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南丝绸之路的形成、作用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丝绸之路论文,现实意义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祝贺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年所举行的“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学术讨论会”，于1996年9月18日～21日在费老家乡，中国丝绸之都——江苏省吴江市举行。费老令姊费达生夫妇对我国现代丝绸业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费老在50年代中期主持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时，又曾多次往返于我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滇缅路段，为此，笔者特就有关西南丝路的问题作一探讨，以向费老和读者请教。
我国很早就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打开了通向西方的国际交通线，即西北丝绸之路（西域道）、西南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和海上丝绸之路（南海道）。这些国际交通线特别是两条陆路曾是联接中国、印度、波斯、巴比伦、埃及、罗马、希腊等文明古国的纽带。世界三大宗教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亦在丝路所经的国度形成和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丝绸织造、造纸、印刷术、火药等伟大的创造发明，先后经丝绸之路流传到全世界；外国的明珠、宝石、琉璃等奇珍异物以及上述三大宗教亦先后传入我国，总的说来，西北丝路和海上丝路时人多有论述，而西南丝路论者较少。本文将着重讨论西南丝绸之路的形成、作用及其现实意义。
一
西南丝绸之路是从今四川成都经云南出国境，经缅甸到达印度，再往西延伸与西北丝绸之路西段汇合，经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到大秦（古罗马帝国）。这条丝路的中印一段古代称为“蜀身毒（印度）道”。
蜀身毒道的形成与西域道相似，首先由民间商旅往来，以有易无，逐渐形成商贸点，点与点连接而形成交通线。这又与交通线各点特别是交通线两端主要商贸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此点将于下节具体论述。
蜀身毒道是由几条道路连接而成。首先是五尺道，即由蜀（成都）南下，经僰道（今四川宜宾）、朱提（今云南昭通）到达滇池（今昆明地区）。所谓五尺道，《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这说明秦朝在民间小道的基础上进行开辟，并在邛都、巂、夜郎等族地区，设置官吏进行治理。《史记》司马贞《索引》说：“栈道广五尺”。《汉书》颜师古注说：“其处险厄，故道才五尺”。总之，常頞打通的五尺道，险窄难行。汉武帝时，唐蒙复“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①]建宁为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分汉代益州郡设置，郡治先在滇池县（今昆阳、晋宁）、后移治味县（今曲靖）。隋唐时，由于此道经云南大关县北豆沙关（石门关）到朱提，又称石门道；又以朱提为连接蜀滇枢纽，故亦称朱提道。汉晋时期这条道路为蜀滇之间的主要通道，虽经开辟，但山高谷深，且有险窄难行的栈道，往来商人须紧靠崖壁而行，甚至在七里长的窄路上担物不能换肩[②]。
还应指出，唐蒙在修五尺道时，又曾“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③]这条道路是由僰道稍往东南至今贵州北盘江（即牂柯江），故称牂柯江道；又因在夜郎王国所在地，又称夜郎道。牂柯江南流至番禺（今广州）入海。由于不直接涉及中印通道，故从略。
第二，灵关道。司马相如奉汉武帝之命“略定西夷，邛筰、冉
、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④]司马迁也于元鼎六年（111年）“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⑤]与司马相如走的同一条路。此路从成都西南行，渡过沫水（今大渡河），通过灵关天险，于孙水（今安宁河）造桥而渡，至邛都（今西昌），再渡过与金沙江合流处之鸦砻江而至滇西洱海地区。这些地区为“西夷”分布的地区。其中斯榆即叶榆，亦即“昆明夷”，分布在洱海地区。两位司马虽不一定到过洱海地区，但却能招
、经略洱海地区的“昆明夷”，这说明邛都与洱海地区之间早已存在着交通往来。由于灵关道经过旄牛羌部居住的台登（今冕宁）以北地区，故又称旄牛道。东汉末旄牛羌部阻道，致此路不通。蜀汉时张嶷任越嶷太守，与旄牛羌部“酋盟誓，开通旧道，千里萧清，复古亭驿。”[⑥]灵关道又重新开通。
唐代，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南诏王国兴起，强盛时其势力达到大渡河以南地区。《通》：“太和四年（830），上命李德裕修塞清溪关，以断南诏入寇之路。”当时西川与南诏在大渡河对峙，清溪关为大渡河以南要塞，为入南诏地界第一站。因此汉代的灵关道在唐代又称清溪关道。
第三，永昌道。永昌（指今保山地区）是蜀身毒道上连接中、缅、印的重要交通枢纽。从上述的五尺道由成都经僰道南下滇池，再由滇池往西经洱海即可到达永昌；走灵关道则由成都经邛都渡过金沙江，再西南行经洱海往西到达永昌。两道均由永昌往西到缅甸北部。因而经永昌往西至缅甸这段道路便称为水昌道。具体说来，这段道路是由洱海地区的叶榆（今大理），逾博南山（在今永平），渡兰仓水（今澜沧江）到巂唐（今保山），再渡怒江经滇越地区进入缅境。
关于滇越，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到大夏（在今阿富汗境），看见商人从身毒运去的蜀布、邛竹杖等商品，得知有道路从印度通往蜀地。他返长安后遂建议汉武帝开辟此路。探路使者后被洱海地区的昆明人所阻而未成功，但却获知昆明族之西“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⑦]按今保山以西的腾冲原称腾越，其与大理的距离恰和滇越与叶榆的距离相当。腾越与滇越音声相近，早在唐代以前已有此地名。南诏王隆舜诗即有：“避风鄯阐台，极目见藤（同腾）越”[⑧]的诗句。大理国时设腾越府，即今之腾冲。滇越又称乘象国，以其地产象和役使象。《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只有永昌郡有象。《后汉书·西南夷哀牢传》亦载哀牢地区产象，且地望与滇越相当，可见乘象国应在永昌郡。
永昌郡是个多民族地区，有越和鸠僚等族。滇越名称之由来，与闽越、瓯越得名相似。哀牢则得名于一代首领之名而成为族名，但哀牢人讲僚语[⑨]，应属鸠僚。两者均属百越族系。[⑩]学术界一般认为今天居住在德宏等地区的傣族与滇越和鸠僚具有族源关系。
《南中志》又载“永昌郡古哀牢国，……，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地域甚为广大，“当包有今之保山、德宏地区西抵伊洛瓦底江流域上游，明清时期之孟养、木邦等地，其南则为凤庆及临沧至西双版纳及以南地带”。(11)境内称邑王者77人，5万余户55万余人。在分布的各族中，尚有与今傣族具有族源关系的掸族。掸族在永昌建郡之前就已建立国家。掸族与鸠僚语言相通，境土相连，彼此早就存在着密切联系。因而哀牢（鸠僚）的归顺东汉朝延和永昌郡的建立，掸国随之三次遣使到东汉首都洛阳，掸国王雍由调被封为汉大都尉。应该说，滇越——哀牢——掸与属于氐羌族族系的昆明、巂等族加上蜀地商人的互相联系，共同开辟了蜀、滇、缅、印的交通线。
第四，至于缅印之间的通道，唐代文献有较明确的记载。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印度之迦摩缕波国位于阿萨姆东部，《蛮书》所记大秦婆罗门国之南。《大唐西域记》说：“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僚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新唐书·地理志》载贾耽“从边州入四夷路程”说得更清楚：从永昌城“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在今龙陵）二百里，又南至乐城（在今瑞丽）二百里，又入骠国境（缅甸）。……一路自诸葛亮城西去腾充（今腾冲）二百里，又西至弥城（在今盏西），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在今伊洛瓦底江东岸之打罗），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今勐拱河）二百里至安西城（在今猛拱），乃西渡弥诺江水（今钦敦江）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
以上贾耽所说自滇西通缅、印之交通线千余年可以通行。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2年缅甸沦陷，滇西的腾冲、龙陵失守。日本侵略军曾由水陆两面封锁我国，我国仅靠空运与国外相通，军需物资供应极为困难。当时我国与盟军自印度阿萨密之雷多经缅北之胡康河谷，沿猛拱、密支那修筑中印公路，以通腾越和保山与滇缅公路衔接，重新打通中国之陆路运输线。这条公路基本上即沿着千百年来之中——缅——印道，变险峻难行之步道为通行汽车之公路。这条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二
蜀身毒道在张骞通西域得知有这条道路之前早就存在了。这条道路存在的前提乃是有关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而这种需要之满足又以有关民族社会较高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基础，通过双方商旅贸易、僧侣、使节往来等活动而实现。中印均为文明古国，具有灿烂的文化，西南丝绸之路正是连接和传播两者灿烂文化和经济交流的纽带。
我国西南巴蜀地区，在很早的古代便发展了灿烂的文化。本世纪50年代在巴蜀地区曾有多处引人注目的重大考古发现。特别是1986年发掘出的广汉三星堆遗址，面积广，涵盖众多文化层，从新古器时代晚期中经夏、商、周到秦汉的连续地层都很清楚，出土青铜神人立像、头像、金面罩、铜和玉制礼器、武器、象牙等上千件(12)，还有成都郊外发掘出的商周时期大型木结构建筑群(14)等均甚罕见。这些发现说明早期蜀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蜀人至迟在战国时已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秦时蜀守李冰大兴水利后，蜀国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蜀人很早就以养蚕、制造丝织品著称，古代记载中称为“锦”。战国时蜀锦已相当驰名。秦灭巴蜀，张仪、张若修成都城，特设置锦官。到汉代，蜀锦已名闻天下；成都有锦江，成都又称锦官城，都与发达的蚕丝业有关。
穿井煮盐在汉代已很发达，政府特设置盐官进行管理。至 于开矿冶铁，至迟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秦人卓氏在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比王侯。程郑“亦治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15)蜀地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商业如此发达，成都的“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以致汉初唐蒙开筑僰道，当地县令因废工无成、百姓愁怨，将受斩刑，他都要求先看看“成都市的繁荣景象然后就死。”(16)
由于商人在滇蜀少数民族地区经商而发家致富，因而汉初尽管严令：“闭蜀故徼”，禁止与“西南夷”地区交通，仍无法阻止商贾贸易往来。蜀地的丝绸、布匹与铁器等商品，远销云南以至经缅甸到印度而为张骞在大夏所见，也就不奇怪了。
印度人最早称中国为“支那”，是梵文Cina的译音，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巴刺塔》（Mahabharata）与摩奴法典（Laws of Manu）均提到“支那”。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梵文古籍提到中国时还和丝并提，如“公元前320至315年印度桷陀罗笈多王（King Candragupta）在位时，其臣商那阎（Chanakya）别名考铁利亚（Kautiliya）者著有《政论》（Arthasastra）一书，书中载有“支那”之名，又记纪元前第四世纪中国丝已贩运至印度。”(17)联系上述蜀国丝织业之盛以及蜀身毒道的存在，中国商人运至印度的丝织品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运去的。
前述张骞所到之大夏，古希腊人称巴克特利亚（Bactria），是往西经伊朗、两河流域至罗马帝国的主要交通线，也是汉晋时期中印贸易的重要中转枢纽。“据普林尼（第6卷，23，101），单是印度每年由罗马帝国所得的丝款不下五千五百万铜币（Sesterces约等于六十万英镑）”(18)由此可见，中印通道上丝绸贸易之盛。至于蜀布、邛竹杖、铁器、漆器等商品也是源源外销。
商道总是双向的，有来有往。为当时中国所贵重的五色琉璃、料珠、各色宝石、香料以及羊毛制品等也沿着这条商路输入中国。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战国和西汉古墓中均曾发现过琉璃珠(20)，我国在五世纪初才开始自制琉璃，上述古墓中发现的琉璃制品，显然是从印度经这条丝路传入的。
东汉时代，西南丝路有进一步发展。随着哀牢王内属朝廷，东汉明帝永平12年（69年）在滇西哀牢地区建立永昌郡。境内除鸠僚、濮人等以外，还有僄人、掸人和身毒（印度）人。境内物产丰富，有“黄金、光珠、虎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棉、绢、采帛、文绣……木棉布、
干（伫麻）细布，又有罽旄、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宜五谷，出铜铁。”(21)上述物产中帛叠、水精、琉璃、轲虫、蚌珠等系境外产品运入境内；晋宁石寨山滇人墓葬发掘出的数量巨大，用青铜贮具器贮藏起来的海贝，自然也非云南所产，至少印度是产地之一。《马可波罗行记》第118章哈刺章州就说：“彼等所用海
，非本土所出，而来自印度”。永昌郡治为巂唐在今保山。巂唐不仅为政治中心，而且和腾越都是蜀身毒道上的商货集散地，上述印度人可能不少是侨居的商人。1938年在腾冲县西八里宝峰山下核桃园的荒冢中，曾发现汉五铢钱千余枚，(22)可见当时商业之盛。
在这条丝路上，随着商业交换的发展，文化交流也日益加强。掸国王雍由调于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安帝永宁元年（120）及顺帝永建六年（131）三次遣使前往洛阳“奉国珍宝”。特别是第二次，“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23)掸国和罗马帝国有来往，罗马的表演艺术家也随掸国使团到了洛阳宫廷。这条丝路也是佛教传入我国的另一途径。印度古代有“以新棉裹尸，更以棉布缠其上，系佛在世时之印度风俗，而在佛涅盘后，传亦如斯，是以哀牢人关于桐华布之‘先以复亡人。然后服之’云云，似亦起源于兹。”(24)这里意指哀牢人此种习俗乃受印度风俗之影响。考虑到哀牢地区有印度侨居之商人或移民，此种推论值得注意。滇西傣、白等族后来信奉佛教，自亦受到印、缅等国的影响。除印度僧人传播佛法于中土外，我国僧人亦有经行西南丝路往印度求佛法的。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卷81就提到曾有二十余僧“从蜀川南出牂柯，往天竺得达”(25)。他并就蜀川天竺道作了概括叙述。
音乐舞蹈亦有交流。除前述掸国音乐外，玄奘在印度羯朱嗢祗逻国与戒日王相会。戒日王早已闻知“秦王天子”（指唐太宗）的政绩以及歌颂他的“秦王破阵乐”。(26)缅甸古代的骠国“在云南西，与天竺国相近，故乐曲多演释氏词。”(27)“唐贞元十七年（802）骠国王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随南诏使臣入唐，由云南重译进献其国乐。”(28)骠国乐成为唐代乐曲中的一部。
两千多年来，这条商路通过各国商人、僧侣你来我往以及各国使节的往返聘问，促进了西南丝路沿线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
然而，19世纪中期第二次英缅战争后，缅甸南部为英国所乔并，特别是1885年第三次英缅战争后，缅甸为英所灭亡。英帝不仅奴役缅甸人民，而且把侵略矛头指向我国边疆云南。中缅商道不仅民间贸易受到影响，且成为英帝吮吸我国财富、进行侵略的孔道。滇西的腾越自古为商贸枢纽，但自1898年开埠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对外贸易全为入超。例如1918年以前，出口额仅年达银70万两左右，而进口额则多在200万两以上(29)，大量白银外流。与此同时，法国占领越南后也将侵略矛头指向我国云南，英法二国一在滇西，一在滇南，对我形成钳形攻势，竞相掠夺我国资源，倾销商品，使我国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受到战争破坏的中缅商务往来逐渐有所恢复。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的西南丝绸之路已悄悄复苏。特别是1960年10月1日中缅边界条约的签定，解决了历史上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进一步促进了中缅两国的友好关系，中缅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进一步有所加强。
中缅国境线云南地段长约1900多公里，其中西南丝绸之路通过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即占500余公里。云南省是我国跨境民族居住最多的一个省，有独龙、怒、傈僳景颇、德昂、佤、布朗、哈尼、苗、瑶、拉祜、傣等十余个民族。这些民族与境外相同民族如德宏地区的景颇和克钦、傣和掸、佤和佤等族，不仅语言相同，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也相同，甚至同一家人分居国境内外，亲友往来密切，具有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些构成了两国边民之间存在的历史悠久的边境贸易的有利条件。缅甸尚有华侨和华人70余万，大都从事商业活动，促进了中缅贸易的发展。据昆明海关统计，改革开放后的1989年仅中缅边境民间贸易进出口总值即达人民币10亿多元，比1984年增长了26倍。其中以德宏自治州边境贸易最为突出，近年来德宏州边贸额占云南省边境贸易总额90%以上。(30)
事实上，中缅边境民间贸易在地域上已突破边境两侧的狭小范围和边民互市的传统作法，而具有更大规模的转口贸易性质。自1985年以来，我国商品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建筑材料和机电产品等经过缅甸大量输入印度及东南亚国家。进口商品虽以缅甸为大宗，但也有泰、孟加拉等国商品，而且这些商品都转输全国各地。可以说，中国对缅甸的贸易已具有以整个缅甸为市场的特点，而且以缅甸为中介进一步与南亚和东南亚的印度、孟加拉、泰、老等国家相勾通。
在我国大力推动四个现代化和对外开放过程中，这条古老的交通线仍具有其重要作用，近年德宏自治州在对缅边境贸易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它也有利于各友好国家之间以及跨境民族之间的联系、理解和友谊。展望21世纪，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强，这条古老的交通线也将进一步得到振兴。
注释：
①《水经注》卷33。
②见《华阳国志·南中志·南广郡》。
③《史记西南夷列传》。
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⑤《史记·太使公自序》。
⑥《三国志·蜀书·张嶷传》。
⑦《史记·大宛列传》。
⑧见《太平广记》卷483引《玉溪编事》。
⑨见《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
⑩限于篇幅，此不详述，请参见拙作《百越》第六章。
(11)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20页，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
(12)地名考释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545页。又大秦婆罗门国，据向达《蛮书校注》卷十，谓小婆罗门国在印度阿萨密南部，与其相对应为大秦婆罗门国，“秦”字误衍。此国在阿萨密北部及恒河一带。
(13)见《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14)见《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文物》1987年第12期。
(15)《史记·货殖列传》。
(16)见《华阳国志·蜀志》。
(17)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4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
(18)夏德著、朱杰勤译《大秦国全录》94页，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9)《史记·大宛列传》记述自大宛以西直到安息，“其地皆无丝、漆……”。通过商品交换，自然是必要的。
(20)见《考古》1965年第3期和《晋宁石寨山考石发掘报告》。
(21)见《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
(22)见李根源：《永昌府文征·记载》。
(23)《后汉书·西南夷传》。
(24)见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458页。
(25)见《永昌府文征·文录》第一册。
(26)见《大唐西域记》卷5。
(27)见《唐会要》卷37。
(28)见《新唐书·礼乐志》。
(29)见夏光南：《中印缅道交通史》中华书局1948年出版，107-108页。
(30)见李茂兴等著《边境贸易理论与实务》，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