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如何影响亚洲价值观
文 《法人》特约撰稿 李怀宇
《亚洲新秩序》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新著，旨在探讨中国如何走出“大国争霸”的传统思想，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作为一部学术著作，郑永年从历史范畴着眼谈政治，置于世界性的视野去看亚洲问题，理论从容，值得借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于世。他一直关切中国内部的改革发展及其外部影响，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和亚洲秩序的变迁密切相关。不讨论亚洲数十年来的变化就很难理解中国本身的变化。同样，不理解中国这些年的变迁也很难理解亚洲秩序的变化。现在中国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亚洲秩序的变化更离不开中国因素。”今天探讨中国崛起之后的亚洲秩序，无论从学术上还是政策上都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郑永年的新著《亚洲新秩序》正是探讨了这一论题，这是一部了解亚洲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
资本的经济伦理和主权国家有关
在讨论全球化和亚洲国家秩序转型这个题目时，郑永年关注到中国发展模式和全球化的关系。他说：“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中国的开放过程也就是中国的全球化过程。中国不仅要学其他国家全球化成功的经验，更要总结其他国家失败的教训。”
在观察中国经济发展时，郑永年注意到“经济伦理”的问题：“资本尽管以利润为目的，但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伦理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种伦理出自不同的方面。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有《道德情操论》一书，认为人具有道德的一面，企业家或者资本者也一样。
证明 记δQk(x,t)=Qk+1(x,t)-Qk(x,t)，δuk(x,t)=uk+1(x,t)-uk(x,t)，将式(3)改写为：
环顾亚洲的发展，郑永年指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市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基本上也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我把这条道路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郑永年提出自己对东亚发展模式的论断：“从国家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看，东亚模式的成功主要是它们选择了与西方先发展国家、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而“在全球化面前，所有东亚经济体都面临产业转移、就业不足（新加坡除外）、内部收入差异日益加大、社会分化严重、弱政府等问题。因此，和西方一样，东亚这些经济体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
不过，我自己觉得，资本的经济伦理和主权国家有关。无论是人的道德天性还是宗教因素，所有的伦理都产生于不同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资本的经济伦理则产生于资本者和受雇者之间的互动和交往。郑永年结合亲身考察说：“前些年，我考察广东和浙江，发现广东外资多，浙江内资多，广东的劳动纠纷要远远多于浙江。同时我发现，在浙江，投资者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一些，因为他们大多雇用当地工人，工人和老板之间容易产生一种共同的认同。老板不可以太过于剥削本地人或者本国人，否则老板在当地的名声会很差。但在广东，外资大多来自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这些外资老板和工人之间很难产生共同的认同感，关系往往不和谐。”由此郑永年认为：“浙江的例子可以支持主权经济体的经济伦理，而广东的例子支持全球化情况下的经济伦理缺失的状况。”
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郑永年很早提出“中国模式”问题：“我相信，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找到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排除向其他国家学习经验。但同时，我认为的确存在着中国模式，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模式高度政治化的讨论显然并不能帮助我们对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充分的认识。那些强调中国模式比其他制度优越的观点已经超出了我的讨论范围。我要解释的是中国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个体制在应付各种问题过程中的优势和劣势。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比其他模式优越，不需要发展和改善了，那么最终只能埋葬这个模式。这对任何体制来说都是一样的。
中国模式需要不断完善体制
效果如此明显，然而ERAS在全国开展的情况却并不十分乐观。施秉银认为，首先，这和整个医院的学术氛围密切相关，医院只有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才会去做；其次，医院领导也要足够重视，从院级层面做好制度支持、年轻医生的培训等；最后，科室负责人也要认识到其对学科发展和临床研究的重要性。
在本书中，郑永年用了较多的篇幅探讨中国崛起与亚洲秩序，他回顾历史：“中国自邓小平开始，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确定了和平崛起的途径。邓小平时代的政策目标是‘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更进一步提出‘和平崛起’的政策。之后，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崛起’概念的敏感反应，中国改成‘和平发展’。”
在20世纪50—60年代，人们也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最优越的，但过几十年，这个体制就行不通了。同样，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一片乐观主义，认为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最后的体制。但没过多久，就发生了经济危机，并殃及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人们不想终结中国模式，那么就要研究其劣势，思考着如何继续改革和不断完善这个体制。”这一番论述，可能会让外人理解郑永年近年来在“中国模式”所做研究的因缘。
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文化逻辑
在西方，“自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问世之后，西方人一直相信自由民主政体是世界和平秩序的制度保障。在经验层面，人们似乎也找到了历史证据，那就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也就是国际政治文献中的‘民主和平论’”。而郑永年发现：“自从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正因为这样，中国官方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话语，希望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忧。”其中，重要的一环是“软文化”的输出。但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今天，我们所有的产品大多是复制品。政府一直在提倡‘文化创新’，但很多人在进行所谓‘文化创新’的过程中，要么简单照抄照搬，要么就是仅仅处于应用性层面，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就是，越说越不清楚。”
郑永年指出，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基于文明之上的国家，很难像一些非西方的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再者，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那样把自己打扮成西方国家。中国强烈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这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文化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郑永年提出自己的方案：“中国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进行文化创造，一种既能够解释自己，又让他人能够了解自己，并且自愿接受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才具备软力量。而要发展具有软力量的文化，中国迫切需要建设中国本身的知识体系，任何一种文化的内核就是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必须是理性民族主义和普世文化价值的结合。”
在探索中国的和平外交历程中，郑永年不无忧虑：“中国目前缺失培养战略家的环境。”他从专业的角度思考：“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的外交领域研究严重缺乏专业性，大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类似于‘报告文学’甚至‘小说’，靠情绪、愤怒来产生影响。缺失专业研究精神使得外交战略领域似是而非，各种‘阴谋论’满天飞。只有理性和科学才能探究未知的事物。没有理性和科学，那么只好假定什么都是‘阴谋’了。例如，这些年来，美国人做什么都被当成‘阴谋’。货币是阴谋、朝鲜问题是阴谋、南海问题是阴谋，等等。因为相信这些都是阴谋，所以自己只好无动于衷。结果呢，自己被各种阴谋所困，眼睁睁地等着各种外交危机的发生，损害了国家利益。”
如何消减公众对外交领域的愤怒？郑永年说：“很简单，要跳出目前的恶性循环，那么首先必须把外交做好。外交做好了，公众的愤怒自然就会消退。公众的愤怒消退了，外交领域的自主性就会增强，政治家、战略家和职业外交家就可以更专业地把外交做好。专业的思想、专业的决策、专业的执行，这些是一个国家大外交的前提条件。”以此观之，郑永年专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思想，正是亚洲新秩序和平发展的温补药。
是的，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不是任何人恩赐的，不是搭便车捎来的，更不是讲空话吹出来的。而是一个汗珠子摔八瓣，一天当三天用，一个人顶几个人干出来。这其中，有石油石化人的一份努力、一份拼搏、一份贡献。
随着国际经济社会交流的频繁，人们不可避免的需要跨文化交流，以英语为语言工具的大学英语教学成为了学生了解其他民族文化背景的平台和跨越文化沟壑的关键。然而，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仍以英语语言知识为主要学习内容，文化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状况无法满足国际化人才培养和跨文化交际的需求，大学英语文化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本文拟通过分析大学英语中文化教学的现状来探讨改革文化教学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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