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国计与求道之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及其群体活跃于国内外。①就社会商业思潮变迁而言，学界尤其关注晚明有关商业及商人观念的新发展，并着重指出商业“本业”地位的逐步确立。②其中，对工商为“本业”的论说，研究者十分倚重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工商皆本”的提法。③一般认为，黄宗羲将工商业视为“本业”，动摇了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观念，甚至超越了“农商并重”论。与强调黄氏之说的创造性不同，一些学者则注意到其与传统观念的承续。④“重农抑商”与“工商皆本”是不是截然对立的观念，明代经济观念是否发生过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本文试图通过解析明代“本业”观解答这些问题，并进一步观察明代社会变迁在商业观念等层面的体现。 一、民众的生计：工商皆“业” 据王尔敏考证，至少自春秋战国起，中国已基本构筑起以士农工商四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大约到了汉代，士农工商的四民观已成为一种通识。⑤翻检此后历代史料，这种以士农工商组成有机社会的四民观始终存在。在生活水准上，商贾的生活境遇往往优于农、工。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已提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现象。⑥顾炎武的说法为今日学界所熟知：“吴中风俗，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⑦在通常情况下，商业不仅被作为一种生计手段，甚至受到一般民众的青睐。从民众的立场出发，商业即便是与农业相对的“末业”，也首先是一种“业”。嘉靖《六合县志》“民业”条载：“古以百亩之田为常生之业，故逐末有罚。井田既废，业始不一。士不可尚已，其余大者务以居积致富，小者日糊其口，事虽不同，要皆辛苦艰难始克济。”也就是说，自从井田制废除以后，百姓所从事的职业各有不同，而非独农业一种，乃是自然而然之事。就六合县而言，“滁河由六合入大江，通舟楫，易致远近货物，故民多逐末为商贾。其乡民则力田，田事隙则为土木工，或结草破竹为蓑笠箕箒履席之类，以规利城市间。子弟多事诵读，衣冠文物彬彬矣。若游手游食之徒，百无一二”。⑧虽然商贾仍被称为“逐末”，但这只是标签而已，并不妨碍人们承认从事商业为“资生之一策”的地位。明代方志有关地方风俗、民业的描述口吻，大都从侧面展现出这一点。如太仓人龚时宪的《太仓考》称本地“民服农贾，蔑游手游食之习”。⑨弘治《昆山县志》称昆山县“民务耕织渔贾，鲜游手游食之习”。⑩不论这些描述是否有美化本地的嫌疑，农贾并称，且将之与游手游食相对立的描述方式，足以体现时人排斥游手游食(而非排斥商业)的态度。与四民观相对应，以士农工商四业为代表、百姓赖以生活的生计手段都是“业”，而与之相对立的概念一般是“游手”“游食”。 推而广之，不独商业是被承认的职业，其他一些百姓赖以生存的职业也被视为“业”。众所周知，王士性《广志绎》曾谈到杭州的奢华习俗，“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对于杭州游观之业的兴盛，王士性认为，“游观虽非朴俗”，但当地百姓却赖之生活，如果为官者妄加禁止，“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11)实际上，类似的议论在王士性之前即已出现。对于非农非商的“细民”来说，以游观为代表的产业发展有其社会意义。进一步而言，传统上所认为的奢靡风气甚至部分地得到认可，陆楫《蒹葭堂稿》中的论述即是如此： 论治者类欲禁奢，以为财节则民可与富也……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越俗之奢莫盛于杭。……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珎羞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臣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梁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12) 这段曾被傅衣凌、杨联升等学者引用的论述，被余英时认为“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3)站在百姓生计的立场上，此种论述不足为奇。人们甚至应当肯定奢靡在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社会功能。顾公燮言：“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14)“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一旦迫使这些穷人改业，必使其沦为游棍、乞丐、盗贼等游食之徒，为害非浅。(15) 由上可见，士人在论述工商等职业时或用“业”，偶尔使用“本业”。明中后期许多士人谈及四民时，常在无意间展露“生计即本业”之说。如东林学人赵南星“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的说法。(16)不过，“业”与“本业”的差异只是表面现象，所谓“本”也主要是“本分”“本职”的意味。赵南星也曾提道：“夫天下之民，不过农工商耳。而士为之首，是天下之民所待以治者也。……故士之以天下国家为事也，非自任也。犹农之服田，工之饬材，商贾之牵车牛而四方也，其本业然也。士不以天下国家为事而反害之，是三民之不若也。”(17)赵氏意在强调士的社会责任，甚至反映出士较农工商的优越性，也在无意间展现出士农工商皆为“本业”在当时已经是自然而然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并非对传统农本商末的逆转，而是指出了四民各自的本职工作。 在明代，一些族规、家训也明确将工商业作为“业”或“本业”。余英时曾提到《课子随笔》卷2收录的一则明人家训：“男子要以治生为急，农工商贾之间，务执一业。”(18)明代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更为常见。(19)福建莆田人林俊曾在其《联桂族范》中称：“凡林子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士农工商，各守一业”。(20)而与以士农工商为业的四民相对立的，是不事生业的“废业游荡”者。万历间所刊《湖南长沙檀山陈氏族谱》中提道：“业儒习武、农圃树畜、商贾经营，凡精一艺以用世，各当勤其本业，未可无思无谋，废业游荡。”(21)张永明则在“家训”中称： 天下之民，各有本业，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货财。此四者，皆人生之本业。苟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不能此四者，谓之浮浪游手之民，衣食之原无所从出，不为盗贼，必为流移，一旦陷于刑辟……方此之时，欲为四民之业，何可得乎？(22) 早在北宋元祐初年，两浙路台州天升县知县郑至道就曾作《重本业》一文。(23)将该文与上引张永明“家训”进行对比，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后者抄录前者。两者所面临的教化对象略有不同，一为家族内部，一为辖下的百姓，但性质实则不差，均强调不得自陷于“浮浪游手之民”，沦于为非作歹的盗贼或流民群体。 有学者指出，明代中后期以后许多地方家族的生存与发展，尤其倚重家族内部各种职业并存的弹性特征。这种生计方式的多元结构，非但不会在内部发生冲突，而且可以产生互补效果，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有利于整个家族的发展。因此，家族或家庭往往采用农、商等多种生计手段，形成“包容士农工商为一体的家庭经济结构”。(24)在这方面，徽州许多商人家族的生计模式也十分典型。例如，海阳程氏几代人曾综合利用士、商等职业来维持家族发展，至程惟清时，其在临终前嘱咐后人：“若为儒，务力学以待举；若为贾，务力本业以取赢。”(25)不独明代，作为一种经营与发展的策略，对于多种职业的认可在明代之前早已有之。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袁采《袁氏世范》云： 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技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子弟之流荡至于为乞丐盗窃，此最辱先之甚。然世之不能为儒者，乃不屑为巫医僧道、农圃、商贾、技术等事，而甘心为乞丐盗窃者，深可诛也。(26) 余英时曾引此说明宋代儒者“坚持为士之意”，与16世纪以后的四民观有所区别。(27)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作为面向家族子弟的“世范”(与面向士人的道德规范不同)，袁采也不得不承认“巫医僧道、农圃、商贾、技术等”不失为可资凭借的生计手段。 二、国家的立场：以农为本，游手当逐 明朝沿袭传统的本末观，将农本商末作为重要国策。毋庸置疑，农业作为当时国家的根基，比商业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当商业与农业处于竞争条件下时，国家势必强调二者的本末地位。不过，所谓“重本抑末”绝非“灭末”，农本商末也并非明朝本末观的全部内容，商业不必然与“末”相联系，甚或能够获得“本业”的地位。 (一)立国之本：农本商末 在明代，撇开其实质不论，重农抑商的思想标签始终存在。农业历来被视为“本业”，其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曾任户部主事的冯应京撰写《国朝重农考》一文，专门叙述了有明一代对农业的重视。(28)早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已反复强调农业的重要地位。大乱未平之际，发展农业尤为重要。“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大乱未平，民多转徙，失其本业，而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29)国家以农为本，不仅因为田赋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农业生产关乎百姓生计与社会安定。 重农的另一面往往是抑商。永乐元年(1403)，西洋剌泥国使者来华朝贡方物，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永乐皇帝不允，称“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不应侵“夷人”之利而“亏辱大体”。(30)明代沿用了传统的困商、辱商政策，重农抑商的言说与政策始终存在。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农者天下之本，谷者民之大命，乃帝王之先务”，(31)而在农商相较的情况下，农业自然处于优先地位。无怪乎雍正会说，“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32) 从徭役的角度来说，商人役轻而农民役重的问题也受到国家重视。(33)正统初年，江西参议夏时建议制“均徭册”，以税粮多寡为差定徭役。(34)此后，朝廷有意在各地推行均徭法，但推行过程并不顺利。(35)天顺元年(1457)八月，四川重庆府永川县邓
奏称： 切见四川民间赋役俱有定制，其徭役临期，量力差遣。近者官司轻于更变，造成均徭册，以民间税粮多寡为差，分上中下三等，预先定其徭役。且川蜀之民有税粮多而丁力财帛不足者，有税粮少而丁力财帛有余者，今惟以税粮定其科差，则富商巨贾力役不及，而农民终年无休息之日矣。臣恐数岁之后，民皆弃本犚末，为患非细。(36) 且不论邓
等的真实意图，其反对均徭法的理由则是明确的，即“以税粮定科差”的均徭法导致农民负担沉重而商人免于力役。邓氏此说引起明英宗的重视，“命行其说于天下”，供群臣讨论、反思。隆庆年间，吏科给事中贾三近也提到，“务本者孑立之身并应租庸，逐末者千金之子不占一役”。(37)到一条鞭法推行后，有人认为，富商巨贾役使穷人，自己反倒因为没有田地而免于徭役。万历《修水县志》即云：“富商大贾蹛财役贫，赀或累万计而竟以无田幸免。”(38)另外，有两种社会现象被作为一条鞭法造成农民负担重、商人负担轻的佐证。一种现象是百姓逃离土地。嘉靖四十四年(1565)，给事中周诗称，“豪宦连田阡陌，其势力足为奸欺，而齐民困于征求，顾视田地为陷阱，是以富者缩资而趋末，贫者货产而僦庸，又其甚则弱者逃、强者盗矣”。(39)第二种现象是商人不置田土。林希元曾建议征商税以减轻农民负担：“榷酤虽唐之弊政，然今富人避赋役而不殖产，并力于市坊以牟利于四方者皆是。若榷之以稍代农征，亦抑末趋本之意也，何不可乎，此皆因天时地利人事而制用之术也。”(40)后来，明儒吕坤也说，“条编法行，富商大贾不置土田，粮无分毫，差止一丁”。(41)从这种角度出发，重农抑商是保证国家税赋、维持社会公平与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种站在国家立场上对重农抑商的认识，得到士大夫的支持，而其立足点也不外于保证国家赋税、社会安定二者。袁摈曾在德州税课局重建之时指出，明朝田赋远较“古之田税九一”为轻，田赋之外另征商税是“重本抑末之举”，而且“今立课税之法比古之税商大重，正以补田税九一之弗足，重本抑末之良，又有古人之所未及焉者”。(42)袁氏强调的是，重征商税不但可以补田税之不足，而且兼收重农抑商的好处。崔铣着眼于社会风尚，明确以“重农、抑商、道俭”为治国关键。从社会负担上看，“农苦以获粟，商坐而取赢，农业布野，商藏财笥，故一切之征，农靡孑遗，商若罔知”，如果不能“挈商积以敌农产而均之”，则“转移风尚，浇淳散朴”，天下人趋而从商，国家统治的根基被动摇。百姓不愿从事农业，加以工匠不能安于本职工作，必将乏食，国家在饥荒、战乱等灾祸面前将束手无策。(43)反过来则如周忱所言，“耕稼劝则农业崇，而弃本逐末者不得纵。由是，赋役可均而国用可足”。(44) (二)社会控制：士农工商皆本，游手为末 如前所述，从百姓的眼光出发，“本业”是指以士农工商四业为代表的、百姓赖以生活的生计手段。这一认识显然得到明朝政府的认可。在政府看来，与士农工商四种“本业”相对立的“末”，往往指“游手”(无正当职业者)，与“盗贼”“奸民”“无赖”“惰夫”“游食”“生事之徒”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这种本末观不仅着眼于民生，更建立在便于社会控制的考虑之上。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一方面鼓励百姓垦田，发展农桑业；另一方面，又推行以整顿户籍等为核心的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朱元璋曾谕户部大臣：“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庶几可以绝其弊也。”(45)朱元璋虽强调农业的根本地位，却未宣示商业为“末作”，而以禁止游食、禁止僭越服制、实现四民各安其业为迫切任务。朱元璋推行里甲制度的目的也不外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在里甲制度下，邻里必须互相知晓丁数、职业，即“某民丁几，受农业者几，受士业者几，受工业者几，受商业者几”，从而达到“市村绝不许有逸夫”的状态。朱元璋又特地指出，业商者“商本有巨微，货有重轻，所趋远迩水陆，明于引间”，而邻里务必周知其返归本地的期限，商人“若或经年无信，二载不归，邻里当觉之，询故本户”。(46) 明初的户籍登记以元代为基础。洪武二年，朱元璋曾下诏百姓不得擅自变乱各色户籍，“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人户，许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47)而从百姓职业上说，朱元璋认为，四民应当各自守业，不得随意变更。即使商人也是如此，“是农是工，各守本业，毋许闲惰。巨贾微商，供报入官，改古之制，常年守业，消乏不堪，复入官报，更名某业，不许在闲。”(48)商人要弃商业而改行，必须是在亏乏不堪并经官方许可的情况下进行。赵俪生认为，这种立法的用意，是禁绝一切游手好闲和为非作歹之人。(49)因此，洪武二十六年编定的《诸司职掌》明确规定“游食”之徒充军。显然，“游食”与业商不同： 其市井之民，多无田产，不知农业艰难，其良善者将本求利，或开铺面于市中，或作行商出入，此市中之良者也。有等无籍之徒，村无恒产、市无铺面，绝无本作行商，其心不善，日生奸诈，岂止一端，惟务勾结官府，妄言民之是非。此等之徒，设若官府差为吏卒，其害民之心，那有厌足。(50)不事农业的市井之民，分为两种：行商坐贾的业商者，是“市中之良者”；无籍之徒，干一些为害百姓的勾当。后者便属没有本业的“游食”之徒，是朱元璋意欲打击的对象。 尽管官府极力限制“游食”之徒，但明代中期以来，流民与游民问题仍趋于严重。何良俊曾云，由于“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正德以后人民不能“安于田亩”，大批百姓转而为“乡官家人”、蚕食于官府、改业为工商者、游手趁食，直接导致作为政府赋役的来源的编户齐民减少。(51)谢肇淛则称，古时人口稀少而人人有田可耕，至明代人口增加了十数倍，没有足够的田土供百姓耕种，故游食者众多。当时所谓的“游食者”，在京师有阉竖、宫女、娼伎、僧道等十余万人；在地方则除僧道、娼妓外，尚有“巨室之苍头使女”、“绿林之亡命巨驵”。谢氏认为，游食者众而耕作者少，远过于前人所说的“谓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的情景。(52)隆庆六年(1572)八月，兵科给事中李熙题五事，其中有“驱游民”、“禁末作之民”两条： 先王于民，辨之以四，士农工商，各勤其业，故衣食足而储蓄裕也。方今法玩俗偷，民间一切，习为闲逸，游惰之徒，半于郡邑；异术方技，僧衣道服，祝星步斗，习幻煽妖，关洛之间，往往而是。夫游惰日众，生理日废，饥寒切身，则必转为非义，刑法禁令莫可如何矣。臣为游民当驱者，此也。 先王之制，百工也，奇技淫巧，必严其禁。盖以逐末者多则力本者少，此自然之理。今之末作可谓繁伙矣。磨金刮玉多于耒耜之夫，藻绩涂饰多于负贩之役，绣文刎彩多于机织之妇。举凡可以耀耳目淫心志者，罔所不施其巧，财安得不糜而费安得不竭也。诚使今之司民者，程课百工，各按其度，诸有造作，一依会典，毋得逾越。若违式不法，则服用者罪，而制造之人亦必并坐。如此，则作无益者不摈而自消，恣无涯者不戢而自敛，俭朴日敦而民知力本矣。臣谓末作当禁者，此也。(53) 此疏经户部讨论，得到肯定。我们从李氏的说法中也能看出：其一，士农工商四业为百姓生计，不事此四业者为不务生理的游民，包括闲逸游惰之徒、僧道等；其二，从事“奇技淫巧”的百工是应当禁止的末作之民；其三，“藻绩涂饰多于负贩之役”一语，尤能反映以商业不同于末作的肯定态度。 诚如李熙奏疏所言，“游手”还常指涉寺观中的僧道。林聪《修德弭灾二十事疏》“汰僧道去游食”条称： 先儒有曰：国无游民则生者众矣。甚矣!游食者为国之碹也。盖一夫耕之，十人聚而食之，虽欲不饥，其可得乎？一妇蚕之，十人衣之，虽欲不寒，又可得乎……虽曰朝廷未尝给以粮饷、散以衣布，然其所服食者皆军民之衣粮也……况此辈既无室家之忧，又无名役之扰，服夷狄之服，心禽兽之心，奸盗诈伪，又有不可胜计……(54)僧道乃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的游食者，不仅流于异端之教，而且妨害国家生财之大道。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观点，明代许多方志在“寺观”条下批判僧道之属“游手游食”、“瑄财耗国”。如嘉靖《仁和县志》“寺观”条即云：“然吾杭之寺观独甲于海内者，盖以东南财赋之地，杭号繁华，游手游食者易相汇集。……岂知碹财耗国，莫此为甚。”(55) “游手”的危害不仅体现在财政方面，更在于其逸出官方控制，对社会安定造成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认为商贾与“游手”有着天然联系。尽管存在路引、商引等约束，但商业的流动性导致商人极有可能脱离官方控制。如永乐七年(1409)五月，永乐帝谕北京耆老时提到，“为乡坊之长者，教训其乡坊之人，农力于稼穑，毋后赋税；工专于技艺，毋作淫巧；商勤于生理，毋为游荡”。(56)将商人与游手相关联成为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式，甚至在明中期以来商业经济活跃、出现商人侨寓与定居化趋向的背景下，(57)仍有人固执地认为应当抑制工商业，甚至将工商与游手相提并论。嘉靖《香山县志》对“民”的划分是典型一例，该志将“民”划分成农、灶、织、牧、园、渔、猎、市、矿九等，“而工商游手之徒不与焉”。(58) 三、以求道为终极目标的士大夫：求道与业读的分离 传统所谓“各执本业”，即士业读、农业耕、工业技巧、商业贸易。对读书人来说，“本业”核心是以求道为终极目标的读书，兼及与读书相关的事业。(59)但明中叶以后阳明心学的兴起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士大夫读书与求道合一、靠诗书谋生的观念。“异业而同道”、“业”(职分)与“道”(性分)间关系的调整为士大夫转变“本业”观提供了思想前提。如是，士大夫越来越措意于治生，士商合流等成为自然而然的社会现象，传统“士业读”的本业观发生变化。 (一)异业而同道 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在为商人方麟所写的《节庵方公墓表》中提到：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极其所趋，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比之具养器货之益，罪浮而实反不逮。(60) 余英时认为，此墓表提供了“弃儒就贾”较早的典型，反映了儒家伦理与商人阶层发生联系的渠道，展现了王阳明对儒家四民论所提出的新观点。因此，该文是“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61)不过，余先生此论有拔高之嫌。(62)一方面，如前所述，士农工商只是职业分工不同(四民异业)的观点，是传统认识。另一方面，阳明的论述重点是“同道”“尽心”，即四民平等说的成立是以面对超越性的“道”为前提，士农工商均有追逐“道”的权利和义务。王氏既是以此鼓励列于士之外的社会群体勇于寻“道”，并有意将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作为讲学对象，(63)更是要表达对“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的社会风气的不满，以鞭策士人树立一心向学、成就圣贤事业的志向。 但不管怎样，王阳明对“四民异业而同道”的强调，都预示着一种新思想动向的开启。这种动向在王阳明之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王阳明认为，日用百行均无妨于为学。如为商贾、从事举业，都无妨为圣学、成圣贤，(64)只要所有作为以“志于道”为大前提。阳明后学大都继承王氏这一立论前提，如王畿与邹守益都曾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学)。王畿《书太平九龙会籍》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士以诵书博习，农以立穑务本，工以利益器用，商以贸迁有无。人人各安其分，即业以成学，不迁业以废学，而道在其中。……是故处则有学业，出则有职业，农则有农业，工商则有工商之业，卿相则有卿相之业。业者，随吾日用之常以尽其当为之事，所谓素位而行，不愿乎外者也。”(65)邹守益《示诸生九条》亦称：“自公卿至于农工商贾，异业而同学。闻义而徙，不善而改，孳孳讲学以修德，何尝有界限？古之人版筑渔盐与耕莘齿胄，皆作圣境界。世恒訾商为利，将公卿尽义耶？苟志于义，何往而非舜？如以利也，何往而非跖？故善学者易志不易业。”(66)同时，在阳明学人主持的讲会上，士农工商混杂的场景屡见不鲜。(67) 到了泰州学派那里，平民化的儒学伦理展露无遗。王栋曾评价其师王艮曰： 自古士农工商业虽不同，然人人皆可共学。孔门弟子三千，而身通六艺者才七十二，其余则无知鄙夫耳。至秦灭学，汉兴，惟记诵古人遗经者，起为经师，更相授受，于是指此学独为经生文士之业，而千古圣人与人人共明共成之学，遂泯没而不传矣。天生我师，崛起海滨，慨然独悟，直超孔孟，直指人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识一字之人，皆自性自灵，自完自足，不暇闻见，不烦口耳，而二千年不传之消息，一朝复明。先师之功，可谓天高而地厚矣。(68) 秦汉以前，士农工商“人人皆可共学”，而秦汉以来圣学断绝不传，个中原因乃“经生文士”垄断了圣学。王栋指出，直到王艮接续“二千年不传之消息”，打破士人对“道”的垄断，明示士农工商、愚夫俗子皆可共学的道理，这种圣学泯灭的黑暗局面才得以改变。又如何心隐曾在“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语境下提到“士农工商”，其《与艾冷溪书》称：“言心、言性、言道者，公之所熟言者也，似无俟于再言。但言心而未言心之所在，于大而学之，则士农工商莫非在、莫非心，心心各在，各在心足，终身莫知，此心之大学矣。言性而未言性之所率，于中而庸之，则士农工商莫非率、莫非性，性性各率，各率性成，终身莫知，此性之中庸矣。”(69)因此，在追求超越性的“道”的面前，包括工商在内的四民是可以平等前行的，而求道就不是士大夫的专属品。 与“异业而同道”相呼应的，是明中后期学者对性分、职分所做的区分。吕坤《呻吟语·品藻》云：“论性分，则尧、舜与途人可揖让于一堂。论心谈道，孰贵孰贱？孰尊孰卑？故天地间惟道贵，天地间人惟得道者贵。”(70)陈第《松轩讲义·放心辨》在批驳“专于静坐”的做法时则称：“且此学无分于士农商贾，皆可为也。故士而专于静坐，则士之业废矣；农工贾而静坐，则农工贾之业废矣。天下岂有废业而可以为道乎？”(71)讲到“性分”或“求道”、“为学”，“职”或“业”的不同是次要的，即职分的差异性并不妨碍性分的一统性，士农工商皆可求道。 (二)“士业读”本业观的动摇 表面上看，“异业而同道”的意义主要是承认农工商贾的“本业”地位。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其更为士大夫调整自身的本业观提供了契机。这种本业观宣称“士业读”(读书以求道)，(72)至少在观念上对士大夫产生约束作用。然而在明代中期以后，这种束缚力量却逐步减弱。目前学界关于治生论、士商合流等现象的讨论，重点揭示了明人对商业的态度转变，本文将更关注传统的“士业读”本业观所遭受的冲击。 自从元代理学家许衡提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命题以后，(73)后世儒家多有评说。王阳明曾称，“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74)不过，王氏的学生对此颇为不解，“许鲁斋言学者以治生为首务。先生以为误人，何也？岂士之贫，可坐守不经营耶？”而王氏的回答则耐人寻味： 但言学者治生上，尽有工夫则可。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75) 王阳明的回答，可与《节庵方公墓表》“四民异业而同道”之说法相呼应。阳明心学尤其注重内在的心理动机与状态，故说若“心体无累”，即使从事商贾货殖之事(做买卖)，也无妨于学。值得注意的是，许衡“学者治生最为先务”之说也有类似前提：“治生者，农工商贾而已。士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若以教学与作官规图生计，恐非古人之意也。”(76)许衡以“处之不失义理”为商贾治生的前提，与王阳明强调“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不无相通之处。 明中期以后，学者却多为许衡的治生论进行辩护。如高拱对“鲁斋治生之说何如”的回答是：“治生之说，后世或非之，然亦未可非也。”(77)方弘静称：“许鲁斋言‘学者以治生为先’，阳明非之，以为‘大误人’。余谓阳明误矣。”(78)骆问礼说：“许鲁斋谓‘学者治生最为急务’……此真切平允议论。”(79)针对许衡的治生论，这一时期的学者多有讨论，且多反对阳明“许衡治生之说误人”的观点。虽说如此，这些学者却也基本承认阳明所言“心体无累”的前提，将其转变为设定治生的底线——不以谋利为目的。刘宗周称：“许鲁斋尝云‘为学以治生为本’。此言出，甚为世所讥议。后人当善会其意，知非教人谋利也。”(80)换言之，“非义无为也，非力无食也，可以为朝夕而已，无贪心也，是为治生之道，非货殖求富之谓也”。(81)在具体内容上，这要求士人把握好治生的尺度，既不应有过高的经济追求，但也要避免许衡所云“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的严重后果。(82)诚如薛应旗、方弘静的反问，前者说：“彼登龙断、执牙筹，而厚自封殖者，适以罔其生耳，岂治生之谓哉!”(83)后者则说：“所谓治生者，岂必如白圭猗顿趋时若鹜者耶？”(84) 不过，明中后期士人经济窘迫的社会现实是其赞同治生论的主要理由。宋哲宗时，司马光任宰相，每每于朝下问及士大夫的经济状况，称“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刘宗周对此有所感慨：“贫穷之累人，甚矣!古今来有不为此败节丧名者几人？”(85)针对治生问题，高拱则有看似夸张、实则反映社会现实的说法：“后世田无所受，人自为生，苟无以治生，将遂粒米立锥之无有，父母妻子且饿以死，亦岂生人之理乎？”(86)这些感慨并非凭空而发，实际上反映出当时士人的经济现实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87) 回头来看，王阳明对治生论的回应虽立意于“心体无累”，但却在实质上冲破了“士业读”的本业观，使将“做买卖”作为治生手段成为可能。面对治生的困难，有些人坚持“士业读”的本业观，(88)但更多的士大夫选择“异业治生”。特别是随着明代中期以来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士人的“异业治生”不仅常见，而且对“异业”的选择也逐渐偏离传统的“耕读相伴”模式，展现出一种重贾的倾向。(89)治生模式改变与“士业读”本业观动摇相互作用，求道与读书就不再是单纯的、一对一的关系，甚至“弃儒就贾”的现象也越来越常见。 四、结语 纵观整个明代，“以商为本”和“重农抑商”两种观念并存，但其所处的“语境”有所不同。只有充分注意两种观念的“语境”，辨析民众、国家和士大夫的不同立场，才能理解两种看似矛盾的观念的并存。对于民间社会的百姓而言，作为一种标签性概念的“本业”并无实际意义，有意义的是与游手游食对立的“业”。一般百姓虽不能全然不顾及政府、士人有关“本业”与“末业”的区分，但“士农工商”等主要是职业的不同，虽有辛劳、获利的区分，但都是借以生活的生计手段。在社会现实中，不管士大夫是否承认工商等职业的“本业”地位，工商等都是民众实际从事的职业。但反过来看，正是“职业即生计”的社会现实在明中后期的凸显，至少促使士大夫在评判不同的生计手段时，反复强调这种基于民众立场、以士农工商皆为“本业”的提法。 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本业”的含义包括两层。其一，“本业”与“末业”的区分，首先是一种国家立场上的观念与政策。在宏观上，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农业发展是保证国家赋税、社会稳定的前提。特别是在农业与工商业进行比较(甚至两者发生竞争关系)时，国家更要突出农业的优先地位，甚至明确标举“农本商末”或“重农抑商”的政策。对此，王阳明《禁约榷商官吏》“照得商人比诸农民固为逐末，然其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的说法是很好的诠释。(90)其二，在控制之内，国家允许百姓从事各种合法职业，而职业分工也是必须存在的。对于商业，国家的态度倾向于规范而非完全抑制，因而不时出台保障商人权利、促进商品流通的政策。(91)不过，由于商业的流动性强，国家就不得不提防从商者转化为“游手”的潜在危险。 实际上，上述国计、民生角度的“本业”，更多沿袭了传统的观念。最能观察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变迁的，是士大夫本业观的演变。概括而言，读书与求道在明代中期以后呈现出分离的趋势，即求道者不必为业读的士大夫，而求道的士大夫也不必只业读。湛若水尚本诸传统的耕读观念，称：“治生止于竭力耕田而已，外此加毫末，便不可入尧舜之道，更学何事？”(92)吕柟则提到经商的问题：“商亦无害，但学者不当自为之，或命子弟，或托亲戚皆可。不然，父母妻子养何所取给？”(93)吕氏之说有所保留，以士人自己不从事商业为底线，但王阳明等学者“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观念，则进一步为士大夫调整本业观提供了契机。士商合流现象越来越常见，不但反映了明中叶以后士人生计窘迫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现实，还与士人本业观的转变密切相关。 注释： ①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的兴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②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9-142页；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8-442页。 ③即“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参见《黄宗羲全集》第1册《明夷待访录·财计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④冯尔康、林丽月认为，黄氏之说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一脉相承(参见林丽月《试论明清之际商业思想的几个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711-733页；冯尔康《关于黄宗羲工商“皆本”思想》，《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3期)。许敏则指出，黄宗羲此说既处于工商业发展、社会观念转变的特定背景下，又是黄氏“吸收前人先进思想的结果”。关于后一点，她曾列举南宋学者陈耆卿、晚明东林学人赵南星等人的说法作为例证(参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133页)。 ⑤王尔敏：《四民名义考》，氏著：《先民的智慧：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经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224页。 ⑥汉文帝时，晁错上疏称“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也反映出商人的生活状态常优于农民的社会现实(参见《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3页)。 ⑦[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续修四库全书》第5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6页。 ⑧嘉靖《六合县志》卷2《人事志·民业》，《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807-808页。 ⑨嘉靖《太仓州志》卷2《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20册，第147页。 ⑩嘉靖《昆山县志》卷1《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9册，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5a页。 (11)[明]王士性著，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 (12)[明]陆楫：《蒹葭堂稿》卷6，《续修四库全书》第1354册，第639-640页。 (13)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氏著：《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14)[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苏杭奢靡》，谢国桢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15)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抚藩禁烧香演剧》，谢国桢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第21页。 (16)[明]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10《寿仰西雷君七十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17)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10《贺李汝立应乡举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册，第265页。 (18)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氏著：《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第291页。 (19)这与明中后期宗族的发展、族谱等文献资料的大量出现有一定关系。 (20)[明]林俊：《见素集》卷2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9页。 (21)该家训还强调读书不可或缺、以农为本，称“惟读书明理，均不可缺，且人生心闲身健，不可常得，分阴瞬息，岂容虚度？尤思士当济时，非止容身肥家。农为食本，须知艰难稼穑”(参见[明]陈萃麓、陈寿麓《湖南长沙檀山陈氏族谱》，《家训·勤业俭用》，明万历刊本)。 (22)[明]张永明：《张庄僖文集》卷5《家训·力本业》，《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7册，第383页。 (23)[宋]应俊：《琴堂谕俗编》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第241页。 (24)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25)[明]汪道昆：《太函集》卷37《海阳长者程惟清传》，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800-802页。按：这类史料在《太函集》中尚多，蒙匿名评审专家提示，特此致谢。 (26)[宋]袁采：《袁氏世范》卷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8册，第623页。 (27)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氏著：《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第305页。当然，16世纪以后是否出现四民观的大转变尚需论证，而16世纪以后儒者对四民的看法是否出现明显变化更有待进一步探讨。 (28)[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上)，台北：明文书局1981年版，第63-80页。 (29)《明太祖实录》卷19，丙午正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59-260页。 (30)《明太宗实录》卷24，永乐元年冬十月甲戌，第447-448页。 (31)参见[明]陈以勤《披哀献议少裨圣政疏》，[明]陈子龙等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310《陈文端公奏疏·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6册，第608页。 (32)《清世宗实录》卷57，雍正五年五月己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6-867页。 (33)工商业者与游手类似而逃避了徭役是传统的认识。如苏辙《民政》云：“然当今之所谓可役者不过曰农也，而农已甚困，盖常使尽出天下之费矣。而工商技巧之民与夫游闲无职之徒，常遍天下，优游终日而无所役属”(参见吴永哲、乔万民主编《唐宋八大家·苏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34)参见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食货二·赋役》，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8页。 (35)均徭法的推行过程十分曲折，可参阅梁方仲、岩见宏等学者的论著。 (36)《明英宗实录》卷281，天顺元年八月丁酉，第6031页。 (37)《明穆宗实录》卷46，隆庆四年六月壬寅，第1146-1147页。 (38)万历《秀水县志》卷3《食货志·田赋》，《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173页。商贾“蹛财役贫”的问题，司马迁已提及(参见《史记》卷30《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1425页)。 (39)《明世宗实录》卷545，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丙戌，第8803-8804页。 (40)[明]林希元：《同安林次崖文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80页。 (41)[明]吕坤撰，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32页。 (42)嘉靖《德州志》卷3《重建德州税课局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57册，第515-516页。 (43)[明]崔铣：《洹词》卷8《政议十篇·本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7册，第563-564页。 (44)[明]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陈子龙等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22《周文襄公集·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2册，第289页。 (45)《明太祖实录》卷175，洪武十八年九月戊子，第2663页。 (46)[明]朱元璋：《大诰续编·互知丁业》，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795-796页。 (47)[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19《户部六·户口一》，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350页。 (48)朱元璋：《大诰续编·松江逸民为害》，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第794-795页。 (49)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57页。 (50)朱元璋：《大诰续编·市民不许为吏卒》，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第847页。 (51)[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1-112页。 (52)[明]谢肇淛著，郭熙途校点：《五杂俎》卷8，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53)《明神宗实录》卷4，隆庆六年八月癸酉，第168-171页。 (54)陈子龙等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45《林庄敏奏疏·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22册，第462-463页。 (55)嘉靖《仁和县志》卷11《寺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4册，第168页。 (56)《明太宗实录》卷92，永乐七年五月壬申，第1199页。 (57)对此，汪士信、王振忠、王日根、龙登高、祝碧衡、于运全、许敏等学者均有所研究(参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112-129页)。 (58)嘉靖《香山县志》卷2《食货》，《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16页。 (59)张居正《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云：“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也，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此所谓“本事”，正是读书人的“本业”(参见[明]张居正《张太岳先生文集》卷29，《续修四库全书》第1346册，第206页)。 (60)[明]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6-1037页。 (61)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第296-297页。 (62)陈学文指出，“王阳明对方麟弃儒业商也仅是对个体而言，并不是提倡、赞扬弃儒业商的社会流风”，所以余英时的评价“似乎是过高了”(参见《明中叶以来“士农工商”四民观的演化——明清恤商厚商思潮探析》，《天中学刊》2011年第3期)。 (63)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引言”，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64)《传习录》卷下载：“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参见陈荣捷编《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卷下第241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65)[明]王畿著，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173页。 (66)[明]邹守益著，董平编校整理：《邹守益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728页。 (67)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引言”，第12-16页。 (68)[明]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32《泰州学案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41页。 (69)[明]何心隐著，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5页。 (70)吕坤：《吕坤全集》，第794页。 (71)[明]陈第：《一斋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7册，第262页。 (72)众所周知，对士大夫来说，历来“耕”的合理性不言而喻，故“耕”甚至可以被视为士人的“本业”。 (73)[元]许衡著，淮建利、陈朝云点校：《许衡集》卷13《国学事迹(耶律有尚)》，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28页。 (74)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卷上第56条，第54页。 (75)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拾遗第14条，第237页。 (76)《许衡集》卷13《国学事迹(耶律有尚)》，第328页。 (77)[明]高拱著，岳金西、岳天雷编校：《高拱全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6页。 (78)[明]方弘静：《千一录》卷7《子评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26册，第213页。 (79)[明]骆问礼：《万一楼集》卷56《治生》，《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4册，第665页。 (80)[明]刘宗周：《人谱类记》卷下，“记警不治生产”，《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7册，第246页。 (81)高拱：《高拱全集》，第1166-1167页。 (82)许衡：《许衡集》卷13《国学事迹(耶律有尚)》，第327页。 (83)[明]薛应旗：《方山先生文录》卷9《治生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02册，第319页。 (84)方弘静：《千一录》卷7《子评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26册，第213页。 (85)刘宗周：《人谱类记》卷下，“记警不治生产”，《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7册，第246页。 (86)高拱：《高拱全集》，第1166页。 (87)从生存状态来看，士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远低于其文化身份地位，形成一种“地位相悖”与“身份悬浮”的现象(参见刘晓东《晚明士人生计与士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刘晓东《“地位相悖”与“身份悬浮”——生存状态视角下的明代士人社会地位刍议》，《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 (88)以身殉明的温璜早年丧父，其母陆氏独力抚育他成人。崇祯十六年(1643)中进士时，温氏已年近花甲。陆氏察觉到治生的严峻，故曾教育温璜：“治生是要紧事。汝与常儿不同，吾辛苦到此，幸汝成立，万一饥寒切身，外间论汝是何等人。”但面对温璜“古人治生为急，一读书，生事啬矣”的抱怨，陆氏则安慰道：“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各人各治所生，读书便是生活。”由此可见，虽然作为不事“异业”的读书人，温璜的生活处境较为艰难，陆氏仍希望温璜做到“读书便是生活”，在科举上寻找出路(参见[明]温璜《温氏母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7册，第525-526页)。 (89)刘晓东：《论明代士人的“异业治生”》，《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 (90)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16，第629页。 (91)张海英：《明中叶以后“士商渗透”的制度环境——以政府的政策变化为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92)[明]湛若水著，钟彩钧点校：《甘泉先生续编大全》卷25《冼少汾问目五条》，第2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http://hanji.sinica.edu.tw/index.html，2016年2月20日。按：《湛甘泉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6册)未录此段文字。 (93)[明]吕柟：《泾野子内篇》卷27《礼部北所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4册，第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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