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词演进轨迹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金元论文,轨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32(2003)04-0060-07
论词史者，常常将金词、元词都置于南宋词之后进行评述，从两宋词的承接性来看，这种方式未尝不可，但它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即似乎金词、元词不过都是宋词之绪余或是宋词之后的发展阶段。而实际上金国的灭亡比南宋早了将近半个世纪，南宋、金、元这三朝之间都有一段不短的重叠时期，因此从时代角度来观照明显比从朝代角度要更为合理。本文认为金元词不是孤立发展的，它们与宋词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共同构成了自12世纪上半叶至14世纪下半叶240余年的词史。
关于金元词之演进轨迹和发展阶段的问题，近十数年来，在若干相关论著中都有所涉及。择其要者，约有以下三方面：
（一）对金词的单独分期
对金词分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之不同。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前言》中将金词分为三个阶段：金初期，主要包括金太宗、熙宗、海陵王三朝，以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为代表；金中期，主要指金世宗、章宗朝，以党怀英、赵秉文为代表；宜宗、哀宗朝为金后期，以元好问为代表。[1]唐圭璋、钟振振《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前言》采用了四分法，即在前述三分法的基础上，将金初期又分为两期，太宗、熙宗为一朝，海陵王时期为单独一期。[2]钟振振先生后来发表的《论金元明清词》一文中亦谓：“金初吴激等实为北宋词的亡国之音；海陵王、蔡松年奠定学苏的基础，开有金百年词运；世宗、章宗时期，金词大盛；金亡前后，元好问词为金词之最高成就与辉煌结束。”[3]刘锋焘《金代前期词研究》一书将金词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金初太祖至熙宗时期为金词的准备期；海陵王时期为金词出现全新气象的时期；大定、明昌间的金词为承平文人心态的反映；宣宗南渡前后为继承与变化并存的时期；金亡前后为金词的辉煌结束。[4]这实际上是把金后期再析而为二的详细分法。
（二）对元词的单独分期
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前言》中对元词亦有论列，将元词分为早期词家与元中叶词家两类，前者多为宋金之遗，后者则以刘因、许有壬、张翥等词人为代表。么书仪《元词试论》[5]一文是较早的一篇有关元词的专论，认为“元词的创作，按照内容的基本特点和时间的先后，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出生于元一统之前的词人创作；二、出生于元一统之后，死于元亡之前的词人作品；三、元末明初的词”。
（三）对金元词的综合分期
黄兆汉《金元词史》[6]中将金词与元词并观，综合划分为六个阶段，并定出了明确的时间界限：一、金初期(1115-1160)，以“念国怀乡”为基本内容；二、金中期(1161-1212)，以“写景抒情”为主；三、金末(1213-1234)，以“忧时伤乱”为“总主题”；四、元初期(1235-1294)，以“悲凉慷慨”为创作基调；五、元中期(1295-1332)，崇尚“闲适旷达”之情，出之以“艳词丽句”；六、元末(1333-1368)，以感时伤世、“遁世逃情”为特征。赵维江《金元词论稿》[7]一书则以“南北宗”词风的嬗变为核心，认为金元词史“基本上是北宗词兴盛和衰微的演进史”，在此基础上将金元词划分为五个阶段：一、宋室南渡到金世宗即位(1127-1161)，是北宗词体派的创立时期；二、大定、明昌前后(1161-1213)，是北宗词的进一步完善阶段；三、金末元初(1213-1260)，是北宗词创作的高峰阶段；四、元世祖中统至元仁宗延祐年间(1260-1314)，是北宗词持续繁荣和南北词风交会阶段；五、延祐至元末明初(1314-1368)，为南宗词复兴和北宗词衰微阶段。
上述各种分期所采用的角度各不相同，综而言之，约有四端：一是以该朝代的兴盛、衰亡为基本标志，如金初期、金中期、金末期的提法；一是以创作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为标志，如钟振振、刘锋焘、黄兆汉诸先生的观点等；一是直接以词人的生活时代为标志，如么书仪的三分法；一是以某种词风的流变为标志，如赵维江之论。应该说这些分期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和完善了对于金元词的认识，就算试图另起炉灶，也很难脱出这些基本框架。尽管如此，本文仍然认为对金元词的演进轨迹进行正确的阶段性划分，下列数方面的因素是首先必须加以考虑的，这是宏观把握和细致体验此一时期词史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金元词与南宋词的共时性与交互性
前文所引述的这些分期方法在有一点上倒是相同的，即：仅仅是就金元词而论金元词。金词和元词并非截然两歧，而是有着多方面承传关系的两个阶段，这在黄兆汉和赵维江两位的观点中已经有所表现，同时也是目前词学界的共识。然而金元词只是这一时期词坛的一个方面，作为另一方面的南宋词，实质上与金源一代以及元代前期至少有150年时间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一为北中国词，一为南中国词。就地域、文化和词风上来说，南北自有差异，但是就时代而言却有着明显的共时性，它们在词史的横剖面上是属于同一层面的，因此，只论南宋而不及金元的研究视角本身就有缺憾。相反，如果只是孤立地谈论金元词本身的演进和分期，而忽略了它与南方的南宋词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论五代词时，只论西蜀词或只谈南唐词的分期一样，必不能合理地反映这一阶段词史的全貌，也就失去了其标识性意义。如果用长距离、大比例的眼光来看，从北宋到元末词坛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的轨迹类似，也正好经历了一个“合、分、合”的循环。北宋词为“合”，金词、南宋词、元前期词共同构成“分”，元一统天下之后又为新的“合”。由“分”到“合”的 流变过程，才是一个完整的词史阶段。反之，如果只看到“分”中的一部分发展到“合”，就不能很圆满地解释这个“合”的缘由与方式。同时，金元词并不是封闭和孤立地发展的，它和南宋词也处于不断的交流之中。就词人的南北交互性而言，金代词人中有不少是由宋入金者，如宇文虚中等；而南宋词人中亦有由金入宋者，其中最典型的则莫过于辛弃疾了。正是这些“外来”词人，给词坛或辟出了一条新路，或带来了新的气息，而且往往“落户”之后，便成大家。正如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中所论：“金源之于南宋，时代正同。疆域之不同，人事为之耳，风会曷与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尝不可南。如吴彦高先在南，何尝不可北。”就词作的南北交互性而言，金词名作多传入南宋，如吴激的《春从天上来》、《人月圆》（题作《青衫湿》）二词就被收入了南宋黄昇于淳祐九年(1249)所编的《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二之中；周密《绝妙好词》卷二亦收有蔡松年词二首；蔡松年的《萧闲集》六卷、吴激的《吴彦高词》一卷亦著录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同时，南宋文字亦往往北传入金，例如刘祁《归潜志》卷八曾记载：“（李屏山）晚甚爱杨万里诗，曰：‘活泼剌底，人难及也。’”这就说明了南北文坛风气的交互性。因此，在探索词史的流变、观照金元词的演进时，就必须将宋、金、元融汇贯通，力图打破以王朝来分割文学发展的局限性，把金元词与处于共时与交互状态下的南宋词联系起来看待，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在这个视角中，考察的对象便应是12世纪上半叶至14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整个词坛。
（二）王朝更叠带来词坛的新变化
正由于宋、金、元三朝是一个由“分”走向“合”的时期，其间王朝的更叠自然便成为最引人注目的阶段性标志。尽管朝代的更叠只是政治层面的事件，但由于传统文化与思想积淀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人无不与现实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宋、金、元三朝之间的更叠，既不是以和平方式完成的，也不是如赵匡胤陈桥兵变那样，因绝对优势反而可以相对平静地实现政权交接，而是通过长达数十年的铁血战争强行推进的。蒙古灭西夏用了22年(1205-1227)，灭金用了23年(1211-1234)，灭南宋用了41年(1235-1276)，可以说整个13世纪的2/3时间，中原南北皆笼罩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在这种背景下，王朝更叠决不仅仅是单纯的改朝换代而已，它不仅带来了政治与社会的剧烈动荡，而且身处于这个时代漩涡中的文人的命运与心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作为生活经历与内在心灵的外化和流露，他们的词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此一时代的深深烙印。此时的王朝更叠，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有着根本不同。金代是第一个以少数民族政权而在中原站稳脚根的朝代，元代则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空前的大帝国。对于传统的汉族文人来说，这种打击是更深层面的，心里上的失落、无所归依之感与现实中仕进之路的堵塞，使他们与前辈和后代文人都产生明显的断层。然而，尽管从政治和民族战争的角度来看，汉族是失败者，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汉族文化却无一例外地将外来者基本同化。这种双重的复杂关系绞合在此时文人的心灵中，并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表现。在这240余年的词史中，每一次重大的转向和新发展几乎都与王朝的更叠有关。金灭北宋，击碎了“政宣风流”，却反而激发了南宋初期南渡词人们爱国热情的高涨；而金初“吴蔡体”的形成也可以看作是王朝更叠所促成的。蒙古灭金，金遗民成为这一时期词坛上的亮点；元灭南宋，南宋遗民又成为词坛的主导力量。同样，元代后期天下大乱的动荡局势，使得元末词与元代中期词表现出颇为明显的差异。就金、元两朝词来讲，金初、金末、元初、元末之所以呈现出创作上的高潮，并不是偶然的。因此，分析金元词的演进与流变，就不能不考虑王朝更叠对词史的影响。
（三）词人群体对词坛走向的影响
金、元时期词人群体甚多，有些纯粹是地域性的，如绵亘有元一代的大都词人群，他们的创作风貌各有特色，只是由于地域上的接近而可归为一类；有些是心理趋同型的群体，如阵容颇壮的遗民词人群，身份、心境类似，但词风不妨有所差异；还有的是创作趋同型的群体，其成员身份、地位各不相同，词风却较为接近。不过更多的还是上述三方面融合型的词人群体，地域、心理、词风三者都相对近似。就词人群体对词坛走向的影响而言，首先自然是表现在金、元时期的词人群体本身就构成了词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元与南宋词坛中，大批词人群体与词派的成形和涌现，是晚唐、五代、北宋所不及的，这时期的一些大家名家，往往也即是某一词人群体的核心人物，或是某一词派的代表人物，如辛弃疾之于南宋爱国词人群、刘辰翁之于元初的江西词人群、元好问之于金遗民词人群等，这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更重要的一面是，词人群体的形成、解体与转化的过程也就反映了词坛新的走向。如以金元之陈北方的东平、真定两个词人群体为例，这是两个以金遗民及其后继者为主的、由于金元之际特殊的政治局势依附于汉人世侯而形成的词人群，元好问在其中都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使得它们都体现出浓厚的遗民倾向。这些群体的形成揭示了由金朝到金元之际词坛的转向，承载着一代文人心灵的寄托。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遗民逐渐凋谢；随着权力格局的变化，它们所依托的汉人世侯亦实力衰微，群体的凝聚力随之减弱。而且许多词人被元廷所收用，因此两个词人群体在元世祖至元中期以后便逐渐解体。这又说明了以金遗民为代表的词坛风气就此结束。而随着东平、真定词人向大都的汇聚，这两个词人群又逐渐转化，促使了人数更多、延续时间更长的大都词人群的形成，也促使了代表元代新气象的词坛风气的产生。另外词人群体可以是跨朝代的，如自南宋中期一直延续到元代中期的姜张词派，绵延近百年而词脉不绝如缕，它的延续和承传过程对词史的重要影响不言而喻。因此对金、元时期词人群体的把握，有助于清晰地认识词坛的整体走向，在分析金元词的演进轨迹时，词人群体是一个应该重点关注的因素。
（四）词学观念的衍变在词史发展中的作用
一部词史不仅是创作史或作品构成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词学观念的衍变史。特定的词学观念对词人群体形成和词坛风气的转向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如要梳理金代词史，金源词人对苏学的传承就是一个必要的角度。翁方纲在《书遗山先生集后》中说：“程学盛南苏学北。”其《石洲诗话》卷五中亦云：“有宋南渡以后，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金代苏学盛行，在词史上也有反映。从蔡松年、赵秉文等人对苏词的自觉效仿，从王若虚、元好问等人对苏词的高度评价，就可以窥见金词的发展轨迹。同样，从张炎等人对姜夔的推崇之中，以崇尚骚雅、讲究词法、注重音律的词学观念为线索，也可以寻出元代初、中期词史演进的阶段性特征。故词学观念的流变对于探索金元词的发展轨迹亦值得加以重视。
综而言之，要对金元词史进行分期，就必须将南宋词和金元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融通性的观照，在此视野下，注重王朝更叠、词人群体、词学观念对词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才能正确地勾勒其流变和演进过程。据此，本文将这240余年的词史划分为借才异代、气象鼎盛、遗民悲歌、延续传承、曲终奏雅五个阶段，各阶段时所跨时间亦长短不一，系于词脉而不系于时。以下分别就每一阶段的分期理由与总体特征稍加说明。
一、借才异代期(1127-1150)
“借才异代”是清人庄仲方在《金文雅序》中的话，他说：“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先后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这本是对金朝初期文人来源的评述，不过借用来指词史，也同样合适。而且不仅金代如此，南宋初期词坛上的主要人物亦皆来源于北宋词坛，当然，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异代”之人，这里只不过取其宽泛意义而已。公元1127年，是北宋灭亡和金、南宋各自立国并进入对峙的时间，作为此期的上限。公元1150年，时当南宋绍兴二十年和金海陵王天德二年，之所以选取这一年为下限，首先是因为南宋境内的一批南渡词人，大多在本年前后的10余年间相继辞世，如李纲卒于绍兴十年(1140)，葛胜仲卒于绍兴十四年(1144)，吕本中卒于绍兴十五年(1145)，赵鼎卒于绍兴十七年(1147)，叶梦得卒于绍兴十八年(1148)，向子諲卒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一作二十三年），李弥逊卒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周紫芝卒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李清照约卒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后（注：此依王仲闻《李清照事迹编年》，见其《李清照集校注》附录。），朱敦儒卒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眼光如果再放远点，陈与义卒于绍兴八年(1138)，张元干卒于乾道六年(1170)左右。其次，在北方的金境内，由北宋入金的一批词人，也都在本年前后的5-10年间去世，如吴激卒于皇统二年(1142)，宇文虚中与高士谈皆卒于皇统六年(1146)，蔡松年卒于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另外随后的新一代词人也在这前后崭露头角，如海陵王完颜亮于1149年杀熙宗，自立为帝，被断为“正传之宗”起始的蔡珪与王寂皆于天德三年(1151)中举，赵可于贞元二年(1154)举进士，郑子聃于正隆二年(1157)年举状元；任询，冯子翼、刘仲尹亦皆于正隆二年中举；又王庭筠生于贞元四年(1156)，赵秉文生于正隆四年(1159)。因此从这三方面综合考虑，把1150年这个折衷点作为本期的下限。
活跃于这20-30年间词坛上的词人，不论是在北方的金，还是在南方的南宋，都是“借才异代”，他们在王朝更叠之后迸发出的创作新变，构成了这一时期南北词坛中的亮点。就南宋词而言，“靖康之变”使不少词人一改北宋时的创作风貌，在词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将原先弥漫于词坛的笙箫细响冲刷殆尽，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却成为词坛风气转向的新契机。如向子諲《酒边词》176首，便分成了“江南新词”与“江北旧词”两个部分；张元干北宋时期的词风婉丽妍秀，南渡之后，却一变为慷慨悲凉，充满着郁塞不平之气，为后来的南宋爱国词派导夫先路；李清照在北宋时期的词作以空灵飞动之笔自写闺阁心情，清新倜傥，南渡后则突出抒写在时代苦难中的深沉感受和巨大不幸，愁苦凄凉，将传统抒情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另外还有像朱敦儒这样既偶有故国之思，又潇洒飘逸、颓唐自放的一派。总体上来说，这些词人都是由北宋进入南宋，其创作则是时代巨变的折射，所以被后人统称为“南渡词人”。就北方的金词而言，性质也十分类似。元好问在《中州集》中说：“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中州集》卷一）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以及高士谈诸人本皆北宋人，在金灭北宋的过程中，或使金被留，或兵败被俘而仕于金朝，成为金初最重要的几位文人。正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带来这种身份的转变，在他们的词中就往往流露出身宠神辱、违己交病的复杂矛盾心境，在感时抒怀中也常常曲折地表现出故国之思。
南北词坛中这些自“异代”借来的词人，对随后词坛的影响亦非常类似。南宋爱国词派可以追溯到赵鼎、李纲、张元干诸人，在朱敦儒词中也未尝不可看出后来姜夔词的格调。而北方的“吴蔡体”更是尊定了金源一代词风的基础和发展方向。可以说，这些词人在南宋、金、元词史中就是处于为后世确立基调的地位。南北词坛在这一点上也是同步进展的，完全可以贯通看待。
二、气象鼎盛期(1151-1232)
这一时期从12世纪下半叶到13世纪上半叶，前后80余年。公元1232年的标志性意义首先在于，金朝中期的两位重要词人赵秉文、完颜
，以及李献能、王渥、高永等词人都在本年辞世，而此前去世的尚有王庭筠（泰和二年，1202）、党怀英（大安三年，1211）、高宪（崇庆二年，1213）、胥鼎（正大三年，1226）、许古（正大七年，1230）、李纯甫（约正大八年，1231），此后尚有冯延登（天兴二年，1233）等人。其次，在南宋词坛上，本年之前，南宋中期词坛的重要人物即已基本去世，陈亮较早，卒于绍熙五年(1194)，辛弃疾卒于开禧三年(1207)，陆游卒于嘉定三年(1210)，姜夔约卒于嘉定十四年(1221)（注：此从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系年》之说。）。另外，宋元之际的一批词人亦出生于本年前后，如刘辰翁、周密、邓剡皆生于本年，吴龙翰生于绍兴六年(1233)、朱嗣发生于端平元年(1234)、文天祥生于端平三年(1236)、赵文生于嘉熙三年(1239)等。
从政治层面来看，这80余年是金和南宋相继进入鼎盛阶段、并由盛转衰的时期。海陵王完颜亮南侵的失败，就意味着宋金对峙格局的定型。北方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璟在位期间，偃武修文，礼乐骎盛，俨然有中原上国之风；而此时的南方适当高宗后期以及孝宗、光宗和宁宗前期，就南宋一代而言，也呈现出相对安定繁荣的局面。金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后，金朝由盛而衰，宣宗“贞祐南渡”更是迫于蒙古军事压力的不得已之举，此后便只是苟延残喘了；相比之下，南宋局势没有那么危急，但宁宗后期，特别是理宗即位后，南宋的衰落亦是不可避免了。
就词坛而言，这一时期是南北词坛都呈现出鼎盛气象的阶段。不仅是词人辈出，而且是大家、名家活跃的时期。北方词人中以帝王之尊而染指词翰的有海陵王和金世宗、金章宗等，活跃于海陵王以及世宗大定年间的有王寂、耶律履、蔡珪、赵可、刘仲尹等人。章宗明昌、承安前后，无疑以党怀英、王庭筠为词坛领袖，以许古、王骎、刘迎等词人为羽翼。卫绍王以至宣宗、哀宗时期，赵秉文乃南渡文坛盟主，完颜为“宗室中第一流人”（《中州集》卷五），皆执词坛牛耳，李纯甫、李献能、景覃、高宪、王渥、高永、折元礼等各擅胜场。而南宋词坛上，孝、光两朝，人物之盛，不下于北宋的元祐时期。辛弃疾以长枪大戟一般的词笔，树常常正正之旗，同时的张孝祥、韩元吉、陆游、陈亮等人与之揖让，声气相通，或为友军，或为羽翼，构成了阵容壮大的南宋爱国词派。而姜夔则于辛词酣畅淋漓之外，别树一帜，“句琢字炼，归于醇雅”（汪森《词综序》），向风慕义者，一时蜂起，史达祖、张辑、卢祖皋、高观国等人又从而辅翼，遂形成了自南宋中后期一直影响到清代渐派词的一个重要流派。另外，吴文英的生卒年虽不能确考，但其活动时间也基本在此期之中。这些词人以其各具特色的创作风貌和多元化的风格，共同将同时的南北词坛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这一时期在整个词史中的地位来看，南宋词至辛、姜手中，才可以说是真正有了南宋词的自家面目；金词到党怀英、赵秉文以及完颜手中，规模始大，并全面确立了对苏轼词的尊奉：金代作词首宗苏轼的，是赵秉文。在词论方面首先为苏词一振旗鼓之雄的，是王若虚。“[8]至此金词才称得上是足堪自立了。
在总体上，此一时期内南方词的成就和所达到的高度都超越了北方。辛弃疾、姜夔、吴文英皆是开宗立派、领袖一代的人物，他们的创作几乎就代表了整个南宋词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北方的几位词坛大家在词史中的地位，还不足以与后来的元好问相比。这说明南北词坛的发展，有其趋于同步性的一面，但又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阶段，或北盛而南衰，或南盛而北衰。尽管如此，气象的鼎盛依然是这80余年南北词坛共同的基本特征。
三、遗民悲歌期(1233-1300)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春，蒙古拖雷率4万精兵大破金军20余万于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金军精锐至此丧失殆尽。在速不台的围攻下，汴京弹尽援绝。天兴二年(1233)初，金哀宗遂出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夏，又迁蔡州（今河南汝南）。尽管在蒙、宋军队的合击下，蔡州次年方被攻破，金朝正式国亡，但放弃汴京之举，实际上已意味着金朝大势已去、国将不国了，而且蒙古入汴，也揭开了大批金朝文人遗民生涯的序幕。因此，本文将“遗民悲歌期”的上限定于公元1233年。至元十三年(1276)，伯颜渡江，南宋遂亡，厓山一战，已无赵土，南宋文人的遗民生涯也开始了。公元1300年为元成宗大德四年，虽然张炎、仇远等人直到近20年后才去世，但此前王义山(1287)、马廷鸾(1287)、谢枋得(1289)、家铉翁（1294后）、陈著(1297)、刘辰翁(1297)、周密(1298)等宋元之际重要的遗民词人皆已仙逝，可以说宋遗民的时代至14世纪末已经基本结束。此后虽然仍有遗民词人，但距南宋之亡业已久远，国灭之初的悲愤痛惋，也都渐渐淡化为历史的沧桑感和莫名的忧伤了。故而本期下限定在公元1300年是比较合理的。
这60余年，对金、宋文人来讲，都是天翻地覆的动荡年代，他们相继品尝到了宗社沦亡、家国丘墟的深切痛苦，时代的巨变于是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深情，词坛风气发生了新的转向。本期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金、宋遗民成为这一时期词坛的创作主体。北方的金遗民中，元好问无疑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以其380余首亦浑雅、亦博大的词作，表达了遗民的共同心声，负一代重望，奠定了他在金源词坛首屈一指、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的李俊民、段成己、段克己、杨弘道、李治、白华、杜仁杰诸人，亦皆“值故都倾覆之余，怅怀今昔，流露于不自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八《二妙集》提要），“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可以说金遗民词代表了整个金词的最高成就。而随后的南宋遗民们在沧桑变故之后，创痛更巨，积愤更深。宋末词风在辛、姜、吴、史之后，本已呈现出盛极难继之势，然而就在这衰敝之余，入元之后的遗民词却又光焰复振，为词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其中文天祥、刘辰翁诸人发扬苏、辛词风，或悲壮激越，直抒爱国情怀；或悲咽凄楚，曲显危心苦志。而周密、王沂孙、张炎、仇远等人则谨持周、姜衣钵，抚今追昔，感慨无端，咏物之中隐约比兴，家国身世出以凄婉。其音色虽然有着高低强弱的不同，但皆可谓是血泪凝成之作。在整个南宋、金、元词史中，本期与前一时期同属高潮迭起的重要阶段。其次，金、宋遗民都通过不同的方式传递着词脉。方式之一是通过词人群体的作用，如金元之际北方的东平、真定词人群，宋元之际南方的江西词人群和杭、越等地的词人群，对元代中后期词坛发展所起的作用就不可低估。方式之二是通过词法的传承与词学的总结。方式之三是师弟相传，如白朴之于元好问、仇远之于张翥。就金宋遗民对随后词坛的影响来看，虽深远程度有所不同，但却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三，金、宋遗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词选的形式，对前代词坛加以总结。元好问编选《中州集》并乐府，其旨在于借诗词以存金源一代之史，这是词史上第一次以历史观念来评词，并为词人立传，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宋遗民中刘辰翁《金缕曲》词云：“暮年诗，句句皆成史。”虽是说“诗”，实亦指词，也有着清晰的以词存史之观念。周密编定于元贞、大德间的《绝妙好词》（注：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六章《词籍》中谓：“（《绝妙好词》）所选词年代最晚的，为卷六张炎的《甘州》‘饯草窗西归’一词，作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时周密已六十四岁。周密卒于大德二年(1298)，年六十七。《绝妙好词》当编定于周密卒前的这二、三年间。”），同样也是一部保存与总结南宋词坛发展历程的选本，虽不如《中州乐府》那么宗旨明确，但性质是类似的。第四，词学理论进入繁盛时期。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赞许“中州万古英雄气”，提倡刚健雄放的诗风，而他的论词主张与诗论亦异曲同工，其《遗山自题乐府引》、《东坡乐府选集引》、《新轩乐府引》等论词之文，实为金代以苏轼为宗的词学观念的理论总结和概括。南宋遗民张炎所著《词源》一书，讲论乐律词法，推崇雅正清空，正是姜夔一派词学的最后总结和发扬光大。
不过本期之中，除了金宋遗民之外，还有一些是元代的“本土词人”，这主要是指在金亡前后出生，并仕于元廷的一批北方文人，包括刘秉忠、白朴、王恽、胡祗遹、魏初、卢挚、张弘范、耶律铸、姚燧、张之翰、刘因等人，他们中有的受到金遗民极深的影响，如白朴是较为典型的例子。但在有些词人的作品中，已有对于元代混一宇内之空前武功的赞美，体现一种开国之初的新风范，如刘秉忠、张弘范的词作。还有的表现出浓重的倦世情怀，如刘因的一些词作。从总体上来说，这些北方文人的创作虽有了一些新的气象，但还不足以自立，基本没有跳出金词的框架，是金词向下延续的表现。而延续与传承也正是下一阶段词坛最主要的特点。
四、延续传承期(1301-1350)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白莲教首领韩山童与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联合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聚众3000人，杀黑牛、白马于颍上，准备起义，虽然由于消息走漏，韩山童被杀，但红巾军起义仍然不可遏止地爆发了，从此便进入了长达近20年的元末大动乱阶段。此前、后的元代社会变化剧烈，而词坛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因此，本文将1350年作为这一时期的下限。这一时期主要包括元成宗后期、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宁宗以及顺帝前期，这是元朝汉化程度加深，进一步由武治向文治过渡，而最终又步入衰世的过程。
本期的总体特征就是词脉的延续和传承，而且主要是南宋遗民词中姜、张一脉的延续和传承。前面提到，此前的北方词人受金词影响较深，传递的是金词法脉，然而进入本期以后，北方词人明显减少，主要有张之翰之子张埜和大都人宋褧、李明以及高丽词人李齐贤、回回词人萨都剌等。张埜之词，时人称为“可与苏、辛二公齐驱并驾”（李长翁《左山乐府序》），虽不免过誉，毕竟仍是金词遗风。萨都刺的怀古之作，亦有“苏辛遗响”（吴梅《词学通论》第八章），但他同样有清秀婉转风格的作品。而宋ｊｉǒｎｇ(13)和李齐贤的词，风范就更完全不同了。这应与元代中期文化与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密切相关，同时，金遗民在上期中已基本凋谢殆尽，南宋遗民却尚有不少活跃在14世纪的上半叶，如张炎、仇远等，他们对本期的词坛仍有较强的影响力。故此金词的延续至此已基本结束，而南宋词尤其是姜、张词脉却绵延不绝、余波不断。
本期中的其他词人约可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是初期游宦于大都者，这可以赵孟頫、虞集为代表，还包括程钜夫、张伯淳、冯子振、柯九思等人，他们中有些本身就是南宋遗民，以南人而仕元为高官，把清雅妩媚的词风带到了北方。其二是以张翥、许有壬等为代表的元中期词人，许有壬为“元词中上驷”（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张翥号“元代词宗”（叶申芗《本事词》），特别是张翥，作为南宋遗民仇远的弟子，其词最集中地体现了姜、张词脉。其三是一批时代稍晚的在野词人，主要活动于渐西苏、南一带，以吴镇、王国器、钱霖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词多反映了传统的文人风雅之趣。
上述三类词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续和传承着南宋词脉。这些词人和上一期中那些元朝“本土词人”，共同构成了由元朝自身涵养出来的、真正属于元朝的一代，而他们都脱离不了宋、金词的影响，这也就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决定了元词主体创造性的缺乏。有元一代的词史，自有其独具的诸种特色，但在总体上，其前期在北方基本为金词的延续，中期以后则基本为南宋词的延续，所以就其在词史的性质而言，元词就是宋、金词的延续和余波，尽管是个不小的、在某些方面有新进展的余波。
五、曲终奏雅期(1351-1368)
最后的这18年，是元词的尾声，然而却不是每况愈下的尾声，而是复又振起的尾声。
元代末年，由于各种天灾人祸所造成的经济凋敝，元廷统治已呈动摇之势，《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中曾记载朱元璋的话说：“当元之季，君宴乐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巾军揭竿而起，杀守令，据城邑，江淮以南已不在元廷之手。而北方由元军将帅不和，屡屡交战，甚而至有逼宫者，也造成了“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元史》卷一八三、《张桢传》）的局面。而文人在这场大战乱的环境中，目睹生民之涂炭，身感命运之无常，从而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个时期的词人除了几位仍在世的前一阶段词人外，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因时艰世危的局面，或佯狂避世，或闭户隐居的词人。这其中有混迹黄冠的倪瓒，有归隐山林的舒
、舒逊兄弟，有被称为“吴中三高士”之一的韩奕等，他们入明之后亦往往以遗民自居。而其中成就最高的则是邵亨贞，其词既承传了姜、张之清雅风味，又能杂以清真之厚重，作为元代词坛的殿军，是当之无愧的。其二是一些待机而起并参与到新的政治力量中去的文人，包括曾入张士诚幕府的杨基和高启，以及辅佐朱元璋开国的重要人物刘基，其词或清丽凄婉，或深沉疏旷，或苍凉悲慨，成就未必在邵亨贞等人之下。和前一阶段相比，本期词坛更为贴近现实，词人的心理流露也更加真实可感，时虽乱世，词则复振，为整个金元词划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可谓“曲终奏雅”。
纵观南宋、金、元这近两个半世纪中，对峙与统一、繁荣与战乱迭相起伏，在历史的漩涡中，文人虽不能把握自身的命运，但却以其敏锐的心灵感受着时代的脉搏，用和着血泪的文字记下了沧桑巨变。上述五个阶段，如果以“借才异代”为蓄势期，那么“气象鼎盛”与“遗民悲歌”两期则为爆发期，它们不仅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而且群星闪耀、璀灿夺目。随后的“延续传承”期是高潮过后的略作消歇，而最后“曲终奏雅”则是在时代激发下的复振期。有起有伏，有奔流有停蓄，而这正反映了一代词史的演进轨迹和发展历程。
收稿日期：2003-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