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塔183;采访多佛_中国黑人论文

丽塔183;采访多佛_中国黑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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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桂冠诗人这一殊荣的最年轻获得者,黑人女作家莉塔·多佛以黑人女性的特殊身份和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饮誉当代美国诗坛。在诗歌创作上,她精练的语言风格及善于将历史大事件与日常事件、传记与抒情融为一体的主题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在审美观上,她倡导文学创作的个性发展和更加包容的美学思想,反对60年代黑人文艺运动所主张的将政治与文学统一起来的文学批评观,使她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作为两届桂冠诗人,莉塔·多佛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广泛承认,然而在黑人文化民族主义者眼中,尽管她是继格温德琳·布鲁克斯之后第一位获普利策诗歌奖的黑人诗人,多佛非但没有获得应有的赞许,反倒成为攻击的对象。

多佛不仅是一位诗坛翘楚,而且是一位小说家和戏剧家,她在小说和戏剧方面也成绩斐然。

现将马琳·波黑拉对多佛的访谈录编译如下,以使中国读书界对多佛其人及其创作思想, 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原文发表在Contemporary Literature XL,2.1999。

最近十五年里,黑人女作家莉塔·多佛在美国诗歌领域脱颖而出,成为一名佼佼者。自1980年第一部诗集《街角上的黄房子》问世之后,她于1983年出版了第二部诗集《博物馆》,该诗集以其超越历史时空的主题得到了评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1986年,她根据自己外祖父/母的生活经历创作了叙事体组诗《汤姆斯和别拉》,为此,她获得了1987年度普利策诗歌奖,受到了国际瞩目。1989年和1995年,她分别出版了诗集《装饰音》和以迪米特与波斯朋的爱情故事为主题的十四行诗组歌《母爱》,这两部诗集进一步展示了多佛作品的魅力、复杂性和艺术技巧。除普利策奖之外,多佛还获得过古根海姆、梅隆和全国艺术基金奖、美国诗人学院拉旺奖,并担任1993至1995年两届美国桂冠诗人一职,她在任职期间,赋予了这一职位以特有的气势和创造性。除诗歌创作外,多佛也发表其他文类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第五个星期天》(1985),标志她创作上走向成熟的小说《通过象牙门》(1992),独幕剧《西伯利亚的村庄》(1991)和剧作《地球更黑暗的一面》(1994,1996修订),非小说类作品《诗人的世界》(1995)。

多佛出生于1952年,在俄亥俄州的阿肯朗长大成人。读书时,多佛是一名优秀的学生,曾于1970年获总统奖学金(每年全美仅100 名高中毕业生获此殊荣),随后她在俄亥俄的迈阿密大学读英文系,后在德国杜邦根大学作富布赖特学者。她曾就读于衣阿华大学作家讲习班,并于1977年获艺术硕士学位。在衣阿华学习时她结识了她的丈夫、德国小说家弗莱德·威巴纳。他们生下一女,名叫阿维亚,全家现住弗吉尼亚的夏洛威尔。多佛现任弗吉尼亚大学英语教授。

这次访谈是在夏洛威尔郊区多佛的家中进行的。谈话内容涉及多佛的好几部作品。首先,我们谈的是多佛的剧作《地球更黑暗的一面》。这是一部以内战前美国南方为背景的俄狄浦斯情结剧。主人公奥古斯特斯,是白人女庄园主爱莫莉娅和黑人奴隶海克特的儿子,但没有得到承认。在不明身世的情况下,他回到了庄园。他本可以与女黑奴菲比相恋,但却成为了爱莫莉亚的秘密情人。在爱莫莉娅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与一伙奴隶在策划暴乱。

记者:最近,你的剧作《地球更黑暗的一面》在肯尼迪中心上演,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我所知,剧本曾几度修改,小说界出版社也出了修订本。请问,你对剧本做了怎样的改动?

多佛:结尾与原来不同了。由于对剧中的几个片段和剧情展开感觉不佳,我做了许多修改,又增加了几场戏。我的确对结尾进行了修改,实质上还是悲剧,只不过改动后的奥古斯特斯最后活了下来,但已经生不如死了。

记者:你的早期诗歌大多与历史有关,但在《装饰音》和《母爱》中,你似乎更多地运用了个人化的现在时,在其它采访中,你也谈到想多一些个人化的东西,并把这称之为“回归”,在创作的道路上重返家园。那么,这部有关美国文化的历史根基的作品《地球更黑暗的一面》与之有怎样的联系呢?

多佛: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的回答分为两部分,首先,《地球更黑暗的一面》的历史很长,可以风趣地说,这是一部朝花夕拾的早期作品。在我完成第一本诗集《街角上的黄房子》时,我就开始着手写这部作品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球更黑暗的一面》和黑奴自传体《街角上的黄房子》两部作品的主题是很相近的,融入过去,以个人的身份追溯历史,赋予历史以人性,这样最终我就可以客观地返回自己的过去,而不掺入过多的个人因素。不过,对作品进行再创作以供上演是另一种“回归”,因为我要排除许多自己的个人情感,考虑剧中人物的特点,确保他们栩栩如生,而不是在舞台上走来走去读台词然后下台的神话人物。这出戏的第一版很清晰,但情节发展过快,场面壮观但不够个性化。在每个人物身上都有我个人的一点影子,尤其是在爱莫莉娅身上,而这个影子是不必要的。让爱莫莉娅开口讲话是很重要的。最后,我不想听到人们观看之后下结论说:这些是坏蛋,那些是好人;奴隶制度是腐朽的,奴隶主们是残忍的,瞧那些高尚的奴隶们,如此等等。我希望剧中每个人物都为实现个人价值而与奴隶制斗争。显然,奴隶制度才是罪魁祸首。这是我在“回归”途中寻到的东西。

记者:你是否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个人的现在和国家的历史对你来说是相互联系的?为什么?或者说是怎样联系的?

多佛:它们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想,这与我是女性而且是黑人有很大关系。我从记事时起,就一直觉得有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有许多“历史”事件发生,我觉得我的观点不是直观的,我从旁边看世界……我生长在一个很传统的家庭,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从事化学工作,我总觉得在关于世界应该如何运行这一问题上存有一种看法,我应该接受它,但是我并不认为所有的规则都是正确的……这意味着我没有只看历史表象。当然,杜伯依斯谈到过少数民族的双重意识,你不仅看到了主流社会为主导的现实,还看到了另一个现实。他讲到这种双重意识的优势:赋予人以洞察力和思维深度。长大之后,我非常庆幸由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而拥有了这种意识。我从来不相信报纸是完全真实的:那只是事实的一种讲法,很有趣,也很好,但我要等自己最终做出判断,这就是为什么个人的现在和历史的过去对我来说是联系的……

记者:因此,在某些方面,写你的个人的现在也就是重写国家的历史,再加上没有被再现的历史说法,或者说从被置于边缘化的中心地带写起。

多佛:你说中了一部分,因为我个人的历史毕竟只是个人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因为我年少时就清楚地知道我对所谓“官方”史实的理解和官方说法截然不同,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停下来思考的话,都会这么想。如果有一场战争,人们可以谈论伤亡人数,但是如果你身边的人死于这场战争,你会有不同的反应。同样,如果你是战争难民,情况就会更加不同了。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很有趣。最后,如果没有作家、艺术家或口头历史的存在,那就只剩下官方的说法,我对这一点很抵触。官方说法是人们用来排列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的,但是时间顺序分隔是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完成的。

记者:在《博物馆》中,你就是这样做的,用诗歌书写非官方历史。这让我想起了詹姆斯·鲍德温,他谈及美国白种人经常相信自己的神话、相信官方的历史说法,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我在教学过程中,也有相同的感触。我的许多学生只坚持官方的历史说法。

多佛:当认识到这些并不真实时,他们会彻底垮掉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越南战争和六十年代是具有如此的爆炸性和震撼力,就是在那时我们才意识到神话经不起考验。于是,七八十年代我们又重返这一信念:“这就是我,这就是我要做的事。”

记者:显然,你在古典音乐方面受过的训练对你的创作至关重要。这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作品的主题。我很想知道这种训练是怎样影响你的作品结构的。你是否考虑过这一点呢?

多佛:我考虑过。我一直没有从批判的角度来考虑。首先,从非常基本的层次上讲,我相信语言会唱歌,有自己的旋律,我很清楚从抒情诗到散文,再到小说,它们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歌唱的,而且我总是从大交响乐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声音结构。在我看来,十四行诗简直是一种艺术歌曲。这是其一。另外,音律的转变与和弦的变化在我的诗中都加以运用——诗的最后一行或结尾的那个字使悬浮已久的情节趋向缓和。我认为,音乐结构甚至影响了诗歌在集子中的顺序,每一首诗都扮演一个角色:有时一首诗是一种乐器,有时几首诗组成一个乐章。

记者:我很喜欢你的诗《梦遇Don L.Lee》, 阿诺德·雷姆萨德指出,这首诗流露出对黑人文艺运动的一丝敌意。这是一首早期创作的诗歌。我想知道,经过这么长时间,你对黑人文艺运动的审美观是否有了比较缓和的看法?

多佛:“缓和”一词恐怕不妥,它暗指我最初的看法属于极端主义……我不反对黑人文艺运动中的任何人,甚至从艺术角度来讲,这场运动也是绝对必要的,许多作品相当不错……我只是不喜欢其中一些主张的霸权性……

记者:你在南方已经居住了十多年,这对你本人或者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多佛:弗吉尼亚,尤其是夏洛威尔,是南部的一个很奇异的地方。这里充满着矛盾与联系,这也是我喜爱这里的原因之一。这里有矛盾人物托马斯·杰弗逊,是民主的摇篮、宪法的诞生地,是南部邦联的所在地。

记者:你的助手告诉过我李—杰克逊—金日、马丁·路德·金怎么用来纪念白人邦联英雄罗伯特·E·李和S·杰克逊的。

多佛:这有些惊人,但这就是美国人:我们包容所有这些矛盾,我们的国家理念和美国神话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我喜欢住在这样的地方,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这对我的写作有什么影响。通常许多年之后我才能写我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我知道这对我的写作一定会有影响,但究竟是怎样的影响,我现在也不清楚。

记者:南方是许多事物的发源地。对南方的认识有助于我对其它事物的了解。

多佛:对。奇怪的是,在这个国度里,种族分裂的情况比过去还要严重……在我小时候,南方是恐怖之地。我在那里有亲戚,在我十岁和十四岁时,我们去拜访过他们。当时我绝对相信我会被施以私刑,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我并不理解的是黑人和白人相互影响,尽管双方都怀有戒心。比起北方的黑人和白人,他们彼此更加了解。

记者: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杜伯依斯在20世纪初所讲的“20世纪的问题是以肤色划界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来构建新的千年,那么我认为你的一些作品恰好成为走进21世纪一个很有趣的门槛。这是因为,你对以肤色划界没有兴趣。也许你把它彻底点化了,或者干脆视为一个模糊界线。

多佛:一个非军事区。我把它看作是一个可以逾越的界线。然而,问题仍然是问题,那是灰色区域。

记者:我认为人们通常不知道怎么去对付灰色区域。

多佛:是的,他们不知道。遗憾的是杜伯依斯这句绝妙的话(这句话写得太漂亮了)仍然与现实有关。现在已经不是一条分界线的问题,而是其它的问题。我认为,他要理清的概念是人们一定要在内部构筑一个分界线。事实上,我们仍然以种族、团体、性别分界的方式思维,这是十分令人沮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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