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特色论文,进程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2)07-0004-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的价值超越了中国的时空范围，个性一定蕴含共性，个别一定包含一般。中国特色的开拓，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是一个崭新阶段，它包含着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了民族化、特色化和多样化时代进程的意蕴。它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度过低潮、重新复兴提供了道路指向，昭示着社会主义运动将进入民族特色的时代进程。
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实现从理论到实践飞跃的重大创新，它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应该是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产物的判断，确立起非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标杆和楷模，为这一时期产生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辉煌成绩，由此而开创了一个模式化的社会主义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与后来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有重大的差别，他们把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大期望寄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基础上。由于实践的原因，他们并没有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作出稍微详细一点的描绘。即使是俄国，尽管当时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但由于它不属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工业国，并不在马克思、恩格斯最期盼和关注的范围内，所以对其论述不多，且出言十分谨慎。
1877年10月，俄国进步文学杂志《祖国纪事》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一篇文章，对马克思《资本论》阐述的原理作了高度评价，并进一步断言，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个国家都要遵循西欧的那种“路径”进入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落后国家也无疑会像当时经济发达国家一样经由资本主义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对此评价和推论，马克思十分生气，随即草拟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以澄清观点。其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语，后来被经常引用，即：“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封仅2000多字的信，在写作过程却经历了较长时间(2个月)，并且写好之后，马克思生前一直没有把它寄出和公开发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稿时发现了他所写的这封信。1884年3月6日，恩格斯把这封信的抄件寄给了当时在日内瓦的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对她说：“您可以酌情处理。”1894年，恩格斯去世前一年在谈到马克思的这封信时，说它在俄国人士中“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2]
为什么能够作“极不相同的解释”?如果仅仅是反对将对于欧洲的分析上升到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的话，意思是很清楚的，显然不限于此——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果结合马克思1881年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内容和情况，恐怕就更加清楚了。面对这位俄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女活动家关于俄国革命问题的请教，马克思予以了认真的思考。也是在两个月的时间内，马克思拟写了四份草稿。第一份草稿的文字量达到7100多字，而正式的复信减少到仅586字。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谨慎。更重要的是，三份草稿中都论及的，后来被大量引用并概括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观点，即：“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3]在正式的复信中被去掉了，而只是简单地说：“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起点。”[4]这表明马克思并不急于表态，对于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能否实现跨越的问题预留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的很大空间。
其后的十多年，即直到恩格斯去世前，他也没有改变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更没有引出进一步的推论。最突出的是，在1894年1月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再次否定了“跨越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产物。”[5]
所以，简单地说马克思主张“跨越论”是不妥当的。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应该是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产物的设想，毫无疑义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和贡献。但从另一方面讲，这又使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艰难，社会发展在诸方面的低水平严峻地考验着无产阶级政党。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十分出色地应对了这些考验，成功地建构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运动树立了时代的标杆和丰碑，影响和引导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
走十月革命的路，以苏联为楷模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成为这一时代文明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苏联经验变成苏联模式有明显的历史必然性。除了社会主义建设前无古人，苏联提供了直接实践的经验而具有强大的借鉴意义外，形成苏联模式及其影响下的时代，还具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全世界共同胜利的社会主义，他们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工人没有祖国”，[6]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尽管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个国家的突破，但依然对西欧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寄予很大期望，期盼欧洲革命与俄国革命相互补充，以更快地促进社会主义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在这一背景下，苏联成为期盼的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主导性、苏联经验的重要性毫无疑义地凸显出来。
其二，苏联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辉煌的社会发展成就。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191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国的1／8，法国的1／4，工业产值仅占世界工业产值的4％，主要机械工业产品靠进口，文盲占总人口的2／3。[7]从1926年到1941年，苏联执行了三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1913年相比，194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7.5倍，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增长40倍，已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工业生产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8]苏联的成功不仅对社会主义，而且对资本主义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美国学者曼彻斯特记载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一件事：苏联在美国的一个贸易公司，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苏联。有一次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征的竟然达到10万之众。[9]
苏联模式的影响是深刻的、广泛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诸多重要变革，如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都可以从中看到苏联的影响。正是在苏联的示范和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或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到20世纪中期，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横跨欧亚大陆由十多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从1955年到1985年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20％提高到40％，人均工业产值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此外，在社会主义影响下，以社会主义为发展目标的国家则达到48个。[11]
苏联开辟了人类现代化的新路，它所起到的示范效应影响了一个时代，即使是它僵化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也不能否认苏联模式的历史功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崭新的历史进程，它从理论上完成了从一般历史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飞跃，从实践上开始了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进程，从根本特点上走出了模式化的社会主义时代，而进入了特色化的社会主义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首先不是从一般原理的层面展开的，这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时代背景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作了科学的论述，列宁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作为落后的东方大国，思想理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巨大的，迫切需要文化的革命和先进思想文化的指引，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的。
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心是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认识论上来说，它处于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二个环节。它的前提是已经找到了科学的理论，问题在于如何掌握和运用。但掌握和运用并不是简单地贯彻理论，其中又包含着对理论的检验和进一步发展，即理论的再飞跃。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正是在这里。
中国革命处在社会主义运动向全球扩展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已被广泛地运用到各国的革命实践中，这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再一次飞跃的客观条件。但如果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这一飞跃也是无法完成的。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反对把他们基于欧洲研究得出的社会发展理论“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这实际上已经为各个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推进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然而，教条主义依然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大顽疾，苏共应该为此承担较大的责任，尽管客观上苏共要发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功能。
在马克思主义广泛地同各国革命实践结合的进程中，毛泽东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2]但这一正确和科学的命题却遭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打压。这实际上反映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国外有学者认为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在意识形态上对莫斯科的挑战”。[13]考虑到同苏共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尽量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包括录入《毛泽东选集》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的这一论述，也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4]
但这并没有阻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和确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在革命的实践中深化认识，逐步形成了适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即毛泽东思想。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对此，毛泽东进一步作出阐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5]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都有重要意义。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形成了适用于中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大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突出地体现在：非常具有特色和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主力军、同盟军、对象、道路、战略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还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来讲，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民族化的阶段，它开始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到具体的、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这无疑是为各个不同民族特色和社会背景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树立了楷模。中国革命的成功，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正是沿着这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开放时期，又进一步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贡献显然不是以“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而置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而是打上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烙印。这启示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的重心不是在“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而是需要更多具有鲜明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
与理论上的这种飞跃相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开始和代表了民族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是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而是超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体的社会主义。尽管列宁实现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突破，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依然具有浓厚的超国家色彩。突出的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是超国家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力图从政党的层面来整合整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国革命方针政策的制定，乃至领导人的确立，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王明主宰中央领导权，就是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而后来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也得到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肯定。[16]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苏共则直接地进行指挥，毫不掩饰并竭力追求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和主导地位。在国家关系的层面上，苏联常常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自居，忽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和国家利益，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超越苏联模式的作为和探索，否则就予以严厉的打击，甚至不惜武装干预。苏联1956年出兵匈牙利和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典型例子。
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具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独立地探讨自己国家革命道路的精神。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开放时期，则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命题。强调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并明确地主张建设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意义重大。不仅在实践的层面上开拓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而且在理论的层面上鼎新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认识。这也说明，我们必须更新社会主义是全球范围内统一协调运动的认识，承认不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特色，努力开拓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民族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给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特点。这是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去中心化”的时代，不再企图确立一个主导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尽管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甚至国际学界和舆论以“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来加以概括，但中国既不追求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也不标榜自己是应该加以效仿的模式，更不力图推销和输出自己的模式。中国共产党人树立的是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这促进了各国共产党在独立、平等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上的实践进程。
民族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也带来社会主义多样化的时代特点。强调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必然要破除社会主义模式化、格式化的传统，尊重不同国情下的各种不同探索。如果说此前的社会主义运动总是围绕谁是正宗的社会主义而展开争论，那么，此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则是围绕如何探讨不同的社会主义实现形式而展开；如果此前的社会主义具有明确的框框和模式的话，此后的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主义方向和基本的价值追求。这一社会主义的新历程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将不是在统一的步调下兴盛，而是在多样化的探索中繁荣；不是在模式化的拷贝中向前推进，而是在各具特色的贡献中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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