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产生歧义之关键
王东昕1，邹 华2
(1.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编辑部，云南 昆明 650031； 2.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摘 要 ：蔡元培1926年发表的论文《说民族学》揭开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科学研究的序幕，已为学界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对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性质的理解产生了歧义，对学科定位意见也不尽相同，这对学科进一步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学科史的视角回溯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过程，探究歧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把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两个构成部分——人们共同体及其文化——二者分割开来认识，显然就是问题产生的一个关键点。
关键词 ：有机整体；人们共同体；文化；民族学；人类学
一、歧义的产生
蔡元培于1926年12月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开启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科学研究的序幕。此后，受留美归来的吴文藻的影响，费孝通、林耀华等分别赴欧美留学，学习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专业，推动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向前发展。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者们积极投身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科学调查和研究中，为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事业的奋斗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界均未执着和纠结于民族学、人类学是否同一学科与谁为主次的问题，林耀华、杨堃等认为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三者并无本质差别。① 杨堃：《民族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此后，随着学科研究的发展和深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际间学术交流日益深入，国内学界关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学科定位开始产生歧义，逐渐形成了三者并非同一学科的印象，以致在人们的意识中，肩负着同样任务、遵循着共同规则、运用着同样方法、执着于共同事业的一类学者被分割到两个不同的阵营，或为民族学界，或为人类学界。正是由于理解的歧义，已经影响到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郝时远② 郝时远：《中国民族学学科设置叙史与学科建设的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1、2期。 、张小军③ 张小军：《世界的人类学与中国的民族学》，《世界民族》2018年第5期。 等撰文论及民族学与人类学之关系问题，也没有能形成明确结论。
若以民族学、人类学诞生以来的历程进行审视，探究歧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不难看出，源自于不同国家学术传统之差异是其次要的原因，歧义产生的关键因素在对于以研究人们共同体为主还是以研究人们共同体的文化为主的理解上产生了差异。因此，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普遍接受了当时苏联学术传统较强的影响，“人类学被用苏联学科体系加以重新认识和定位”“苏联模式的人类学仅指体质人类学，被划分为生物学学科门类，……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名目不再出现，用民族学取而代之。”④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1950～1997)》(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0、63～64页。 。按照苏联关于民族学的理解，这个学科就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⑤ 杨堃：《民族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受此影响，民族学就被理解为是以民族共同体的发生、发展、演变为主的学科，这一学科主要关注的不是文化而是人们共同体，因此，民族学与以研究文化为主的文化/社会人类学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
采用邻苯二甲醛（OPA） 分光光度法测定游离氨基氮方法计算玉米醇溶蛋白的酶解度[10]。酶解度按公式（1） 进行计算。
笔者认为，无论是种族，还是人们共同体，或者说是民族，这些概念一方面因分类学而产生，另一方面其意指也是有所区别的。至于反复被研究者们使用的中文词汇“民族”这个术语，同样存在着因为语境的差异而在内涵和外延上不尽相同的现象。基于俄文文献中表达“民族”这一概念的术语，杨堃说“这里所说的民族，是广义的，指民族学一词的词根ethnos而言。它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注] 杨堃：《民族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而且“‘民族学’一词在中国最初被译为‘民种学’。”[注] 宋蜀华，满都尓图主编：《中国民族学五十年(1949-199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因此，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为顺利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而深入讨论后确定的概念，中文的“民族”一词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并不能简单地与其他语言系统中对人们共同体、种族等同类或类似概念的术语之间建立起完全对应的联系。况且，人类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在于其独特的生物性特征和创造、发展文化的社会性特征，可以把人们共同体看作是基于社会性特征(表现形式本质上就是文化)的共性集合为一个群体的指称，人们共同体及其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二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绝不能分割开来进行孤立研究。即便是从学科构成上看，克虏伯(A.L.Kroeber)的认识颇具说服力。他的 “《人类学》如副标题列出的‘人种、语言、文化、心理、史前’，从生物进化上对人类定位，由考古人类、人种问题、语言、文化的本质、型(模式)、过程、文化变化(文化变迁)、发明、文化的扩大、文化心理、文明的起源、旧大陆的史前时代和民族、新大陆的史前时代和民族、价值(价值体系)、文化、人类等各章构成”[注] [日]中村俊龟智：《文化人类学史序说》，何大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这也佐证了人类学对人类所开展的科学研究必须把人们共同体及其文化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基本要求。因此，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不恰当地分割了其内在的关系，才导致了对民族学、人类学非同一学科的错误认识。
二、从生物性研究走向社会性研究的发展
人类对自身的好奇驱动了人们关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去往何处”这类问题的探索。作为近现代形成的一门科学，民族学、人类学就是在博物学探索世间万物的由来及其发展变化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特别是在生物学中的系统分类学的成熟以及生物进化论的确立的过程中产生的。随着关于人类生物性研究的发展，出于更加全面认识人类的目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渐渐扩展到关于人类的社会性特征的探究，最终导致现当代科学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诞生。
(一)探索人类生物性特征的人种学
此外，受殖民政府的资助和鼓励，殖民时期的英国，有不少探险家、官员和学者远赴殖民地开展调查。受欧洲盛行的自然科学研究以及弗格森(Adam Ferguson)、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赫胥黎、斯宾塞以及法国、德国思想家们的影响，为了满足殖民政府对如何有效控制殖民地地区和人民的手段的需求，在这一时期研究殖民地社会和人民的英国学者中，形成了关注婚姻家庭、社会结构等的传统，这和英国人类学研究被贴上“社会人类学”的标签是有密切关系的。
事实上，关于人类的生物性特征问题的探索，因切入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的不同，还是经历了很大的发展变化的，甚至包括指称人种学的术语，在形式表达以及内涵上同样不是一以贯之的。对此，哈登在《人类学史》一书中指出，被但丁(Dante)视为“学者之父”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首创了“人类学家”一词，他使用这个词汇所包含的词义“并不是褒义的”。哈登描述了人类学这一词汇从产生于希腊文，到16世纪出现在拉丁文中的时候，在形式及内涵上的变化，“‘人类学’(anthropologium)一词当时用于特定的含义，只和人体结构有关”[注] [英]A.C.哈登：《人类学史》，廖泗友译，冯志彬校，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他特别地指出了该词汇首次出现在马格纳斯·亨德特(Magnus Hundt)出版于1501年的《人类是万物之灵》一书中时，所指只是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至于17世纪左右首次以英文形式出现的《抽象人类学：从哲学和解剖学主要搜集物看人类特征》一书中时，“人类学”一词的意涵，“第一类为心理学，即关于理性灵魂的本性的讨论；第二类为解剖学”[注] [英]A.C.哈登：《人类学史》，廖泗友译，冯志彬校，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而对于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并无二致的同一类从事着“人的研究”的学者们的学科归属，也是没有同一学科术语指称的。“我们在英国用‘人类学’这个名词来概括整个学科，而在欧洲大陆，这个名词则一般用来表示我们称为‘体质人类学’、‘人类地理分布学’或者‘人类生体学’[注] 笔者认为，原文表述为“生体学”似有误，应为“身体学”，这更接近原著者的思想。 的内容”[注] [英]A.C.哈登：《人类学史》，廖泗友译，冯志彬校，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由此可见，因文字表达形式存在着差异，所以，虽然在不同的语言文字系统之间没有办法找到可以完全对应的词汇，但是其所指却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不能完全因表达形式存在差异就对其内涵与外延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把握。
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远洋航行业的兴起，对外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随之而起的殖民活动，在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加强了了他们与非欧洲地区广大人民的接触、了解的同时，给非欧地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和巨大创伤。特别是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在带来技术进步的同时，更是激发了欧洲工业国家对廉价原材料的争夺以及为刺激资本主义发展而努力扩大市场的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野心。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欧洲一些早期的探险家、医生、商人、传教士们，开始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眼光观察、分析和思考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的关系。
此后，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从事过地理学博士后研究的博厄斯开创了美国人类学历史。博厄斯时代的美国社会，正处于白人政府不断扩张，而作为土著的印第安人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印第安人传统文化快速变迁和不断丧失的过程之中，因此，注重田野调查、记录印第安人文化情况、搜集和整理印第安人文化实物资料等成为美国人类学研究的显著特征，尤其是他对历史方法的重视更是使得美国的人类学形成了与英国人类学之间的显著差别。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人类学研究在博厄斯时代被称为历史学派，也被以英文词汇Cultural Athropology指称。法国学者诺盎·塞尔维埃(Jean Servier)所著L’ETHNOLOGIE一书也被以《民族学》译作中文出版。[注] [法]诺盎·塞尔维埃：《民族学》，王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亚里士多德在游历地中海地区时，遇见并记录了斯基泰人，在其所著《历史》一书中，表露出对斯基泰人不一样的体质特征、语言、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等的不解。作为医生的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提出了“原始观念”(即“人类心理一致说”)“民族观念”和“地理区域”等概念，之后他更是成为了柏林大学的民族学教授，当上了民族博物馆馆长和民族学会主席，主编过《民族学杂志》并创办了柏林德国非洲学会。[注] 杨堃：《民族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作为铁路土木工程师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成为了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学原理》《社会静力学》等著作均被翻译为中文出版，不仅是社会学专业必读之书，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中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被视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创始人的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借赴南美洲旅游疗养的机会，根据自己对墨西哥人的观察，出版了影响深远的《原始文化》等著作。他不仅是从科学的角度阐释文化定义的第一人，而且所提出的“遗留”概念更是连接起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文化关系的桥梁。他关于人类文化历史的蒙昧、野蛮、文化三阶段进化论以及万物有灵论(也被称为泛灵论)、统计方法一直影响至今。泰勒还成为在英国大学里开设人类学讲座的第一人，“所以马累(R.R.Marrett)认为泰氏是英国民族学的泰斗”[注] 戴裔煊：《西方民族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
(二)探索人类社会性特征的文化/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
忍不住向几个老同学打听，我才知道当初的学霸如今在家务农，他高考考了五次，不乏好学校可以报读，却被“最好”禁锢在了原地。
从自然科学角度，开展关于人类生物性特征研究的科学家们的思考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影响所及同样波及到人类的社会性问题。最鲜明的案例，无疑是法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提出人猿同祖后，对当时整个欧洲世界产生的巨大震动和深远影响。均变论的提出，在确立了进化思想的同时，也为不同种族之间，在生物性和社会性方面是否存在真正平等的学术以及科学的争议埋下了隐患，甚至导致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性及其对于全人类的公正性，均遭到了社会普遍的质疑。科学家们探索人类生物性特征的研究不断深入，关注的视野逐渐从人类生物有机体本身扩大到了人类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即人类为了适应生存环境以及获取食物而利用和创造的工具、为满足繁衍需求而遵循的规则、为相互交流而创造利用的信息交流系统和文字符号以及分化、组合为不同群体所依据的标准、为避寒暑风雨而寻找可资栖息的如洞穴等自然场所和有意识建造掩体等的社会性特征方面。这种研究视野的丰富和拓展，使得关于人的认识不断全面和深化，这为更好地回答自人类产生后，亘古难变的基本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去往何处？”拓展了视野，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近代科学多产生于欧洲。这既得益于地理大发现，更得益于经过对神学不懈的挑战，伴随着博物学家们观察自然界动植物性状所积累起来的越来越丰富的知识，古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揭示出来的、有人类加工和使用痕迹的实物遗存与年代久远的绝灭动物化石和人类遗骸并存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质学关于地质地层形成及其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特别是席卷欧洲旧大陆的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人类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思想文化的解放，促进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以致于当1860年萨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主教登上牛津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的讲台捍卫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创造了世界和万物的神学观念、驳斥人猿共祖观点后，伦敦矿业学院生物学讲师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皇家植物园植物学家霍克(Joseph Hawk)勇敢地对主教的演讲发起了质疑和挑战。这次神学与科学之间的论战，扩大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促使大众重新认识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注] [美]斯宾塞·韦尔斯：《出非洲记——人类前史》，杜红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同时为人类学从科学的视角探索作为生物物种之一的人类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科学和社会基础。因此，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人种学诞生了，其在本质上同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除了研究方法一致外，研究的根本目的和着力点存在着一定差别。人种学主要聚焦于探索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什么原因、通过怎样的渠道走向了与猿的进化相异的发展之路？不同地区的人群在体质特征上为什么存在着显然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体质特征不尽相同的人群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等问题。由于语言文字的不同，指称人种学这一概念的术语就必然地出现了差异。在英语世界是以英文词汇Athropology指称人种学，法文中则是以Ethnologie指代，其本意都是人种学。直至今日，如果不加以特别说明的话，单独提及“人类学”术语时，还是会有很多人联想到是关于人的生物性特征的研究。
㉑Purtova，Nadezda，“Property in Personal Data:A European Perspective on the Instrumentalist Theory of Propertis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3)，2010，pp．193 ～208．
随着对人类自身生物性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化，研究中新的视角、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以及关注的范围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斯宾塞·韦尔斯(Spencer Wells)根据DNA的性状，从基因遗传学的视角，充分利用了考古学、生物学、气候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全面地梳理、分析了人类的起源、迁徙流动、对不同自然环境的适应、DNA结构性状的变化、不同体质特征的形成、人种的形成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学者们运用人体测量、血液分析、人体解剖、病例分析等方法努力探讨人的科学的努力过程和科学研究成果，给出了作者关于人类进化进程的历史时间、过程以及原因的研究结论，即基因突变、选择、遗传漂移等原因导致了同一人群发生了生物性特征方面的种种变化，“‘基因变异’是研究人类多样性的关键”[注] [美]斯宾塞·韦尔斯：《出非洲记——人类前史》，杜红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韦尔斯的研究不仅回答了他自己关于人类问题的设问——“如果所有的人均属于同一物种，那该如何解释人与人之间在肤色、体形和文化上的差异呢？人类从哪里来？我们的先祖是如何到达像开普敦、西伯利亚、火地岛这样极其偏远的地方的？”[注] [美]斯宾塞·韦尔斯：《出非洲记——人类前史》，杜红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坟就做在黄家的自留地上，离家只有几垄地远，已经叫石匠老莫砌起了小墓屋，下葬的过程就变得非常简单，将骨灰盒放进去，用砖封住墓门就是了。随后，亲友们在吃过最后一顿豆腐饭后，纷纷散去，家里只剩下梨花和高木等几个至亲。高木催过梨花几次，但她让高木先走，说自己要晚些时候再回去。高木也就没说什么，只顾自己走了。凉棚拆了，借来的桌凳也还了，地被扫清了……一切都恢复到出事前的模样，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无论是对Athropology还是Ethnologie的构成问题，泰勒、博厄斯等人的观点都是一致的：首先被划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部类，前者主要考察人类的生物性特征，后者主要研究人的社会性特征。作为人的社会性特征，从人类学的角度理解，也就是人类的文化。要完成对人类文化发生、发展、演变及其内在规律的揭示，就进一步把这部分的研究划分为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民族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这就充分说明了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本质上就是同一个学科。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人类关于自身生物性特征的研究结果，明确地告诉我们，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包括肤色、毛发、型体等体质特征在内的外在形态方面所形成的差异，不仅与他们各自在漫长时段内、生存繁衍于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与他们各不相同的饮食结构、婚配习俗、劳作方式、生活习惯等同样也存在着紧密关系。因此，即便研究者不能做到学贯文理(事实上，也确实不大可能有人能够同时完全掌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理论)，但是在开展研究时，有意识地加强学习，自觉借鉴彼此的理论、方法论和研究成果，这也是一种内在的必然要求。
三、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们共同体及其文化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探索哲学研究中的根本问题——认识自我，并在自己的《人论》一书中，作出了很好的回答，指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注]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84页。 《人论》全书，清晰地传递了卡西尔关于人的问题的基本思想：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同样，人类也是其所创造的文化再造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人的集合体的人们共同体及其文化，本质上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要对人的问题形成科学的认识，必须同时关照到人的生物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因为不同目的和目标的需要，设定相对应的标准，对全社会的人们进行必要的分类。这种分类的结果，就是把不同的个体集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而这个有机整体就是人们共同体，人们共同体的形成也是人的社会性特征的表现。在中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明确了通过这两个制度保证并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为确保这样的制度设计能够落到实处、顺利运行，保证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参政议政的权利得以实现，组织开展了对所有中国公民进行分类集群的工作，这项工作就是民族识别。我国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根据本国实际，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历史、现实、文化传统等各方面因素，确定了”民族“概念和识别的标准，在科学研究和尊重被识别群体意愿的前提下，完成了民族识别工作，分类形成了56个民族。宪法规定完全平等的56个民族，按照人口比例分别选出各自的代表，参加国家机构的议事决策工作。因此，中国的56个民族也分别就是56个人们共同体。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对我国56个民族的研究，就是对56个人们共同体的研究。从根本上说，人们共同体的形成，本质上是包括了对不同人群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特征进行综合考量之后的产物。所以，研究人们共同体，事实上也必须通过对其文化的研究才能得以实现，而研究文化的根本目的，本质上就是为了实现对人们共同体的认识。因此，表述为“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的民族学研究，与表述为“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之间，根本不存在研究对象的差异问题，二者间的歧义应该被消除。至于用什么词汇指称“关于人的研究”这门学科，在明确了形式有异、本质同一的前提之下，费孝通提出的“三科并立”，当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On the key to ambiguity of Chinese Ethnology /Anthropology
WANG Dong-xin1, ZOU Hua2
(1.JYMUEditorialDepartment,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1,China;2.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4,Chin)
Abstract :In 1926, Cai Yuanpei published the paper “on ethnology”, which opened the prelude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science, which has becom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in Chinese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ircl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n the natur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and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discipline orientation, which has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Tracing back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and exploring the root causes of ambigu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history, it lies in the separation of the two components of an organic whole-people’s community and its culture. This is clearly one of the cruxes of the problem.
Key words : organic whole; people’s community; culture; ethnology; anthropology
【中图分类号 】C9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2019)02-0047-05
【作者简介 】王东昕，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万志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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