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主要学术贡献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主论文,要学论文,贡献论文,雷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雷海宗（1902-1962年）字伯伦，河北永清县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
对于雷海宗的学术贡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民国传记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l China”)①把雷海宗的主要学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殷周年代的考证问题；二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两周论；三是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质疑问题。这三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但不太全面。
下面就我能力所及，分六个方面来谈一下雷海宗的主要学术贡献。
1、在哲学思想方面，雷海宗特别重视人类的主体能动作用。他引用“大我”，“小我”等概念表述他的哲学思想，认为如果“把个人看为宇宙的缩影，个人就是小我，把宇宙看为个人的扩形，宇宙就是大我。”②从而把个人与宇宙有机地联系起来。
宇宙之大，大而无外，超乎人心所能想象的范围。人类与宇宙各星球相比，出现之晚之渺小至极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宇宙尽管大，但人类所希望的，所追求的，较宇宙尤大。”③就是说宇宙再大也没有人的希望大，人类充满无穷的欲望。怎么理解呢？雷海宗主张，宇宙虽早虽大，但那是机械因果的毫无意义的存在。只有人类出现以后，世界才有了复杂的意志，无穷的希望，无限的追求，整个世界才变得有意义。他说：“时空无限的宇宙能有意义，那个意义是人类给它的，否则宇宙只是狂风暴雨的黑暗严冬而已，无再高的意义可言。”④正是就这种“意义”的意义上来说，宇宙再大，也没有人的内心大。“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在人的方寸之中，这一切赋有意义，也就是因为经过了方寸的融化。”⑤“宇宙即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也是就这个意义上讲的。由此而推及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亦如此。他认为对“历史与时事的彻底认识，可以说是一个人自己人格的一种内在的发展。”⑥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丰富的人格，才能洞明世事，因为“往古来今的一切，只是每个人的心里乾坤，每个人的心中各有乾坤，乾坤之大小就要看心胸之广狭了。”⑦单纯知道某一史实何时何地发生，并不能算真知，只有当你把这一史实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联系起来之后，使这段史实在你的心中发生“意义”，这才算真知道该项史实。因为这种“知道”再不是表面的，抽象的，而成了活的具体的景象。这充分表明雷海宗非常注重人的主观体验，重视人的主体能动作用。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展望到，今日的人类绝不代表最高可能的知力与觉力，或者人类进步不已，或者高于人类的新的灵物出现，他们的思维能力会特别发达，对于宇宙必有大于我们的了解。“终有一天有物能彻底明了宇宙，与宇宙化一，小我真正成了大我，大我就是小我。”⑧这是彻底的夭人合一思想。是人与自然逐渐融合化一的必然结果，这对思想的彻底解放，有着重要意义。
2、关于殷周年代问题，这是古史上争论不决的问题。一般地说，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始于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此前年代都被认为是难凭之传说。比如对周室元年的年代问题，有价值的说法有两个：公元前1122年，据《三统历》；公元前1027年，据《竹书纪年》。雷海宗认为这两说代表两种可能的年代考定法。第一说为刘歆《三统历》根据片段史料所推定。第二说为历史之记载。然而，按第一说，古今推算者不只一人，推算结果相差甚远，少者有四、五十年，多者近百年，可见两说必有一误，或者两者全误。
根据片段史料而以历法推定历史上年代，必须有以下两个条件为前提：“（一）由吾人所确知之最早年代（如共和元年）至吾人所欲推定事实之年代（如周室元年），其间片段史料必须完全可靠，而非为疑似之传说；（二）于先后两年代间所用历法情形吾人必须详知；若有历法之改革，吾人亦须明晰。”⑨而关于共和前之年代只有《尚书》中有少数意义不清之记录。其记录是否可凭，尚有问题。其次，古代历法变更问题更是一大难题，今日根本无法解决，所以这种推定方法往往不可靠。推行既然不可靠就只有信古代传说，然古代传说之有确定年代者惟有《竹书纪年》，而《竹书》又为战国末年作品，上距周初已有七八百年之久，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呢？对此雷海宗进行了考证，对这一问题乃至整个古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提出一种人们少用的方法：“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中国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则。盖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即可婚娶，至迟不过三十，所谓‘男子三十而娶’者也。故以平均而论，娶妻生子年当在二十五左右；而帝王继位自周以下大半采长子继承制，故平均每世二十五年不爽也。”⑩运用这种方法，绝对年代虽不可确知，但大概年代必可求出，其差别也决不至再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是他认为，运用这种方法尚须有声明者数则：’（一）创业帝王往往即位已至垂死之年，故不能计为一世。（二）一代将亡时，往往一二幼主继位，不过十年即被废弑，此亦不能计为一世。（三）普通若有一二世兄弟相继者，兄弟二人或数人宜以一世计算，不能每君定为一世也。（四）若祖孙相继，则宜计为三世，非二世也。（五）吾人对不满四世之朝代概不计算。”(11)他根据以上原则，把各朝代推定结果与实际记录列表如下：
朝 代 世代实际年数 推计年数实际与推
计年数差
周共和以下
23
572
575 3
西 汉
9214
225 11
东 汉
8196
200
4
晋
5155
125 30
唐
12
289
300 11
宋
12
315
300 15
元
6107
150 43
明
12
276
300 24
清
8268
200 68
元代与本题无关，清代不立太子，每世继位者非长子而为幼子。故虽无兄终弟及之名而有其实，晋亦如此，除武帝外皆兄终弟及。非中国历史上之通例，可作别论。其他六朝皆为四世百年之有力证明，上下三千年而无真正例外之生理事实，是可以承认的。以此推测，则周元年应在1030-1020年间，与《竹书纪年》的1027年相吻合，《竹书》之纪年可信无疑。
雷海宗按照这种办法，推定汤五中原当在1600年左右。这与《左传》宣公三年谓“商祀六百”相合。若周元为1027年，则商元当在1600年左右，与推测恰相符合。另外，雷海宗还举出两个旁证，都证实这种推计是可靠的。
这样一来，雷海宗把中国历史可靠之纪年，由共和元年（前841年）上推至周元（前1027年），甚至商元（前1600年），澄清了这段历史长斯以来无年代可考的糊涂观念，对古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此文发表不久，即得到燕京大学洪业(William Hung)和瑞典学者波恩哈德·卡尔格林(Bernhard Karlgren)的赞叹和支持。(12)
3、关于历史的分期问题。雷海宗认为普通所谓断代即历史的分期问题，一般人认为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起见，实则不然。对历史的不同分期方法和方式，代表了根本历史观的不同，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首要问题。他说：“历史就是变化，研究历史就为的是明了变化的情形。若不分期就无从说明变化的真相。”(13)分期的重要可见一斑了。他反对通常用的西洋正统分期法，即把西洋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他认为这种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因为当时的文人对方才过去的千年史发生了反感，认为自己的精神与千年前罗马人以至尤前的希腊人较为接近，与刚刚过去的时代反倒非常疏远，奉希腊罗马时期为经典时期(ClassiculAges)，现在即为这种经典时代的复兴时代(Renaissan-ce )，这两期中间的一段，他们认为是野蛮人戈特人(Barbrous or Gothil)的时代或称黑暗时代(Dark Ages)，恨不得把它一笔勾销，因此又称为“中间时代”(Mediaevel)认为这两个光明时代之间的讨厌的中间一段，是隔段了一个整个光明进展的障碍物，即颇含有讥讽厌弃的意义。整个西洋史就被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代。那时的心理认为“古”与“真善美”是二而一的。这种对历史的三段分法乃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普通见解，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是在一种严重的崇古心理的驱使下产生的。此其一。其二，这种分法的另一弊端是，随着地下发掘的增多，上古的古代，拉得越来越长，把民族血统完全间断，文化系统线索不明的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也加上去，甚至有人从开天辟地或天地未形之先讲起，把上古视为无所不包的“乾坤如意袋”，愈发使人怀疑史学到底有没有范围，是否一种大而无外的万宝囊。(14)众所周知，雷海宗是以独立的文化区为单位来研究历史的，因此被称为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所谓历史，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并不是由开天辟地以迄今日演变的种种。历史的时间以最近五千年为限。”(15)因为，前此的发展是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与人类学的园地，与正当的历史学无关。他说：“文化既是个别的，断代当然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16)不能把上下相接不起来或几个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而牵强分期。因此他反对以某种考古发现，任意把历史向上拉长的行为，认为那是一种“盗谱高攀的举动”，因为旧石器时代的“人”根本“非我族类”，新石器时代的人与近人大概或有血统关系，但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文化，仍然一脉相通，并无显著的分别，仍属人类学的范围。因此，雷海宗认为：“由史学立场看，北京人的发见与一个古龙蛋的发见处在同等的地位，与史学同样的毫不相干。”(17)他进一步主张所谓“英国史”、“欧洲史”、“俄国史”之“英国”、“欧洲”“俄国”并不是自然地理学的范围。一块地方并不一定就有它的历史，当然，由自然科学的立场看，地方也有历史，但那是属于地质学与自然地理学的范围，与史学本身无关。只有“地方与民族打成一片，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以内，才有历史。”(18)必须明确历史的范围。
不同的文化，各有其生成、发展、消亡的有机过程，各有各自的发展步骤，不能勉强牵合在一起胡沦着研究。不同的文化或者在时间或空间上有着交互关系，但若把这个每个有自主自立的历史合并叙述的话，必使读者感觉头绪混乱。“把几个独立的线索，用年代先后的死办法，硬编成一个线索，当然要使读者越读越糊涂了。”(19)他反对简单以时间先后或空间近疏来一刀切历史。时间相隔千年或地域相距万里，但两种文化历史有可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因而也就可以超越时空来进行比较，以见其异同，这样在每个文化的发展中，不同的时代与变化也就可以看清楚了。
在这种分期思想的指导下，雷海宗把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分为两大周。“第一周是最初至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383年至今日（指抗日战争时期──笔者注），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20)这就是他关于两周的中国文化的最早论述。这种历史的分期方法,是颇具哲学眼光的,它专门研究一个文化、一种文明的兴衰，把历史的所有目光专注于中国文化是继续能够生存下去，还是即将灭亡，紧扣着时代的主旋律，所以，雷海宗此论一出很快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且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这种分期思想可以说是雷海宗的又一大学术贡献。
4、关于中国文化的两周论。对于中国文化两周论，雷海宗前后共有四种解释。第一种是在1936年，他对自己研究得出的这一结论感到惊讶。他认为中国“这种独到的特点，可使我们自负，同时也叫我们自惧。其它民族的生命都不似中国这样长，创业的期间更较中国为短，这正如父母之年迈叫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据普通的说法，喜的是年迈的双亲仍然健在，惧的是脆弱的椿萱不知何时会忽然折断。”(21)究其原因，是因为胡人血统的渗入，造成胡汉合一。再就是印度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文化发生了化学的作用，形成梵华同化的第二周文化。(22)
第二种说法，是在1938年，雷海宗为汉口《扫荡报》写的一篇专论“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说：“中国文化为何能有第二周？这个问题与上面尚未解答的今日为何能如此英勇抗战的问题，可以一并回答。中国文化的第二周可说是南方发展史。”(23)
第三种解释，是1942年。他认为：过去的文化为何一定都要毁灭我们不知道，中国为何能独存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强为解释，虽不太难，……若勉强作一个比喻，我们可说文化如花，其他的文化都是草本，花一度开放，即告凋死；中国似为木本花，今年开放，明年可再重开，若善自培植，可以无限地延长生命。”(24)
第四种解释，据建国后，雷海宗的档案材料有云，民族的历史有盛有衰，盛衰的根本原因不可捉摸，多数的民族都是经过一盛一衰后就不能再起，以至于死亡。中国显然曾兴盛，现又衰弱，中国是否就没有前途，不能再创造一个第三周的中国文化呢？一向的爱国思想使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所以最后就认为中国是例外的，今后一定可以再兴。他认为这只能说是感情成分多，理智成分少的一种看法，是爱国思想所产生的一种信仰。
这前后四种解释，结论虽差别很大，但所体现出的实用主义治史倾向和浓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25)同时，通过这种由肯定性的答案到一种吞吐怀疑到不能解释，反映了雷海宗思考的困惑。起初，他认为只要向西洋文化学习，趋同于西洋文化就可以迅速强大起来。之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日益尖锐，其弊端暴露无遗，雷海宗产生了困惑，欧美文化显然已呈下落趋势，对中国的影响日趋薄弱，单纯效法西洋文化，显然已经不行，经过思考，雷海宗得出结论说：”我们对西洋文化中的一切可以不至再似过去的崇拜盲从，而是自动自主的选择学习。”(26)这说明他对中国文化和前途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
5、关于史学理论方面。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不言而喻，就是研究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变化过程，实际上却绝不如此简单。雷海宗认为“过去”或“历史”一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实际运用当中往往把这两种含义混淆而不自觉，是许多误会的来源。
“过去有二，一为绝对的，一为相对的。”(27)如果把过去的事实看为某时某地曾经发生的独特事，而不问它与再远的过去或再后的未来的关系，把它看为超然而独立的既成事实，那个过去是固定的，是已定的，是一成不变的，是万古如此，绝对不可换回的。比如说，长平之战，秦败赵，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等。凡此都已过去，永远不会再有分毫的改变，过去已经如何就是如何，任凭后人如何赞成或反对，不管后人如何记载、转述，再不能把这些事实取消、修改或增删，这种历史观、过去观就是绝对的。这是完全抽象的纯理智的看法。雷海宗认为这种历史观当为一种哲学的见解则可，作为一种文学的慨叹对象也可，然而，这却不是普通历史学的历史知识。史学的过去观应是相对的，是瞻前顾后的。一种历史事实发生了，却不应孤立地去看，而应把它放在具体地历史环境中去把握，不仅要看此事对于以往的关系，对于未来的影响，而且要弄清它在当时的地位，对今天所仍有的意义，然后，那件事实才是真正的历史知识，才成为历史学的事实，才有意义，才由死变活。这种历史观就是相对的历史观，这才是历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
雷海宗认为搞历史研究不应是就事论事，而是因事论理，要看透历史事件背后活的意义，而且要把握住历史事件与此时此地此人此景有生动关系的意义。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件事实有百世为变的意义，此代认为第一等重要的事，被代或认为无足轻重，此地认为可赞的事，彼地认为可憾。此人认为平淡的事，彼人或认为意味深长。我们生于现在，创造未来，这是人所共知的，其实我们也创造过去，却不为人们所注意。应该指出雷海宗不承认或者说没注意到历史本体（即绝对的历史）对史学本体（即相对的历史知识）的最终决定作用，因而使他的史学思想沿着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轨道无限下滑，最终导致了其史学的实用主义倾向。(28)
基于对历史学研究对象的上述区分，有人肯定会因此对历史学发生疑问，历史学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呢？雷海宗的看法是：历史学从根本上说是主观的。但是这种主观应正确理解。因为他认为，这种相对的历史观“只不过是说历史学是活的，是人生的一部，我们对于过去的了解，也是我们今日生活不可分的一部。”(29)民族的历史与个人的历史都无不如此。比如一个人的已往经历一去不复返，此后不同的时期，对这段经历会有不同的追忆，其意味也远不相同。这种种追忆哪种是合乎事实的？若绝对的讲，恐怕都不合事实，最少不合乎全部事实。但就不同时期的需要与情绪讲，各在当时是都合乎事实的。这是关于个人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在他看来也正是如此，绝对的真实永难求得，即或求得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过去，真正的历史知识，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对于过去活动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主观的，它的价值也就主观。雷海宗更进一步认为：“生而为人，不能脱离主观。如果历史有客观的意义，那个意义不是人类所能了解的。……只要人仍为人，他对于未来只能摸索，对于现在只能猜测，对于过去只能就他对于现在的看法与对于未来的希望而给它一个主观的意义。”(30)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所谓主观，与随心所欲是有根本区别的，它受着现实实践的检验和制约。
关于历史认识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雷海宗认为历史认识“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的精神的表现，一种整个宇宙人生观应用于过去事实的思维反应。”(31)生于某个时代，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一切知识、欲望、思想与信仰而全不了解，那么，就不可能有明了历史的能力。而且，由另一个方面讲，对现实的理解愈深，回过头去看历史就会愈透。一句话，对历史的认识依赖于对现实的现解。因为：首先，认识者是生活在现实当中的人，其行为举止，思想意识不可能不受现实的影响，这就是通常所谓时代感，其次，雷海宗认为，现实社会的动与静直接影响到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在他看来，如果现实是一个停滞的时代，历史的认识只能模糊不清。相反，“一个时代愈发紧张生动，那时代少数警觉性深刻的人对过去的历史也愈发看得透彻。”(32)比如在战国时代，处于这样的时代看历史，“向后回顾，来龙清楚；向前瞻视，去脉分明。这是人类心胸最开朗的时代。”(33)由此可见，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关于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搞史学没有理论不行，哲学就是解决理论问题的。史学与哲学的关系如何呢？雷海宗认为：史学与哲学是同存亡的。他说：“史学的消灭与哲学的结束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34)一个独立的思想被扑灭窒息后，历史的了解也必同时消亡。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哲学眼光，在资料面前，认识者会感到手足无措，并且资料愈丰富愈如此，资料愈赋有哲学意义愈如此。在他看来，一般人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为历史的人，根本可以不论，即或知道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的人，以为事实搜集得相当多之后，道理就自然显明了的“剪刀加浆糊”的史学也不能称为真正的史学。他劝告那些只知终年累月在训诂考据中兜圈子的人说，中国的乱纸堆，二千年来堆得太高了，没有必要把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都考证清楚。他说“中国只要不亡，此后千万年都是我们可以尽情沉湎为训诂考据的时间。”(35)“有心的人，为何不抖去堆满败简残篇的斗室中所沾的灰尘，来到海阔天空的世界大吸一口新鲜空气。”(36)这种主张无疑给沉闷的历史学界，吹来一股清爽的凉风，他提醒人们要面对现实，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
历史哲学在现代已由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分析的历史哲学，有人或称为科学主义的历史哲学转向人文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转向在中国现代史学中也是有反应的，而雷海宗史学思想的价值恐怕就在这种转变上，他促成并推动了中国现代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
6、关于奴隶社会质疑问题。
雷海宗认为，从生产工具的发展看，从有人类以来，生产工具的发展有四大阶段：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石器时代相应的社会性质为原始社会，没有争论；问题在于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前阶级社会的这一段。按过去的一般习惯，往往把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前一段称为奴隶社会，把铁器时代的后一段划分为封建社会。他认为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理由是把生产工具基本相同的时期看成是两个社会阶段，把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时期看成是一个社会阶段，是违反生产工具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的。这样就是只在口头上承认生产工具重要，具体问题上又忽视了它的重要性。至于说生产力的另外一方面──有一定生产经验和技术并使用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的人，他认为在研究历史时不必过分强调，因为在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许多经验、技术，今天没人知道。“所以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我们是否可以假定为当然的？是否可以不必在这上面多做文章？”(37)在这里，他把生产力中的生产工具视为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通过对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生产工具和社会面貌进行的分析，认为奴隶制度在世界史上是不存在的。“在历史上，真正的奴隶国家只能是例外，不可能形成通例。”(38)
此论一出，在学术界再度引起很大反响。不久，随着反右斗争在全国的展开，雷海宗被打成右派，受到了点名批判。
今天看来，雷海宗此论，并不是一篇不关痛痒的论文，但仍属学术争论的范畴。
在历史的分期标准问题上，他不同意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尤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认为应重视生产力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此来反对在历史分期问题上过分强调政治大事件、阶级斗争因素的偏向。应该说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过分强调生产力，尤其是强调生产工具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忽视人的因素，忽视人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也是不对的。
在否定奴隶社会这一历史阶段时，雷海宗还过分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把罗马的奴隶制归因于对地中海的征服和控制，认为这是罗马特殊条件下的特例，在亚非大陆都不可能存在。这与30年代王宜昌的观点似乎又同出一源。都存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嫌疑。(39)对奴隶社会的否定过于武断。但是，尽管如此，这些观点仍属对学术理论问题的不同看法，把这些意见当成路线分歧、右派言论来批判，显然是错误的。此后，对有无奴隶社会阶段的问题就被列为禁区，没人敢再发表不同意见。其实，问题并没解决，而古代社会研究中的简单化和公式化倾向得以滋长，使史学沿着“左”倾路线无限下滑，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总之，雷海宗是拥有丰富的学术思想、古今中西兼通的史学大家之一，他的有些学术思想至今仍有着重要的价值。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注释：
①"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l China HowardL.Boorman,Editor,Columbia Vniversity Press,1968,New York and London .Vclume I。
②③④⑤⑧均见雷海宗：“人生的境界”，《周论》2卷19期。
⑥⑦均见雷海宗：“史实，现实，与意义”，《北平日报》民国36年10月19日。
⑨⑩均见雷海宗：“殷周年代考”，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1年2卷1期。
(12)"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l China HowardL.Boorman,Editor,Columbia Vniversity Press,1968,New York and London .Vclume I。
(13)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外一种），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21页。
(14)(15)(16)(17)(18)(19)(20)(21)(22)(23)(24)(26)(31)(32)(33)(34)(35)(36)同上书，第124页，201页，130页、125页，126页，129页，131页，153页，140-141页，160─161页，220页，220页，324页，324页，326页，327页，328页，328而。
(25)比如：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嚣张，企图灭亡中国。雷海宗从中国南方军队的英勇抗战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于是便把中国何以有第二周文化的原因归结为南方发展史，以鼓励抗战。
(27)(29)(30)均见雷海宗：“历史过去释义”，《中央日报》（昆明版），民国35年1月13日。
(28)详见拙文：“雷海宗早期史学思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3期。
(37)雷海宗：“世界史分期和世界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7期。
(38)雷海宗：“世界史分期和世界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历史教学》1957年7期。
(39)详见林甘泉等著《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