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时制：拓宽就业新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时论文,新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身处这样一个全面变革的时代，由不得我们不用改革的思维去重新审度一切现行和未来的事物。譬如说，我们能否探讨一下工时革新的问题？具体说，用“周四工作制”代替现行的周五制，可行性如何？
这一构想，其初发动因是为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而提出来的。随着探讨的深入，我们发现新工时制的意义已经超出了解决就业这一举世瞩目的重大命题。简而言之，新工时制还是顺应社会科技进步潮流的必然选择，且是关乎国家体制创新的一项战略性命题，更是符合人类生存理念的一种普遍性追求。其对解决就业压力方面的意义甚至也是双重的：创造就业机会；消除隐性失业。
限于篇幅，本文只以工时改革与就业的关系为主线作一发散型旷想。
一、失业：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缓解就业压力是名副其实的跨世纪工程。
首先，我们是在怎样的境遇下探讨工时改革问题呢？
从根本上说，我们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就业压力。用全球的眼光看问题，拓展就业渠道、缓解失业压力，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尤以中国乃第一人口大国，综合国力、劳动力素质、产品竞争力等又普遍较低，决定了我们的就业形势比大多数国家（不仅仅是发达国家）更为严峻。尽管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就业有恙尚未成重症”，目前的实际失业率属于“阶段性历史高点，仍在社会可允许的上限之内”。但无论从统计学的角度去衡量，还是从我们实际的感受来说，1997年登记失业的589万和当年下岗的1100万人，均是一个无法回避、 不容乐观的天文数字。面对这样一支接近于澳大利亚人口总数的失业和下岗大军，无论政府部门负责人、还是政府研究工作者，都来不得半点的乐观。
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到1997年底累计计算的下岗职工是2000万人。而当年就达1100万之多。我们喊了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十五大后刚刚进入攻坚阶段。九届人大上提出的精简政府机构的方案还没有全面推开。两项改革都出自“减员增效”的思路。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推行“广就业，低工资”的劳动政策，导致国有企业冗员过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问题尚不明显。而当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市场规则要求企业亮出“效益”牌的时候，冗员问题如海底冰山浮出水面，实属多年积重，一朝难返。朱镕基总理今年年初在天津考察时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工厂用人过多，吃“大锅饭”，1个人的活3个人干，企业无力养活冗员，只能停发、欠发工资。面对此种情势，选择“减员增效”既属无奈，又系必然。目前无论从政府加大改革力度的决心，还是企业急于解决冗员问题的迫切，抑或社会各界在广开就业门路、安置下岗人员方面表现出的责任心，都无时无刻不在明白无误地提醒着人们：失业的阴影开始出现在我们的上空，与失业做斗争已经开始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还没有考虑下一个世纪的经济走势，下一个世纪，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是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知识经济源于高新技术产业，它不仅得益于知识和信息技术与其它生产要素的有效比例，而且已经或正在把知识和信息技术单列出来，使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中不可缺少、乃至最具活力、最有价值的资源。借用一句大众语言来说，“知识是第一生产力”。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真正到来的时候，人类社会将在相当程度上扬弃“劳动密集型”、甚至“资金密集型”的产业，而代之以“知识密集型”、“信息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到那时，剩余劳动力到哪里去呢？“开发新的产业。”这是目前人们惯常的思维模式。那么“人类对濒临枯竭的地球资源可以无休止地开发下去吗？”这同样是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期以来最常见的发问。在人类对物质的需求趋向于平缓，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尚无止境地迅猛发展下去的时代，问题进一步探索下去，人们势必会无奈地回答自己“Go home,or no where.”（没去处，要么回家去。”）从工业社会替代农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替代工业社会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趋势来看，每一次大的社会革命都是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如果我们不是象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卡斯帕罗夫挑战深蓝电脑那样有意与铁牛角力、与汽车赛跑、与机器人比智慧，那么势所必然地，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无奈地在为失业者设置的人类社会大舞台上“潇洒走一回”。
二、治理失业如同治水，有“疏”也有“堵”， 边堵边疏。舍此，则可能是半斤对八两，“抱着背着一样沉”。
十五大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减员增效”作为国企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正日益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对于多年来深受人浮于事拖累的国企来说，裁减冗员的确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为了解决这样一支日益庞大的下岗大军的工作出路和吃饭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包括多途径分流，最低生活保障机制，思想政治工作等。中央为此专门召开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于98年6月下旬发出通知， 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从统计数字看，这些措施产生了或正在产生着积极的效果。据国家统计局1998年3月4日发布的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实施再就业工程取得进展，480万下岗职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再就业， 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百分之三点一，比上年末上升0.1个百分点。”
然而，正如上文所示，国企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才刚刚开始，1998，乃至2000年前的三个年份都是“关键年”，而即使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有足够的办法基本安置待业和失业大军（全部安置既办不到，也不需要），也仍然存在问题的另一面：面对日益庞大的下岗失业大军，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呢？政府是否应该把就业和再就业工程一直放在全部工作的首要位置？下岗、失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决定了政府对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下岗、失业状况都不能撒手不管。然而，政府之必然，却不应成为只管安置之必然或基本的选择。我们把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在内的国家机关视为“大政府”的话，政府主要应当管什么呢？管立法、管体制建构一类根本性质的问题。而不应一味纠缠在太过具体的事务中不得自拔，所谓抓大放小、抓本放末，务虚而非务实。即使务实，也应当善用多向思维、创新思维。但目前看我们除了在“安置”上动脑筋较多，其它方面路子不够宽。而治理社会失业如同治水，治水历来就有一个“堵”与“疏”的关系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大概自大禹治水开始，我们似乎只习惯于接受一种模式，那就是“疏”，而忘记了对付洪水的办法还有“堵”。当然“堵”也得有“堵”的办法：洪水来前先堵；洪水骤至急堵，能堵则只需堵，不能堵、堵不住时才考虑疏，仍要边疏边堵。如果只把眼光放在“疏”上，那么，原有的河道作何用途呢？反观我们现在的做法，实际情况如何不甚了了，单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似乎只有安置一个路子。“各级地方政府、街道居委会、甚至个体业主如何如何安置下岗职工”成了一种社会时髦。这就难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一边是企业在心安理得地减员（政府机关刚开始），一边是全社会在乐此不疲地安置。倒真正有些“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味道。何必呢，背着抱着不是一样沉吗？减员固然增效了，那么，安置费用这笔帐又当如何去算？是否可以靠创造性思维尽快走出“企业减员—社会安置”的怪圈？
三、新工时制的提出，减员／减时：一 个硬币分两面。西方国家已经开始改革工时制度，我国城市职工平均日工作时间在缩短。
失业问题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与西方国家比，中国还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有产物——隐性失业。隐性失业其实与工时制度不合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说得白一点主要就是“窝工”所致。隐性失业今天借着“增效”的动力浮出水面可能不是一件坏事，这便于充分认识它，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思路。从国内外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看，采用减员与减时并举，眼下从减员向减时过渡，最终以减时为主、减员为辅的新工时制思路，不仅有现实可行性，而且顺应科技发展的潮流，还有国家劳动制度创新的含义。且看欧美社会的“新工时制”：
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工会几年前就决定将工作时间缩短20%，以免大量裁员。现在大众公司28时／周，为此避免了3万人失业。
荷兰是目前欧洲最短工时国家。荷兰雇员工会仍建议把工时进一步缩短至每周4天，35小时。而荷兰白领工会则呼吁缩减到每周34小时， 据说依此可以避免裁减银行界10多万剩余雇工。
除此之外，“部分时间工作”（part-time job）渐成流行之势， 并受到劳资双方的欢迎。英国“部分时间工作”的人数已占雇员总数的24%以上，西班牙约30%，荷兰超过37%，德国的比例为16%。德国劳工部长布吕姆说，如果德国“部分时间工作”的人数达到荷兰的比例，失业人数即可减少200万（目前为430万）。英国1993年以后新增就业岗位中2／3是“部分时间工作”。
在美国，1份工作2人做受到欢迎。目前多达74%的大企业实行这一制度。这一制度的支持者说，这样做效率高，因为可减少两人的疲劳，同时可增加员工对企业的忠诚。
这已不仅仅是个别的例子。中国的情况如何呢？请看《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6月16日的报道：
据调查，1997年我国城市职工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为5小时37分钟， 比1990年的7小时19分钟有了大幅度下降。
这则简讯没有提供有关这项调查的范围、统计方法等详细背景资料，它所提供的数据的权威性也有待于进一步核实。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正在使人们逐渐走出繁重漫长的体力劳动过程，这一事实不会使人怀疑。以此为基础，我们不妨作如下分析：产品市场形势的好坏对一个行业或企业的员工的工作时间起决定作用。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好”企业与“差”企业之间，员工的日平均工作时间是有差别的。企业愈“好”，员工日平均工作时间愈长；反之，则愈短。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有相当比例的企业职工日平均工作时间低于5小时， 如果该项调查涵盖行政事业单位，那么这个数字还要再低些，因为目前为止，行政事业单位实行的仍是8小时工作制。 如果以此为前提继续分析下去。最终我们会发现，多数情况下，人们在这有限的5 小时左右的日工作时间里，并没有“满负荷”地工作。其中又以周一和周五的工作效率最差。以至于社会心理学者和公共关系专家不断劝告人们外出求人办事最好避开这两天。
这又是一个我们至今仍未走出的“怪圈”：口头上，我们振振有词地吟颂着“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古训和“时间就是金钱”的箴言；行动上，我们在“一杯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碌碌无为或相互之间的推诿扯皮中度过每一寸每一丈宝贵的生命光阴。扪心自问，我们浪费的何止是自己的生命，我们所浪费的还有数代人凝成的民族精神和不可再生的人力和自然资源！
以上几个方面构成了我们探讨新工时制的基本前提。结论已是不言自明：（1）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减少人力与减少工时就其直接效果而言是相等的，此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一个硬币分两面”。 （2）与其眼巴巴地让生命光阴和天宝物华在我们的身边无端地“跑冒滴漏”，毋宁用缩短工时、满负荷工作的方式截留最佳人力、物力资源，而把“跑冒滴漏”部分中的生命光阴作为“剩余价值”积零为整，名正言顺地返还它的主人，使之成为新的社会资源。
我们的基本设想是，国家以立法的形式确定新的工时制。综合国内外的实践经验，在现有基础上减少工时的20%，即每周工作时间4天， 合30～32小时，是可行的。某些行业甚至干脆实行一岗两人制。其所减工时折价出售给受益人，即职工本人以金钱买时间。说穿了，减时也减薪。
四、新工时制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乐观的估价，新工时制的推行将产生以下几种直接和间接的综合效益：
1、创造就业机会。仍以能量守恒定律，如减少工时20%， 则等于创造了等量的就业机会。以1997年末我国城镇职工14760万计算， 新工时制的推行将直接创造2952万个就业岗位。
2、有效利用资源。包括人力、时间和物质三大资源。 仅以物质资源中的公共资源为例，一方面，我国的医院、学校、公园、旅游景点等公共设施，按人口比计算可能是全球最低的，但另一方面，这些有限的社会资源又由于调配不合理而存在旱涝不均的严重现象。诸多原因中，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除了周而复始的劳作，我们并没有相对集中的时间去夜校“充电”，去公园休闲，去大自然中领略湖光山色。
3、带动消费。时间创造一切。时间当然也带动消费。截止1997 年底我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已达46300亿元之巨， 近年来消费市场却一直形不成热点，个中原因固然很多，消费时空受到限制的问题好象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是现代消费行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以旅游消费为例，经济学界已经产生共识：中国经济的下一个重要增长点是旅游经济。旅游消费与其它消费形式相同是要有钱，但同样不可缺少的是时间和空间——轻松充裕的节假日和风光秀丽的旅游景点。从周末商场拥挤，到节假日尤其是夏季旅游高峰，都能说明这一点。而城市职工从新工时制中获得的最大收益便是有了比较集中的属于自己的“大周末”时间。当然，人们有了时间还可以谋求第二职业，除了可以实现自身价值外，还是在满足某种特定的社会需求。这也是在刺激消费。
4、变一个积极性为多个积极性。新工时制的推行， 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下了岗，找市长”的状况，变政府一个积极性为政府、企业、在岗职工、下岗职工多个积极性。对于企业来说，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通过对工时合理调度，尽可能创造就业岗位，便是对社会的贡献。对于今天的在岗员工来说，减少工作时间实际上是在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这是新形势下的一种奉献精神。
凡事有利有弊。新工时制的推行势必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诸如员工素质需要提高，行业规范需要调整，行业差别的矛盾会因为工时的较大变化而变得愈发突出。相对于新工时制为我们带来的综合效益，这些基本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且不会构成太大的社会压力。最大的压力可能在于：在国有经济这口大锅里，人们会轻易接受“少劳少得”的理念吗？从这一点上来说，富于奉献精神的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