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道德 】
当代世界逆全球化现象的伦理审视 *
王 泽 应 刘 利 乐
摘 要 ：当今世界正面临逆全球化的冲击，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增大。逆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局部反动和对全球化趋向的抵制或否定，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利益均衡中所采取的为了自身利益而抵制全球化趋向的思潮和行为，凸显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独享的价值观或垄断的国家本位主义或集团本位主义要求，反映了原初主导全球化的国家在全球化的持续发展中自认为所占利益受损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受益等的不满以及试图从全球化抽身而退维护本国利益的愿望和要求。逆全球化的兴起实质上是试图用本位主义取代共生主义，用贸易壁垒取代健康公正的国际关系，从而导致对国际信任关系的破坏。逆全球化的伦理风险产生的原因在于主客二分思维的缺陷、资本逻辑的利益驱动与国际规范的弱约束性等。应对逆全球化的根本之策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抛弃零和思维和丛林法则，推动全球化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逆全球化；本位主义；伦理风险；新全球化
当今世界，尽管经济整体保持增长，但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各类风险加快积聚。①逆全球化的思潮和行为竞起，全球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不确定性增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封闭主义抬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推行所谓的“美国优先”政策，屡次违反国际规则发动贸易战，挑起军事竞赛，对我国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秩序带来重大挑战。实际上，逆全球化本身是全球化内部的不合理因素积累所引发的后果，反映出由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所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逆全球化做出伦理反思，推动形成更加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和更健康的全球化。
一、逆全球化的基本内涵
逆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局部反动和对全球化趋向的抵制或否定，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利益均衡中所采取的为了自身利益而抵制全球化趋向的思潮和行为，凸显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独享的价值观或垄断的国家本位主义或集团本位主义要求，反映了原初主导全球化的国家在全球化的持续发展中自认为所占利益受损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受益等的不满以及试图从全球化抽身而退维护本国利益的愿望和要求。全球化最显著的表现形式就是打破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隔绝状态，使世界范围内的交往成为可能，而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入发展，全球化展现出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众多领域的日益丰富的内容。②“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③全球化的一体化是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它的分裂化则是人自身的分裂。全球化的发展利益的不平衡，就会带来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些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至上而生发了逆全球化的思潮并使其不断向实践领域扩展。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人类的生产力得到大力发展，生产方式、交往关系不断拓展，国家间的交往关系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④逆全球化只不过是全球化短期的自我否定，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单方面主导的全球化向更加全面的全球化的阶段过渡的一种反向状态。
逆全球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上是指经济上采取保护主义、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等背离经济一体化的行为现象。广义上是指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采取弱化与世界的联系，它的根本特征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封闭主义。逆全球化、反全球化与新全球化三个概念在利益主体、利益诉求以及影响后果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反全球化者主要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弱势群体、饱受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毒害的利益受损者、处于边缘地位的穷困国家等所产生的对全球化的抵制或拒斥。从全球化的原初形成和发展来看，全球化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推动的将世界连为一体的过程和运动。但随着金砖国家等新兴国家的兴起，一些发达国家意欲推动逆全球化来继续维系其单方面主导的全球化。这正是全球化在社会性层面上人性中任性因素导致的分裂。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涌现来自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代表人物或政党领袖。美英等资本主义大国曾经是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如今却站在国际舞台上以维护本国利益为由，公开采取不利于全球化正常推进的举措，反对自由贸易，限制市场开放。这是区分本轮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关键所在。⑤前者是社会性的，后者则是自然性的。与当前的逆全球化相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正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由更多国家主导的新全球化成为时代的大趋势。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经济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⑥新全球化就是由新兴发展中国家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积极推动的由单方面主导的全球化向更加全面的全球化转变的全球化。
全球化在发展中滋生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等趋向。从包含关系上看，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的一个子集。逆全球化与全球化并不是相对的概念，它是全球化的局部反动。如果将英国脱欧、美国修改移民政策等视为逆全球化，这是扩大了逆全球化的外延。英国脱欧、美国修改移民政策主要是由于全球化中国家政策的失误造成的，它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因此它主要属于反全球化现象。而美国等在经济上发动贸易战、政治上奉行“美国优先”、军事上拉动军备竞赛等行为就是基于以自我为中心的逆全球化行为，其推动者主要是掌握资本主义国家命脉的少数资本家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垄断行为。逆全球化是少数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推动的，是全球化过程中人的任性因素所导致的社会化现象，所以逆全球化本质上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如果将逆全球化的概念内涵外延缩小或放大都不利于分析当前的世界形势，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不利于实现“联动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开放中扩大共同利益，在合作中实现机遇共享”⑦。
术后3 d佩戴支具下地活动，评估下肢神经根症状缓解情况，行MR/CT检查，1～2周后二期经椎旁肌间隙置入椎弓根螺钉，必要时选择性减压。
二、逆全球化生发的伦理风险
第二，主客二分的惯性思维。沃特·阿赫特贝格认为“风险社会不是一种可以选择或拒绝的选择。它产生于不考虑其后果的自发性现代化的势不可挡的运动中”
。现代化依赖于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的主客二分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又依赖于工具理性，它只会拉大我者与他者距离，使现代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增。一方面，忽视他者的我者不能确立本体性安全。我者需要通过他者来证成，我者生活于由他者组成的群体之中。我者对他者的对立会造成心灵不和谐。如果缺乏他者，我者的欲求将难以合理表达。把“他者当作地狱”
只会造成“人对人是狼”。正是偏激的激情使理性受到压制、欲望不断放大。决策者的权力意志膨胀，将利益的需要基础人为放大，其实际是虚假的需要。因此，异化主体的这种价值需要始终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它缺乏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价值关系无法有效确立起来。另一方面，我者与他者的不和谐关系可能会成为陌生人关系。逆全球化限制了个体的交往关系，由于信任较难在这种陌生人的关系中传递，参与者对我者与他者的合作期望难以建立牢固的信心。一些国家不愿放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把自身的利益与他者的利益对立起来，既使自身的欲望不断膨胀而始终得不到满足，也造成与他国的紧张关系，这又使主体缺乏安全感与信任感，从而采取封闭主义、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来保护自我。
项目穿过里下河地区，该区分布有软土，其中在宝应段的宝射河、高邮的北澄子河、江都的盐邵河等处软土较为发育。
第三，逆全球化是国际政治行为失当的表现。全球化的秩序是一个不断合理化的过程，参与者可以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但如果通过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那么就是不合理的。一方面，逆全球化不合国际法理。美国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等国际协定是行为失当。《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宗旨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规定：“各会员国在宪章下的义务与它们依照任何国际协定的义务有冲突时，其在宪章下的义务应居优先。”因此，促进国际合作是国际法理的核心要求。逆全球化中一些国家无视国际秩序和多边治理规则，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行所谓“美国优先”政策，不能“增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这与国际法理相冲突。另一方面，逆全球化不合国际道义。挑起贸易战不仅是美国攫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手段，也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美国首轮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制造2025》中包含的高科技领域，反映了美国遏制中国技术追赶的意图。为了打压其他国家，美国罔顾国际规则、破坏世界经济秩序，想要拆经济全球化的台补自家的墙，筑起高高的贸易壁垒。但是，历史总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想要剥夺一个大国的发展权更是违背历史规律、丧失国际道义之举。
逆全球化不得人心，美国的行为在国际社会受到了普遍谴责。
第二，逆全球化必定伤害国际政治公共理性和公共德性。德性和理性都是人的内在本质。理性的运用产生德性，德性的滋养维护理性。如若没有理性的认知与反思功能，德性将无法判断行为正当与否，也就无法形成具有认同基础的德性。没有德性对灵魂的滋养，理性、激情、欲望等就不会各得其所，非理性的因素将会压制理性而使主体难以行为正当。一方面，逆全球化可能侵害政治公共理性。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日益密切，国际政治存在公共性领域。“所谓公共性就是指超越私人性个体存在的一种交往关系，它的基本前提就是多元交往主体‘共在’。”
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单方面退约行为、贸易战与经济制裁等普遍表示不满，这正体现了基于公共理性的伦理共识。然而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经济人的理性依赖工具理性而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成为一种“经济帝国主义”侵入政治领域，这使一些国家在公共性领域的公共理性异化为经济领域的经济理性。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可能损害政治德性。政治德性对政治行为的有效性十分重要。审慎、克制等品德使决策者处理复杂局面时既能把握理论规范又能结合具体境遇进行判断从而正确行动。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人们所说的最高尚的品质，往往是其他美德同审慎完美结合的结果，而所谓的最卑劣的品质，则是不谨慎同其他坏品质的结合。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国家决策者从功利的角度将道德当成工具，对自身有利就奉行，对自身不利就抛弃，这使道德规范难以内化为决策者的道德意识，政治德性容易受资本逻辑的控制而减损价值合理性，表现为自私自利、冲动狂妄、不讲信用等。
第三，逆全球化必定冲击或解构现有的国际信任体系。吉登斯认为：“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
虽然国际社会的信任不同于个体的信任关系，但是国家信任关系也是建立在对国际信任系统的信心之上的。一方面，动摇信任体系影响利益最大化。信任本身也是一种资本。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的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
。逆全球化推动者将资本狭隘理解为货币资本，通过加收高额关税、退出协定的做法来增加经济收入，而不顾其信任的社会资本，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动摇信任体系影响国际合作。美国学者尤斯拉纳在《信任的道德基础》中认为对人的信任和对制度(法律)的信任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交往主体通过与交往对象的信任关系来增强制度的信心。“信任关系更容易促使国家采取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方式解决问题，尽管信任别国面临背叛风险。”
逆全球化推动者逐渐封闭自身，试图通过单方面的强力来修改国际规则，陌生的交往关系只会动摇其他国家对国际制度的信任基础，因此，不可能让其他国家有效地配合，最终使自身的利益目标受到限制。极端情况下，极度不信任的国家关系会使国家处于“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随着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逆全球化越来越严重，中东地区、亚太地区的矛盾升级，存在爆发军事冲突或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3.加强管理创新、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完善科研考核奖励办法，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加大科技奖励力度，增强创新动力。
三、逆全球化的伦理成因分析
第一，资本逻辑的利益驱动。资本逻辑的本性就是不断追逐利润最大化,它只是依赖于经济理性的欲望的形式合理化。“资本的自行增殖——剩余价值的创造——是资本家的决定性的、占统治地位的和包罗一切的目的；资本家活动的绝对欲望和内容，实际上只是货币贮藏者的合理化了的欲望和目的。”
当资本逻辑在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压之时，它的分裂本性就促使主体的理性逐渐丧失其原初统一性而日益分裂开来，使理性发展为极端片面的工具理性，从而形成了对价值理性的压抑与排斥，使得理性最终走向压抑人类发展的“反理性”。用贝克的话说,现代工业社会“永久地给予资本的拥有者——商业中产阶级——以永久的创新权。先前似乎完全难以想象的、甚至似乎是亵渎神明的、不可阻止的、无法控制的变易现在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成为一种永远值得疑问的确定性；它成为每个人都必须冒着经济毁灭的风险去服从的现代性法则”
。资本的无限增殖与创新突破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使时间与空间高度压缩,主体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在“逆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不受限制的增殖本性不断创造不确定性，推动着国家的“物化”与人的“异化”。一些国家与政治家的主体性丧失，人在物欲中迷失了自我，从而给人类带来了不确定的威胁与风险。
全球化在时空上高度压缩，呈现出复杂性与风险性的特征。一方面，从外在因素来看，逆全球化表现出全球化的风险性。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现代性。而“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流动”
。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使道德机制运行增大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从内在因素来看，逆全球化的主体是异化了的国家。它在资本逻辑的分裂性的操控之下，国家主体试图突破原有的时空限制，主体处于一种无定形的状态。丧失主体性的国家主体难以在国际社会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定位，国家责任的道德表达也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张乾并非不爱小琵琵仙。他是觉得，自己年岁大了，又生活无着，如若应允就会耽误姑娘的一生。其时张父过世多年，张乾将祖传产业交与弟弟，自己独走江湖，带着一帮穷兄弟走南闯北，快意恩仇，义薄云天，倒也活得顶天立地。因为行踪难定，他将小儿托付给琵琶仙，声言大恩大德来生再报。
吉登斯认为传统社会的风险是以自然性、个体性、局部性为主的外部性风险,而现代社会的风险则是人为性、社会性、全球性所主导的结构性风险。⑧逆全球化中的社会风险具有全球性的结构性特征。特朗普上台之后提出“美国优先”政策，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采取系列单边主义行为，将逆全球化现象推向极端，世界和平与发展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逆全球化除在政治外交、军事国防上带来负面影响，在国际道德上也带来了伦理风险。伦理风险是指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方面由于负面影响可能产生的不确定事件或条件，尤指其产生的不确定的伦理负效应，如伦理关系失调、社会失序、机制失控及人们行为失范、心理失衡等。
第二，逆全球化是少数资本家通过资本优势操纵国家机器的结果。逆全球化的主体是异化了的国家，它没有反映民众的普遍意志，代表的只是少数资本家追逐超额利润的愿望。一方面，逆全球化是资本对国家权力的异化。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成果被发达国家的大资产阶级侵占，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实际上收获很少，有的甚至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民众感到财富日益缩水、民生日益艰难。“逆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恶果，纵容资本无限贪婪，却让普通民众为之买单。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政治家把商品自由流动带来的贸易逆差当作其内部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将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从而鼓动了民众的逆全球化诉求。
实际上，导致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困境的不是全球化，而是因为全球化的红利分配严重不均。少数大资本家企图掩盖国内严重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通过媒体与技术手段煽动民粹主义情绪来控制国家机器，将生活的困境归因于全球化，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将矛头指向了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是资本对国家的异化，使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丧失而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是国家责任的缺失。“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只有在不脱离人的自我责任和全球责任，就是说，不脱离对人类同伴的责任和对我们居住的地球的责任的时候，才是完全合理的。”
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利益，应该承担维护世界共同发展与和平的义务。任何自愿选择加入全球化合作体系的国家都会有因其“自愿行为而产生的结果”。逆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面对棘手的国内矛盾，煽动民粹主义、采取霸凌做法，把责任推卸给他国、挑起贸易争端，这样既能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又能转移国内公众视线。
逆全球化推动者作为既得利益者只想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效益而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导致国际合作体系动摇，增加国家运行成本，最终影响自身的长远利益，它们实际上没有履行自身的职责义务。
四、逆全球化的伦理实质
逆全球化的本质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战略调整。世界还处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恢复期，在发展疲软、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试图抛弃原先受益的规则，重新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规则体系，把经济复苏的压力转嫁他国，企图逃避作为受益大国的道德责任。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表现为“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
。逆全球化是资本逻辑的分裂性对国际政治与道德的疏离。因此，逆全球化是国际经济政治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它反映了国际关系中利益失衡、责任失位、行为失当等伦理问题。
第一，逆全球化是本位主义利益至上观念的产物。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1960年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40%，2016年这一比重下降到24%左右。但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抱持狭隘的零和思维，奉行本位主义，认为别人发展起来就是自己吃亏了，又是“退群”，又是加征关税，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胁迫其他国家做出让步，自己就能攫取更多经济利益。
实际上，逆全球化是本位主义的恶果。本位主义分为个人本位主义与国家本位主义，本位主义就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不考虑与他者的利益平衡。一方面，本位主义是逆全球化的价值根源。新自由主义就是一种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起点是“经济人”。经济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把人的价值追求定格于资本利润的追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华盛顿共识”为旗帜，美英发起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鼓吹金融自由化、政治民主化，主张绝对的个体权利。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套包括开放市场、私有化等在内的经济政策，它更是“一个有关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性变化的概念”，“旨在把市场价值和关系推广到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系统”。
新自由主义更多是一种对外的国际主张，一项“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和一项“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的政治计划。
但是，资本不受限制的扩张导致金融系统的恶性发展，最终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个人本位主义并不能维持经济的长久发展，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必然导致极端利己主义行为的出现。逆全球化就是以个体本位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走向以国家本位为核心的保护主义。另一方面，本位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个人本位主义并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个人本位主义与市场是不相容的。本位主义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衍生物”，而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推动逆全球化的国家只不过是虚假的共同体，国家本位主义只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逆全球化是人在资本逻辑下的异化状态，本质反映的是利益关系的失衡。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需要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
第三，国际规范的弱约束性。由于国际社会缺乏法律权威，国际规范的约束力取决于国家意志的认同基础。“参与国际社会的国家越多,越需要有共同遵循的国家行为规范,产生国际道德规范的动力越大。认同一项规范的国家越多,该规范的道德力量越大，此产生的国际舆论越一致。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越紧密,国际道德规范的制约作用越大。”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国际道德的表达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国际社会达成伦理共识的过程较为复杂。国内政治伦理的共识存在一个建基于公共领域的协商机制。参与者达成共识的过程中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程序，否则国家将不能有效地运行。而国际政治虽然存在基于共同利益的公共领域，但由于受到国家边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限制，公共领域常处于一种变动状态。国际政治的公共意志需要公共理性的运作才能形成，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达成国际规范的“重叠共识”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另一方面，国际规范的弱约束力可能导致选择性执行。一些国家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有选择性地执行制度规范，增大了规范遵循的不确定性。美国依照极端功利主义的思路，损害制度正义。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发达国家遵循的原则是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这就意味着任何国际规范和国际条约，只有在符合它们利益的时候才能被遵循，而违背了它们的利益时，它们会利用其优势修改规范或条约。而在无法修改规范或条约的时候，就会采取隐蔽的手段来实现本国的利益最大化。
所以说，逆全球化中国际规范的弱约束力正说明全球化的认同基础缺乏普遍性，世界需要更加全面、更加普惠的新全球化。
第一，逆全球化必然损害全球化时代国家应有的道德形象。在逆全球化中，美国政府与政治家偏执于经济利益的追逐，而不愿承担应有的大国责任，破坏了国家政治与道德的内在平衡关系，使国家的道德形象和国家信誉降低，削弱了国家软实力，增加了国家运行的成本。逆全球化思潮和行为已经在全球化时代造成了某些国家道德形象的破坏。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口号之一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let America great again)。美国的具体做法就是从一些获利不大的国际事务和国际条约中退出，通过贸易战与经济制裁使美国得到更多的利益。可见，美国政府的伟大就是指经济总量的“大”而已，它并没有包括道德崇高的“大”。国家道德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格局中所确立起来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全球关系的道德行为准则及其所彰显的整体形象，是一个国家道德信任力、道德竞争力和精神感召力的集中呈现和他国以及世界对其认识和评价的综合体现。国家道德形象是国际关系的通行证和全球伦理的护身符。实际上，国家的道德形象也是一种软实力。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⑨道德是支撑国家存在发展的软性力量，道德软实力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中获得想要的结果可以是由于其他国家羡慕其价值观、模仿其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愿意追随之，这种软实力——使其他国家达到你所想要的结果——同化他人而不是胁迫他人。⑩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需要道德提供丰润的精神滋养。良好的道德形象能够降低市场运行的成本。
五、余论
历史上，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所引发的逆全球化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008年的金融危机，世界再次面临逆全球化的考验。当前的逆全球化也标志着资本主义价值形态已走向穷途末路，无论是个人本位主义，还是国家本位主义，始终都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存在的危机。人类必须摆脱资本逻辑的异化状态，人类需要更加合理的全球化，使世界历史真正成为人自身的历史。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但‘地球村’的世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实际上，逆全球化是全球化迈向更高水平的矛盾性动力。资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资本逐步走向自己对立面的否定过程，也就是产生新社会因素的过程。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谴责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内部分歧加重，“金砖国家”等新兴国家的交往更加紧密，等等，这些因素使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趋向平衡，为新全球化创生了新的条件。
近年来，湖南省相继出台了系列政策法规，来给女性农工提供权益保障，为他们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的建设中，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条件。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她们劳动的积极性和热情。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她们在参与城市建设中，由于环境背景、社会观念、生活方式而导致的生活上的差异，应将她们忽视掉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重要内容来加强重视，并给予相应的帮助。
2.2.3 柱温 在选定的流动相条件下，选择柱温10、15、20、25℃进行实验，结果表明，随着柱温降低，各组分的色谱峰分离度明显提高。但随着柱温降低，ATP峰形变差。在综合考虑生物样品的特殊性及研究需要，最终确定柱温为15℃。
抵制逆全球化思潮和行为的蔓延，化解逆全球化所产生的种种伦理风险，要求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化朝着公正健康、协调合理的方向发展，建设共同繁荣、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新全球化的根本价值理念就是顺应历史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只有通过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良性互动交往、合作共赢，才能不断排除和化解矛盾，共同抵抗危机，更好地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和文明进步。
逆全球化无法化解当前世界的困局与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避免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有效途径，才能“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抛弃零和思维和走出丛林法则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真正拥有持久和平和美好未来的根本所在。
注释
①习近平：《登高望远 牢牢把握世界经济正确方向——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日。②蔡拓：《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3页。③俞可平：《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1页。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页。⑤郑一明、张超颖：《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全球化、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4期。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2日。⑦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8日。⑧[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12—114、30页。⑨[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3页。⑩Joseph N. Soft Power: The Mean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 2005 (5), p.11.任平：《交往实践中的哲学——全球化语境中的哲学视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80页。[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蓉译，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30页。[美]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09页。Brian C. Rathbun.Trus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American Multilateralis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52.[德]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全球主义的曲解——应对全球化》，常和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页。[德]贝克、[英]吉登斯、[英]拉什：《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荷]沃特·阿赫特贝格：《民主、正义与风险社会：生态民主政治的形态与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法]萨特：《萨特自由选择论集》，周煦良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韦正翔：《道德与国家对外权力行为——国际法和国际道德规范》，《现代哲学》2000年第3期。[美]约翰·罗尔斯：《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55页。韦正翔：《逃离国际贸易中的伦理风险》，《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第5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任理轩：《逆全球化违背时代潮流》，《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7日。Richard Robison. 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 :Forging the Market State ,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4.[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22页。习近平：《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盛玮：《“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泛滥的恶果》，《红旗文稿》2017年第11期。韩召颖、姜潭：《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现象的一种解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德]孔汉思、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页。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邹广文、王毅：《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理论向度与中国判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期。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An Ethical Survey of the Reverse Globaliz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ang Zeying Liu Lile
Abstract : The world today is facing the impact of reverse globalization, and the uncertainty in economic, political, military and other aspects has increased. Reverse globalization is the partial react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istance or denial of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It is essentially the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dopted by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the balance of globalization interests to resist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for their own benefits. It reflects the values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exclusively enjoying benefits or the requirement of monopolized national or group selfish departmentalism. It reveals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countries that originally dominated globalization believing that their interests are damaged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benefited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sire and demand of them to try to withdraw from globalization and defend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rise of counter-globalization is essentially an attempt to replace symbiosis with localism and to replace healthy and fa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trade barriers, leading to the de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ust. The reasons for the ethical risks of reverse globalization are the defects of the subject-object binary thinking, the interest-driven of capital logic and the weak binding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fundamental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the reverse of globalization is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bandon the zero-sum thinking and the law of the jungle, and promote globalization to develop in a more fair and just, building and sharing way.
Key words :reverse globalization; selfish departmentalism; ethical risk; new glob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9)01-0093-07
收稿日期： 2018-12-19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16JZD007)。
作者简介： 王泽应，男，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长沙 410006)。
刘利乐，男，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长沙 410006)。
责任编辑：思 齐
标签：逆全球化论文; 本位主义论文; 伦理风险论文; 新全球化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