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重温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风廉政建设论文,论述论文,共产党论文,要搞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5)01～0130～11 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郑重指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1]这番话是从防范西方和平演变阴谋、重视培养接班人、打造过硬的中央领导班子角度说的。党内出事，不单指大方向上出问题，还包括不正之风蔓延、腐败现象等。邓小平在谈到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时告诫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2]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阐述道：“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些表述均依据唯物辩证法原理，认为内因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起决定性作用。历史证明，我们党内部搞好了，就能迎难而上，事业就会兴旺发达；一旦内部出了问题，事业发展就会受到掣肘，甚至遭受严重挫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刀阔斧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振奋人心。另一方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重温邓小平相关论述，进行相应的回顾与思考，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增强信心，继续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 一、“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 我们党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和防治腐败，通过在全党开展大规模的整党整风，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不过，改革开放之前主要采用搞“运动”方式，其中也有值得汲取的教训。例如，延安整风运动开创在党内开展大规模集中教育的先例，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在审干反奸过程中掀起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造成不少冤假错案。再如，1951年整党运动与“三反”运动结合进行，教育挽救了大批干部，但也出现偏差，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把失职、浪费、小贪污等也算成“老虎”；不少地方搞“逼供信”，酿成错案，甚至因肉刑逼供致人伤残。1957年整风运动的进程被反右派斗争打乱，斗争严重扩大化，50多万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错误全面泛滥，党的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 进入新时期后，整党整风摈弃过去盛行的那套“左”的做法，从搞“运动”改为搞“活动”。昔日大轰大嗡、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再延续，转为自上而下分批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不搞“人人过关”。这有助于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妥善解决党内问题、正确处理党内矛盾，避免像过去那样引起社会震荡、留下后遗症。 然而，过去过火偏激之处得到纠正，但又出现偏软偏宽的一面。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982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对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要看得更深一点；不坚决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说：“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讲，至少讲了两年了，还是有些同志下不了手。”邓小平表示，现在不搞运动，但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刹这股风；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他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现在是开个头。开头要有点声势，这样至少可以挽救一些人，包括那些自首投案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点声势，拖拖拉拉，下不了手，还会有大批的人变坏，包括一些老干部。”[3] 作风建设面向全党，而干部是重点，改进作风主要指改进干部作风。干部作风好，上行下效，全党就风清气正；反之则是另一种情形。邓小平一再强调要从严管束干部，严惩腐败分子。1986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强调：“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他表示，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对严重的经济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邓小平再次批评了“手软”现象。他说：“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前两年抓整顿风气这件事，实际上在许多方面犹豫不决，明明白白的案子，这里调查那里调查，这里批那里批，批了调查，调查了批，好几年处理不了。”[4] 1989年5月末，邓小平就时局分析说：“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5]他表示，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要干出实绩取信于民。针对“手软”现象，邓小平严肃指出：“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6]同年6月16日，邓小平谈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强调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其一是抓紧惩治腐败，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他语重心长地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7]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的工程”高度，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1994年6月9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反腐败斗争中注重抓好经济犯罪大案要案查处工作的通知，指出当前查处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斗争发展很不平衡；二是办案阻力重重，进展迟缓；三是处理偏轻，打击不力。2000年1月，江泽民在十五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严肃指出：“有的领导干部对出现的问题，不仅不能见微知著，而且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还麻木不仁，甚至包着、护着，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查处的不查处。有的搞好人主义和庸俗关系学，面对错误的思想行为缺少正气，尤其是对亲近自己的所谓‘熟人’，能为自己办事的所谓‘能人’，有点影响的所谓‘名人’，处在重要位置上的所谓‘要人’，以及所谓‘有背景’的人和自己的亲人，即使问题严重，也往往宽容有加，甚至姑息养奸。有的不能正确总结历史教训，把从严治党同‘左’的做法混为一谈，以为‘严’就是‘左’，对错误的东西放弃了批评和斗争。”[8]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反腐倡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首次将反腐倡廉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使党建格局从四大建设扩展为五大建设。胡锦涛在十七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告诫说：“有些领导干部只想当官，不想做事，不想负责任，在其位不谋其政，碰到问题不解决，遇到矛盾绕着走，对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结果问题越积越多，以致酿成大祸。”[9]在十七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他把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态势概括为三个“并存”：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 习近平总书记分析指出：“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是过严了?答案是否定的。很多要求早就有了，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10]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以加强作风建设作为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局起步，以八项规定作为切入口和动员令，以反“四风”为突破口，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往抓作风建设存在时紧时松现象：开展集中教育活动时抓得紧，活动一结束就松下来；一些地方和部门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致问题反弹回潮，治理效果昙花一现。不少人起初以为这次也会是一阵风。据报道，因公款吃喝风被刹、生意不景气，北京某高档餐馆老板给员工打气说：“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最多坚持一年，大家挺住，共渡难关。”而事实证明这是误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11]他强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发扬“钉钉子”精神，做到经常抓、长期抓，防止作风问题反弹。目前进行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是一次活动，表明作风建设形成常态化。 关于惩治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12]他断然表示，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近两年，已有逾百名省部级及省部级以上高官被查处，包括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苏荣。这些腐败分子大多在十八大之前犯事，党中央实际上是在清理历史遗留问题。有人说这是“选择性反腐”，实属不经之谈。这不是党同伐异，而是党内正邪两种力量之间的较量。我们党没有退路，倘若不痛下决心力挽狂澜，就会失去人心，我国大好发展局面就会毁于一旦。正如王岐山所说，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密集打“虎”，这体现了习近平等人的历史担当意识。另一方面，打“虎”既雷厉风行，同时又讲程序、讲法治，还须掌握节奏、注意策略：在头绪纷杂情况下，先动谁、后动谁、怎么动，如何稳住局面、避免引起大震动，必须有一个通盘考虑。这体现了智慧与谋略。 这种果敢、魄力与务实态度，支撑起当前这场新时期以来力度最大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彰显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和自我净化能力，深得党心民心。邓小平说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13]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实践证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过硬的好班子。 二、“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关于目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指出，不良作风积习甚深，树倒根在；腐败与反腐败呈胶着状态。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痛斥说，有党员无视规矩和廉耻，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仍出现“塌方式腐败”。 直面问题、不因成绩沾沾自喜，这是自信和清醒的体现。需要思考的是，治理力度这么大，何以形势仍会如此复杂严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因素讲，根源在于理想信念滑坡。 在执政特别是长期执政条件下，防止理想信念滑坡的挑战性越来越大，党内脱离群众、精神懈怠等现象悄然滋长。毛泽东早有预见，在七届二中全会就郑重告诫全党要做到“两个务必”。邓小平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会上指出，毛主席在革命胜利后再三强调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这是看得很深很远的。此外，新党员的党性修养也有待加强。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拥有执政资源后，是否入党关系到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发展空间，抱着功利目的而非理想信念入党的人难免会多起来，导致党员数量与质量不对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严肃指出：“我们党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这个问题，一九七五年就提出来了，现在还没有解决。三千八百万党员，相当一部分不合格。”[14]所谓“不合格”，指那些靠打砸抢起家的帮派人物，也指官僚主义严重、搞特权等党性不纯的人。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也给党的自身建设带来新考验。邓小平敏锐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邓小平告诫全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该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15] 随后发展市场经济，客观上又加大了坚守理想信念的难度。江泽民分析说：“我们党长期执政，使党内一些人产生了贪图安乐、不思进取的思想。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新的环境，物质诱惑的因素增多了。”[16]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对党内也有影响，苏东剧变便是一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此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他表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7] 胡锦涛将党的建设在新形势下面临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概括为“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从趋势看，世情、国情、党情仍会不断变化，这意味着我们党面临的考验和危险有增无减，管党治党的难度越来越大。比较而论，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腐败蔓延是最大的危害。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干部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说到底是理想信念动摇、私心杂念膨胀。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决定恢复其职务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明确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员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18]他一再谈到理想信念问题，强调领导干部要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公仆，绝不能搞特权、搞特殊化。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某次会议上强调，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高级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强调：“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现在我们还是应该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去办事。”[19]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20]同年12月，又围绕精神文明建设作了详细阐述。他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仅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赞许“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口号是“庄严的革命口号”，强调眼下同样要大大发扬长期革命战争中的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他明确指出：“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21] 1985年9月，邓小平又分析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他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22]他要求新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也谈到思想政治工作，并振聋发聩地提醒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3] 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受到重视。从具体举措看，20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省部级干部专题理论研讨班，十六大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始定期举行集体学习。新时期历次集中教育活动，组织理论学习、加强党内思想教育都是重要环节，甚至开出学习书目。1998年7月，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一定要把改造主观世界摆到重要位置，同改造客观世界更好地统一起来。在十七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胡锦涛指出，加强党性修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每个领导干部改造主观世界的终生课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将“科学理论武装”列为首要任务。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学习邓小平讲了六条，第一条便是理想信念。他说：“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站稳政治立场、抵御各种诱惑的决定性因素。他常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要防止“温水煮青蛙”现象。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他的另一个形象比喻是“总开关”，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必须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总开关”问题没有解决好，这样那样的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 习近平总书记还就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的关系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全力为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但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重视从思想上建党、通过思想建设来推进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这一政治优势极为紧迫和重要，而挑战与难度在加大。譬如，每次集中教育活动自上而下分批进行，主动性、积极性总体上依次递减。不少单位和个人将活动视为上级下达的任务，被动完成规定动作，认认真真走过场。这次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明显改观，但走过场现象依然存在。关于理想信念，体制内的人都会说，甚至都会讲得慷慨激昂。表态很容易，关键是落实，做到言行一致。探索在新形势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做到务实有效，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每名党员特别是干部应铭记入党誓词，自觉加强主观世界改造，真正触动灵魂，真正做到思想上入党，努力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 三、“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围绕改进作风、治理腐败，邓小平在强调坚定理想信念的同时，还重视从制度层面加以解析。 在1979年11月一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把脱离群众这个问题统统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也不合乎实际，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一些脱离群众的制度，包括那些特殊待遇在内，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已经有了，但远没有现在这样厉害”[24]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深刻反思历史，郑重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一战略任务。他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邓小平分析说，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各国实行的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搞特权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与思想上不够重视、各项制度不健全、法制很不完备大有关系。在邓小平看来，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指出：“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①“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25] 很显然，邓小平的思路是按照人民民主或民主集中制原则来改革和完善制度，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邓小平进一步分析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他正颜厉色指出：“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6] 邓小平充满制度自信，认为我们能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他说：“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27] 以上这些文字所表述的思想，今天读来仍令人震撼，发人深省。 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8]在南方谈话中，他意味深长地强调：“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9] 邓小平说过，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的23年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续探索与实践，重视标本兼治，致力于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强化监督、深化改革。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立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方针。十七大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大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制度仍不够完善和成熟，买官卖官、“带病”升迁现象屡禁不止便是一例。制度执行力也亟待提高。自1986年起，中央就干部直系亲属经商、办企业问题一再作明文规定，但效果不大，往往收敛一时便故态复萌，乃至越发失控。周永康、令计划、苏荣等人疯狂敛财，形成“家族式腐败”。再如，中央目前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惩治腐败，而下面总体上显得主动性不够，投入程度不够，有点像温开水，与中央的要求、群众的期望存在差距。近年这么多违法乱纪的高官(包括7个省会的市委书记)落马，主要是中纪委铁腕反腐、直接查处的结果，而本地本单位的党委、纪委大多失声，有的甚至帮着捂盖子。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刘铁男被实名举报后，该单位竟然出面“辟谣”，声称将追究举报人污蔑造谣的法律责任，成为一幕闹剧。 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一态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勇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一再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把笼子扎紧一点，改变“牛栏关猫”现象，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强调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建章立制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制度执行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顶层设计，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包括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严格划清公与私的界限，杜绝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 综上所述，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确定了这项工作的大方向与着力点。邓小平强调，要克服偏软偏宽现象，敢于动真格、不手软；要加强主观世界改造，坚定理想信念；要通过改革消除制度上的弊端，不断完善制度。从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三任总书记进行了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要抓紧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不敢腐靠保持严惩腐败的高压态势，形成威慑，属于治标；不能腐靠完善制度，改变“牛栏关猫”现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属于治本；不想腐靠加强思想教育，重点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从思想根源上解决“总开关”问题，同样属于治本。这恰好与邓小平着重强调的三点相对应和衔接，彼此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十分清晰。事实证明，尽管新时期以来面临的考验与挑战日益增多、更加凸显，困难与压力越来越大，但我们党在管党治党上始终方向正确、态度鲜明、决心坚定，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向前推进。 目前进行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意义深远，既着眼解决党内现存的突出问题，切实改变政治生态环境，又放眼未来，着力从完善制度、筑牢思想防线上，为管好党、治好党建立一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长效机制。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每一名党员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按照“三严三实”要求，自觉地讲纪律、守规矩，努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群策群力，我们就一定能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使党始终勇立时代潮头，带领人民谱写历史新篇。邓小平说过：“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30]前一件事已经得到很好印证；后一件事一直在努力做，同样也能做好。我们应当自信，我们完全有理由和底气自信。 注释： ①按：原文作“思想作风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页)，本文认为似应校改为“思想、作风问题”。联系上下文看，该文首先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接着谈到思想认识问题(“它同我们长期认为”云云)，谈到现行体制与互相推诿、扯皮等现象的关联；下文更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