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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2;D2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0)-02-017-10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区市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讨论并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过去普遍认为，这次会议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为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设置了障碍。客观地说，这次会议虽然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坚持并贯彻了“两个凡是”，但是，会议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走向大治”的基本方针；重新肯定了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正式宣布恢复并接续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的措施和做法；对当时一些引起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给予明确回答。实际上，197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召开的，会议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特别是一些与会者在讨论中提出的新观点和新主张，对后来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和否定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发展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个历史阶段作了这样的界定：形成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所谓“徘徊中前进”是指“党的工作”状况，但它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影响，形成了一段具有过渡性质的发展时期。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囿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国社会还难以“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①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第二，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的整体形势没有倒退，在局部领域还有所前进。197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召开的，具有“徘徊中前进”的显著特点。
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近期规划和目标，而对这个议题展开讨论必然要涉及怎样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形势问题。客观地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可以鲜明地看到主要受到两种相互交织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障碍经过“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二是粉碎“四人帮”后国民经济较为快速的恢复性增长。尽管对后一种因素，当时可能感受更直接一些，但是从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前后情况看，中央对这两种情况都有所认识。
还在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就代表党中央提出了“1977年应是走向大治的一年”。普遍认为，“大治”目标的提出与“一个新的跃进形势”的形成是直接相关的。但实际情况是，在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后，中央对如何“走向大治”的战略思考经历了一段发展过程，曾有过对国民经济进行实事求是“调整”，然后在新的基础上发展的设想。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重新提出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口号，强调“打倒了‘四人帮’，我们要以极大的努力，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打好关键十年这一仗，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②。重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很重要，它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总方向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在1976年底、1977年初重新提出上述奋斗目标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为一个长期发展目标提出来的，按照当时的设想，它是一个至少需要十年基础性建设的发展目标。而对于实现这个奋斗目标的开局之年的1977年，中央有关部门明确提出，国民经济要经历一个调整时期，以便为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1977年初，国家计划委员会在酝酿制定《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时就提出：“一九七七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做好这一年的工作，使国民经济扎扎实实地前进一步，就可以为第五个五年计划后三年大发展做好准备。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些比例关系不很协调。有些问题，需要在调整长远规划时研究解决。有些问题，在一九七七年计划中，就要认真着手解决。”③为此，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发展中突出的农业和轻工业不适应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问题；工业生产中燃料、动力和原料短缺问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过长问题，国家计委提出了一条先调整稳住阵脚再前进发展的方案，并着手对197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做出调整。应该说，国家计委的这个方案是较为冷静和客观的，它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国民经济发展中实际存在的困难和制约发展的种种因素。
对于国家计委提出的在调整的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的设想，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最初的讨论和听取意见的过程中，尽管也强调要多看有利形势，但对于把“调整”作为国民经济的“主旋律”都表达了理解甚至认同的态度。华国锋在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中指出：研究国民经济计划，从现在看，困难大一些。报告中反映的情况很清楚了。今年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除了已经达成的协议外，都要压缩。这样会给安排上带来一些困难，但如果建成了项目没有煤、没有电，还不是停在那里？要压缩科室人员、非生产人员，压缩的决心可以再大一些。工业如此，农业也如此。即将召开的计划会议既要鼓劲，也要留有余地。④李先念在听取意见的过程中也强调：不要完全根据生产指标算财政，你增长多少，我增长多少，把亏损扭转过来就是大数字⑤。
从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始，中央在国家发展规划上作了一些规模宏大的部署，这些部署主要是一些中长期规划和部署。但是从1977年初的情况看，中央对于国家短近期发展目标，开始有了更加实际和更加符合国家发展状况的考虑。
然而，就在讨论《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的过程中，1977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形势有了很大好转。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统计，从3月份开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商品购销、财政收入全面上升，并且相继超过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⑥。这种情况的出现，影响了正在讨论中的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在对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修改稿的讨论中，有同志提出：可以回想一下，1974年“批林批孔”，“四人帮”捣乱，生产下降，1975年3月抓起，形势很快好转。那时“四人帮”还在，现在“四人帮”揪出来了，形势不同了，可以想象比1975年会好得更快一些。许多同志甚至很乐观地认为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在这样的氛围中，在讨论国民经济是否需要先调整再发展时，更多的人主张在这个问题上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在新的形势下，不单独提出调整任务比较适宜，这样有利于鼓足干劲继续前进。因此，华国锋在讨论《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最终修订稿的总结讲话中指出：今年有调整的意思在里面。但考虑来考虑去，没有提调整，今年经过努力，要前进一步，而且为今后三年更好地完成五年计划打基础。一说调整，好像五年计划又要调整了。还要积极一点。在指导思想上，首先要看到目前存在的困难。不看到，采取不承认主义不对。要看到困难，但也不要把困难看得过重了。⑦
讨论《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的最终结果是“调整”的设想被放弃了，而“积极前进”的方案得以确立。由于《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是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准备讨论通过的主要文件，因此，会议在规划“大治之年”的基本方略时，“积极前进”成了主基调。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主题讲话中专门谈到了“当前社会主义最有利条件”的问题。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蕴藏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被压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发挥，这是我们搞好经济建设和其他社会主义事业的最主要、最根本的有利条件。这个有利条件越往后越能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⑧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华国锋系统阐述了“走向大治”的方略，着重谈了“八个一定要”，即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定要把我们的党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整顿建设好；一定要把我们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一定要落实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一定要坚持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继续开展教育、文艺和科技革命，坚持贯彻“双百”方针；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这“八个一定要”在后来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被概括为“我们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八项任务”，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准则。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这次会议有关“八个一定要”思想的阐述与党的十一大有关“八项任务”的阐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央工作会议在强调“积极前进”指导方针的同时，依然关注了对“前进基础”和“现实状况”的认识和把握。中央工作会议在阐述应当怎样估计当前经济上遇到的困难以及怎样对待这些困难的时候指出：“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这些困难所造成的后果，已经逐渐暴露出来，应当向群众说清楚，克服困难，要有一个过程。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缩短这个过程。会议上，李先念在谈到加快经济发展时，特别强调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各有关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关于农业问题，在肯定农业生产成绩的同时，他指出“我国的粮食生产还是低水平的”；关于市场问题，他强调了“现在有些地方，忽视了多种经营，忽视了经济作物，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关于外贸问题，他强调“要把生意做活”，尤其需要加强香港、澳门地区贸易。在谈到如何发挥中央和地方两种积极性的时候，他说，在总结过去教训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一定不能再搞“条条专政”，要坚持适当放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明，在缺乏对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正确总结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积极前进”的方针，容易导致具体工作中脱离实际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情况的出现。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的形势发展也再次证明这一点。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从这个时期中央对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决策过程来看，最终出现了“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是多种因素参与形成的结果，也是逐步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结果。
二、对一九七五年全面整顿工作的肯定和接续
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重新评价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开展的全面整顿工作。会议不仅对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的成绩和指导思想予以肯定，而且决定把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的一系列原则和做法接续下来，在实际工作中推展开来。
中央工作会议第一阶段是听取国家计委负责人所作的《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的报告，然后是为期三天的小组讨论。
在3月11日至13日的小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对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的评价问题。
3月11日，在第一天的小组讨论中，就有不少代表提出如何评价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的问题。虽然在国家计委的报告中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但是，代表们在讨论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回顾我们党同“四人帮”在经济战线的激烈斗争，几年来生产大上大下的情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1975年的工作是正确的。1974年下半年毛主席发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首先就是对着“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的。在毛主席这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引下，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尽管在工作中有些单位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现在提出“天下大治”，我们必须对1975年工作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所谓“三株大毒草”⑨完全是“四人帮”炮制捏造的。
在这种形势推动下，中央工作会议对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有了一个全新的评价。这个新评价集中体现在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中。
第一，从政治上肯定主持和参与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的干部，强调他们是“应当受到鼓励、受到信任、受到支持的好干部”。
《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1975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经毛主席亲自圈阅，中央发出了9号、13号文件，解决铁路运输和钢铁工业的问题，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却遭到“四人帮”的反对，他们把执行毛主席指示的领导干部诬蔑为“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攻击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大资本主义批小资本主义”；攻击讲安定团结是搞“中庸之道”；攻击抓整顿是搞“复辟”；攻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唯生产力论”；攻击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一时间，他们刮起了全盘否定1975年工作成绩的风，刮起了“揪一层人”、“层层揪”、“抓还乡团”的风，再一次把不少地方和企业搞乱了。事实证明，那些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领导干部，不但不是什么“走资派”，而是应当受到鼓励、受到信任、受到支持的好干部。⑩
《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肯定1975年全面整顿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整顿的干部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领导干部”，这实际上是从政治上肯定了1975年整顿的方向和路线，为重新评价1975年整顿工作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第二，推翻所谓“三株大毒草”的评价，肯定其积极意义。
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四人帮”把《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称为“三株大毒草”，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极大阴谋。会议特别回顾了三个文件的形成过程，强调指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在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下起草的。这份文件的出发点是要加快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针对当时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遵照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经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汇报后，报告了毛主席，并正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修改。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一位同志写的一篇文章的初稿，还在修改中。毛主席根本没有说过这三个稿子是毒草，更没有说过要批判。“四人帮”指鹿为马，给这三个稿子戴上吓人的大帽子，完全是欺骗舆论，制造混乱。(11)
中央工作会议在作出上述评价的时候，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字，而是以“国务院领导同志”代替，但是与会者都清楚，邓小平的所谓“罪名”正在被洗刷。
对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重新的评价的一个最直接成果是，下决心在实际工作中恢复1975年整顿工作的某些原则和措施。《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对1977年国民经济建设所作出的规划，就全面吸收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12)的一系列原则和做法。
《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中提出的“十个要不要”的内容，即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不要有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要不要引进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这十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有关内容的翻版。它表明，新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在某些方面准备沿着1975年全面整顿的思路前进。
此后，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期间制定的许多方针政策开始付诸实施，最突出的是外贸工作和铁路整顿工作与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相关任务的衔接。
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应不应该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一直困扰着经济领域的工作。1975年在邓小平的大胆推动下，进出口贸易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一年，其进出口贸易总额比1950年增长了12倍，比1956年增长两倍多，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作为接续1975年整顿工作的重要内容，1977年初，第四机械工业部报请中央，要求恢复因“蜗牛事件”(13)而中断的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技术装备项目，继续与外商谈判。4月9日，中央批复同意并责成国家计委协调组织。之后，国家计委召集四机部、外贸部、中央广播事业局等有关单位，具体研究并商定恢复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技术装备项目的方案。这个项目涉及用汇一亿美元，它的恢复和启动，带动了整个外贸工作的开展。
铁路整顿工作更是完全按照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所确定的措施和方针展开的。经党中央批准，1977年2月2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会议首先驳斥了“四人帮”对1975年铁路整顿的诬蔑，肯定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1975年中央第9号文件）是正确的，是代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会议强调，“四人帮”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批邓另搞一套，搞乱各级党委，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是需要彻底批判的。会议按照《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基本精神，对搞好铁路运输工作做出规划，强调必须建立健全一套管好社会主义企业的科学的规章制度岗位责任制、考勤制、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经济核算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坚决执行。要继续大力整顿铁路治安秩序，切实保障铁路运输的安全正点，畅通无阻。会议要求，铁路的管理体制要按照中央1975年9号文件有关规定办。
对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的肯定和接续，一方面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另一方面也为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和工作岗位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三、对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回答
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是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召开的，小组讨论气氛活跃，大家畅所欲言。当然，鉴于当时全党的思想认识状况，这种宽松的环境还不足以凝结形成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的大势，更不足以形成改革开放的大势，但是它有利于大家开诚布公地对一些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和探索，体现了一种进步的倾向和力量。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小组讨论中，与会代表对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一）对被极左思想混淆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质疑
韦国清发言指出，“四人帮”歪曲和篡改的理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中央应该组织力量从理论上加以系统阐述。例如，对“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需要在思想理论上澄清。他还认为，在当前条件下，经济和社会发展要十分注意发挥地方基层的积极性，要真正做到两条腿走路，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地方和中央有关部门意见还不完全一致。中央各部门和地方都有困难，就要沟通思想，上面知道下面的情况，下面也知道上面的情况。另外，现在各地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的现象很严重，要精简机构，精兵简政。但同时要特别注意对老同志的安排，中央要成立特别的专门机构，以调动老干部的积极性。(14)
胡耀邦在小组发言中说，目前总的形势是好的，人心舒畅，局势稳定，经济好转，前途光明。但是，也有困难和不利因素。最大的不利因素是“四人帮”在政治、思想、组织方面散布的流毒和影响远远没有肃清。“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把它纠正过来。(15)
朱穆之发言说，参加民主革命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派，有资产阶级民主派。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在毛主席为领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怎么能说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都成了“走资派”？成了革命对象？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也被“四人帮”搞得很乱。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看做是仅凭主观意志决定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如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如何培养接班人，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影响都很大。(16)
（二）关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主张学习和借鉴
在小组讨论和发言中，不少代表对企业管理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出了建议。有代表指出，企业管理到底怎么搞，现在一个企业就像一个小社会，企业党委除了抓生产，还要管理教育、公安、商业等，这样的企业是办不好的。另外，企业又开始强调搞劳动竞赛了，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方法是否要改进？除了政治上奖励外，要不要搞物质奖励？怎么搞法？需要关注。
为了满足代表们提出的了解国外经济发展情况的要求，熊向晖代表有关部门在会上专门介绍了国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评价、美国的农业现代化问题以及有关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材料的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
（三）要求重新评价邓小平及天安门事件
在第一阶段小组讨论的最后一天，陈云的发言触及了当时最敏感的问题。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提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17)
王震也在会上呼吁，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央工作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邓小平。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等人的发言得到了许多与会代表的赞同。
中央工作会议小组讨论的活跃气氛，反映了党内不少人特别是老同志希望形势有更明显的改善。这样的党内环境，推动了中央工作会议取得一些积极成果。
（四）对若干重大政治问题的回答
对于当时党内外新的思想理论动向，3月14日，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给予了正面回应。
第一，关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问题。
讲话指出，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革命的方向和路线，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18)
从讲话的指导思想上看，提出“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问题，主要是考虑到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的原因。国际原因是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讲话提到，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捍卫列宁的旗帜，把十月革命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走向了背叛革命的道路，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两把刀子，“帝国主义反动派高兴，修正主义得势，革命人民遭殃”。(19)国内原因是针对在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问题上出现的“认识不足”和“政治上发生的动摇”。对于这种国内情况，讲话提及了两种具体表现：一种表现是党内外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的议论，另一种表现是社会上流传的政治谣言。对于前一种表现，讲话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问题就能准确地、妥善地解决，离开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不但妨碍问题的解决，而且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而对于后一种表现，讲话强调，站在维护毛主席伟大旗帜、维护党的利益的立场上，对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同志提出善意批评和意见，当然是允许的，欢迎的，就是提的不对，也不要紧。但是，那种损害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和分裂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言论，必须给予坚决打击，不能任其自由泛滥。
应该说，关于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问题，并不是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新问题，从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就一直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而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特色是，它较为全面、清晰地展示了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认识角度和立论基础。
第二，确认恢复邓小平工作，但是对于全面恢复邓小平的政治地位提出了“水到渠成”、逐步解决的方案。
讲话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四层含义：(1)邓小平的问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2)“四人帮”在批邓问题上另搞一套，违背毛主席的指示，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蔑；(3)“四人帮”对邓小平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陷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现在，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工作，解决邓小平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4)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问题正在解决，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20)
实际上，经过努力，特别是党内老同志的积极呼吁和推动，到1977年初，恢复邓小平工作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中央工作会议明确表达了这个态度，而且会议在涉及邓小平的一系列敏感问题上，例如上文提到的“三株大毒草”、1975年全面整顿以及与天安门事件的关系等问题上，都作出了有利于恢复邓小平名誉的回答。
第三，继续肯定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但是明确表示绝大多数参与天安门事件的人民群众的动机和愿望是好的。
讲话强调，在“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周总理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去天安门表达自己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当时去天安门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凡是受到错误处理的群众，要按照中央1976年12月5日发布的文件解决(21)，这方面“实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22)讲话肯定群众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周总理活动是正当合法的，但是并没有改变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继续强调“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23)。
可以看出，在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若干重大政治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讲话面对现实，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当然，讲话的主导思想也很鲜明，就是“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也就是讲话中提到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是“两个凡是”思想的体现。
四、余论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工作会议用“两个凡是”阻碍邓小平复出工作。对于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看。正如前文所述，到1977年初，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中央工作会议更是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作出了明确安排。很明显，当时的情况表明，恢复邓小平工作是作为实际工作层面上的问题解决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但是，主要不是阻碍的问题，而是在思想上对邓小平进行所谓“帮助教育”的问题，从而达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发挥邓小平的长处，对党的事业有利”的目的。但是，在执行“两个凡是”，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问题上，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坚定地选择了后者，这就使所谓的“障碍”问题凸现出来了。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刚刚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作出明确安排后不到一个月，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就在这封信中，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希望，“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4月14日，邓小平再次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这封信的有关情况。同日，华国锋在信上批示：“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后确定印发的范围。”(24)5月3日，中共中央以第15号文件的形式将邓小平4月10日的信和1976年10月10日的信在党内印发。
邓小平在4月10日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对后来形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命题，这就是：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的问题。在这个时候，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有强烈针对性的，按照邓小平自己的说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矛头直指“两个凡是”。
还在“两个凡是”刚刚在报纸上出现的时候，1977年2月，邓小平就在同前来看望的王震谈话中，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25)。
4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李鑫到邓小平家中，通报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两封信的有关情况。在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向他们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26)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邓小平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27)
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面，邓小平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了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问题，这就是思想路线，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推动形势继续向前发展。
在邓小平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党内的思想解放力量开始迅速聚集。从十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大，一些新的思想倾向就开始表现出来，尽管还不是主流，但思想路线是健康和正确的，这为随后新一轮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形成乃至改革开放事业的启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注释：
①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7日。
②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③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④华国锋在讨论《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过程中的讲话（1977年2月15日）。
⑤李先念在讨论《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过程中的讲话（1977年2月15日）。
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1977年7月30日）。
⑦华国锋在讨论《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过程中的讲话（1977年3月1日）。
⑧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⑨所谓“三株大毒草”，是指1975年全面整顿中，在邓小平关注和指导下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即《论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这三份文件是工业、教育和科技战线整顿工作的产物，但是，“四人帮”却把它们称为“邓小平修正主义的总纲领”，说“这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是难得的反面教材，是‘走资派还在走’的铁证”。
⑩《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1977年3月8日）。
(11)《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1977年3月8日）。
(12)《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主要内容是：1.加快工业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任务；2.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3.加强党的领导；4.依靠工人阶级；5.整顿企业管理；6.工业学大庆；7.统一计划；8.发挥两个积极性；9.以农业为基础；10.以钢为纲；11.立足于挖潜、革新、改造；12.把质量、品种、规格放在第一位；13.增加积累，厉行节约；14.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15.加强社会主义协作；16.尽量采用先进技术；17.又红又专；18.各尽所能，按劳分配；19.关心职工生活；20.全党动员，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而奋斗。
(13)1973年，为了发展我国的电子工业，第四机械工业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准备从美国引进一条彩色显像管生产流水线。当年12月，四机部所属中技公司组成一个技术考察团赴美国考察访问。回国时，美国康宇公司赠送给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工艺品——水晶蜗牛。“四人帮”则拿此大做文章，指责国务院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说引进彩色显像管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并指出送蜗牛就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
(14)韦国清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讨论中的发言（1977年3月11日）。
(15)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讨论中的发言（1977年3月12日）。
(16)朱穆之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讨论中的发言（1977年3月13日）。
(1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
(18)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19)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20)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21)1976年12月5日中央文件，即中央第23号文件，该文件指出：“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经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经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经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消。”在该文件的最后部分，专门强调：“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
(22)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23)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
(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5页。
(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7页。
(2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9～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