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从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到“中国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而形成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经过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长期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世界民族问题日益凸显为国际、国内政治重要议题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有一个全面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在实践中提高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
一、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理论溯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论述，融会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在我国统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渊源。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共同努力之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形成了具有普遍原理意义的理论体系。
（一）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形成
经典作家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框架内关注民族和民族问题，在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大量研究和论述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普遍原理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第一，初步形成阶段。马克思在1843年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这是经典作家论述民族问题的首篇重要著作。马克思在文中首次阐明了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把民族问题的解决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了。此后几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明确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① 提出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许多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揭示了民族产生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对民族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在《论波兰》中揭示了“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② 的观点和民族消亡的历史规律及民族消亡的先决条件。这些著作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初步形成。
第二，最终确立阶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终确立，是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相继发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揭示了“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 另一方面提出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剖析了人类从部落发展成民族，最后形成国家的具体过程，完善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提出的“三个过渡”理论。在这阶段，他们还对欧亚许多民族问题进行了研究，撰写了《论波兰问题》、《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最终确立。
第三，丰富和发展阶段。主要体现为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捍卫和发展。列宁在《民族问题提纲》、《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著作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地问题的革命学说，并就俄国民族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学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关于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论民族问题的提法》、《论列宁主义基础》和《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等著作中，进一步研究了国家内部民族问题，提出了“民族”的科学定义，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纲领原则，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
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内容十分丰富，总体上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与国家学说联系紧密，基本立论基础是始终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立场出发观察和论述民族问题。因此，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探索和研究中，对民族现象及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发展变化，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时代的国家关系、民族关系，对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对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给予了高度重视。经典作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并从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中吸取了研究养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主要由以下一些具有基本原理特点的内容构成：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时期的通例；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民族问题的两个历史趋势；影响民族关系的决定因素；铲除私有制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任务；无产阶级对待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必须取得民族国家的政权；无产阶级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倡导国际主义；殖民地民族的觉醒与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的民族平等观是彻底的民主原则；无产阶级的民族自决权；各民族无产阶级联合的多民族国家观；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观；地方民族自治权与国家民主集中制；民族利益的价值必须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民族多样性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时期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的重要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实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融合的趋势与阶段；共产主义与民族融合、消亡。此外，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也有较丰富的论述。对此，英国学者史密斯曾认为：“在191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是民族主义研究的主要学派之一。”④ 而在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中，“民族主义”属于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⑤ 尽管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两种相悖的学说，但列宁创造性地把民族主义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⑥ 这样，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一种进步的“阶级民族主义”，即符合无产阶级整体利益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民族主义。⑦
（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主要贡献
经典作家对人类社会民族现象及其规律性的关注和研究，坚持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深刻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问题、民族运动的关系，指出了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必由之路，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期民族现象在融合中消亡的前景，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时代感、预见性和实践指导意义。具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提出了无产阶级民族平等观。（2）对人类社会民族问题根源及其解决途径进行了探讨，为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3）在学理上对原始社会史和“民族”、“国家”形成问题进行了探讨，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列宁和斯大林的贡献主要有：（1）通过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斗争，提出了第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定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整套理论学说，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2）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视线由国家层次的民族问题丰富到国家内部民族问题上，并创立了苏联模式。（3）培育了文化人类学的苏维埃学派。此外，列宁还创造性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有两个历史趋势的理论。⑧
尤为重要的是，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体现了鲜明的“与时俱进”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精神。应该指出，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某些观点，包含了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具有时代和实证的局限性。他们在阐发民族理论时，完全是从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立场出发的，所提出的一些具体判断、具体观点往往因对象、论战和斗争策略的不同而具有确指性、局限性，而非基本原理。因此，我们在学习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时，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以更好地在实践中理解和运用其基本原理。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发展阶段及其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理论基础和中国国情的现实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契合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取得了毛泽东民族理论、邓小平民族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民族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民族理论等重要成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初成果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集中体现为毛泽东民族理论。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毛泽东民族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许多成员的智慧，具有系统丰富的理论体系。
1.正确认识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无产阶级革命中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却在付出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后才逐渐统一认识到这一点。在这方面，毛泽东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不仅率先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路线，而且从具体国情出发探析了不同革命时期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实质，妥善指导、处理了红军长征时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并在抗战爆发后努力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不仅是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继承，更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学说。
2.科学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含义，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毛泽东在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审视多民族的中国，提出了“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的总称和各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国家”的思想，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⑨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指导了民族识别工作，在1953年中共中央讨论《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重要经验总结》时说：“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原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民族观的突破，而且发展了经典作家的民族理论，在实践中扬弃了斯大林的经典“民族”定义。
3.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殊对待少数民族地区。毛泽东认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靠历史上那套“怀柔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的”，⑩ 并否定了联邦制建国模式，把民族自治作为民族自决的内容，“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11) 这不仅摆脱了“中国本部”和“边疆外藩”传统观念的束缚，证实了经典作家关于“落后民族和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丰富了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问题的理论，并在实践中体现了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特别是大汉族主义的思想，真心实意帮助少数民族同胞。
（二）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再次飞跃：邓小平民族理论
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前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的民族理论主要反映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一文中；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民族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再次飞跃，其成果主要体现在《邓小平文选》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文献中。
1.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邓小平民族理论在继承经典作家及毛泽东民族理论基本思想基础上，洞察到了当今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突破。邓小平民族理论的许多具体方面都是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的，它指引着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方面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的大局。
2.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典作家充分认识到了民族问题中生产力因素的重要性，但并未明确回答在落后国家，尤其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洞察了中国国情，特别是各民族差别短期难于消失的客观现实，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时，他还明确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12) 这为我们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3.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法律层面的确立。经典作家十分重视民族自决（治）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理论观点。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工作和民族区域自治，认为“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并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13)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4) 力主将其作为修改宪法的重要方向。1982、1984年相继颁布的新《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最终在法律层面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三）冷战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产生了契合时代变化的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民族理论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民族问题日益凸显为后冷战时代的热点问题。在此背景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民族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后冷战时代的新成果，理论体系范围广泛，内容深刻：（1）旗帜鲜明地提出处理民族问题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三股势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从国际视野考量民族问题的又一新成果。（2）提出了“三个离不开”重要思想，强调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三个离不开”重要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15) 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于维护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强调爱国主义、维护祖国统一的理论。（3）强调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指出“民族宗教无小事”，“民族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6)“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17) 这既丰富了民族问题内涵，又契合了后冷战时代民族问题日益复杂化的时代背景。（4）先后提出并实施了与民族地区发展密切相关的四大发展战略：沿边开放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中较详尽的具体发展战略。
第三代领导集体有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我们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四）新世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民族理论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理论成果及工作经验，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取得了科学发展观民族理论这一新成果：（1）提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民族工作。胡锦涛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关键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18) （2）提出了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任务，这也是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理论新成果。胡锦涛还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世界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这是我党思考和研究世界层次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新成就。（3）提出了“两个共同”主题，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的精神。
科学发展观民族理论集中体现在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等文件中。《决定》概括了十二条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原则，其中第一条中即是关于“民族”含义的新表述，这是继斯大林“民族”定义之后的又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成就。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成功经验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产生了许多重大理论成果，同时在实践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一）“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在实践中实现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
经典作家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列宁对此曾有精辟的论断：“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的问题时……要考虑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19) 斯大林也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20) 因此，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时，要“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成为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主人而非教条主义的奴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了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1）在理论建构方面，我党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基础上，相继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民族理论、邓小平民族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民族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民族理论，形成了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理论体系。（2）在实践中形成和运用了“反对本本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时俱进”等科学行动准则。（3）在具体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放弃联邦制采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中华民族”的阐释和民族识别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念以及中央“十二条”中对“民族”概念的新界定，等等。
可见，“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在实践中实现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成功经验中的突出体现。
（二）正确认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结合实际深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
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于统率地位。经典作家十分自然地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来统揽民族和民族问题研究。恩格斯称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的基本原理”，(21) 《共产党宣言》也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2) 列宁、斯大林则分别指出“对无产阶级来说，民族要求应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23) “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24)
经典作家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革命原理的指导，但是不能僵化地运用它。我党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尤以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大跃进时期的“民族融合风”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为甚。所幸的是，这些错误最后都得到了纠正。
在纠正错误的实践中，我党不断加深了对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正确认识，深化了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并将这种认识和理解转化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今天，这一成功经验仍在发挥巨大的作用，指导我们一方面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不动摇，另一方面对危害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实施坚决打击。
（三）创造了理论、制度和实践有机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经典作家在革命胜利后的国家结构设想方面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经典作家都曾主张统一的大国原则，但鉴于实际情况策略性承认了联邦制作为一种过渡形式的可取性，并多次肯定了自治制的必要性。列宁曾指出，“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特别是在苏维埃国家结构的组织下，联邦制往往是一种向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过渡的步骤”，(25)“民主的中央集权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不排斥具有特殊的经济和生活条件以及居民中的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的区域自治，相反，它必须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区域自治”。(26) 因此，苏联采取了联邦制这种“过渡形式”。遗憾的是，列宁的继任者未能延续其思想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造成苏联最终解体，苏联模式也宣告破产。
我党在这方面也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早期纲领也曾主张过联邦制。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征加深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和国家现实的了解，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全新的审视和阐释。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中华民族”是各民族的总称和各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国家”的思想，使我党确立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27) 的民族一体思想，彻底放弃了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联邦国家的构想，做出了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性选择。
实践表明，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民族问题此起彼伏，苏联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相继破产的背景下，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保障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保证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方面，真正实现了理论、制度和实践的有机统一，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这不仅证明了“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28) 也说明了把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安排，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后续思考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中国模式具有继承原理、结合实际、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鲜明特点。我们在发扬中国模式特点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行后续思考时，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精髓，避免误读和实际工作中的僵化运用
马克思民族理论中国化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民族化”，即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民族化”的提法最早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化”的另一种表述。1936年3月，张闻天提出要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29) 随后，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30)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中，我们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今天，我们在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成果运用到具体工作时，仍然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努力避免误读和僵化运用现象的发生。例如，我们在实践工作中既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要避免在有些民族地区不顾实际情况的“唯生产力论”和“唯GDP论”，从而导致忽略文化多样性和对环境的保护；既要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和在此原则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实施特殊对待政策，又要避免将这些原则和措施僵化地运用，从而产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甚至同一少数民族之间所享受待遇差别巨大的不合理现象，引发民众对我国总体民族政策的误解，等等。
（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理解处理民族关系，坚持“讲政治”的重要性
近年来，学界就处理“民族关系”是否要“去政治化”展开了争论，(31) 而且相关争论似乎目前并未平息下来，甚至“3·14”事件、“7·5”事件和天安门广场上的民族团结柱也成了论述的话题。从总体上看争论焦点主要有三个：一是对我国“民族”的界定问题（“民族”或“族群”）；二是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问题（主要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是现行界定和安排带来的影响。“去政治化”论者的思路和论述逻辑是：“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被“政治化”赋予“民族”地位—民族意识上升—民族主义，要求自决权—民族分离，被国外势力利用，产生事端。因此，他们主张中国应借鉴美苏等国的策略与经验教训，改“政治化”趋势为“文化化”新方向。显然，第三个焦点是引发这场争论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我国现行“政治化”模式持何看法。很明显，“去政治化”论者主张要改“政治化”为“文化化”，其对我国现行模式的看法和评价不言而喻，不然他们就不会主张“去政治化”了。
对此，笔者认为除了学理上的论辩外，有一基本点不容忽视，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出发分析问题。本文仅就矛盾分析法略述一二：（1）抓主要矛盾。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具体到民族地区则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如果我们不“政治化”保障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并给予优惠政策，而采取“文化化”模式任其自生自灭，很难想象这样能有助于民族问题主要矛盾的解决。（2）看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不能因为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言行而认为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因“政治化”，其“民族意识强化而主张分离”，也不能因为具体工作中的一些失误而对我国总体民族政策和取得的成就加以否定。（3）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要求我们在思考国内国际民族问题时充分考虑具体国情，不能生搬硬套，何况美国等国的“文化化”模式实非完善。
当然，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分析法的同时也不能回避其他矛盾的存在，不能无视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中的消极因素。相反，这正是我们在实践中需要解决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同时这本身也是一个“政治化”问题，反映了“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事务之一”。(32) 十多年前，江泽民同志曾对“讲政治”作了重要论述：“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坚持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讲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33) 今天，我们处理民族问题时不仅不能“去政治化”，而且要坚持“讲政治”，讲马克思主义政治。
（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
当今是强调“深刻变革论、和谐世界论、共同发展论、共担责任论和积极参与论”(34) 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需要也必将在顺应时代潮流方面获得进一步推动。具体而言，以下两点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其一，“现代化”视野下的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已经能够回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但仍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亨廷顿曾就“如何维持稳定”提出许多见解，比如不要把现代化的目标定得太高，以免目标的破灭引起民众的不满；不要让经济发展得太快，以免带来过大的突变刺激；不要让民智开发得太早，以免其知识水平超越现实所能容纳的界限。(35) 其观点虽有失偏颇，但提醒了我们应注意“现代化”对政治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影响。由于“现代化”进程容易催生发展不平衡和两极分化现象，诱发某些民族主体意识的强化，加上敌对势力的渗透，我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面临诸多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需要有进一步的具体研究成果。二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传统文化”保护问题。“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造成“当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状况是复兴、衰退和变异三种现象并存”。(36) 由于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和保护工作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领域方面的理论运用和经验总结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其二，拓展国际视野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37)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主要关注的是国内民族问题，但从未忽视从国际视野考察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已取得了建立统一战线、和平与发展、和谐世界理念等具有全球意义的理论成果。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在拓展国际视野方面需重视以下几个问题：（1）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主权维护和让渡问题，气候、环境、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背景下的民族国家责任及全球治理问题。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这些问题将日益突出。（2）民族主义问题。民族主义问题仍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热点问题，同时国内也不时因国际因素而触发出民族主义情绪问题，这些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中作进一步思考。（3）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国际影响力问题。近年来，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及具体措施越来越受到国际上的关注，理解者、误解者、蓄意歪曲者和攻击者皆有之，这需要我们加强民族理论和政策措施的国际宣传和对话工作。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第1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第131页。
④ Anthony D.Smith,Theories of Nationalism,Holmes & Meier Publishers,New York:1983,p.257.
⑤ 参见王希恩：《批判、借助和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⑥ 参见Walker Connor,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84。
⑦ 参见周传斌：《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发展》，《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1期。
⑧ 参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230页。
⑨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2页。
⑩ 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
(11)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8页。
(12) 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
(13)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14)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9页。
(15) 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9月30日。
(16) 江泽民：《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
(17) 江泽民：《论民族工作》，《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18) 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5月28日。
(19)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第315页。
(20)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455页。
(21) 参见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第124页。
(23)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第324页。
(24)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第293页。
(25)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速记记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4页。
(26)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第247—248页。
(27) 参见八路军政治部：《抗日战士政治读本》，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808页。
(28)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63页。
(29) 张闻天：《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张闻天文集》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30)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
(31) 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主张“去政治化”。参见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另一方质疑“去政治化”，参见郝时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朱伦：《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等等。此外，本文为叙述方便，使用“民族关系”指代“民族（或族群）”关系，后面关于我国“民族（或族群）”的称呼也同样使用“民族”指代。
(32) 郝时远：《〈中国民族问题报告〉序言》，徐晓萍、金鑫：《中国民族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33)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7月1日。
(34) 参见张晓彤：《胡锦涛时代观的中国主张》，《瞭望》2009年第47期。
(35) 参见钱乘旦：《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兼读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罗荣渠教授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69页。
(36) 王希恩：《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
(37) 邓小平：《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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