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1906年：中国革命观念的古今之变——以邹容、秦力山、孙中山、朱执信四篇著述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述论文,古今论文,中国革命论文,之变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2)01-104-113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所建立的共和国制度，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百年来一直影响着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与整体风貌。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重大的成果，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长久的影响力，是与引导这场革命的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中国现代革命观念，从指导思想上规范了这场革命的进程，使之能够获得这样重大的成果，具有这么长久的影响力。因此，深入了解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形成及其引导作用，是深入理解这场革命的一大关键。
一、超越传统的“汤武革命”观念
“革命”一词及由之而形成的革命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古已有之、源远流长的东西。中国古代革命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易传》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语，长期以来被视为这一观念的最有代表性的表述。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指通过激烈方式的变革，实现天命所授予的国家政治权力由原来的统治者向新的统治者的转移。这种国家政治权力的转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就表现为改朝换代。商汤王取代夏桀王，周武王战胜商纣王，既顺乎天命又应乎人心，集中体现了通过激烈方式的变革实现国家政治权力转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成为中国古代革命的典范。这种传统的“汤武革命”观念，几千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直到19、20世纪之交的晚清时代仍然如此。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传统的“汤武革命”观念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对革命动员工作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些下层知识分子，正是基于这一观念的激发，投身反清革命；而一些革命派思想家，也往往利用这一观念鼓吹革命，争取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回忆说，孙中山在发动反清革命之初，亦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表达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实际行动的：“在清季乙未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称。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1]13
但是，传统的“汤武革命”观念毕竟有其严重的历史局限性，所表达的只是国家政治权力在专制制度下转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具体到当时的反清革命，所凸显的只是国家政治权力由满族统治者转移到汉族统治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此，这一革命观念虽然能对民众投身反清革命起动员作用，但却跳不出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改朝换代，跳不出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治乱循环，不能给予中国人以新的理想与新的希望，不能适应20世纪的世界潮流与中国需要。正是这样，超越传统的“汤武革命”观念，实现中国革命观念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形成中国现代革命观念作为反清革命的指导思想，成为革命派思想家所面临的一项重要思想探索。
这一思想探索工作主要是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进行的，上起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于1900年失败之后，下止武昌起义于1911年爆发之前，这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准备时期。而在这十年中，1903-1906年对于中国革命观念的古今之变最为关键。短短四年的时间，由于中国革命派思想家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得以与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伴随而迅速形成，实现了中国革命观念由古而今的大飞跃。
在1903-1906年的中国革命观念剧变之中，先后出现了四篇由革命派思想家撰写的阐发革命观念的代表性著述，构成了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主要历史环节。这四篇著述是：邹容著《革命军》，秦力山著《革命箴言》，孙中山著《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朱执信著《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从这四篇著述的标题看，能够直观地发现其间的一个共同点，即其中都有“革命”一词，鲜明地标示出这些著述与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的直接联系。以这四篇文献为中心，开展观念史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脉络与走向。
二、《革命军》与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的初步提出
1903年，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是一个具有转折性的年份。在这一年以前，革命思想主要在海外华人及留学生中传播；而在这一年中，革命思潮则在中国内地迅猛崛起。活跃于上海的革命派思想家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成为革命思潮的主要推动者。章太炎的名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名著《革命军》，章士钊主笔的《苏报》对革命思想的大力宣传，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苏报》案，都是1903年中国思想世界激动人心的篇章。当时的参与者，有感于斯，高度评价说：“呜呼！癸卯年万岁！何其民气之奋，进步之速，如是其惊人？倘海内应和者能愈接愈厉，岂非我中国得见天日之日正不在远？”[2]然而，在这一年中所发生的更为重要的转折，则在于革命观念由古而今的历史性转变：革命派思想家开始从鼓吹传统的“汤武革命”转向强调欧美的“近世革命”。当时就有人指出：“今者欧化东渐，民权自由之说，人群进化之理，日充积于青年之脑筋……如火之燎原，水之溃堤，岂一手一足所能阻遏哉！”[3]而最能够代表中国革命观念这一转变的，当推邹容的《革命军》。
邹容的《革命军》之所以能在中国思想世界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首先当然在于它在中国大地上发出了惊天动地的革命呼声。邹容在书中对革命作了诸多规定，以说明革命的内涵及其合理性与合法性，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4]2其中的“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显然来自《易传》所提出和解释的中国古代革命观念。但与之相比，他在这里更主要是从“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等西方近代革命观念来理解和阐发革命。因此，《革命军》所呼唤的革命，虽然还保留了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印记，还带有强烈的反满兴汉的色彩，但已不再是主张传统的“汤武革命”，而是效法欧美的“近世革命”。
更为重要的是，邹容在《革命军》中对反清革命的目的、根据、性质和前途进行了较系统的阐发，初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纲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革命观念正在形成。
在《革命军》的开篇，邹容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反清革命的双重目的：既推翻满清的二百多年统治，又结束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他写道：“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4]1在这双重目的中，他更为看重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这就是他所说的：“今既革命独立，而犹为专制政体所苦，则万万不得甘心者矣，此所以不得不变昔日之政体也”。[4]36
邹容继则引入西方天赋人权理论，论证了反清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他看来，反清革命固然是基于清朝统治者对内的压迫剥削和对外的丧权卖国，但从更根本上看，则在于恢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平等自由权利。他说：“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若尧舜，若禹稷，其能尽义务于同胞，开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吾同胞视之为代表，尊之为君，实不过一团体之头领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后世之人，不知此意，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寇、巨盗，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甚至使成吉斯汗、觉罗福临等，以游牧贱族，入主我中国，以羞我始祖黄帝于九原。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与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4]23-24这样一来，就把反清革命的根据，不再局限于满汉民族的历史积怨，而归结到保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平等自由权利，归结到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私天下，从而使反清革命获得了更为普遍性的根据。
邹容进而确定了反清革命的性质，强调反清革命不应当重复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应当像17—19世纪英、美、法等国革命那样，用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旧的封建主义制度。他写道：“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吾是以于我祖国中，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指点二千余万方里之地图，问人省己，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呜呼！何不一遇也！”[4]2-3在这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已不再是传统的“汤武革命”，而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革命。
邹容还对革命胜利之后所要建设的新的中国进行了政治设计，强调新的中国不应再是君主专制的国家，也不应成为君主立宪的国家，而必须是民主共和国，并明确提出了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构想：这个新的中国的国名，“定名中华共和国”[4]36；这个新的中国的性质，“为自由独立之国”[4]36；在这个新的中国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4]34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4]35各人的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4]35正是这样，“各人权利必要保护。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而各假以权，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4]35也正是这样，“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经承公议，整顿权利，更立新政府，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4]35总之，未来的新的中国，应当是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制国家。
通过邹容所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初步纲领，中国人开始比较系统地了解到一种崭新革命观念。这无疑是中国革命观念的一次历史性更新。而这一观念更新的理论基础，正是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及政治思想的引入。正如邹容所指出的：“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4]3-4
《革命军》一经问世，有如石破天惊，影响巨大。不久，邹容因《苏报》案入狱，更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军》的影响。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曾对此有过回忆：“自蔚丹(即邹容——引者注)入狱后，所著《革命军》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各地书肆以避关邮检查故，多易名贩运，或称《革命先锋》，或称《图存篇》，或称《救世真言》，或与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并列，而简称曰《章邹合刻》。……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也。”[1]227这里所说的“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正表明《革命军》对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和辛亥革命的准备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革命箴言》与中国古今革命观念的明确划界
与邹容的《革命军》相比，秦力山在1905年6月完成的《革命箴言》(又名《说革命》)，则是一篇理论上更成熟更系统更深刻的著述。这篇长达六万余字的著述，本应有24章；在缅甸《仰江报》刊载时，只刊出了其中16章；其余8章文稿，为该报股东中的保皇派人士所弃毁。尽管《革命箴言》的全貌已不可再现，但其主体部分毕竟得以流传和保存，从这些传世篇章中仍可见其基本思路与思想贡献。冯自由曾将邹容的《革命军》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秦力山的《革命箴言》作过一个比较，认为：“此书(指《革命军》——引者注)文辞不如太炎之《驳康书》，论理不如秦力山之《革命箴言》”。[1]227在他看来，这三篇著述都是当时阐发革命思想的有影响的代表作，但在对革命观念的阐发上，《革命箴言》比《革命军》更为深刻透彻。后来的研究者，更认为《革命箴言》是“辛亥革命前有关革命的最有系统和最全面的论著之一”。[5]而秦力山自己也指出，《革命军》虽然充满革命激情，但对革命理论的阐发还不深入；《革命箴言》正是要“为诸君详言其理，吾固不欲同于昔作《革命军》者之徒事肆口唾骂也”。[6]29
《革命箴言》之所以能够在理论上胜过《革命军》，是与秦力山所经历的时代风雨与人生体验分不开的。19世纪末，秦力山亲历了湖南维新运动高潮，在谭嗣同、梁启超的直接影响下，成为维新变法的拥护者。1900年，他参与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统领作为前军的安徽池州大通起义部队，与清军展开激战。自立军起义遭到清王朝的严酷镇压，唐才常等领导人皆被捕杀，唯秦力山得以逃脱，流亡海外。这一腥风血雨的经历，使他深受刺激，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由支持维新转变为力主革命，成为孙中山的同盟者。如果说自立军起义失败，成为了“革命”取代“维新”时代主旋律的交错点，那么秦力山就是站在这一交错点上的代表性人物，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见证和体现了时代主旋律的转换。因此，《革命箴言》不是那种在书斋里写出的呼唤革命的放言高论，而是19、20世纪之交先进中国人在血与火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思想总结。
在《革命箴言》中，秦力山最突出的思想贡献，就在于对革命作了近代意义的理解和阐发，从而超越了传统的“汤武革命”，把现代革命观念与古代革命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
秦力山首先对革命予以了明确的规定。《革命箴言》第一章《革命之定义》，开篇即把汉语的“革命”一词与英语的“Revolution”一词联系起来，用“Revolution”来重新理解中国人所讲的“革命”。他指出：“革命云者，英语谓之Revolution，犹之乎星辰日月之运行，春夏秋冬之代谢，与反叛二字绝不相混，而为一独立之名词。”[6]28把“革命”与“Revolution”理解为汉语中与英语中同一意义的词，绝不仅仅是汉语与英语之间的翻译问题，而有其重要的思想史和哲学史意义，即赋予了汉语中“革命”一词以全新的含义，由原指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转化为近代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
秦力山进而指出，“革命”一词包括了广义与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革命在于：“有一物于此，其全体皆腐败，或腐败其大半，今欲修补之，反不如更张之，其资力既省，而效力益神，于是乎弃此而另置一物，其义直同于革命。”[6]29这种广义的革命，包括“宗教革命”、“君主革命”、“工艺革命”、“医学革命”、“文学革命”、“社会革命”、“交通革命”等多方面的根本性变革。狭义的革命在于：“近世各国制度、学术、工艺、军事、交通、美术等，以及百般文明机关之发生，皆在于君权革命(此言君权革命而不曰君主革命者，含日本、英、德、意、奥等国在内)以还。吾人当二十世纪竞争剧烈之秋，若欲希望种族与国家之生存，则一国之文物制度，自不得不因新理而革命旧谬。然苟欲达此目的，则不得不先去其障害之物。其物维何？则现政府是也。”[6]29这种狭义的革命，即国家政治权力的转移，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不再是以好君主代替坏君主的历史循环，而是通过近代意义的“君权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或实行君主立宪，从国家制度上结束君主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两种革命之间，他更重视的是后者。这里的“君权革命”，后来更多地被称为“民权革命”、“国民革命”或“政治革命”。
因此，秦力山认为，反清革命不应当再重复传统的“汤武革命”，而应当效法西方的“近世革命”。在《革命箴言》第十一章《革命问答》中，他通过一番问答强调了这一观念的转换：“问：革命之名词，始于《周易》(《革卦》：‘汤武革命’)，而殷周以来君统易姓者已非一家，然则前代所有之禅让篡争，皆可以谓之革命乎？答：西国史家于中古王朝之更易，亦特书曰革命。然自近世革命之风盛行，各国大率皆至宪法成立后，而一国之基础确定，而臣民之篡夺与列邦之觊觎者，亦由是断绝，故世之历史与政府法律学上之所谓革命者，其字虽与昔之更换朝代者相同，而其性质实有所异，盖改易政体之专名也”。[6]47在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近世革命”概念，强调“近世革命”在于“改易政体”、建立民主宪政，而不是“汤武革命”意义下的“君统易姓”、“更换朝代”，因此这两种国家政治权力的转移尽管都称为“革命”，但其性质却是全然不相同的。这就鲜明地显示出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实质与基调。
那么，这种“改易政体”，变君主专制为民主政治，是不是就是“反传统”呢？秦力山又通过一番问答对此作了回答：“问：吾中国自秦以来，常以一君主统治天下，今欲骤改民主，恐大反乎历史与习惯，于施政转形不便。答：无论何国，未有自古为民主者，今日之列强，皆无不经革命而来(合平和革命与激烈革命并论)。其当初亦殆与今日相等，吾子若谓不合乎历史与习惯，则是其国之历史与习惯为野蛮，当以开化为不便矣”。[6]48在他看来，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也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变革和进化的产物；中国如若固守传统，不知革命，那就不可能由野蛮而开化、由落后而先进。
秦力山不仅在《革命箴言》中对革命予以了近代意义的理解和阐发，而且还结合中国的实际和自己的亲历，对中国如何进行反清革命作出了深入思考。正如他所说，《革命箴言》的内容，“大约一半关乎宏旨，一半关乎办法”。[6]48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从事反清革命，不仅需要立其“宏旨”，而且需要有其“办法”。仅立“宏旨”而无“办法”，要取得反清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他所说的“办法”，实来自对以往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映了他对中国的“近世革命”的探索与思考，构成了他所阐发的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重要内容。
在秦力山所说的“办法”中，重视和依靠会党力量是重要一条。《革命箴言》第九章《会党者，满洲之司命阎罗也》，就集中表达了他的这一看法。在他看来，会党是以清代明后汉族下层民众反抗清王朝统治的产物：“调查中国各省会党，万种千名，而莫不混合于最著者之三派：曰哥老、曰马贼、曰三点。以地理分之，则扬子江流域，哥老会之势力范围也；黄河流域，马贼之势力范围也；珠江流域，三点会之势力范围也。此三者名号虽不同，然有一不约而同之宗旨，即为反清复明四字”。[6]43因此，在反清革命中，对会党如能以新的革命思想加以积极引导，就能造成反对清王朝的强大力量，甚至能从中涌现出华盛顿式的革命英雄。他为此感叹道：“呜呼！时势之所以谓英雄地者，至矣尽矣。苟有华盛顿，其兴起哉？”[6]44在这里，他实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重大问题：把属于前近代的下层民众力量，吸引到“近世革命”中来，使之成为“近世革命”的现实力量。
在秦力山所说的“办法”中，在革命中重视外交和政权建设亦是重要内容。《革命箴言》第十二章《国际公法与独立军》，就集中表达了他的这一看法。在他看来，“近世革命”都是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革命要取得胜利，争取西方国家支持、防止列强干涉是重要条件之一：“革命军之意识，果其能自信文明，其文明机关果完备，其占领地果能保护外人生命财产、自由通商，则实有以平其心而杜其口，岂唯是战权而已，得一省之地，则可望其承认独立，互遣公使。反是，则以义和团之举动，而强以革命之名，吾安见可以此之二字阻止各国之联军也”。[6]49而革命后的政权建设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这样说：“外交非难也，所难者莫尤难乎内治；对敌非难也，所难者莫尤难于整军；占领地方非难也，所难者莫尤难于民政。至于驭众(指士官兵卒)、护民、侦敌、柔远，以及临时一切之准备，吾固料非向之倡言流血者所得而恍惚者矣”。[6]52对此，他亦发出感叹：“呜呼，英雄之事业，岂所谓矜奇立异哉！一言以蔽之，知人识器，布置周密而已”。[6]52在这里，他已经预见了革命党人在夺取政权后所面临的严重外交、内政诸问题，后来的辛亥革命历史进程证明了他的这些预见的正确性。
在秦力山所说的“办法”中，还明确地提出并探讨了建立革命政党问题。《革命箴言》第十七章《立党》和第十九章《总机关之设立》，就集中表达了他的这一看法。在他看来，“近世革命”的一个特点，在于需要革命政党的领导。他指出：“支那人不欲新其国则已，若欲新其国，则决非联为一致不可；若欲联为一致，其非有一国民总机关不可，此不必言革命也”。[6]55这个“国民总机关”，就是革命政党。他进而强调，建立革命政党必须破除两种错误观念：“一曰首领为旧国专制习惯所濡染，而误以党员为一人之附属物也”；[6]56“一曰党员误解自由、平等、独立诸理论，而遽欲行之于事实也”。[6]57只有破除了这两种错误观念，才能处理好党的领袖和党员群众的关系，建立起一个既有民主性又有统一性的现代革命政党。秦力山在写这些内容时，中国同盟会尚在筹建之中。他对建立革命政党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是为同盟会的建立所作的一种思想准备。
总之，秦力山的《革命箴言》从“宏旨”与“办法”上，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表达和凸显了中国现代革命观念，明确地划分了中国古今革命观念的界限，成为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一大关节点。
四、《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与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系统阐发
就在秦力山完成《革命箴言》不久，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建立。在这一年11月创刊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了孙中山撰写的《发刊词》，将其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但在这篇《发刊词》中，孙中山着重阐发的是民生主义，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并没有具体阐发。只有到了1906年秋冬之季，他与黄兴、章太炎等制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以下简称《革命方略》)，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才得到了系统阐发。
《革命方略》是同盟会的纲领性文件，集中表达了同盟会的革命理想追求与革命实践原则，由《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军队之编制》、《战士赏恤》、《军律》、《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文件组成，后来又增加了《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两文件。其中，《军政府宣言》是这套文件中最具有思想性与理论性的部分，论述了三民主义革命的性质、内涵与步骤，是这套文件的核心内容与精神所在。可以说，正是通过《军政府宣言》，孙中山对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作了系统阐发。
在《军政府宣言》的开篇，孙中山即明确地阐发了三民主义革命的性质。他对同盟会反清革命与明末及太平天国反清革命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两者的同与异。在他看来，两者的相同处在于：“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7]296两者的相异处在于：“唯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7]296在这里，他明确指出明末及太平天国是“英雄革命”，而同盟会则是“国民革命”，前者只旨在恢复汉族的君主专制统治，后者则旨在建立崭新的民主政治制度。这就鲜明地标示了三民主义革命的性质，说明了三民主义革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根本点。如果说秦力山在《革命箴言》中，以“君统易姓”与“改易政体”的不同开启了中国古今革命观念的划界，那么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中，则通过对“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区分，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古今革命观念分界的最本质的内核。
“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区分，原是陈天华于1905年在《中国革命史论》一文中提出的。他指出：“有国民之革命，有英雄之革命。革命而出于国民也，革命之后，宣布自由，设立共和，其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如近日泰西诸国之革命是也。革命而出于英雄也，一专制去而一专制来，虽或有去旧更新之实，究之出于权术者多，出于真自由者少。或则群雄角逐，战争无已，相持至数十百年，而后始底于一，幸福之得不足以偿其痛苦，中国历来之革命是也。”[8]在他看来，这两类革命的结果是不相同的：“英雄革命”所导致的只能是古往今来专制王朝的交替，只有“国民革命”才能跳出这种历史的治乱循环。他希望自己所从事的反清革命，不再重复历史上已有的“英雄革命”，而成为真正的“国民革命”。对于陈天华的这一思想，孙中山十分赞同，将其明确地纳入《军政府宣言》。这成为陈天华留给他的同志们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
孙中山在阐发三民主义革命的性质后，又在《军政府宣言》中对三民主义革命的内涵加以了具体申发。这一申发是环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而展开的。早在1894年秋，孙中山在创立兴中会时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7]20的纲领；1903年，孙中山在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中进一步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7]224的主张；1904年，孙中山为支持反清革命的美洲洪门致公堂重新制定章程，把这一主张写入其纲领中；1905年，孙中山在创立中国同盟会时，又将这一主张作为同盟会的宗旨。但只有到撰写《军政府宣言》的时候，孙中山才通过对这十六字的具体解释，具体申发了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内涵。这一申发构成了《军政府宣言》的主体内容。
关于“驱除鞑虏”，孙中山的解释是：“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7]296-297在这里，他首先从“破”的方面阐发了民族主义内涵。
关于“恢复中华”，孙中山的解释是：“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7]297在这里，他继则从“立”的方面阐发了民族主义内涵。在这一“破”一“立”之间，完整地表达了他的民族革命思想。
关于“建立民国”，孙中山的解释是：“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7]297在这里，他阐发了民权主义内涵，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民权革命思想，而“平民革命”的提法更强调了“国民革命”的目标在于为广大民众谋幸福。
关于“平均地权”，孙中山的解释是：“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7]297在这里，他阐发了民生主义内涵，鲜明地表达了他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其“国民平等”的主张开启了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先河。
通过对这十六字的解释，孙中山对三民主义革命内涵作了具体申发，使三民主义革命纲领获得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和更为明确的目标。由此出发，孙中山于这一年年底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三类革命观念，并将这三类革命观念结合在一起作为统一的革命目的，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7]329在他看来，“民族革命”体现了民族主义，“政治革命”体现了民权主义，而“社会革命”则体现了民生主义；只有通过这三类革命，实现三民主义，才能达到革命的全部目标，为中国人民谋得真正的幸福。这里的“政治革命”，也就是“国民革命”、“民权革命”，此后革命派思想家更多的用“政治革命”来表达“国民革命”、“民权革命”。至此，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派终于有了自己的明确的政治哲学和指导思想。
在《军政府宣言》中，孙中山还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步骤作了规划，将其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时期。在他看来，在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后，崭新的民主政治制度不可能在中国立即建立，一蹴而就，而需要一个逐步变革、逐步改进、逐步完善的过程：“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7]298只有按这三个时期逐步推进，才能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实现三民主义革命目标。因此，他强调：“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7]298
在这三个时期，孙中山当然最为重视的是第一时期，因为“扫除旧污”是他和同盟会首先需要解决的时代大问题。《革命方略》中的《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等文件，实际上都是针对第一时期的革命运动准备的。这些文件的制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秦力山《革命箴言》中所说“办法”的进一步具体化。例如，在《军律》中宣布了革命军队的22条纪律，又在《安民布告》中宣布：“如果军队中有不法之人侵害我国民，即为贼害同胞，受害之人民尽可控告到军队前，军政府必尽法惩治”，[7]310强调建设一支纪律严明的现代文明军队。又如，在《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中宣布革命胜利之后即建立新的纳税制度：“民国则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由人民选举议员，以开国会，代表人民议定租税，编为法律。政府每年预算国用，须得国会许可，依之而行；复以决算布告国会，待以监查，以昭信实。如是则国家之财政实为国民所自理，国会代表人民之公意，而政府执行之”。[7]318强调运用民主政治制度来调节民众税收、监督国家财政，以减轻人民负担，保障人民生活。这些文件与《军政府宣言》相比，更多地是讲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制度，但也正是这样，使得三民主义革命纲领进一步具体化了。
《革命方略》对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所作的具体阐发，使中国现代革命观念获得了更完整的内涵和更长远的目标，并在反清革命实践中逐渐向下层社会渗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06年12月，由同盟会发动的以会党和工农群众为主体的萍浏醴大起义，就鲜明地以“国民革命”为其旗帜，起义军号称“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而在起义军发布的《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中，更明确表达了崭新的革命理想：“当知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者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9]由此可见，《革命方略》对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以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五、《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最初引入
随着孙中山对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系统阐发，“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一起成为了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重要内容。在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那里，“社会革命”往往与“政治革命”相提并论。如果说“政治革命”在于反对君主专制制度，那么“社会革命”则在于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即指出，在当前反清革命中，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当然是当务之急，但提倡民生主义同样不可或缺，特别是对“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胜利后建立新的中国更为重要。因此，在他提出并阐发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中，不仅包括“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而且包括“社会革命”。他希望在实现“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后，通过实行民生主义，能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7]289
“社会革命”的提出，使得中国现代革命观念超越了欧美的“近世革命”观念，而纳入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新内容。在这方面，朱执信于1906年在《民报》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最具代表性。在这篇长文中，他以马克思为社会革命家的典范和榜样，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引入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由此来引导中国人理解“社会革命”。
在文章的开头，朱执信从比较“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入手，指出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革命，实行“社会革命”要比实行“政治革命”困难得多。他说：“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殊科。政治革命者，第以对少数人夺其政权为目的耳，然则敌少而与者众也。社会革命，则富族先起为阻，而政府又阴与焉，务绝灭其根株，以谋其一己之安。有政权与有资财者合，则在下之贫民无以抗也。”[10]8他由此强调，实行“社会革命”需要有一批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坚持不懈奋斗的社会革命家，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德国社会革命家正是其榜样：“社会的运动，以德意志为最，其成败之迹足为鉴者多。而其功，实马尔克(即马克思——引者注)、拉萨尔、必卑尔(即倍倍尔——引者注)等尸之。故不揣颛蒙，欲绍介之于我同胞。翔赡博洽，所未敢云。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10]10正是从马克思的身上，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朱执信看到了“社会革命”的前景，主张以此为中国人实行“社会革命”的借鉴。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的第一部分题为《马尔克(Marx)》，以很大篇幅集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基本内容。在文中，朱执信对青年马克思由钻研哲学而投身革命的人生道路作了描述：“马尔克少始学，慕卢梭之为人。长修历史及哲学，始冀为大学祭酒。既垂得之矣，而马尔克所学之校为异宗，他宗徒攻之，遂不果进，退而从事日报之业。时一八四二年，马尔克之齿二十有四也。马尔克既为主笔，始读社会主义之书而悦之。其所为文，奇肆酣畅，风动一时，当世人士以不知马尔克之名为耻。而马尔克日搜讨社会问题而加以研究，学乃益进”。[10]10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作为标题在中国人所写的文章中出现，也是马克思第一次以革命家兼哲学家的面貌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标志着中国先进思想家开始对马克思其及学说作专门的探讨和阐释。
朱执信结合“社会革命”问题，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特别是介绍了作为这一理论内核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
朱执信在对《共产党宣言》作介绍时，十分重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出：“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10]11对于《共产党宣言》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思想，他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和阐释：“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取者与被取者相戕，而治者与被治者交争也，纷纷纭纭，不可卒纪。虽人文发展之世，亦习以谓常，莫之或讶，是殆亦不可逃者也。今日吾辈所处社会方若是，于此而不探之其本原以求正焉，则掠夺不去，压制不息，阶级之争，不变犹昔。则中级社会与下级社会改善调和之方，其又将以何而得求之也”。[10]11-12在他看来，马克思创立阶级斗争学说，其目的正在于解放劳苦大众。他说：“马尔克素欲以阶级争斗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殍之齐氓。”[10]14-15
朱执信在对《资本论》作介绍时，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作了简要说明：“譬有人日勤十二小时，而其六小时之劳动，已足以增物之价，如其所受之庸钱。余六时者，直无报而程功者也。反而观之，则资本家仅以劳动结果所增价之一部还与劳动者，而乾没其余，标之曰‘利润’。株主(即股东——引者注)辈分有之，是非实自劳动者所有中掠夺得之者耶”。[10]17在他看来，正是剩余价值学说，深刻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他指出：“古之奴隶不知己之程功，何时为自为，何时为为主人者也，唯命是从。今之劳动者，则何以异于是也。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10]17“马尔克之谓资本基于掠夺，以论今之资本，真无毫发之不当也。”[10]20
朱执信认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更新了西方近代革命观念，使得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他在稍后发表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说：“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10]55这样一来，他于西方近代革命观念之外，又发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并首先把这一理论引入中国思想世界。这使得中国人的革命观念又发生了新变化，在吸取卢梭、孟德斯鸠、约翰·穆勒、华盛顿的主张之外，还知道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从致力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革命”到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社会革命”，是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最为深刻的内容。
六、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意义
从上述四篇由革命派思想家撰写的阐发革命观念的代表性著述中，可以清楚看出在1903-1906年短短四年之间，中国人的革命观念经历了历史性的大飞跃，实现了中国革命观念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形成了与中国古代革命观念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从主张“民族革命”到重视“君权革命”、“民权革命”、“国民革命”、“政治革命”再到提出“社会革命”，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可谓步步发展、层层深化、逐渐丰富而充实起来。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上，这无疑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集中体现了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中国革命派思想家在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上的探索与创获。中国革命观念的古今之变，对辛亥革命乃至百年来中国历史进程投下了深刻的影响，在百年后的今天看来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最直接的意义，在于以崭新的中国现代革命观念，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共和国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正是由于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理想与新的希望，从而使“革命”最终取代“维新”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亦正是由于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引导，使辛亥革命获得了不同于传统的“汤武革命”的新目标，从而跳出了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改朝换代，跳出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治乱循环，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共和国制度，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进一步的意义，在于以新的革命观念及其引导下的新的革命实践，对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创造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文化现代传统与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追求，而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引导下的辛亥革命，正是中国人对现代民主政治之门的伟大开启。因此，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创造，并转化成为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有机内容。
中国革命观念古今之变的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深刻地影响了百年来中国历史的走向。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在其形成过程中，不仅包含了反清的内容、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容，还包含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正是这样，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引导下所出现的辛亥革命，不仅在中国结束了持续二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奠定了共和国制度，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后百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历史变迁，实可从1903-1906年中国革命观念的古今之变中发现其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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