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的商业银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银行论文,我国论文,历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新形势，我们在向西方商业银行学习的同时，认真了解研究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情况和经营管理的经验作法是有益的。
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中艰难地求生存、求发展
自1897年我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业算起，到1952年私营银行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我国历史上的商业银行有56年的历史。到1911年中国人开设的、包括官商合办和私人资本设立的银行有20家，1912年到1925年中国的商业银行获得迅速发展， 1925 年达到141家。银行实收资本1912年为3625万元，1925年达到15816万元。作为商业银行骨干的“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银行）、“北四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家银行）以及新华银行、聚兴诚银行先后在1907年到1921年这15年间创立。
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末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即1897年至1927年；第二阶段是1928年到1936年南京政府统治阶段；第三阶段1937—1948年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第四阶段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前三个阶段均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列强、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侵华时期的沦陷区还面对日伪政权。第一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一度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华控制，中国民族资本暂时得以发展，北洋政府对金融的控制缺乏经验，因而商业银行所处的金融环境比较宽松。第二阶段，蒋介石取得政权后，忙于“废两改元”、实行法币制度，实现集中发行，统筹外汇；进行对中国、交通两大银行的调整控制；构建“四行两局”的官僚资本金融体系，使得作为民族资本的商业银行尚有活动余地。第三阶段，抗战期间，一部分国土沦陷，商业银行受日伪的压迫排挤；一部分后方国土上，官僚资本金融势力迅速发展，商业银行活动范围日趋狭小；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加紧对民族资本银行的掠夺，持续恶性通货膨胀，商业银行奄奄一息。总之，我国历史上的商业银行就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中艰难地求生存求发展的。
在商业银行中“北四行”资本额之大，为其他行所不及。截至 1927年“北四行”实收资本额：盐业银行750万元，金城银行700万元，中南银行750万元，大陆银行400万元，合计2600万元。“南三行”实收资本：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各250万元，浙江实业银行180 万元， 合计680万元。而其他24家较大的商业银行实收资本总计为2560万元， 尚不及北四行资本之和。1925年五卅运动，激发国人爱国热情，使不少国人将在外商银行的存款转存华商银行。“南三行”和“北四行”7 家银行存款总额，1924年底是14000万元，到1926年底增加到24000万元，增长67%。南京政府建立后，官僚资本垄断金融的势头逐渐发展，商业银行受到排挤，业务渐趋萎缩，盈利减少。1936年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官办银行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59%，战时发展到80 %； 战后（1947年6月的统计）放款占全国银行放款总额的96.5%。1936年7月上海银行存款与官僚资本银行存款的比例为7%，到1946 年底这一比例下降为0.8%。
上海银行、金城银行在商业银行中是实力最雄厚，业务发展迅速，效益最好，最有代表性的两家银行。上海银行成立于1915年，当时资本额，只有10万元，到1921年增至250万元，存款总额1915年底为57 万元，1926年增至3244万元。这12年上海银行的净盈利共计355万元， 按资本与盈利的比例计算，平均年盈利率达20%以上。南京政府建立后，上海银行以其与四大家族的关系，大力扩展业务，1928年下半年存款迅速增加，1930年达到8978万元，比1926年增加1.8倍， 已居“南三行”“北四行”七家银行的第一位。 一直持续到1934 年， 这一年存款达到15816万元。1935、1936两年被金城银行追上。1937年6月，抗日战争前夕又复居第一位，存款总额近2亿元。该行1915—1927 年放款总额平均占存款总额的65.4%，1928—1937年上升为74.7%。同时这10年间存款总额增加9倍，放款总额增加10倍。
金城银行1917年建立，到1927年存款总额达3948万元，比1917年增加7倍多；放款总额2738万元，增加6倍多；存、放款数额占全国重要银行存放款总额的比重均有显著提高，居同业的前列，社会信誉蒸蒸日上。1927年至1937年间，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金城银行将总经理处由北京迁至上海，除裁撤一些行处外，陆续增设分支机构50余处，遍及各主要城市，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之一，全行员工增至700多人。 在扩大商业、储蓄两部的同时，还添设信托、证券等部门，各项业务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至1937年底，存款总额达15900余万元，放款总额达11000万元。自1928年至1937年6月获净利864万元，各年净利与资本额的比率，平均为12.93%。1937年至1949年从帐面上看， 各项业务和盈利都有大幅度增长，但因货币贬值，折合黄金计算，都是下降的。
当然必须指出，一些商业银行除正当经营外，也从事一些投机活动。
二、出现一批有事业心和爱国心，有学识有能力有成就的银行家
一些商业银行的创办人、领导人，早年留学外国，并曾在中国、交通等银行任职。他们懂得经济和金融，有理论也有实践经验，并善于同政界周旋。他们有强烈的事业心，立志在银行干出一番事业，并有爱国心、追随时代潮流。如叶揆初、李铭、陈光甫、周作民、谈荔孙、徐新六、王志莘等人，都在中国金融史上有一席地位。
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人叶揆初（1874.8—1949.4）。1911年初任天津造币厂监督，后又任大清银行正监督（行长），他厘订了有关银行管理的规章制度，并选用有才干者任重要职员。1915年浙江兴业银行改革，叶当选为董事长。他除筹划银行本身业务发展外，对上海中国银行拒不执行段祺瑞政府停兑令予以全力支持。抗拒停兑事件获得成功，使浙江兴业银行的信誉和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由于用人得当、稳中求进的业务方针，浙江兴业银行业务发展迅速。1922年至1927年间，有三个年份存款总额居商业银行之首。叶连续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达30年之久。
李铭（1887—1966），留日攻读银行学。辛亥革命后，就任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李做事有魄力，善谋略，能决断、重然诺，待人接物有一套功夫。他办银行的指导思想，一是发展业务不在于量多，而在于质高。例如：业务集中于少数重点户；精兵简政等。二是业务上主要面向外商企业和外汇业务。李多次担任上海银行公会主席，后又任全国银行业联合会主席，成为金融界的领袖人物。
陈光甫（1881—1976），曾留学美国，并在美国银行实习。回国后任江苏都督府财政司副司长、省办江苏银行总经理。1915年6 月与人合作，创办上海银行，任总经理。上海银行开办时，资本低微，被称为“小小银行”。而开办后由于经营管理得当，业务发展迅速，终于成为旧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1937年6月机构最多时达111处，职工2775人。
周作民（1884—1955），曾先后任职于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财政部库藏司，以及交通银行。1917年创办金城银行任总经理。此后一直以该银行为事业基础，逐渐成为金融巨子和经济界名人。抗战期间坚不出任伪职。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 威胁他交出银行和个人所有的外汇，他被迫潜赴香港。1951年6月，他由香港到北京， 是金融界老一代头面人物第一个在解放后回归大陆的。1951年9 月任公私合营“北四行”董事长，1952年12月任统一的合营银行副董事长。
谈荔孙（1880—1933）曾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攻读银行经济。回国后任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银行科主任，后又在度支部、大清银行、中国银行任要职。1919年3月创办大陆银行。 他主持大陆银行十分注重新业务开拓，竭力主张银行必须为实业服务，贷放款项则应慎重稳健，注重调查。他重视人才，在总经理室设顾问室，延请专家担任咨询，多聘有识之士来银行任职，1933年逝世。在他培植的基础上，大陆银行业务续有发展，1936年底存款达到1.22亿元，跃居全部商业银行的第三位。
徐新六（1890—1938），曾在英国、法国攻读冶金学、经济学、国家财政学，获科学士、商学士学位。是中国早期少有的兼攻理工科学和经济科学的人才。回国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同时在北京大学任教。后又任职于中国银行，1918年曾随梁启超赴欧洲国家考察，归国后任浙江兴业银行总办事处书记长，1923年，任协理，1925年升任总经理。徐新六有丰富的财政、金融、经济方面的学识和经验，他任协理和总经理后，尽力吸收与培训文化较高的职员，注重采取西方银行业务技术措施，使浙江兴业银行总行、各地分行气象一新，业务发展很快。1923—1926年，浙江兴业银行存款总额常居各商业银行的首位。
王志莘（1896—1957），早年在美攻读银行专业， 获硕士学位。 1925年去欧洲考察银行业，回国后在上海商科大学任教，后先后任职于工商银行，江苏农民银行。1930年到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担任总经理。从此他以这家银行为他毕生事业。他主持新华银行后，从业务方针、营业规则、内部管理、人员任用方面作了较大的刷新与改革，使新华银行得到振兴，业务日益发展，存款逐年增加，遂与“南三行”并列被称之为“南四行”。上海解放后，他在合营银行任领导职务，并在华东大区、上海市两级政府财委兼任领导职务。
三、强调为社会服务，支持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
不少商业银行强调服务社会，在业务中支持民族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并热情为各阶层群众服务。他们指导思想明确，措施具体，成就显著。
上海银行强调服务社会，提出：“人争近利，我图远功”，“敬远官僚，亲交商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外国侵略”。从上海银行的经营活动看，他们是这样做的。如开办一元起存储蓄，制成各种储蓄盒交存户使用；办理“礼券储金”；结合代收学费，在大中学吸收存款；在教会中吸收外国人的外币支票转作存款；对存户的汇款手续费减收或免收。1917年上海银行在南通办理押款、工厂特约押放款及抵押透支，都是开民族工业与银行业握手之先声。1918年在伦敦洽妥代理处，为我国商业银行办理国际汇兑的萌芽。1919年更扩大国外代理汇兑业务，于英、美、法、荷兰、日本等国重要商埠建立代理行，这对推广营业和在国外汇兑中争取一席地位，是有一定作用的。上海银行在开展业务上不择巨细，汇成洪流。将小商业区、中下层居民点作为最广泛的客户基础。他们在大学设立办事处，主要目的是扩大影响，建立多方面联系，以便将来开展业务。上海银行设立中国旅行社，并不能盈利，但由于旅行社接触面广，犹如广告，为上海银行作了不少宣传，使上海银行扩大了存放款以及保管、委托等项业务，从中获得盈利。
周作民主持的金城银行扶持民族工业，其投资重点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交通运输事业，采取独资或与同业联合投资等方式，辅之以放款透支，承购公司股票、公司债券以及其它各种担保业务。金城银行历年平均投资、放款均占其资产总额的30%—40%。主要对象有自营或合营的通成公司、太平保险公司、诚孚信托公司等。直接投资的企业有北洋、垣源、新裕等纺织工业；六河沟、中兴、开滦、井径等煤矿工业；河北大丰、青岛中兴等面粉工业；久大、永利、大成、启新、天厨、月华等化工业；以及渝鑫钢铁、中华造船、民生航业公司、天津航运等交通事业。其中大多数企业在抵制外国列强的垄断，夺回国家利权方面起积极作用。如当天津永利公司，拟在南京设厂开制国内尚属空白的重要产品硫酸錏，而面临资金严重困难之时，金城银行联合上海银行等放款和投资，予以支持，使外国资本攫取在华制硫酸錏权利的企图未能实现。金城银行在支持民族工业发展方面，除帮助解决资金困难外，还遴选专家帮助企业在技术上和经营管理上进行改革。此外，金城银行对浙赣、陇海、平汉、平绥、京赣、粤汉各铁路局的投资、放款，承购路债，以及向外商各种购料期票的外币担保业务，也经常在数百万元。金城银行还做有利城乡的小本经营。1934年金城与南开、清华、金陵、齐鲁各大学联合成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实验所设立华北农业研究改进社，举办棉种改良和棉农贷款，投资总额共约100余万元。 还同交通、上海、浙兴、农民等银行联合陕西省棉产改进所，在陕西、河南、山西三省境内组织棉花产销合作社16所，发放农贷180余万元。 又与北平市政府协办市民小本借贷处，融通小额、低息短期资金。先后在南京、镇江、苏州、青岛各地单独推广小本贷款，受到城乡小农、工、商业者的欢迎。
金城银行在千方百计争取大户存款的同时，注意吸收中小户存款。金城银行于1919年开办储蓄业务。除新华银行外，也算银行中办理储蓄业务之较早者。当时印了小册子到公园或戏院去散发。北京分行深入学校宣传储蓄，并定期轮流到大中学校办理收付存款事宜。冯玉祥在官兵中提倡勤俭节约，金城银行就在南苑驻军中举办军人储蓄，一元起存，吸收存款50万元。后又派员到张家口、绥远、包头吸收冯部军人存款。金城银行注重开展汇兑业务，他们与许多银行建立收解关系，互相代理汇款业务，还与工矿企业建立定期的汇款业务关系。
四、摸索积累了一套经营管理的经验和办法
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经验和办法，有十分丰富的内容，综合其要点是：注重调查，采取开拓和稳健的经营方针，精于核算管理，经营策略各有不同，谋资金营运最大效益的同时兼顾资金营运的公益性。
1、注重调查研究
首先是选用得力调研人员，即选择有较高学识、肯于学习、深入实际、有强烈的事业心、有远见、敢于提出建议的人，担当此任。上海银行陈光甫选用资耀华担任调查部主任，是最成功的一例。资耀华入行之初，根据调查，提出关于服务和付款速度问题及解决办法：在上海市增设9个分行；成立一个完整的调查部；扩充信托部；增加服务种类。 这些提议分别轻重缓急陆续实行了。1930年陈派资先后到东北和四川调查研究设立分行的可能性，资经多方调查分析提出东北不宜设行而可进川设行的建议，经陈采纳，避免了进东三省的损失，获得了进四川设行的利益。二是，调查目的明确，以改善服务和经营管理，开展业务，提高竞争能力，取得效益为目的。三是，银行决策人员对调查人员的建议十分重视，认真听取，认真研究，择其善者，努力付诸实现。四是联系同业，组织联合调查征信，如上海、浙兴、中国等几家银行联合组建上海中国征信所。五是调查研究与人事安排紧密结合起来。
2、开拓与稳健的经营方针
商业银行除了经营存放汇业务外，还注重开拓业务领域，办理信托、投资、证券买卖、票据、保险、仓储、保管、咨询、担保等业务；除办理本币业务外，还发展国际金融业务、如外汇、国际汇兑和国际结算等业务。这在当时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很难能可贵的。
各行都以稳健经营为方针，强调多做抵押贷款。至于信用放款，对个人的信用放款及透支以不做为原则，对公司商号放款依下列手续办理：经过信用调查的殷实户，可酌情承做；确实可靠的票据贴现、商业期票及汇票，以银行承兑者为主要对象。浙江兴业银行经营力主稳健，它承揽一项业务时，如有同业参加竞做，便后退一步，决不坚持和对方竞争。
3、经营策略各有不同
如新华银行采取服务社会、福利平等的经营方针及人舍我取的经营策略。上海银行强调要有创办和改革的精神。金城银行则以稳健为前提，因时而异，区别对待。谋资金营运的最大收益的同时，兼顾公益性。
4、精于核算管理
如金城银行精于核算管理，该行在处理存放汇业务中，都不是盲目的，而是千方百计谋取最佳效益。该行除了业务开支成本核算、各种放款利率比差、汇兑贴水计算等常规核算方法外，其在公债买卖、货币买卖、外汇承做等业务以及放款利率的总成本核算方面，也有一套完整的、简练的、科学的核算方法，对于决策很有帮助。
五、注重人才，善于人事管理
商业银行的领导人注重人才，有各自的见解和指导思想，有各自选择人员的标准和侧重，有不同的培养教育的方法，有具体的对员工的管理制度。
陈光甫认为：“凡百事业，咸以人才为根本，银行尤盛”。由商业资本转化的聚兴诚银行杨灿三说：“只有人聚才能财兴，只有人聚财兴事业才能成功”。聚兴诚银行确实罗致和培养了不少人才。重庆金融界的人才多出自杨灿三手下，当时曾传“无聚不成行”之说。
上海银行罗致人才的成功是举世称道的。著名经济学家、银行家张嘉璈就曾著文指出：“上海银行用人宗旨，一秉大公，以品学兼优之仕充当职员，一洗以前商界之恶习……”。著名银行家资耀华先生，就是因在《银行月报》发表有关人事管理、信用调查等问题的文章，由陈光甫发现而邀到上海银行任职的。上海银行罗致人才的通常方法是：（1）开办银行传习所，在学员中挑选；（2）与几家著名的中学挂钩，在优秀毕业生中挑选或由学校选送；（3）在社会上招收，方式或登报、或发信给学校、或托熟人介绍，但都须经过考试。
关于培养人才，包括学识技术和品德修养两个方面。上海银行人员培训的方法有出国深造，在职培训和进训练班等。陈光甫在这方面不惜工本，经常挑选一些高级人员出国考察，派一些有培养前途的年轻行员去国外银行实习。金城银行也经常派出适当人选到美国学校深造或银行实习。周作民在人才培养和使用方法方面注意不同层次的不同要求。对于高层次的后备人才，他不主张也不重用没有经验的留学生，而是派一些高级职员去国外实习和考察；对于中层次的，也在有相当资历的人才中挑选培养，还专门请一些有丰富实践的人为他们作指导，并要他们到各地考察商场、工厂以及农村的实际情况。浙江兴业银行以学校为培养人才的基地，推行“浙江兴业银行助学金制度”和行员自我演讲业务法规处理手续和习演技能的三期培训做法。
关于品德的培养，陈光甫注意言传身教。他以总结办行成功经验，教育工作人员，他说：“办行成功的主要因素，除技术创新外，关键在于服务社会的真精神”。
金城银行选择行员的标准，注重品德见识，因为：“银行为信用事业，工作人员多与钱币收付有关，故品德至关重要”。金城银行还订立制度，加强员生管理。使员工能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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