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乌托邦——与萧功秦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谁是论文,秦先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萧功秦先生在《警惕用革命的方式重建理想社会》（见《东方》2001年第2、3期合刊）一文中，再次强调了他的渐进改革论，但一如萧先生在复旦演讲的时候讲的一通改革的“理想曲线”，强调要不断地进行小步幅调整，最终在田园牧歌的欢呼声中，无病无痛地过渡到理想境界。但是，这是中国的历史吗？
通常的乌托邦定义为追求一种理想的但不切实际的社会，如果允许笔者将其扩大到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路线”的话，萧先生的观点恐怕也难逃乌托邦之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现在的中国我们不想也无力去讨论，现在仅仅讨论历史。
在讨论萧先生的乌托邦之前，笔者想定义几个概念：正常的历史途径，即通常社会大变革实际采用的方法。乌托邦途径，即社会变革中不发生或很少经历的途径。第三个概念是改良，即以在位的主要当权者主导的改革，遵循体制内轨道，没有发生大的战争。那么，凡是发生了较大规模战争的社会变化或者以下层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变化就不是改良。在明确此概念后，我们就来讨论萧先生的社会变革观。
改良主义者认为社会变迁应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从而判定革命等暴力活动是不可取的。从逻辑上说，如改良可行，革命自然是一种不好的选择。但关键是改良是实际可选择的道路吗？在中国传统大帝国社会体系下，改良的道路是否可行，我们无法在理论上辨明，因为这种理论大体是逻辑自洽的，但依据改良主义者最推崇的经验主义立场，对历史事实进行归纳，则可以帮助我们加深认识。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中国共产党建国的两千多年期间，在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结构下，我们找不到任何改良成功的先例。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封建王朝末期实际上只有三条演进途径：像李自成、洪秀全一样的农民起义；如西晋“八王之乱”、唐“安史之乱”一样的统治集团内战（可统一简称为军阀混战）；像蒙古、满族一样的异族入侵。这里，我们发现改良主义者主张的改良道路竟没有一次成功的先例。无论是被认为过于激进的王莽、王安石、康有为变法，还是被改良者推崇的曾国藩洋务运动、张居正变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淹没在暴力的海洋之中。从概率的角度上讲，如果说改良是一条确实可行的道路，改良失败仅是因为康有力等无能或社会思潮激进的结果，那么我们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总能观察到几次改良成功的例子。但是，历史无情地告诉我们，除了在诸侯并起的战国有商鞅变法成功的先例外，大一统的中华大帝国再无成功的例子。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在大一统帝国的框架里，改良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或者说是一条成功概率极小的道路，因而在历史上观察不到成功的例子。硬要说改良可以成功，历史就无法解释。相反假定改良不能成功，历史就获得了圆满的解释。
其实，我们还可以从国外的大一统帝国的变迁吸取经验。通观世界历史，我们发现世界上的大帝国在其扩张至饱和状态以后都没有能够自我改良，最后全部毁于暴力之中。只要仔细研究历史，我们就能发现被改良者最为推崇的有经验主义传统的英美，实际上在民主制度建立以前仍然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力运动。以保守主义者一向喜欢的英国“光荣革命”而言，且不说荷兰亲王威廉带着三万军队在英国登陆是否能够不算暴力，詹姆士二世如选择抵抗而不是逃跑是否会发生大规模战争，改良主义者也犯了肢解历史的错误。英国革命从1642年开始（以前的动乱我们不去计算），历经四十多年的动乱才有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不过是一场大动荡最后的余波而已。实际上只有经过一场大动荡后，社会才能走出死锁，重新凝聚，即使凝聚核心还是人依旧魂已变的旧统治者。这实在是有刺激才有反应的人性使然，并非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叹所能概括。至于美国，八年独立战争，四年南北战争更不会为改良主义者的论点增添光彩。“英美犹如此，中华何以堪”，连有经验主义传统的英美在上个世纪以前都无法办到的事，保守主义者却用来苛求我们的祖先，这无疑赶鸭子上架。
严格说来，改良主义道路在逻辑上并非不可行，只是其要求太高，不允许改革者犯错误。但错误是人生的一部分，不可能指望谁不犯错误。改良就像走钢丝，一不小心就掉下悬崖。如果就事论事做事后诸葛亮，批评改革者哪一步走的不对是容易的，但从系统的角度看，只要选择走钢丝的道路就会掉下去，至于哪一步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总归会有一步偏离“正确的方向”。如真有谁能走过去，那仅是偶然的运气，不符合历史统计的规律。改良主义者的逻辑有极大的跳跃，他们研究每一次改革具体的历史途径，从失败中假设如果不做什么就可以发生什么。然而，战争就是战争，对某场具体战役的研究不能推测到战争本身的结果。你可以研究中途岛战役日本采取何种手段可以打赢，但不能说如果日本赢了中途岛战役就可赢得整个战争，双方的胜负早在开战前就由双方的力量对比所注定，只不过凑巧由中途岛战役开始了历史的转折。就算美军输了此战役，美国最终还是能获胜的。改良也是如此，你可以说如果康有为联合了洋务派情况可能会更好些，但并不能推出改良就会成功或有很大概率成功。
历史发展并没有确定的道路，可以通过多条路径演进，但每一条路径发生的概率是不相等的。很多时候在某个具体的体系下，各条路径发生概率呈一种非均匀分布，一些很高，一些太低以致除了在梦想的王国里不能认为它有实际上的可能性。对其他国家来说有可能通过对外扩张来疏解社会张力，但中国秦以后历史中这种事情几乎没有发生过，因此对中国来说，扩张与改良都属小概率事件。如果认为这样的分析没有对中国历史进行歪曲，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封建王朝的结局只有三种可能：统治者内战、异族入侵、下层革命。
改良虽然是最优选择，但不是可行的选择。革命在逻辑上不如改良，却是现实生活中的次优选择。医生医死了一个垂死的病人不能受到指责，反正不医病人也会死。
萧先生在复旦演讲时曾说你不能先假定清政府不可救，但笔者反问的是萧先生为何要假定清政府可救呢？萧先生对自己的假设也不能加以证明。事情发生两次以上能称为经验，就清末改革论清末改革是无从辩论的，谁都可提出逻辑自洽的模型。我们必须求助于其他类似事件的经验来加以开阔视野。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任何两次事件会是一模一样的，因此严格说来经验只有一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用其他类似经验来加以支持（如不能称为证明的话）。萧先生是否可提出什么事件来支持他的观点呢？
中国的历史经验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一切，封建王朝末期是无力自我改良的。历史选择了以辛亥革命的方式结束了清王朝，但并不能说没有孙中山中国的改良就能走到底。当时或许会再来一场类似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或许袁世凯会学安禄山起兵造反，或许日本学蒙古大举入侵，而萧先生的理想曲线恐怕只能在睡梦中才能实践。
“愿赌要服输”，萧先生既然已经赞同了要由清政府来主导改革，那就必须对清政府的错误能够认命。既然萧先生为了社会的稳定选择一匹老马来拉车，就不要指责老马为何拉得不快，相反对于老马的一切失误和后果应该承担起理论上的责任来。在某种程度上，萧先生的改革观如同守株待兔，不要去主动寻求，等着皇后的分娩室里诞生一位天生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既能协调好国内矛盾，又能说服列强不要干预中国。改革改得既不快也不慢，社会情绪和思潮也像木偶那样控制在恰到好处的范围。皇帝本人既性格坚强，又从善如流，既不会悲伤，也不会激动，更不会犯错误。在圣人没有诞生之前，所有的人都理性地等待。至于这有多大的概率，那是萧先生不管的。
笔者相信萧先生所说的理想曲线的存在，但这样一条理想曲线如何能找到呢？虽然笔者一向不赞成哈耶克的主张，但却赞同哈氏“人类对未来不能准确预知”的观点。我们知道有真理存在，但真理是在试错中寻找到的。社会的进步必然在左右的动荡中逐步收敛，指望从不犯错误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以事后诸葛亮来说，曾国藩太慢（笔者相信正确的道路会把中国带向繁荣，既然洋务运动没有做到，显然也不能算正确的道路），康有为太快，那当时谁正确呢？没有。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萧先生的观点是“计划经济”的，指望一开始就找到正确的道路，避免动荡；笔者是“市场经济”派，强调人类有限理性，必须通过遍历性探索才能找出正确的道路。没有遍历性的探索，谁也不会知道该怎样走。如果一个社会已经经不起这样的忽快忽慢的探索，这个社会就只能崩溃。
《法国革命史》的作者米涅指出：“假如人们能互相谅解，假如一些人肯于把过多的东西让给别人，另一些人虽然匮乏而能知足，那么人们就会是非常幸福的；历次革命就会在和睦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历史学家就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和不幸事件可以回顾，只要指出人类比以前更为理智、自由和富足就行了。但是，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在牵涉到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应当做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做出牺牲，要别人做出牺牲的人总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以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米涅这话是在1825年说的，我们可以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中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至于进入80年代以后为何这类例子开始出现，笔者认为主要是经过二战、70年代的人权运动后导致的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扩张，加上人类经济的逐渐一体化，以及西方国家的示范作用，各国统治者逐渐失去独裁统治的合法性而导致政治力量对比变化所致，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话题，因为革命是历史问题，我们对它的讨论只要放在历史背景下就行。研讨历史，不应要求古人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要问古人能做什么。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类所达到的文明去苛求古人，更不能以现在人类的认识去评价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