)、Chacho-liades(1978)；关于两部门索洛模型，参看Uzawa(1961,1963),Burmei-ster和Dobell(1970)；关于拉姆齐模型，参看Barro和Sala-i-Martin(1995)。）；因此，以下的分析将集中于模型的经济涵义——收敛与结构变动涵义上。
（一）固定储蓄
给定固定储蓄假设，基本的增长方程可以表述如下：
dk/dt=spf(k)-(n+δ)k即：
(dk/dt)/k=sp(f(k)/k)-(n+δ)
(18)
上式中，s代表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储蓄率。在整个讨论过程中，s是固定的和外生给定的。
1.稳态。上述增长方程形式上相似于索洛方程。稳态可以通过比较该方程与发达国家的稳态获得。给定东亚的储蓄率与发达国家的相同，显然，东亚最终必须进入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稳态。这有两点重要的涵义：第一，东亚最终必须生产两种产品（假定不存在人口规模方面的约束）；第二，最终的结果将是“脱钩”(delink)，即两国将回到最初的无贸易状况。
2.过渡增长。固定储蓄率模型中的稳态相当简单，但该模型的过渡性增长稍显复杂。
首先，在当前的模型中，东亚的增长快于它处于封闭状态时相对于西方的增长。这意味着贸易加速了东亚的收敛进程。在当前的模型中，忽略技术转移因素，贸易加速收敛是通过下列两个渠道实现的：第一，基于比较利益的贸易可以增加贸易参与国相对于给定的人均资本存量的实际收入。这可以看做是一种直接效应。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贸易的实际收入增益(gain)效应。在当前的模型中，由于“小国”假设，这一效应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其次，方程(18)中，对应于给定的人均资本存量的实际收入的增加，将同时（经由对平均资本产品的影响）增加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后者反过来又进一步引致实际收入的增加。这是一种间接的效应。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贸易的资本积累增益效应。显然，这两种效应是相互加强的。这样，存在于标准静态贸易模型中的贸易静态的实际收入增益效应，在作为一般动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特殊形式中转化成了一种增长增益效应（注：关于在不同背景下，对贸易的收入增益对中期增长作用的分析，参看Mazumdar(1996)。）
3.模型的结构变动。考虑到起初东亚专业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最终则将同时生产两种产品，为讨论方便，我们将整个过渡增长划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东亚仅仅产生一种产品；第2阶段东亚同时生产两种产品。当资本积累进行至东亚劳动密集型消费品部门的人均资本存量达到与西方同一部门相同的水平时，两国的工资也将达到同一水平。在这之后东亚也将开始生产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品。经济进入过渡增长的第2阶段。在整个阶段中，根据Rybczynsky定理及消费在整个过渡时期将始终增长的事实，出口将持续下降。从贸易平衡假设来看，这也意味着在资本品部门中，国内生产将持续替代进口。
（二）最优储蓄
现在，我们转向最优储蓄情形。在这一情形，如先前指出的，模型形式上相似于拉姆齐模型。我们可以将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及基本的增长方程表述如下：
(ac/dt)/c=(r-ρ)/θ，即：
(dk/dt)/k=p(f(k)-c)/kp-(n+δ)(20)
上式中，U表示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的效用函数，θ的倒数表示跨时间(intertemporal)替代弹性，ρ表示时间偏好率。由一般结构相似性假设，θ与ρ均与发达国家（西方）的相应参数相同。
储蓄行为的变动将引起模型的动态行为的一些重要变动。我们分别考虑稳态及过渡增长的变动。
1.稳态。在固定储蓄率的情形，当东亚劳动密集型消费品部门的人均资本存量达到西方同一部门的水平时，资本积累将继续扩展至资本密集型投资品部门。在当前的场合，从方程(20)可以清楚地看出，同一发展将使得过渡增长达到终结。这意味着，东亚进入稳态后仍将保持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也就是说，贸易将改变东亚的稳态，并且，贸易在东亚完成收敛过程后仍将保持下去。我们还注意到，在稳态中，要素价格均等成立，但储蓄率不必相等。此外，东亚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水平将低于西方，并且也将低于东亚在封闭条件下最终达到的水平。
2.过渡增长。我们在先前的固定储蓄情形证明：贸易可以加速收敛过程。然而，在当前的最优储蓄场合，这一性质则不一定成立。Barro和Sala-i-Martin(1995)证明了，索洛模型的收敛性质在拉姆齐模型中仍然成立。然而，他们证明的结果在这里并不适用，因为他们比较的是同一经济的过渡增长与稳态增长，而我们比较的是开放条件下后进经济相对（先进国家的）过渡增长与其封闭条件下的过渡增长。这里，贸易能否加速收敛取决于储蓄行为，因为，若储蓄率在过渡增长过程中是递减的，则贸易的积极的收入增益便可能为递减的储蓄率的消极的资本积累效应所抵消。如Barro和Sala-i-Martin表明了的，在拉姆齐模型中，储蓄行为是非常复杂的，甚至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这一较简单的场合，储蓄行为的趋势也不能惟一地确定。这样，在最优储蓄的场合，除非做出进一步的假设，我们无法决定贸易能否加速收敛（过渡增长）。当然，Barro和Sala-i-Martin(1995)证明的收敛结果，结合我们先前给出的技术转让解释可得出，尽管在最优储蓄情形下储蓄行为是不确定的，后进国家（东亚）在开放的条件下仍可以获得较封闭条件下更快的增长。
3.转向结构变动。如以上指出的，一旦东亚的人均资本存量达到与西方劳动密集型消费品部门同一的水平，东亚的资本积累将停止。这样。在过渡增长期间，将不会有进口替代。尽管出口在过渡增长期间将持续增加，由于储蓄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及完全的专业化，过渡增长期间出口对国内生产的比率将无法确定。
（三）小结
为便于以后的讨论，我们将以上的动态分析的主要结果以命题的形式表述如下。
命题一：在固定储蓄场合，贸易可以加速收敛。导致这一结果的是技术转让和贸易的实际收入增益。在最优储蓄场合，排除技术转让，贸易不一定能够加速收敛。导致这一不确定性的是储蓄行为的不确定性，因为贸易的实际收入增益的积极效应可以被储蓄率递减的消极效应所抵消。
命题二：在固定储蓄场合，东亚最终将同时生产两种产品，并且东亚完成收敛将同时伴随着东亚与西方间贸易的结束。在最优储蓄场合，东亚将始终仅生产一种产品，因此东亚完成收敛后仍将继续保持与西方的贸易。
命题三：在固定储蓄场合，当东亚同时生产两种产品后，出口将持续下降，同时进口替代将持续进行。在最优储蓄场合，由于东亚始终只生产一种产品，所以将不会有进口替代发生。此外，尽管出口将持续增加，但出口占国内生产的比重的变动是不确定的。
下面我们将以东亚的经验作为参照系，对这些结果的合理性做出评价，并讨论如何对简单模型进行扩展，以便得到更为丰富、更为合理的结果。
四、讨论
在前面我们发展了一个简单的基于索洛模型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相结合的动态贸易模型探讨收敛的来源与机制。该模型的基本局限性在于：第一，它完全忽略了技术转让的机制；第二，它产生的结构变动图景过于简单；第三，它不能确切地再现发展过程中储蓄率的上升现象。这样，在所有这3个方面，该模型均不能对观察到的有关东亚经济增长的事实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里将就这几个方面对模型结果的解释及可能的扩展做一个简略的讨论。
（一）技术转让
在先前的模型中，关于技术转让采用了一个极端的简化解释：技术是一种完全的公共产品；在开放条件下，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可以通过瞬时的一次性转让得以消除；在这之后，前者的相关部门将遵循与后者相同的技术进步路径与速率。这一假设同Romer(1990)提出的内生技术进步理论的三个基本经验前提的第一个相符合，即技术进步是人均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来源，但不符合后两个前提，即某些技术的公共产品性质是不完全的，及以追求最大化利润为目标的私人企业的创新活动是具有不完全公共产品性质的技术发明与应用的重要来源。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更具体、更深入的模型，以便揭示开放条件下先进国家与后进国家间技术转让的确切机制。
建立能够满足上述要求的模型，必须面对两个困难。首先，一个完整的模型看来需要同时处理商品贸易、资本积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转让及后者的因技术转让引致的技术进步。这样的模型迄今还没有出现（注：例如，Rivera-Batiz和Romer(1991)明显地将他们的模型局限于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场合。Young(1991)的模型完全忽略了资本积累。Barro和Sala-i-Martin(1995)的技术模仿模型则完全忽略了商品贸易。）。其次，尽管在经验文献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东亚技术进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还没有能够总结成一些适合理论建模的系统经验“范型”(patterns)，以便我们能够进行严格统计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寻求适当的建模方法。
（二）结构变动
我们的分析集中在收敛问题，关于结构问题的处理不令人满意。首先，我们忽略了农业。其次，有关工业化与贸易的结构演变的图景显然过于简略。
在形式化模型中再现同东亚实际经验相一致的结构变动会是极其复杂的。尽管在有关东亚的经验文献中，以不同名称出现的东亚工业化－贸易模式已为人们所熟知，然而迄今还没有出现试图对其做形式化处理的模型。（注：关于日本工业化－贸易模式的讨论，参看Ohkawa和Kohawa(1989),Yamazawa(1990)；关于韩国、中国台湾类似模式的讨论，参看Ranis(1991)。上述模式的几个基本特点是：大多数工业依次经历进口－国内生产与进口替代—出口扩张（出口超过进口）；进口替代与出口扩张依次从轻工业进展至重工业；当轻工业发生进口替代时农业是净出口部门，当重工业发生进口替代时轻工业是净出口部门。）原则上，几乎任何结构变动总可以由某种人为的“扭曲性的”制度、政策造成。但我们希望回答的问题应该是：所有这些结构变动能否在严格的形式化模型中再现为经济上合理的行为结果。这里，作为一种说明，我们简略地考虑一下东亚模式中两种基本的现象：制造业中的出口扩张（出口在国内生产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一些制造业中的出口扩张与另一些制造业中的进口替代同时并存。不论是索洛收敛模型或是拉姆齐收敛模型均不能产生这两种现象。并且，仅仅对现有的索洛收敛模型或拉姆齐收敛模型做一些简单的扩展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看来，要对观察到的东亚工业化－贸易结构的演变做出合理的说明和解释，我们必须在基本的两国模型中引入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部门、不完全竞争、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间最初的生产率差距及其后这一差距经由发生于前者的“干中学”(learning bydoing)而逐渐缩小等因素。
（三）储蓄
关于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验的一个基本的“特征”(styliz-ed)事实是，储蓄率从一个低水平出发，伴随人均收入的增加经历了一个稳步的上升，直至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我们先前的讨论所指明的，不论索洛收敛模型或拉姆齐收敛模型，均不能对这一事实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明显地，我们需要一些严格的理论以阐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储蓄率上升的微观机制。
宏观经济学中关于储蓄的两个著名的“特征”事实：不变的长期储蓄率与短期内储蓄水平随收入水平增加而增加，很容易用稳态增长来解释。首先，经济处于稳态便意味着排除波动外，储蓄率在长期内必然是不变的。其次，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稳态又意味着储蓄水平必然随收入水平上升而上升。但所有这些均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切地说，是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后，储蓄率在一段时间内会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而上升。这既适用于战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适用于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上，许多发达国家甚至在战后一段时间内还经历了储蓄率的显著上升(Barro and Sala-i-Martin,1995)。
要用一种同收敛相一致的方式消除掉拉姆齐模型中的不确定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储蓄率定义为人均收入的函数。以s表示储蓄率，y与k分别表示人均收入与人均资本水平，我们可简单地将发展过程中储蓄率上升的情况表示如下：
s=s(y(k))
(21)
ds/dy〉o,d[2]s/dy[2]〈0，当y接近稳态水平y时，ds.dt=0。
显然，将这一储蓄函数代入先前的模型，可以消除掉拉姆齐收敛模型中的不确定现象。此外，现在贸易推动收敛又增加了一个渠道，即贸易可以通过加快储蓄率的上升来促进收敛的过程。
当然，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些具体的微观机制来解释为什么储蓄率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上升，这些机制不依赖于诸如社会保险制度、政策的变动、消费者偏好参数的性质等等。对此，我们的推测是：储蓄率的上升很可能与消费者支出中耐用消费品、人力资本投资等等比重的增加有实质性的关联。
五、结论
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已经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然而，对于东亚成功的原因，迄今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理论解释。本文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一问题的研究路径，并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国收敛模型。这一模型的优点是它能够为探讨复杂的收敛现象提供一个适宜的出发点，不过，由于其总量性质，它不能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处理技术进步与结构变动。明显地，要在形式化模型中充分地再现东亚的成功的增长故事，我们必须超越简单的总量模型，发展出更为具体、更为精致的模型，这些模型能更好地引入和处理东亚经验中与技术进步及结构变动相关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