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是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课题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除了制造出尽人皆知的一厢情愿（Wunschdenken）这个词外，大概还需要制造出象“心愿难遂”（Wunsch－Bedauern）这类词。时下，“心愿难遂”这一说法正传遍所有可能的流派：即那些对幽灵似的共产主义竭尽仇视之能事的流派和根本就不相信苏联也会从事某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流派。在“心愿难遂”派看来，人们对信仰本来就是动摇不定的。过去人们曾经真正的充满希望并且十分乐观，而今却从中吸取了教训。因此可以将现今人们勇气的丧失理解为某种完善和真实，而不要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某种形式的后现代性或“相类似的”感觉。在欧洲和新世界的善于思考的左派看来，西欧，尤其是拉丁美洲的非马克思主义化大概比苏联的消失显得更加民主化，然而，世界其他地方的有识之士却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思想界的优势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存在中推导出它的某种合理性。
因此，我猜测，西方左派的大多数根本就不相信，苏联有能力去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是赫鲁晓夫当政的时候。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党的机构臃肿不堪，裙带之风盛行，使人们丧失了所有真正的依靠，这是一个停滞发展的阶段，它至少预兆了这个一党统治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完结，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同真正的现实相反，其空想的改革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曙光，带给人们的无非是对欲望的渴求，为信仰而信仰，对心愿未遂的回顾感慨。我想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从这些困惑中解脱出来，一方面从某种后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中解救出来，这些陈腐言辞就包含在某些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中；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同一些传媒显然是别有用心地宣传的马列主义区别开来。因此，我们打算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论述这些问题。如果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明马列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创造，那么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东西就必然会作为分析社会的方法论而继续生存下去。至于说到后现代主义，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它就是错误的，我反而认为，这个较新的哲学微观体系对分析后资本主义还是有用的。
从这个意义上我得出这样的答案：我开始对一种天真的、与事实不符的、自相矛盾的所谓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最终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这两种相关联的传媒报道感到十分震惊。不过，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是对资本主义历史上产生的新的结构原则的探讨，是一种新的辩证的和可理解的分析手段的总和，那它就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形式。因此我想指出，准确地说，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包含着其反面，那就是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同样程度的“最终”胜利。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分析体系。它在历史上独树一帜和结构上的无与伦比，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它包含了历史上新产生的各种矛盾，因为这些矛盾既制造又解释这个体系。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资本主义相互竞争的说法，在今天，尤其是现代化理论、工业化、世俗化和资产阶级化这些说法在后现代性的情况下全部都自行瓦解了。所以说，今天在理论上受挫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象自由主义本身及其论述受挫的情形那样糟，就是说，马列主义只是出于责任和义务而放弃了某些发展思想。我想指出，在现代化理论死亡之后，只有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对后资本主义的产生、结构和矛盾进行分析的一种合适的在哲学上令人满意的理论。
我们首先要说明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例如19世纪的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一部分不是，之所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是一种哲学，而宁可说它是一个课题。课题这个概念不同于象范式、认识论或者抽象范畴这些概念，也不同于意识形态或世界观这些术语。课题这个概念强调的是思维方式的效率和提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问题的能力之间的本质关系。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所做的，正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中的最有意义的理论发展和发现。
马克思主义的课题是围绕工业资本的价值生产的属性问题而展开的，其中心问题就是剩余价值问题。价值生产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商品生产、商品的社会心理学、货币理论、社会阶级；价值生产在法律上的说法最典型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给财产下的法律的定义或传统的定义；在历史著述中，价值生产又被说成是一种新出现的经济结构和作为这种结构扩张趋势的外部界限的世界市场。从剩余价值现象得以发生的方式中，人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后哲学的）体系的新形式则是社会的财富，使马克思主义适用于形式众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战略。这些政治纲领和政治战略或是明确地或是默默地援引马克思主义。
不过，危机也不时光顾马克思主义。只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体系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发生了没有预见到的变化，于是就有人试图断言，资本主义这个成问题的对象根本就不再存在了，已经由另一种事物所取代，这种事物的运动规律同资本主义已经迥然不同了，以致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重新正确解释。爱德华·伯恩施坦就是这样论述的。他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发明了渐近主义和改良主义（简言之即修正主义）。这种主义是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特征。它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最初加以分析并概括为一种理论模式的资本主义可能正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向前发展。这种主义就是第一个后马克思主义。随后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在最近10年或15年里，还产生过一系列精巧得多的后马克思主义变种，这些变种同样建立在这一思想上，即我们不再是在同古典的资本主义打交道，而是在同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打交道。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潜能上是那样有效，那样富有，因此，不用进行阶级斗争就能解决最为迫切的人类问题。
不过，从经验论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如果你乐意也可以说是后工业交易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难以置信的。毫无疑问，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总是在追逐最大的利润。它的参与者并没有这种自由，即在某个地方放弃这种基本动机，更别提在某些领域会用别的什么来取代这一基本动机。列宁说，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则是，赢利动机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全球性趋势和无所不在的方法论。
所以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资本主义在伯恩施坦所处的时代其基本特征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中所相信的东西正好也是当代后马克思主义所相信的东西。它们所相信的就是所谓危机作出的回答。这种危机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能力遭到破坏。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和我们这个世纪的七十、八十年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体系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有些象是一次发展上的飞跃。但是这种飞跃并没有触及它的追逐利润的基本特征。诚然，这种飞跃使资本主义的许多外在的征候模糊不清，象是一种新的结构形态，看起来又象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现象。这样一种发展可以从全球地理角度来理解。在伯恩施坦所处的时代里出现了什么呢？是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是对剩余世界进行殖民主义化的一种新制度。随着新的技术浪潮的到来（电力、内燃机），市场体系跨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将完全新的（内在的和外在的）领域都包容在商品逻辑之中。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经历了帝国主义制度和殖民主义的完结，同样也经历了不少值得一提的同帝国主义时代截然不同的发展：跨国康采恩、新的信息技术和新的垄断形式，还有最近以来，美国一再要求充当新的世界体系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监督人，而它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并不是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
与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或垄断阶段相适应的第三阶段则是“后”资本主义阶段，或跨国资本主义阶段，或者说是信息资本主义阶段，其特点是具有新的控制论和核技术，新的国际发展，也就是思想的殖民化。简言之，这个第三阶段就是我们说的后现代性，因为一般说来，人们认为，第二阶段只标志现代性本身的到来。
资本主义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后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这种变化从另一个角度看与过去的清教徒运动和专制统治无关，也同压迫和以往的时髦的舶来品革命无关。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竭力为这些新的现象著书立说，以对这些明显的区别作出解答。发展了的资本主义这一理论的提出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课题。
过去的制度转换导致人们努力研究帝国主义本身的特征。今天的转换已经导致人们努力去理解新的世界体系究竟包含些什么内容。新的资本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影响和监督的新形式，这不就是新的全球性的幻想吗？不过在人类社会对立的一极发生的内在的仿佛是原子和分子般的变化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广义上说，这里可以是指文化一类的事物，尽管文化本身也包含着心灵主体的变化。
20世纪对马克思研究的拓宽，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的拓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资本主义和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加强对文化本身的侵扰（在过去是借助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而今天则是借助新的信息技术）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从第一阶段向第二和第三阶段的转换，尤其是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结构能力，确保其合法性和统治地位。
因此，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文化领域本身可以理解为日常生活，也包括信息、传媒和通信，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各种形式的抽象理论和哲学）取得了最大的进步是不足为怪的。至于说到什么是“文化帝国主义”，那就是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包括电影、电视、信息和假信息、意识形态、音乐、体育、服饰风格和其他时尚，这一切是美国唯利是图的工业的养料以及美国对别的国家施加物质和思想影响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共产党国家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东方国家在文化上软弱无能这一简单的事实。它没有能力建立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前资本主义的传统——所谓民族文化，象传统的中国生活方式或阿拉伯生活方式，由于现代化而遭到破坏。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从来就没有强大到足以抵制西方消费品的吸引力。
我们打算给社会主义下一个最起码的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的安全网、生活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工作和退休。这一切正是社会主义深刻的但又是空想的推动力。社会主义从一种右的角度将自身比喻成担惊受怕的角色。在霍布斯看来，对暴力和死亡的恐惧是有用的工具之一，以便将人们纳入一个受压抑的社会制度之中。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恐惧可以想象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基本经验。
但是，现今在市场口号下的变革即是强行取消现存的脆弱的安全网。东欧“大溃逃”这场滑稽戏的部分原因就是惊慌失措地涌入市场，并自以为，我们也有他们那样的安全网，他们那样的社会福利保障，依据某种魔力和应用某种方式也会拥有超级市场、电视柜台等等，而这些东西正是他们所渴求的，可没有想一想，得到这些东西的条件是要放弃另一些东西，也没有弄明白，市场机制下商品的最低限度的适当的流通与令人心醉的消费不是同一回事。这种集体式的狂热给社会、文化和个人带来巨大的后果，由此带来的却是嗜好毒品、性和暴力。当然我们之中没有人对人性陌生。毫无疑问，对人类社会说来，必须象历史上那样重视所获得的消费至上的经验，以便能自觉地对其他东西作出抉择。
我曾在《后现代性》一书中对市场伦理学进行了探讨，这里不再赘述。鉴于今天以市场的名义对乌托邦作出了庄重的判断，于是需要指出，将市场本身同人类自由联系在一起是滑稽可笑的。没有任何东西能象市场机制那样对人产生破坏性。例如我们在前苏联那里所看到的，不过一个主要的反驳观点是，对“消费品”的选择自由不见得会抵销人类本质的自由，即监督人类自身的命运，共同创建人类自己的社会。将人类的自由转交给著名的“市场机制”就是取消人类自由的要求，这样便无法显示人的本质力量。
社会主义的新图景和一种激进转化的战略将不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工作。因此，我满足于指出那个遭到人们大肆指责的“革命”这个事物。“革命”这个概念是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这种批判认为，这个思想和方法论之间的结构联系就是“极权化”。
在我看来，“革命”包含两种不同的意思，一种是看到社会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必然会形成一种制度。对革命这个概念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人们有可能重新获得社会共同体的实践本身或共同决断的能力。为了便于理解这个观点，这里只需指出，今天革命的思想为什么那样不景气这一点也就够了。后现代性的或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制度附着力”方面的质的飞跃使得人们更难于想象去如何改变它或者说监督它的推动力和发展趋势。毫无疑问，人们只要想到要去夺回这种结构，这就意味着智慧的萌芽。这种想法至少可以保持住“革命”这个概念的意义和生命力。
人们重新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对人与人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对商品形式的生产方式、对各种各样的文化的和消费的欺诈行为进行了非心理学的和非伦理学的分析。物化这个概念作为文化过程的必要阶段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拜物教进行的分析可能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这势必会以一种真正的现代方式或后现代性方式公诸于众。对那种拜物教似的狂热必须除掉其物质幻想的外衣，还其纯洁性，进一步使这种狂热或热情向“精神”和离开肉体的文化倾向发展。形形色色的后结构主义，主要是后现代黑格尔主义为分析这一现象作出了贡献。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哲学，它唤醒人们回忆起60年代新左派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
今天全球性的安排好象有利于全球性的管理和联系。激动人心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呢？从长远来看，将是一种新的全球性的对立的语言和文化。我相信，在这种语言和文化的产生中，马克思主义将扮演一个基本的角色。
宁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译审
（摘自德《论据》1992年第194期）
注释：
*本译文已解决版权问题。
标签：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