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安全研究的美国学派：对文献的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学派论文,美国论文,文献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环境安全是安全研究领域中一个相对新颖的亚研究领域。虽然它在冷战结束后获得了更为强劲的发展，但是对它的研究则始自冷战时期。在国际学者的研究议程上，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开始得较早，出版的学术文献较多。虽然他们各自的文献表现出多元的观点和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又具有共同的特点和研究偏好。出于分析的需要，我们暂且称其为环境安全研究中的“美国学派”。我们认为，对既有的美国环境安全学者的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将有助于这个领域研究者的学术积累。
一、冷战时期的环境安全研究状况
美国学者对环境安全进行的研究，至晚始自20世纪70年代。在当时，冷战思维仍然占据着安全研究的领域，因此环境安全与军事安全相比仍然处于一个非常边缘的地位。虽然有的学者也主张应该关注环境安全，但是这个时期的环境安全研究总体上看是很有限的。
美国环境专家莱斯特·R·布朗是最早将环境引入安全概念的学者。1977年，布朗发表了《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报告，力图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概念，但当时并未引起国际关系学者和决策者的注意。布朗在报告中对国家安全的实践提出质疑。他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不仅在生态方面相互依赖，而且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也相互依赖，即‘国家’安全的概念是不够的……个人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都不能被有意识地隔离。实际上，‘国家安全’的传统军事安全概念正在变得日益欠缺。”布朗认为，军事力量不能够应对生物圈的恶化对人类造成的挑战，“国家防务机构对这些新的威胁来说毫无用途。日益增加的军事预算和非常精密的武器系统都不能阻止森林减少，或者解决现在正影响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柴火(firewood)问题。”因此，布朗建议进行军备控制和对预算进行重新分配，认为这对解决环境退化是至关重要的。《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主要贡献在于它综述了人类社会进程对生物圈产生的压力、生物圈本身的反应以及对人类福祉产生的可能影响。对于政治决策者和安全专家来说，这份报告实际上提供了理解安全的生态方面的背景知识。
1983年，理查德·乌尔曼在《国际安全》上发表了《重新定义安全》的文章。他批评对国家安全的“过于狭隘”和“过于军事化的”定义，认为这样的定义造成了两种不好的后果：它使国家集中在军事威胁上，而忽视了其他甚至是更有害的威胁，从而减少了总体的安全；其次，它使国际关系军事化，从长期来看会增加全球性的不安全。乌尔曼承认，使国家安全的概念包括非军事性的威胁是对安全思想的重大挑战。但是他认为，人口的增长以及伴随的对资源的竞争和跨界移民问题会产生严重的冲突。他认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仅要解决其国民所面临的军事威胁，还要消除其他会直接或间接降低国民生活质量的问题，如人口压力，森林植被的减少等等。相应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并非必然是军事性的。但是，乌尔曼注意到，由于对军事力量进行大量投入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而为了解决间接的和非军事性的威胁进行大量公共投入还没有获得更多的共识，结果，国家常常会花费大量的资金来应对遥远的军事威胁，而对更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可能影响国民生活质量的威胁所进行的投入则寥寥无几。乌尔曼的《重新定义安全》还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可能会引发的武力冲突和非法移民问题，提出环境退化“可能使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在处理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关系时更加具有军事上的对抗性。”在这里，乌尔曼确定的威胁来源，与其说是环境问题本身，不如说仍然是第三世界可能的军事对抗，并且没有考虑第三世界可能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增加自身的福祉。乌尔曼还认为，“围绕资源的冲突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但是，乌尔曼关心的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产生威胁的环境问题。至于说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在乌尔曼看来，似乎只有当这些环境问题潜在地威胁到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居民的生活质量时，才成其为安全问题。
布朗和乌尔曼激励了一批美国学者从环境问题的角度重新考虑安全的概念，但在当时，冷战思维持续占据着安全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所以这些观点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1986年，诺曼·迈尔斯(Norman Myers)明确地提出，安全思维应该把环境问题整合进来。迈尔斯坚持认为，环境的退化会引起暴力的冲突：“如果一个国家的环境基础被耗尽，它的经济将会衰退，它的社会结构将会恶化，它的政治结构将变得不稳定。最终的结果将非常可能是冲突，不管这种冲突是以国内动乱或叛乱的形式，还是以与其他国家存在紧张状态或敌意的形式。”迈尔斯认为，食物短缺、渔业资源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和森林减少都可能引起冲突。环境难民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尽管迈尔斯宣称“导致冲突的联系已经非常明显”，但是迈尔斯并没有指出这些环境问题为什么会导致冲突。他的解释是，“环境稀缺提供了使冲突更加可能产生的条件。它们能够决定冲突的来源，它们可以作为加剧冲突的核心原因的倍增器。而且，它们不仅促使冲突的发生，它们也刺激了更多地使用武力来压制那些遭受环境退化的人的叛离行为。”值得一提的是，迈尔斯探讨了环境问题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财政平衡问题。他提出，把钱花在环境问题上比把钱花在军事方面能够提供更多的安全。但是不难看出，这里面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即迈尔斯一方面强调环境问题可能引起冲突甚至需要军事介入，但另一方面又号召减少军备预算以用于环境问题的解决。这种内在的矛盾性使他的提议带有政治上的天真性。
与迈尔斯强调环境问题引起冲突的可能性不同，韦斯廷(Westing)在同年发表的论文中更加强调防止资源战争和利用环境措施来加强国际安全。韦斯廷是较早倡导各国在环境问题上进行合作以实现共同安全的学者。他提出“不可避免的是，任何关于国际安全的概念必须在其最后的分析中，建立在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负责的关系(obligate relationship)基础之上。……相应的，与公平利用共有自然资源的概念一致，国家需要以控制、阻止、减少或者消除不利环境后果的观点进行合作，而这些不利的环境后果正是在利用这些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韦斯廷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就表现出应该以有利于环境的方式进行发展的意识。而这正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主题。
二、后冷战时期的环境安全研究状况
后冷战时期，关于环境安全的研究文献数量急剧增加。这是与冷战气氛的缓和以及环境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政治关切分不开的。确实，正如斯米尔(V.Smil)所言，环境安全取代了全球性战争的威胁，因为两者具有两个共同的特征：全球性的规模和破坏性的后果。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献继续主张应该扩展国家安全的概念，但是更加关注环境问题本身的威胁性，并且更加强调国际环境合作的重要性，而其研究成果得到美国决策层更多的注意。
在这些文献中，杰西卡·马休斯(Jessica Tuchman Mathews)的《重新界定安全》引起了学者和决策者的注意。她明确地主张应该扩展国家安全的定义，使其包括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她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安全的概念扩展到包括世界经济事务，这是因为美国认识到其经济不再是独立的力量，而是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全球问题的发展预示着需要再次扩展国家安全的概念，使其包括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马休斯强调环境问题跨越国界的特征和它对主权国家造成的挑战。她指出，自二战后统治国际关系的各种假设和制度已不能适应新的现实。跨越国境的环境压力早已经开始瓦解神圣的国家主权的边界；而国家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度清晰的边界也已模糊。如果人类不对全球性的环境变化采取措施，那么这些环境问题的后果则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她主张采取地区性合作方案，加强国际环境法等，而不是仅仅依靠国家政府。马休斯的论文之所以引起更多的注意并成为广泛引用的论文，其原因之一是，它发表在分析美国外交政策的学术期刊《外交事务》上。马休斯在这样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意味着，她瞄准的是“白宫的决策者，政府各机构，五角大楼，美国国会和相关的利益集团和思想库”——简言之是美国的安全政策机构。马休斯试图把环境问题提高到安全问题的层面，换言之是把环境问题“安全化”，以此来使环境问题在政策议程上具有更多的优先性。
另一篇关于环境安全的颇具影响力的论文是卡普兰(R.Kaplan)的《即将到来的混乱》。这篇于1994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论文在白宫内部得到了广泛的阅读，并且据报道对克林顿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卡普兰试图描绘“我们的星球在21世纪的政治特征”。他对世界的政治前景采取一种悲观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并且大胆地断言，“现在是理解环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了：（它是）21世纪的国家安全问题。”
在关于环境安全的研究文献中，讨论环境退化与冲突问题的文献占了很大的比例。例如，认为环境问题会引起资源战争，军事冲突等等。而其中为数不少的文献是讨论水资源引起冲突的可能性问题。他们的论证模式是，先分析水资源的边界与国家疆界在地理上并不一致的情况，然后进行实际的地缘政治方面的推论，最后指出，虽然存在着发生水战的可能，但是还存在着补救的措施。纳夫(T.Naff)试图对水资源可能引起战争做出解释，他认为“水资源的战略现实是，在存在稀缺的情况下，水变成了高度象征性的，传染性的，日积月累的、紧张的、显著的、复杂的、零和的、充满权力与声望的问题，非常容易导致冲突，并且极其难以解决。”据不完全的统计，世界上261条主要的河流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所共有的。而中东地区可能发生的对水资源的冲突问题引起了学者最多的注意。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地区水资源的稀缺会成为引发大规模战争的火星，而这反过来又会威胁到国际安全。
这些关于水战争的文献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没有清楚地把水资源与其他促成战争的因素区分开来。仔细审视一下会发现，只是由于水稀缺引起战争的情况其实很少。其他的政治性因素似乎起着更大的作用。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如果说中东地区对水资源短缺问题是敏感和脆弱的，那么中非和南非地区事实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甚至有的地区更为严重，同时也存在着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局势。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学者对这些地区的研究兴趣要小得多？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达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和战略图谋。
与此同时，把环境问题与国家安全或国际安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杰维斯(R.Jervis)就认为，环境问题对安全来说“太遥远了，其科学的证据太模糊了，其涉及的国内利益太具冲突性了，并且替代性的研究方法太多了。”还有一些学者承认环境变化在许多方面确实威胁到人类的安全，但是在对于“如何最好地运用哪些资源以达到什么目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例如，有的学者主张与军事有关的资源可以用于环境安全的实现，如军用卫星等。但是有的学者则反对说，虽然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仍然潜伏着众多需要作出军事反应的危险。按照这种分析的起点，扩展安全的范畴将削弱国家应付更为明确的军事威胁的能力。因此，一些学者反对增加军队在人道主义救援、环境保护上的作用，因为这将分散军队的资源和精力。
然而，丹尼尔·杜德尼(Daniel Deudney)则对把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提出了最大的质疑。他提出了三个主要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说这种联系在分析上是误导的。首先，他认为环境威胁是完全不同于军事威胁的。两者在范围、来源、规模和性质上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在国家安全议程上任意地添加威胁而使国家安全无所不包，那么“国家安全”这个术语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第二，丹尼尔·杜德尼认为把环境问题作为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进行国内的动员也许是适得其反的，并且会造成负面的后果。对丹尼尔·杜德尼来说，国家安全是与国家的自我意识、紧迫感和战争以及“我们反对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而把环境问题当作国家安全问题来考虑，会削弱处理环境问题所必需的世界共同体的意识。第三，保护国家免于暴力侵犯的组织与进行环境保护的组织完全不同。国家安全的维护依靠军事机构，而军事机构是秘密的，高度等级化和集中化的。他们运用的是昂贵的、高度专业化的和先进的技术。而应对环境问题需要截然不同的途径和组织。因此，既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与环境威胁存在差异，那么对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方式国家内部的暴力的解决方式，同环境问题的解决机制并无共通之处。因此他认为把环境问题视为国家安全问题会造成概念的混乱，而不是范式的转换。第四，丹尼尔·杜德尼还认为环境恶化不太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他指出政治和经济的变量才是导致冲突的充分和必要的条件。丹尼尔·杜德尼估计了把环境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他对环境安全研究的最大贡献。但是他的其他观点值得商榷。
马克·莱维(Marc Levy)也对环境安全的研究提出了批评。他提出，首先，认为许多环境问题构成了安全威胁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并且也没有什么意义。他认为臭氧层耗损和气候变化确实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了直接的有形损害，但是他认为把这两个问题标示为安全问题并没有什么意义。其次，他认为把这些环境问题分离出“低级政治”领域，其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第三，莱维认为，对环境问题可能引起冲突的研究应该交给那些从更宏观的角度研究社会冲突和动乱甚至是战争的学者。
莱维确实提出了一些值得环境安全学者思考的问题，但是，他的观点也有局限性。首先，莱维如同其他学者一样，只对环境问题与国家安全比较关注，而很少从国际层面上考虑环境问题与安全的紧密联系。其次，他只从美国的角度衡量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威胁性。例如，他在讨论气候变化的威胁性时，只是讨论了这一环境问题对美国资源的有害影响及美国具有的应对能力，从而认定气候变化似乎没有什么可怕的。假设气候变化确实对美国没有大的威胁，但是如果从那些低地岛国的角度来看，气候变化将影响到它们的生存这一基本的安全目标。莱维把环境问题视为“低级政治议程”上的问题的作法也有失偏颇。事实上，需要巨大投入和研究的问题更需要高层的领导权，而马某些环境问题视为安全问题，正是为了使其作为一个“高级政治议程”上的问题而得到更迅速更有效地解决。
三、对美国学者环境安全研究文献的论评
从美国学者研究环境安全的文献可以看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试图通过扩展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来把环境安全整合进去。具体地说，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下，国家安全和环境恶化之间的联系来自环境问题对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传统组成部分的威胁。环境退化对国家利益有着许多复杂和消极的影响。它通过侵蚀国家经济的自然资源基础，而危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从而威胁其长期反对外部侵略的能力，从而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因此，从国家安全的内容来看，国家安全应该包括环境安全，这就扩展了传统的国家安全的内涵。从另一个方面说，安全的主体也得以扩展，即环境安全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也转向更多地强调个人。他们试图指出环境问题将会影响到个人或整体的生活质量；通过污染水源、空气和食品影响到居民的健康，通过打断生态的自然进程使国民的健康面临新的威胁。这些都促进了安全研究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展。
其次，不少美国学者把环境问题与安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还在于认识到环境问题的跨越国界性。这一点之所以对国家安全是重要的，是因为，跨越国界的环境问题“对主权国家行为体保卫领土，人口和利益的首要性提出了挑战”。例如，他们注意到，气候变化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危及到国家的安全。不仅对于美国，而且尤其对于太平洋上的岛国来说，气候变化是民族国家历史上具有史无前例规模的安全问题，因为不断升高的海平面和日益增加的气候多变性危及到它们的基本生存。相对于传统的军事安全的研究途径而言，这种关注环境问题的全球维度的思路，也许具有把环境安全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更大潜力。
第三，但是，大部分环境安全的美国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影响国家的军事能力或者可能引起国内或国际军事冲突的环境问题，因此可以说，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下，环境问题是通过与传统的军事安全发生联系来取得进入安全研究领域的入场券的。这意味着只有间接或者直接与军事安全相联系的环境问题才成其为环境安全问题。如此说来，环境安全研究是否能够建立起与传统的军事安全研究不同的范式是令人怀疑的。实际上，环境问题并不一定只有通过引起军事威胁的方式才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从另一方面说，把环境问题作为安全问题来研究，也并不意味着要采用传统的军事手段加以解决，而是应该对传统的安全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并且实现安全范式的转换。
第四，很多美国的环境安全研究者对“环境问题会引起冲突”作为一个前提接受，来考察环境问题的威胁性，但是并没有明确地证明环境退化是否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暴力冲突，或者环境退化是否是暴力冲突的主要原因。也没有回答，为什么人们在存在环境稀缺的情况下会诉诸武力？在方法的运用上，似乎也带有“环境决定论”的特征。确实如某些学者所担心的，这种研究路径可能非但对安全研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反而可能会对美国的安全政策产生不好的影响。
综上所述，现存美国学者环境安全的研究文献主要反应了美国学者的安全话语体系。它们既带有新现实主义的成分，也带有自由主义理论的特征。需要强调的是，美国的环境安全学者最为关注的是可能引起军事冲突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非常担心发达国家自身的国家安全因此而受到威胁。他们的一个假设就是，南方国家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会诉诸于武力。在这个方面，他们是把自己的暴力逻辑推及到南方国家身上。他们在这里提出的环境安全只是发达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的安全，因此是一种消极的安全。换言之，他们实际上关心的是发达国家军事安全的环境方面，而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如何真正免于由环境问题带来的威胁。此外，这些关于环境冲突的文献的一个共同的缺陷是缺少历史性的视角和分析，缺乏对造成当前环境问题的历史原因的探求。这就使他们把威胁定位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和可能的冲突上，而没有寻找发达国家在造成环境问题上的责任。这对于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解决并无助益。也许只有超越对安全的单纯军事化的界定，把某些严重的环境问题安全化，并且超越单纯关注自身国家安全的作法，才能更有力地推动环境安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