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中国进步士大夫的富强观及其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论文,士大夫论文,富强论文,战前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午战前的半个多世纪，是贫穷落后的近代中国向半殖民地深渊不断沉沦、逐渐向下的痛苦岁月，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拚搏奋斗、不断觉醒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面对纷至沓来、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中国社会涌现出了一大批探索国家富强道路的先进士大夫，其中，有擅长笔墨的文人学者，有饱读诗书、通过科举正途而跻身于朝士行列的政府官员，有漂洋过海、亲历西方的驻外使节，也有为洋务大员出谋划策的幕僚智囊。尽管社会地位悬殊，生活经历迥异，但是，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共同目标，他们在漫漫长夜里不断探寻、上下求索，提出了一系列方案。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方案未能付诸实施，但却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西方列强在近代的初次较量，结果以英方大胜、中国惨败而告终。中国在这场战争的败北，其直接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军事技术的落后，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敌强我弱，敌富我贫。贫弱落后就要受欺挨打，这是当时国际政治的冷酷现实。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实现民族的富强，作为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提上了中国近代史的日程。可是，鸦片战争后，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集团上层，并没有对中国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刻反省。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忧时爱国、思想开明的士大夫从迂腐保守的封建营垒里脱颖而出，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时，他们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以极大的历史主动性、自觉承担了探寻富强道路的历史重任。中国在正义之战中惨败的严酷事实使他们感到：中国必须重新认识战胜自己的海外对手，必须对外部世界特别是拥有坚船利炮的侵略者所在的那个西方社会进行一番全面的了解和考察，而再不能象以前那样，浑浑噩噩，不顾时势，安于现状。按照这个逻辑，在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他们先后编译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一批关于外部世界的书籍。通过向外探求，他们了解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物产习惯、风土人情、文化科技以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国门开放，向外探求，使他们在与西方的横向比较中，既看到了中西文明的明显差异，也看到了彼此之间的差距。一向被中国视为夷狄的西方也有强于华夏之处，使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向西方学习以抵抗侵略的想法，魏源将这一思想概括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认为，夷之长技有三：战船、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但魏源同时也承认，仅“师夷之长技”是制不了夷的，“此兵机也，非兵本也”。在魏源看来，只有实现国家富强，才是抵御外侮之根本，而人才兴旺、政令畅通，则是富强的内容和标准。他说：“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竟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①魏源的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许多开明士大夫的见解。这种言论，强调的是内治，并没有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发生任何联系。它表明，尽管魏源等士大夫已开眼看世界，对西方社会有所了解，甚至大胆肯定西方的政治制度，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他们对西方富强、中国贫弱原因的认识，仍留于肤表，未及本质。他们的富强观，还没有冲破传统的藩篱。
二
在中国近代，最先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内政改革的思想结合起来以寻求中国富强之道的思想家是爱国士大夫冯桂芬。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他写下了忧时之作《校邠庐抗议》。在该书中，他通过对西方的认真考察，提出了“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富强之术”的富强观。这种富强观突破了鸦片战后魏源等士大夫关于富强之道的传统见解，注入了西方文化的丰富内容，因而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官僚界关于富强之道的最高水平成果。与魏源等士大夫的富强见解相比，冯桂芬的富强观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他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当时，他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了中国有五不如夷的结论。除了林则徐、魏源等人所说的“船坚炮利不如夷”外，中国还有四不如夷，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居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也就是说，中国除了在军事方面不如西方外，就是在教育、经济、政治等方面，也与西方存在着差距。其次，冯桂芬认为，要改变中国不如夷的状况，只有向西方学习，同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且将二者结合起来。第三，从他所提出的具体措施来看，其向西方学习的范围明显扩大，既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又学习西方的科学技艺，还主张仿效西方，采用机器进行农业耕作，开采地下矿产资源，藏富于民。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冯桂芬通过阅读“夷书”已有很深的了解，并通过比较，看到了它比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优越。但由于时代所限，使他没敢明确地给予肯定。不过，他在为改变“君民隔阂”而提出的“公黜陟”、“复乡职”、“复陈诗”等措施中，却将民主的精神注入其中。
从冯桂芬富强观的上述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形式上，他仍尊重“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但在具体的“富强之术”上，已把中国人关于富强道路的探索引入了向西方学习的轨道，而且不仅使学习西方的范围从坚船利炮扩大到科学技艺，也触及到了经济、政治层面，从而使近代中国爱国士大夫关于富强之道的探索有了明显的进展。
三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门户被进一步打开。西方商品大量涌入，使中国社会经济日益衰败，人们生活更加贫困，边疆危机日益严重。为“求富”而进行的洋务活动，其弊端开始明显暴露出来。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开始创办，西学东渐的规模有了显著扩大。所有这些因素，都促成了中国士大夫阶层思想的进一步分化。以王韬、薛福成、郭嵩焘为代表的先进士大夫，不满于中国贫弱的现实，继续探索富强之道，表达了明确的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富强观。与魏源等士大夫相比，70年代的王韬等人开眼看世界的幅度更为广大。除了以西书为媒介了解世界以外，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还与来华的洋学士朝夕过从，交流学问；也有些人则亲历西方，足践欧土。因此，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他们远远超过了近代开端时期的先进士大夫，对于国际形势和中国所处地位的认识，也非冯桂芬所能相比。当时，他们普遍感到，当今的世界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贫弱的中国正处于强敌的环伺之中。中国要想摆脱危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平起平坐，必须尽快富强起来。他们也一致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只有求变，“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②为此，他们从多方面批驳了抱残守缺、墨守成规的封建顽固派，对于洋务派搞的求“变”措施，他们也大加抨击。他们认为，中国要想富强，必须改革“积数百年末流之弊”，同时，必须学习西方。但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文明面前，什么是中国应当学习的关键呢？在这个问题上，当时先进士大夫们的看法有所不同。王韬与薛福成经过认真分析，取得这样的共识：发展工商业是西方富强的关键所在，因而也是中国应当取法的当务之急。当时，他们的共同思路是，富强是救国的根本，而求富又是求强的基础。那么，如何致富呢？对此，王韬和薛福成分别提出了自己与洋务派“求强”、“求富”不同的见解。王韬认为，兴利是求富的关键。他说：“中国地大物博，于地球四大洲中最为富强，特当轴者不能自握其利权，自浚其利薮，而亟为之兴利焉耳？”③为此，
他提出了采用西方雇佣劳动和公司组织以经营工矿交通企业、反对官办的主张：“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视其所出繁旺与否，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④“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同奋。”⑤他充满信心地说：“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薛福成则提出了“夺外利以润吾民”的见解。他认为，当今的时代是“各国竞争通商”的时代。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在于首先有了发达的工商业，“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既然中国不能禁止与各国通商，那么“惟有自理商务而已”，⑥即仿效西方，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抗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他认为，“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利，夺外利以润吾民，无俞于此。”⑦总之，王韬、薛福成用不尽相同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富强观，即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工商业以实现民族的富强，抵抗外来侵略。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他们在主张兴利、重商、求富的同时，也对西方的议院制度进行了考察，并且还发表了一些赞美之词，但他们并没有将它视为西方富强的根本。与王韬、薛福成生活在同一时期的郭嵩焘则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而且还主张逐渐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并认为后者才是西方富强之根本。当时，他多次强调：“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是。”⑧那么，什么是西方立国的“本”和“末”呢？1875年，他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⑨不过他接着又说：“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意思是说，西政虽是西方立国之本，且本与末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关系，但目前中国还不具备学习的条件，因而应当从“商贾”、“造船制器”的“末”入手，为日后实行“本”打下基础。尽管如此，他承认西政是富强之本，是中国应该取法之关键，这种见解，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破天荒的。
19世纪70年代，王韬、薛福成、郭嵩焘等士大夫关于富强的一系列见解，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突破了60年代初冯桂芬的富强观，即经济上，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政治上，逐渐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只不过在当时，郭嵩焘的言论有些超前，因此显得曲高和寡，其支持者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而主张在经济上学习西方以图富强，还是绝大多数爱国士大夫的共识，是当时先进思想的主流。
四
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在探讨西方富强、中国贫弱原因之时，越来越多的爱国士大夫开始将目光和思维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要求学习西方、开设议院以图中国富强的呼声，日渐高涨。思想界出现的这种转变与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变化有密切关系。首先，从70年代开始出现的边疆危机，此时已形成了明显的民族压迫之势。其次，由地主、官僚和商人向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转化的现象，更加明显。再次，80年代初的中法之战，既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也暴露了洋务运动的诸多弊端。这些社会因素极大地刺激了爱国士大夫的政治敏感性，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使他们迫切地要求改变中国贫弱的现状，沿着70年代郭嵩焘所指明的方向，他们继续探索，进而明确提出了君主立宪的富强观。特别引入注目的是，在中法战争前后，一些士大夫还上奏皇帝或上书清政府，要求开设议院，以救危局。最先上奏清廷要求开设议院的人是崔国因。1883年，他递上了《奏为国体不定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明确地向清政府提出了开设议院以求富强的建议。在奏折中，他首先陈述了中国边疆危机的严重形势，然后提出了十项自强之道，其中第九项便是“开议院”，并认为：“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⑩继崔国因之后，1884年6月，郑观应也向清政府提出了开设国会的要求。同年10月，洋务大员张树声在病危之际伏枕口授的《遗折》中，也向清廷提出了开设议院的建议。他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11)中法战后第三年即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身份，上书清廷。在上书中他指出，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君主专制使民情不能上达。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建议朝廷“增设训仪之官，召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12)“训仪之官”来自民间，有向朝廷提出建议、发表言论的权力。上述四人中，张树声、崔国因地位较高，属上层官僚，郑观应与康有为则地位偏低，属下层知识分子。尽管地位相差悬殊，但在如何实现国家富强的问题上，他们却能够在思想上形成共识，在行动上达到同步。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社会思潮此时发生了重大转向。学习西政，用君立宪代替腐朽的君主专制以谋求中国富强的主张，已由70年代郭嵩焘等个别先觉士大夫的见解，变为多数爱国士大夫的共识，成为进步思潮新的主流。同时也为90年代维新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注释：
① 《圣武记·序》。
②③④⑤⑥⑦ 《弢园文录外编》。
⑧ 《筹洋刍议·商政》。
⑨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⑩ 《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5页。
(11) 转引自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
(12) 《张靖达公奏议·遗折》。
(13) 《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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