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_王稼祥论文

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_王稼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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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1936年底,党中央为了照顾王稼祥虚弱的身体,彻底医治他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腹部受到的重伤,决定送他到苏联医治休养。经过辗转,王稼祥抵达上海,由宋庆龄代为办好护照,乘坐开往海参崴的永苏客轮,转火车进入了苏联国土,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和雅尔塔附近的治疗休养,使王稼祥的身体状况得到了好转,特别是他在长征途中腹部伤口外伤性急性腹膜炎留下的毛病,经过手术,得到了较好的愈合。这时党中央考虑到他担负的重任和对苏联情况的了解,同意共产国际的决定,由他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认真处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来往的重要事宜,工作情况总的来说是顺利的。

和王明一次不欢而散的谈话

1937年初,王稼祥刚刚从南俄疗养地返回莫斯科高尔基街的住处,苏联同志尼古耐夫告之,王明马上要会见他。王稼祥听后怔了一下,王明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前无来往,这时他要见我干什么?王稼祥仔细考虑了一下,便驱车前往共产国际的所在地。

见面之后,王明吹捧了一番王稼祥,接着得意地说,他已由东方部副部长升为共产国际执委了,原来的西方部、东方部机构已全部取消,他除了负责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之外,还负责管理拉丁美洲和东方各国党的工作。米夫,现在已属于他部下的工作人员了。王明自我吹嘘了一番,大谈所谓的“统一战线”,什么“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我们可以在公开合法的政治局面下发展自己的队伍,又可以和蒋介石来第二次携手同行了”,什么“只要蒋介石抗日,我们就听他的”,还说什么“蒋介石抗日,我们就可以绝对服从”,等等。王稼祥听了十分反感。

说着说着,王明的意图已露了出来。原来,他是想探听国内革命的形势,企图从王稼祥口中了解具体详细的情况。王稼祥听后,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反而热情地对他说:“你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犯了许多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希望你认真检讨一下。”对于王稼祥的劝说,王明毫无认真对待之意,他借口不在国内,百般抵赖由于他的“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王稼祥转而盛怒,质问他共产国际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任军事顾问的?和李德事先谈了什么?李德为什么有此大权指挥军事工作?王明却推说没有给过指示,也不承认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

由于话不投机,王明的意图没有得逞,又吹嘘斯大林如何器重他,根本不谈他历次所犯的错误。最后王稼祥说:“我和你谈到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代表党的!是为了帮助你改正错误的!告诉你,毛主席还在耐心等待你!”话音一落,王稼祥拉开房门,大步地走了出去。

斯大林召见

果然,没过多久,尼古耐夫来看王稼祥的时候,顺便告诉他,王明等人要回国去了。尼古耐夫说:“根据最近消息,中国人民对陕甘宁边区热情地向往,青年到延安去的一天天多起来了。”他又说:“我已从内部得到消息,斯大林同志最近有可能接见中国同志,王明、康生、邓发。在苏联的中国同志中,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就是你一个,请你准备一下。”

听说斯大林要召见,王稼祥的心情十分激动,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到斯大林同志了。他不顾素来不喝酒的习惯,和尼古耐夫各斟满了一杯葡萄酒,为祝贺能有这次会见,祝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热烈干杯。

当晚11点钟,王稼祥刚要就寝,尼古耐夫突然闯了进来,对他说:“今晚你必须迟睡觉了,斯大林同志就要召见,我们坐着等待消息吧。”

“今晚?时间来的太快了!”“今晚我以兴奋的心情去拜见苏联人民爱戴的、全世界人民尊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我很幸福。”王稼祥按照国外不可缺少的礼节,向尼古耐夫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嘀铃铃”,电话铃声响了,尼古耐夫迫不及待地冲上前,一把抓起电话筒。只听他回答说:“是的,11点半,懂了!好!”放下话机,他抬手看了看表,兴奋地对王稼祥说:“11点半见!11点半见!现在还有不到半小时,11点一刻准备好汽车,一刻钟就能到克里姆林宫。”说着,他已经拿起大衣,朝着王稼祥大声说:“我先到停汽车的地方等你!”

王稼祥急忙整理衣装,他把一件熨平的白衬衫穿上,又整理了一下外罩的西装,匆匆忙忙对着镜子照了照,接着刷亮了皮鞋,便赶紧往外走去。

这次被接见的共有四位中国客人,王明是其中之一,他显得踌躇满志。

斯大林时年47岁,他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是领导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政治家,是一个神采奕奕的传奇性的人物。他从侧房里走出来,身穿深灰色西装,结着黑色领带,身板硬朗,嘴唇上边留着两撇独特的胡子。跟在他身后的,是身体发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

中国客人都站起来迎接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热烈握手之后,斯大林用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自己坐在正中间的沙发上。他先朝王稼祥看了一眼,第一句话就亲切地问:“你是从中国来莫斯科的王稼祥同志吗?”

“是的!斯大林同志。”王稼祥尊敬地点头回答。

寒暄之后,为了使客人们不感到拘束,斯大林风趣地说:“你们的俄语说得很好,节省了我们翻译人员的劳动了。”大家听后都笑了起来。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经过长征到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你们现在有多少军队?”斯大林朝着王稼祥关心地问。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红军遭到严重创伤后仍然坚持到了陕北,现在仅剩下3万多人了。”王稼祥认真地回答。

当斯大林听后沉思的时候,王明马上插嘴:“还有30多万人。”

王稼祥毫不客气地当即纠正:“斯大林同志,是3万多,不是30多万!”而康生却默不出声。

斯大林发现他俩回答的数字不一样,当然是相信王稼祥的。他对大家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是战士,是真正的战士,首先需要的是能打仗的勇敢的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斯大林的吐音很清楚,言简意赅,点醒着在座的人。

斯大林接着说:“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你们的抗日最近很成功。”听到这里,王稼祥很高兴,他不由自主地插话:“是的,我们毛主席主张积极抗日。民族矛盾已是目前的主要矛盾,中国正在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继续说:“共产党人,不要怕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被掩没掉,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中去。”他显然为了提醒大家。

大家在静静地听着,不住地点头,季米特洛夫严肃地说:“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很正确,你们应该领会其精神。”

坐在沙发上的王明,突然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列宁学院院长卡沙诺娃包庇周文久、俞秀松等坏人,我特此向你报告。”王明过去和俞秀松等人在莫斯科留学时有过争论,一直想报此怨恨。

斯大林问:“真有这事?”他严肃地对季米特洛夫说:“这事请你具体查清楚。”

当季米特洛夫回答之后,斯大林站了起来,他很认真地说:“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身体健康!”接着,和大家热烈地握手告别。

这天夜里,王稼祥的心里很不平静,他意识到毛主席已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产生了威信,斯大林特意嘱咐问候毛主席是有深刻含意的。同时,他反复想了王明在接见时的一派胡言,他胆大妄为地隐瞒红军长征遭受损失的真相,是犯罪的行为。

不几天,在一次观看马戏的圆形厅里,王稼祥亲眼目睹了王明和国民党将领张冲等人坐在一起,打得火热的情景,他几乎有些怒不可遏。他得知,那是蒋介石派来谈判苏联军援抗日问题的人员。尼古耐夫对王稼祥说:“王明在他们来时就已经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听说还要就军事谈判代表团的方便,与他们一块儿回国呢。”

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8年,原来准备早日养好身子,尽快赶回国内参加革命斗争的王稼祥,受伤的病灶虽已愈合,但由于肠子和腹膜粘连面积很大,还有一个较小的弹片留在腹内,需要一定时间观察,才能确定是否再施手术,而被医生劝阻说服,继续安心留下。他除了工作、医疗外,还不断看一些有关世界工人运动动态的材料。

“五一”节到了!莫斯科还天寒料峭,雪花飘零,斯大林在红场检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外宾中有各国代表,王稼祥也参加了这一庆祝全世界工人阶级节日的盛大典礼,他在想着,总有那么一天,中国人民也将在自己的首都庆祝自己独立解放的伟大节日。

王稼祥的身体逐渐好转,经过请示党中央,他准备在1938年夏季之前动身回国,为此,共产国际特地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会议由季米特洛夫主持,邀请王稼祥参加。会上,王稼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分析了中国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势,说明了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区别,指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不会重犯陈独秀时的错误。这个看法被会议采纳了,并且讨论通过了一个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公开文件,另外还有一个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文件,交王稼祥亲自带回国去,面呈中共中央。

临行前,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及驻莫斯科中国共产党代表任弼时一起谈了话。

在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惕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王稼祥听后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毛主席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完全信服了。这是共产国际交给王稼祥的重责,回国后,必须口头传达这个精神。

王稼祥笑容满面地与季米特洛夫告别。

路途遇险

王稼祥带着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两个重要文件,以及苏联援助的一些武器、物资、书籍,便马上动身回国了。

苏联的飞机将他送抵兰州,在中共兰州办事处休息了一天,一切准备停当,用三辆卡车装满了物资和一排押送的苏联战士,另外还有两个警卫员,两个机枪手护送王稼祥。

汽车发动起来,便径直往东方驶去……

开始的路途是比较顺利的,王稼祥把西装脱下,换上一件由兰州办事处给的白衬衫和军裤,戴上一顶军帽。他高兴极了,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红军的年代,回到了炮火硝烟的战场……他盼望着早日到达延安……

王稼祥他们一行继续东行,没想到,就在这天夜幕来临之际,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乒乓!”“乒乓!”几声枪响在车队前边骤起。

“报告,枪声在正面,距离约200米外,目标是向我们射击。”警卫员向王稼祥紧急报告,大家一时紧张骚动起来。王稼祥急令停车,他大声喊:“不要惊慌,听我指挥。”卡车关掉了车灯,苏联士兵在车上架好了机枪,其他人都将子弹上了枪膛。这时,第一辆车上是那一排战士,第二辆车上是机枪,王稼祥在第三辆车上。每辆车上都有五大口箱子,里边装满了各种物资,其中也有大批美金和法币,以及枪支和书籍。

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已经完全可以断定是一次袭击。

王稼祥考虑到,这种袭击有两种可能,一是政治事件,国民党反动派有目的地行动;二是土匪行动,因为这一带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他想,无论如何,要保护党的机密和物资,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由于夜色已覆盖大地,很难辨别敌人到底有多少人、多少武器,形势显然对我十分不利。敌人的子弹开始纷纷落到汽车旁。

王稼祥心急火燎,他命令还击,登时,机关枪和步枪纷纷吐出火舌。敌人也不甘示弱,用更密集的子弹射来,步步往前逼近。

由于人地生疏,又是处于遭到突袭的被动地位,因此,一阵对射后,王稼祥发现车上的人在逐渐减少,枪声稀疏,他命令两个警卫员说:“你们赶快分头到车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一会儿,一个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说:“第二辆车上几个机枪射手已经不知哪里去了,有一个射手在那里直打哆嗦,我叫他开枪,他打了两下又停下来了。第一辆车上只剩下三个受伤的,都躺下了,其余的不在车上,情况不清……”他没说完,另一个警卫员也跑回来,接上去着急地说:“首长,那些苏联战士,有的在路沟里,有的跑到田野里了,好几个都受了伤,……”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呼啸而来,击中了前一个汇报情况的警卫员,他摇了两摇,倒在了黑幕中。糟糕!情况十分危急,不能再被动挨打了,王稼祥在千钧一发之际,考虑到,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要保护好文件和物资,一定要完成共产国际给予的重要政治任务,需要动脑筋想计谋,把面临的不速之客稳住。

“砰”的一声,王稼祥身前的汽车玻璃打碎了,他躲了一下,接着“砰”的一声,他的另一个警卫员又被击中,肩部负伤,贴在了车身。

很幸运,王稼祥没有受伤。他边还击边不时换着隐蔽的位置,他发现,对方的枪声也稀落下来了。这时,他急中生智,冲着前面20多米外的敌人大声喊道:“喂!前面是哪个部队的?不要打枪了,你们是要钱还是要人?”这一喊果然起了作用,对方好像有些反应。王稼祥为了不让他们有冷静思考的时间,又重复喊了一遍,他特意再加上一句:“喂!快说什么条件?不然我们后边还有大部队,你们小心!”他知道,这时候的胆大主动,是十分重要的,他的喊话完全会使对方误以为遇到了国民党部队。

“我们要钱!要东西!”对方的声音终于传来了。王稼祥一听,悬起的心一下放了大半个,土匪,遇到了土匪,并非有预谋的政治暗杀事件。

“派一个代表来商量,当面谈判!”王稼祥回答他们。

只见三个家伙提着手枪,缩头缩脑地走到了车旁,双方都打着手电筒,王稼祥见他们头发蓬乱,胡髭拉茬;而三人却看不清对方只有王稼祥一个人了。他们见王稼祥是个书生样,穿的是军服,不像跑车的商人,车上也没有大货堆,心里冷了一半。有个家伙粗声粗气地问:“钱在哪里?”说完打量了一下四周,就往一辆车上扒着看。

“你们找吧,好像在箱子里,可不知是哪一个。”王稼祥冷静地说。他拿出一串钥匙,找到一把打开一个箱子,推到土匪面前让他们看,那是一箱书籍,土匪推往一边。王稼祥打开第二个,里边还是书,不过书下边有国民党法币500元。他是有意打开这个箱子的,意在打发走这些匪徒。

土匪见钱,分外眼红,立即装入腰包。王稼祥关上箱子故意慢吞吞打开第三个,这里边也是书,还夹有衣物等东西。“你们随便看吧,刚才那个箱子放了钱,我马上给了你们……”王稼祥有意这么说。可是,钱欲熏心的土匪只想要钱,他们用力推开王稼祥,喊道:“你不要鸟斯文,给我动作快点!”黑黧黧的天,手电筒的光也极有限,土匪们又是外强中干,生怕后边部队跟上来,只用手瞎翻腾,顾不上仔细看。

当王稼祥引土匪到第三辆车去的时候,他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应该相信我的话,再蘑蹭下去,后续部队马上就到,我们是早开出的先头车辆。”这几句话柔里有刚,土匪们听出了弦外之音,他们凑到一块儿,暗暗咬着耳朵。

王稼祥想,要抓住他们紧张的心理,继续攻心。他计上心来,冲着土匪说:“我这里还有块手表,给你们吧!”说完,取下手腕上的表。一个土匪早已伸过手来,接过去,又放入另一个家伙的手心,看来,那是个头。

突然,那个头子喝令王稼祥:“两手举起来,马上朝后转。”这一招王稼祥一下没反应过来,他下意识地转过身子,只听一个土匪小声地说:“把他毙了?”另一个声音回答:“不能打枪,要后边有队伍听声追来,我们几个还要命?快跑。”待王稼祥转过身子看时,三个土匪早已溜得无影无踪了。

王稼祥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重要文件和物资终于保住了,还能活着回去亲自传达斯大林和季米托洛夫的指示,真险!他四处寻觅同行的人员,可四处深一块浅一块,在荒野里,好不容易,最后找到了那个负伤的警卫员和两个车子的司机。王稼祥当机立断,把三个车上的东西集中放在两个车上,开车返回兰州。

车上,经过询问才知道,司机第一次参加战斗,所以遇到突如其来的情况就软瘫了;而随行的苏联机枪手,在和平环境里,没经过什么战斗的风险。

当夜,那些受伤的、逃跑的人员都陆陆续续被接了回来。大家总结这次遇劫的经验教训,觉得一是不应在傍晚动身;二是护送人员没经验;三是走漏了行动消息,而后一个是主要原因。

不便在此多停留,第二天一大早,大家照常起来,吃过早饭,整顿了一番,继续登上了征途。

车向西安开去,路途再未遇到劫难,可经过劳山时,卡车又从山顶上翻了下来。王稼祥在车子里和同坐车的十几个人一样,幸而没有受伤,真是又平安地度过大灾难。

王明的无理要求

王稼祥到达延安了,毛泽东接见了他。王稼祥郑重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并作了其他问题的口头汇报,他将共产国际的书面文件交给了毛主席。

当同志们得知王稼祥回国后,都跑到王家坪他的窑洞里看望他,祝贺他身体恢复健康,也为他路途遇险未受伤害而庆幸。

这时,王明正在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统战工作,仍在鼓吹什么“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否认我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独立性。而且,他竟然放出谣言,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企图蒙蔽同志。他还不经过党中央同意,擅自用“陈国泰”的假名,在报刊上发表了《保卫武汉和第二阶段抗日战争的意见》的文章,内容极为荒谬。

当王明得知王稼祥已回国,而且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他坐立不安,盘算着指示的内容。很快,党中央决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知王明离汉赴延参加会议,并明确提到,会议要听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王明经过左思右想,他提起笔来,起草了一封给党中央的电报,居然提出,要毛主席、党中央到武汉召开六中全会。王明自命为共产国际执委,以为共产国际来了指示,理所当然地由他主持党中央全会。

这是无理的要求,党中央接到王明的电报后,毛泽东有力地予以驳斥,他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函告王稼祥,请他速赴武汉与他单独会谈。

六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

接到王明的信后,王稼祥立即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他将王明的信交给毛主席后,严肃地请示说:“王明是有阴谋的,我尽量想办法叫他立刻回延安来!”毛泽东高兴地说:“应该这样做!”

王稼祥回到自己的住处,拟出了一份给王明的电报,严肃指出,请按时来延安听取我的重要传达,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王稼祥指示机要部门立即给武汉发去。

王明的阴谋失败了,他不得不收拾行装,从武汉到延安。后来,他装“病”了,据他自己说,患的是“心脏病”。

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了,王稼祥为大会的秘书长。会上,他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又口头传达了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当“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这几句话传到代表们耳朵里时,同志们异常激动,热烈欢呼,中国人民自己的领袖毛泽东终于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了!王明,却像是挨了当头一棒!王稼祥终于完成了这个划时代的、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

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他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的同意,那末,他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他又说:“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的讲话对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坚决的批判,使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从胜利走向了一个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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