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现状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后，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中日政治安全关系不时出现问题，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程度下降，致使部分日本学者主张，中日两国的“友好蜜月时代”已经逝去，今后的中日关系只能是而且应该是一般性的国家间关系。本文不赞同这种观点，但并不否认中日关系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中日两国的发展前景及相互作用。本文拟从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国际环境的变化的分析入手，力求对今后10余年，即至2010年前后的21世纪初期的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作出总体把握，其目的则完全在于趋利避害，推动中日关系更好地发展。
中日关系的现状及特点
进入90年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是好的，同时也存在着和出现了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和明仁天皇的互访，把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里程碑。此后，中日关系逐渐表现出种种新的特点，进入了重新定位的转折时期。
从总体上说，正常发展的中日关系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关系框架中的一个重要支柱，其作用范围有所扩大，尤其对北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中日关系出现较大问题，北亚太地区中、美、俄、日四大国之间的关系不能不受到影响，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就会遇到更大阻力。所以，亚太地区尤其北亚太地区各国都对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格外关注，寄予厚望。中日两国在各自的对外关系中也相互将对方置于重要对象国地位，均欲借重对方发展自己，已达到不可分割的程度。
中日经济关系已成为联结中日两国国家利益的最重要的纽带，因而成为整个中日关系的主导方面。在双边经济关系中，日本已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经济援助和投资额亦位列前茅。我国已成为日本第二位的贸易伙伴。经济关系的不断加强，是整个中日关系能够克服各种干扰，保持基本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当然，目前中日经济关系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与不足。例如，“中国威胁论”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则是一些日本人认为，如果给以中国过多的援助使中国发展太快则会威胁到日本的经济利益，主张经济援助附带一定的政治条件，在技术转移方面更抱有较大疑虑；中国方面则认为日本已经提供的援助不够，指出日本有时不恰当地将经济与政治相连，因而影响了经济关系的发展。
中日政治安全关系在经历了一段曲折困难之后，又逐步恢复了稳定。我国的对日政策，强调以《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个基本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为基础维护和发展双边友好关系，为克服障碍、维护中日友好关系大局作出了巨大努力。日本的对外姿态由以往的“低姿态”转变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高姿态”，其对华外交姿态一度变得强硬。但1997年两国总理互访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奠定了新的基础。双方确认《联合声明》和《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是处理两国关系中存在问题的基本原则，桥本龙太郎首相重申日本决不搞“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对历史问题则坚持村山富市首相1995年8 月15日正式谈话的精神。当前的问题是，日本与美国加强军事同盟，扩大防卫范围，这种悖于世界发展潮流的做法难以使中国释疑；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日本的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隐患。日本一些人对中国提高军事质量的努力抱有戒心，中国一部分人则对日本加强军事实力怀有警惕，说明相互信赖程度还不高。中日双方竞相开展的对美、对俄外交，不可否认也包含着相互设防、彼此牵制的因素。
民间交流方面，每年的互访人数在不断增加，目前已达相当规模，但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不仅未得到加强，反而有所倒退。近年来日本社会舆论总体上朝着不利于中日友好的方向演变，民族主义的发展使得日本国内日中友好势力呈现衰退趋势，其社会影响降低，宣传日中友好的社会环境变坏，以致日本友人“现在为中国说句好话很难”，变日中友好关系为一般国家间的普通关系的主张在日本国民中得到相当多的人的认可。
当前中日关系表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①中日关系的实力基础出现均衡化趋势。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其经济力量持续高速增长；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其国际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这种相对落后领域的同步增长，使双方的综合国力正在出现两国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均衡局面。中日两国正以大国形象并立于东亚，综合国力相当。这种情况为两千余年中日关系史上所未遇，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②中日关系诸领域之间的平衡失调。中日关系的各方面出现了不平衡发展趋势：政治安全关系不够稳定，摩擦不断，尚未找到70年代初那种使政治安全关系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动力和手段；经济关系发展迅速，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文化交流滞后，日渐受到轻视，相互不理解的矛盾日显突出。
③中日关系的原则基础面临新的情况。《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关于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平友好的基本原则虽然仍起作用，但已不足以适应变化了的中日关系的现实，应予以补充和发展。
④中日关系的认识基础发生变化。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意识减弱，不信任感和潜在对手意识增强，对对方未来战略的相互疑虑加深，日本逐渐不再视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逐渐不再视日本为值得学习的“东亚式现代化样板”。
21世纪初期的国际环境
21世纪初期即今后的10余年是冷战时代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过渡的时期，是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形成的时期。在这个大转变、大调整时期，意识形态的约束已大大削弱但还没有全部消失，因此新旧思维交替，各种主义竞相表演，大国间合纵连横，变幻无定，国际关系舞台异彩纷呈，现出许多不确定因素。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仍将具有如下的特点：
1.一超多强向多极并立转变将是这个时期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最大特点。
这个时期是以多极化为主要特点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期，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欧盟等国和集团已经分别占据了各自的位置，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但是，这些国家和集团在国际社会中并非平分秋色，作用等同，而是地位不等，影响各异。所谓一超多强，意即在今后10余年时间里的前期，美国将做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社会行使霸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具有真正单独向美国霸权提出挑战或平分霸权的能力。其原因在于，其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水平，任何一个国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望其项背，其他国家要想在科学技术方面全方位地超过美国是极其困难的，或者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依靠全人类先进思想发展起来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美国维护霸权的工具。在军事实力方面，俄罗斯纵有尚可与美国一比高下的导弹存量，但因经济衰退不得不甘拜下风。海湾战争向世人昭示美国的军事实力已居世界独一无二的地位。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表明，美国的军事触觉可以迅速伸展到全球各个角落。美国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展示其意志，对不合己意的国家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简直不把国际法放在眼里。在经济实力方面，90年代的美国经济以高新技术为巨大推动力获得较大发展。似乎因世界经济增长总容量有限，美国经济的发展给日本经济造成巨大压力，反之，日本经济进入低迷徘徊又给美国振兴经济提供了难得的时间和空间。美国经济蒸蒸日上，迎来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度颐使大半个天下还要风光的“黄金时代”。所以，美国的统治者毫不隐晦地宣称要当“世界的管理者”，它的踌躇满志是以其强大的实力为后盾的，旁人奈何不得。（注：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称在今后至少30年内不会有哪一个国家单独向世界的唯一霸权国家美国挑战，没有国家能在给美国带来强大政治力量的军事力、经济力、技术力、文化力这4 个主要方面与美国对抗。如果美国不掌握世界的主导权，必然出现国际无政府状态。美国是世界的管理者，克林顿总统说美国是世界“不可缺少的国家”是完全正确的。（见布热津斯基《The Grand Chessboard》结论部分，日本经济新闻社1998年1月日文版，第264、265页。 ）但他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建议是可以基本肯定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21世纪初期，中国的实力将有很大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在2020年前后将会超过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及中华思想的作用，中国与美国争夺霸权是必然的，从而形成以美中对抗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冷战时代。这个观点具有明显的主观臆断性。且不说中国与美国在科学技术和军事实力方面的差距之大已不是在二三十年内就能弥补得了的，单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何况单纯进行量的比较将失之片面，还必须进行质的比较。服装、玩具、豆腐一类基础性低水平生产线与微电子、微生物等未来性高科技生产线即或创造同等数量的产值，但其所含有的实质意义是不相同的；13亿人与2亿人即或创造同等数量的产值， 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是各不相同的。可以预见，在这个时期内，中国是不具备与美国真正叫板的实力的。除非美国硬要把中国树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对手，否则是不会出现以美中对抗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冷战时代的。（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立意新颖，体系周密，堪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最新发展，即人类已经超越物种竞争、种族竞争、阶级竞争、意识形态集团竞争诸阶段而正在进入文明竞争阶段。作者认为今后“西方的生存依赖于”“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做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这种观点有合理性。但需指出的是，作者对中华文明的内涵理解片面，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将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作者更有意将中华文明同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对立，说什么“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两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分歧是全面的”，“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到权力的根本问题。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作者进而煞有介事地设定2010年美中爆发战争并引起全球规模的战争，充分暴露了作者视中国发展为不快的霸权主义心态。（见该书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中文版，第5页、第242～266页、第361～368页。）无独有偶，此书出版数月后便又有两名美国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同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美中战争，而且把时间提前到2004年。（见该书新华出版社1997年5 月中文版，第155～168页。）但在美国如何对付中国这个问题上，两书作者提出的方法中有一个共同点，即“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再也不能按照软弱的日本就是好日本这种设想行事”，“日本软弱只会有利于中国”，要“加强日本的力量”以保持东亚均势，遏制中国。（见前揭书第360页，后揭书第181、182页。））
关于日本，由于日本多年高速发展，在80年代后期成为位列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金融大国、科技强国，以致于“21世纪将是日本世纪”竟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界的流行语。但是，由于日元升值包含了相当部分的不实因素，使得日本经济发展虽快，但非合理成分较多，隐患较大。在一片赞扬声中，日本未能认清这一点，以及时采取对策。进入90年代，日本的各类社会问题开始显露，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即或有海湾战争中向美国提供120亿美元援助之举， 即或有阪神大地震造成了数百亿美元的社会需求，即或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希望日本投资建厂，但日本经济往日具有的活力却总也激发不起来，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仅未能成为日本经济恢复景气的动力，反而变成阻碍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沉重包袱。当然，日本不能果断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经济不景气问题，阻止日元大幅度贬值，亦有难言之隐，有知何以为而不为之意。日本的国内政治也出现了剧烈变化，自民党独裁时代的结束、各派政治势力无休止的分化组合加剧了日本政治的不稳定性，使得日本国民茫然不知所从。日本追求“政治大国”、推行“大国外交”的努力也非一帆风顺，要消除历史积怨、赢得周边亚洲国家的信任尚需时日。日本的国民意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社会秩序发生一定程度的混乱。骏马狂奔，经日必倒。在一个时期内日本经济增长放慢自有其合理性。对于出现了“制度疲劳综合症”的日本，进行全面改革乃大势所趋。
欧洲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内也许会有较快的发展，统一货币的实现、共同市场的形成将为此提供有利的环境。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必须能够较好克服欧盟内部的各种矛盾，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好各国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不过，即使欧洲能有较快发展，其经济仅在个别领域具有竞争性，总体而言缺乏外向性，至多在欧洲事务上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而已。
至于俄罗斯，在未来的十余年内，如果能保持政治相对稳定，则其经济有可能缓慢持续回升，其实力接近或达到苏联末期的水平。即使如此，正如大病初愈者难负重任一样，俄罗斯亦难与美国分庭抗礼。在北约东扩的重压下，独联体的前途并不十分美妙。
除上述国家和地区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寻求发展的机遇和可能，但似无超出上述国家和地区之右者。一超多强是这个时期前期国际政治格局的主要特点。
尽管如此，并不是说一超与多强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在今后的10余年时间里，从经济发展的周期理论分析，美国经济数年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变化，这个变化出现得越晚，则变化越大，届时出现的经济萧条可能比当前日本经济的不景气状况要严重得多。日本可为其前车之鉴。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将受到影响，日渐削弱。日本经济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之后将逐步摆脱停滞不前状态，如果能主动拿出500亿至1000 亿美元（2000多亿美元储备中的不实部分）进行对外援助或投资以卸掉包袱，向东亚国家进行“利益还流”，尤其要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在国内则实施减税、清债、开门等实质性措施，而不是仅靠发行国债等虚拟措施增加基础投资，则其经济可能会重新进入中速发展期。中国、俄罗斯、欧盟的综合实力也都会不断加强。东盟和韩国则会逐步克服金融危机造成的困难而恢复正常发展。正如1996年开始按期举行的亚欧会议不客气地将美国排除在外，1998年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众多国家的反对（尤其发达国家阵营内部主要国家的反对）一度使美国处于进退维谷、尴尬难堪的境地，美国的“人权”大棒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失去作用所表明的那样，今后美国的霸权主义做法会越来越不得人心，联合国的作用会不断加强，各国联合反霸的倾向会越来越强烈，多极化的特点将日益显著，以致大致形成多极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
2.地区化、集团化是多极化的另一种表现。
地区化、集团化是范围扩大了的多极化，也是范围限定的国际化、一体化。市场经济是当代及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核心，随着前述世界经济增长总容量与各国增长总量的矛盾日益突出，市场经济包含的两大要素竞争性和投机性会表现得更加激烈，当前的东亚金融危机便是其充分的表现，不会竞争、不会投机就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把市场经济理想化。今后的国际社会必然要面临更加复杂纷繁的事务、更加激烈频生的竞争，因此，建立加强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国家间的、一个地区的协调处理相关矛盾的有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必然会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因此，在亚太地区、欧亚大陆、非洲大陆、北美地区和中南美地区这种地区化、集团化的趋势只会加强，从而对各自地区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当然，对这种地区化、集团化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有开放型、合作型的地区化、集团化，也有排他型、对抗型的地区化、集团化。亚太经合组织、欧盟等属于前者，北约、日美同盟是为后者。随着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可以相信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开放型、合作型的地区化、集团化必将具有更加强盛的生命力。亚太多边经济、政治、安全合作势必日益发展，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的变形“9（东盟）加3 （中、日、韩）会议”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该地区陆续建立起的各种官方、准官方、官民结合以及民间的各类多边政治、安全对话机制，也都具有不断发展与提高的势头。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如何处理多边合作中的两国关系将变得日益重要。
3.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将不断得到加强。
与多极化、地区化相对的一面是国际化、一体化的发展。在90年代，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为联合国摆脱个别大国明里暗里的操纵和影响，真正在国际事务中自主发挥作用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所以，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上，联合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联合国成为当前以及今后国际社会各国意志的集中地，处理和解决各类国际问题的最重要的场所，即使美国也不能无视联合国的整体意志一意孤行，为所欲为。这一点将是今后国际化趋势加强的最主要的表现。1998年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再次说明，一个国家的问题、一个地区的问题往往因其重要性、波及性而成为国际性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联合国采取合理必要的措施，责无旁贷。经济作用的增大必然将使超国界活动成为日益频繁、正常的活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使“地球村”一朝变成现实。国际化、一体化的大潮将使墨守成规的主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抵抗相形见绌。
4.信息化、数字化将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信息化、数字化是国际化、一体化的技术支持。科学技术的进步曾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对今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在今后10余年的时间里，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核心就是信息化、数字化。谁在以微电子技术为依托的信息化、数字化领域大步走在前面，谁就能领导世界发展新潮流，执世界经济发展之牛耳。美国、日本等微电子技术高度发达国家将先后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即信息化、数字化社会，其社会生产力总体将会进一步大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相对发达地区（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也有可能进入信息化或半信息化社会，从而为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信息化、数字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信息化、数字化将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国际关系中减少绝对性，增加相对性；减少孤立性，增加互动性；减少特殊性，增加普遍性；减少对抗性，增加调和性。就如同从狩猎社会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都给国际关系带来新发展一样，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必然会使国际关系出现一个令今人难以置信的崭新的局面。
5.和平与发展将是新时期国际社会追求的最大目标。
在1998年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叶利钦曾说，如果美国不听规劝而动武，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叶氏是在提醒美国不要冒险，但他的话有些言过其实。即使美国真的动武，伊拉克显然不堪一击，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一个反对动武的国家也不可能因此与美国真刀真枪地较量一番，同情或支持伊拉克的伊斯兰社会的国家充其量也只能抗议一下而已，不会大动干戈。现在及今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不存在发生世界级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发生高科技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也大为减少，但一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在特定条件下造成紧张对抗局面是难以避免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俄罗斯既无力、也无意与美国进行全面军事抗衡。今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足以在世界各地保持“不战而胜”的“威慑”效果。
日本虽已具有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实力，但在军事方面仍基本上是美国的附庸，加上其国内法律和舆论的种种牵制，在短期内难以发展成为拥有地区威慑作用的军事大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无力单独进行大规模对外作战。
中国仍将保持政治稳定与经济持续增长，仍将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因此最需要长期保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中国的稳定发展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视中国为潜在对手，并采取“软遏制”即有限遏制战略。
显然，冷战后各大国都调整了战略利益与对外目标，一般不愿直接或间接地插手地区冲突，今后已不大可能发生冷战时代那种由不同大国在幕后各支持一方的“代理人战争”。
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各国都在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加强经济交流，为此希望保持长期、稳定的地区和平环境。各国之间正在加强对话，探索建立不以特定国家为敌而能谋求共同安全的地区安全机制，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的关于在边界地区互相信任并避免使用武力的机制尤其具有示范意义，今后这一做法的推广将为长久和平提供有力保证。1997年下半年，北亚太地区中、美、俄、日四大国首脑频繁互访，除日美两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外，均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睦邻友好关系”，及首脑之间的热线联系和多层次的对话渠道，这是区别于冷战时代非结盟即敌对的国家间关系的新型国家间关系，即平等协商、友好合作、既相互促进、相互尊重又相互制约的并且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国家间关系。1998年北亚太地区四大国首脑互访协商仍在继续，此后这一趋势还会加强，这为推动本地区焦点问题的解决，维持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促进本地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6.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在看到国际环境发展变化的主流趋势的同时，也应注意不稳定因素，以防止这些不稳定因素产生太大的消极影响。今后，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朝鲜半岛的对立及发生不测事态的可能性；钓鱼岛、竹岛（独岛）、南海领土争端失控的可能性；美日的干预使我国的台湾问题复杂化的可能性。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种事态发生，都有可能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对中日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能否避免和排除不稳定因素干扰，尤其避免和防止台湾问题复杂化，是中日两国和其他亚太国家面临的重要课题。
7.中日两国国内环境的变化。
至于中日两国的国内状况，也会是稳中有变， 静中有动。 中国至21世纪中叶要达到经济技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是今后半个世界中国的不二国策，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将是与之相辅的外交政策的核心。中国能否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再保持经济高速发展20年，世纪之交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紧要关头，平稳过关将会为中国长期稳定高速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日本的国内环境的变化要复杂得多。当前提出的各项改革其前景如何一时难以预料，但世纪之交也将是日本实施各项改革的最紧要关头，这些改革取得成效，是日本保持稳定、恢复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经济改革取得成效，科学技术仍能居于领先地位，美国经济走上下坡路，则日本经济状况不仅会逐步好转，而且还会有较好发展。日本的政治状况可能变化很大，但对外政策不会大变，维持与美国的同盟仍然是日本最主要的外交选择，很难超越美国容许的限度全面推行独立自主的对华政策。美中同盟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干预台湾问题的态势以及对我国的“软遏制”态势方面。
尽管如此，客观发展的需要决定了中日两国只能把相互关系政策放在友好合作的基点上，这是对双方均有利无弊的最佳选择。中日两国的利害关系进一步加强，必将极大地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将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中，尤其在北亚太地区中、美、日、俄四大国关系的相互影响和规制中得到发展。能否尽可能地减少和排除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增加其积极影响，日本能否使对美关系和对华关系保持相对平衡，俄罗斯在北亚太地区作用的增大和亚太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都将对中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中日两国将日益超出双边关系范围而在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加强合作，中日关系将日益超出双边关系范围而带有越来越多的成为全球及地区合作的一部分的性质。
展望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必须准确把握两国国家利益之所在。如果两国的国家利益必将进入相克状态，则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就不美妙；如果进入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状态，其前景必然光明。总体来说，在今后10余年里，中日两国国家利益互相促进一面远远大于抵触相克一面。中日两国都要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也离不开相互支持与合作。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将面临良好的机遇，获得积极的发展。中日经济、政治安全关系将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
在中日经济关系方面，可以预言，在21世纪初期经济关系会得到加强，经贸往来继续扩大，进一步成为中日友好关系的主干，主导中日关系持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人们常用“有利互补”来概括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能够不断加强的原因，可以说，在今后的10余年里，“有利互补”这一点将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日本为恢复经济发展，改革经济结构固然重要，但不见得能够解决根本问题。放松规制同样不是灵丹妙药。近一二年，日本政府多次采取增投巨额社会资金的措施，仍未能刺激日本经济恢复景气，可见扩大内需有相当的难度。相对而言，扩大包括各种经济活动在内的外需更应该是推动日本经济恢复景气的有效手段。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看，毋庸置疑，中国应是日本进行对外经济合作的最好伙伴。中国几个大规模项目的建设和中西部的开发，很有可能成为日本重振经济雄风的推动力。中国要持续高速发展经济，同日本进行卓有成效的经济技术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中日两国持续发展经济，都不会给对方构成威胁，而是成为推动对方发展的动力和压力。如果预测目标值的话，1996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到600 亿美元（如果没有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原本还可以再高一些），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1997年出现徘徊，仍停留在600亿美元的水平， 因此预计到2000年很难实现1000 亿美元的目标， 但在困难时期过去后， 势必会快速增加， 2010年有可能达到1800亿美元的水平，即接近或略微超过日美贸易水平。其条件则是，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 中国不仅完成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且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中西部地区开始了经济起飞。上述目标值自然尚未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如果把这些地区都计算在内，2005年超过日美贸易水平问题也不大。
但是在今后的10余年里，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将会不断减少，后期甚至大幅度减少，这是必然趋势。其原因是，中国现在虽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只要在今后10年内能够持续保持8%的年增长速度（这非常可能实现）， 届时必将成为一个备受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现在已有日本人主张，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相当强大，日本应停止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到那时，日本人中持有这种主张的人恐怕占到大多数，从而对日本的对华经济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即使日本在进入21世纪以后仍继续保留对华援助，也将在数量上和对象领域上作出新的调整，即把重点转向环保、农业、人口、教育等直接影响日本环境的领域或更能体现新时期日本外交特色的领域。
再者，如果说早期的日元贷款还带有一定的战争赔款的意义的话，目前日本方面这种意识已经相当淡漠了，10余年后更加微不足道。另外，日本将对外援助附加政治条件，虽然目前尚未完全认真地施行于我国，恐怕这是早晚之事。日本的对华援助政策的调整幅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对日本援助的迫切程度及态度。从中国方面看，到21世纪中叶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那么，在10年、20年后，中国是作为高等发展中国家还是作为初等发达国家面对世界呢？从这方面说，日本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减少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果的反映，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
从目前中日两国的技术合作状况看，已有为数不多的技术含量高的投资项目来到中国，今后这样的合作项目还会不断增加，但增加幅度是有限的，希望日本完全撤除壁垒，把最新技术毫无保留地拿到中国来，这是绝对非现实的想法。中日两国都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经济优势，必须首先保持作为经济发展决定性因素的科学技术的优势，任何一方都不会那样做。日本方面即有这样的论调，对于加强技术合作（实即技术输出）日本并无限制，完全取决于需要。所以，在研究开发先进技术方面，中国要把基本点放在自力更生上，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今后的中日经济关系中，大企业集团将会取代中小企业成为维持与发展技术合作的主力。日本大企业集团更多地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项目，无疑会将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推向更高的层次。
在政治安全关系方面，中日关系经历了1992年的高潮、1995年的曲折、1997年终又复现较好局面，走过一个马鞍型的发展过程。199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加之江泽民访日和皇太子访华，中日关系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发展高潮。但是，在日本总有一只“黑手”要阻挠和破坏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在今后中日双边关系发展较好时，这只“黑手”很可能再次利用历史认识或领土争端等问题挑起纠纷，为中日关系的发展设置障碍。对此应有充分的估计。
从总体上说，尽管在今后的10余年里，中国会不断强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作用不断加强，日本还会不时强调日中关系是日本对外关系的支柱，但日本不会把对中关系置于对美关系之上，或将对中、对美置于真正完全对等的地位。日美关系仍将是日本对外关系的基轴，日本的防卫仍将主要依靠美国来完成。如果朝鲜半岛问题得以解决，美国可能会适当减少驻日军队，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对日本利多弊少，日本不会主动放弃之。当然，只要台湾海峡不出现大的乱子，日本也不会明显地与美国联手，一起对付中国。日本毕竟与中国有很深的经济利害关系，而且日本与台湾地理距离相近，一旦有乱，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日本。
在近期内，日美将继续落实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内容，通过制定作战计划、强化军事合作体制等措施来强化安全同盟，在该同盟的框架内逐步提高自主防卫能力，并完成对中国的“软遏制”体制，日美安全同盟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将会继续显现。日本在近期内还不存在修改宪法、脱离日美安全同盟而成为拥有独立防卫体系的“普通国家”的国内外条件。
中日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相互疑虑在近期内不会消失。但在相当时期内，日本尚难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那种认为一旦解除日美同盟，日本将比美国更具威胁的观点缺乏说服力。就未来的威胁性而言，日本重新成为战前那种军国主义的可能性不复存在，短期内成为咄咄逼人的军事大国的可能性也甚小。日本将继续积极促进对华安全对话，推动中、美、日三边乃至中、美、日、俄四边安全对话，通过不断提高层次、频度、质量等来加强军事交流。中日之间不断加强安全对话与合作势在必行，其积极作用将大于消极作用。
由于日本国内对中国友好势力越来越弱，相反，对中国不断强大而抱有疑虑的人越来越多，不讲友好关系只讲一般关系的主张越来越时兴，所以，日本的对中国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不会主动、过多地讲友好关系，而是定位在重要的大国间关系的层次上。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将会继续维持联合声明中的承诺，坚持间接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但对台湾问题的影响仍将是美国为主、日本为辅，日本不可能单独或主动地在台湾问题上贸然采取足以导致中日关系严重倒退的举措。
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的摩擦仍将存在，但其程度将逐渐得到淡化。今后日本政界中否认对华侵略历史的言行还会不断出现，因此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的摩擦还将长期存在。然而，随着战后新生代占据中日两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历史问题逐步淡化是必然趋势。台湾问题、安全问题、领土问题等现实政治摩擦问题，将取代历史问题而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主要摩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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