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的高度完成最后的跨越——20世纪末文化散文的重要收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散文论文,高度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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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离开我们而渐远渐去的20世纪90年代，文化散文越来越成为我国文坛上的一个主打品牌，或者叫做一道非常“靓丽的风景线”，而且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文化散文的支撑，我们那早已被挤到边缘的（或自动退居边缘的）被称作“后新时期”的文学，将会是多么荒凉和寂寞。可以说，是文化散文把已经大批流失的文学读者尤其是一般的社会读者又唤回到文学世界中来。而且，也为21世纪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和重要的基础。在这方面，余秋雨、张承志、贾平凹等重要作家是永远不应该被遗忘的。
首先从宏观的视野来看，到上一个世纪末，把整个文学的关注点或者热点向文化方面靠拢几乎成为文坛的共识。当时，文学杂志们纷纷酝酿着大刀阔斧地改版。差不多首先是为了应对文学杂志被停刊和政府“断奶”的危机，编辑家们便共同看好了大文化这一市场的前景。于是，把文学杂志办成大文化刊物，或者在杂志上开设文化散文专栏，增加文化品位，是大量的纯文学期刊用力最多的。如《黄河》、《莽原》、《东海》、《百花洲》、《芙蓉》、《海峡》、《北方文学》、《长江文艺》等。如今看来，这样的努力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成功的。而这些杂志所开设的文化散文专栏，也往往是被读者特别看重的。《东海》的“发现”专栏，《北方文学》的“书话与闲话”专栏，《长城》的“文学品质”专栏，《上海文学》的“人文随笔”专栏等，都有很明显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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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0年代文化散文的创作队伍来看，其主要写作者大都是原本意义上的学者或纯粹学院派的文学研究专家。如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周汝昌、汤一介、林非、王春瑜、雷达、赵圆、叶廷芳、乐黛云、钱理群、南帆、陈平原、夏小虹等。其中有几位在文化散文创作上的成就已经大大超越了其原来在学术上的成果和影响。
余秋雨的散文有着近似于“文起八代之衰”的筚路蓝缕之功，一部《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等，把当时已完全处于衰势的散文市场一下子全面激活。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人曾经宣告：散文已经从中兴走向了末路。可见散文在那时的整体处境。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虽然不能说是散文振兴的唯一根据，但它的确掀起了文化散文进入社会大众读者的强劲热潮。尽管近年来人们对余秋雨的散文提出了种种言辞非常尖刻甚至出语非常刁钻的批评，但余秋雨的价值和地位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否定的。当然本人在一些文章中也曾经对金秋雨进行过一些艺术弱点的分析，如《文化散文气象》（《文艺报）2000.1.25）一文中的一段，而那只是对余秋雨散文能够更上一层楼的满怀希望。我绝不赞成那种对金秋雨一心要打杀的态度。最近余秋雨宣布封笔，虽然表面上是对疯狂盗版者们的一种完全无奈的回应，其实，那深层心理中也无疑包含着对来自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的非学理化批评的厌倦。当然，余秋雨完全不必要采取这种彻底退缩和消极的姿态，你既然早已成了舆论旋涡中的一根草，想退也是终究退不出去的。不如干脆再把自己长成一棵大树，即使在漩涡中也舞出一种刚硬的身影，这才应该是余秋雨的风格。目前余秋雨散文以及余秋雨本人都正处在文化界的热点中心，本文作为综合性评论不宜做太详细的论述，我相信人们在进一步的争论中会对余秋雨取得更加合理的评判。
近年来在学者队伍中比较专注于文化散文写作并形成风格的还有以下几位。
李元洛先生的“唐诗之旅”以散文笔法解唐诗，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感受唐诗，达到了很高的文化品位，又具有很高的欣赏性和可读性。“唐诗之旅”以系列散文的形式在《散文》、《百花洲》、《名作欣赏》等大刊陆续发表，并早已引起过广泛关注。所谓“唐诗之旅”其实就是以散文形式描述的一系列与唐诗有关的心灵的“旅程”以及实际游览的行程。这样创造出来的文体也可说是对传统游记散文以及传统抒情散文的文化扩充。作者在面对和游历一些著名古迹和文化景点的时候，往往是首先想到与此相关的一些唐代诗歌。从而以古人对这些山水景物的吟诵，而展开作者本人的情感与思考，故将这些散文称作“唐诗之旅”。作为艺术创造和审美创造的散文，其第一要素当然就是创造主体的个性情感和个人体验。个体只有将那种完全属于纯粹个人化的情感和体悟以一种非常自然天成的文体形式加以负载和传达，才能生成一种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散文文本。在这方面，李元洛在寻找到了一种能够完全契合于这种特殊的情感情绪的文本样式时，他也就已经同时相应地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散文体式。这也才是他的散文能够被称作“又一座高峰”的首要的依据。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站在人生哲学的高度，去重新审视和感悟那些唐代文化的瑰宝，并在与那些古代大师们的对话交流中，升华出一种新的更高的哲理的境界，应该说是李元洛“唐诗之旅”的基本的文化风范。李元洛先生的这部“唐诗之旅”，其能够作为文化散文的标志性的高度，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其中所确实达到的和自然渗透着的人生哲学的高度。作家时时采用这样的一种眼光和境界来理解唐诗：“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重视、探讨并表现生命，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有了这样的一种理性的高度，对唐诗的进入和把握也自然就不会是轻飘飘的了。正因为李元洛先生有足够的哲学的底气，他的散文中也就常常能够发出一些惊人之论甚至是黄钟大吕之声。李元洛的《唐诗之旅》1999年10月由东方出版中心结集出版，标志着他这一类主题的文化散文创作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而紧随其后的《宋词之旅》，又已经开始起步。《百花洲》1999年第6期首先发表了他的第一组“宋词之旅”，题为《一去不还惟少年》，虽然文章的基本格局未有明显的变化，我们仍可寄希望于新的世纪中，“宋词之旅”会以更新的面貌奉献给文坛。
卞毓方先生在近三四年间，连续发表了《北大三老》、《文天祥千秋祭》、《煌煌上庠》等，篇篇不同凡响。
1999年他又在《十月》开设了《长歌当啸》的散文专栏，对中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文化人物进行回顾与审视。艺术境界上显得大气磅礴，语言叙述流光溢彩。如《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激情满怀地刻画了一代伟人毛泽东。文章真正做到了“循毛泽东的脉动，行毛泽东的呼吸”，整个“文思向高迈超绝飞升”。充分显示了作家驾驭宏大题材的气魄和能力。《梦灭浮槎》将胡适这位文化奇人一生行为集于一船之上，结构上大开大阖，意境如春潮翻涌。《凝望那道横眉》又是从几个角度对鲁迅的深刻理解，除了理解鲁迅的伟大，更理解鲁迅的孤独。而文章一开始的几句，已经是元气淋漓：“鲁迅是什么？在我，首先是一般扑面而来的元气。《呐喊》是元气，《彷徨》是元气，《热风》也是元气。”这样感受和评价鲁迅的，还从未有过。足见卞先生文化散文中思想的力度与见解的独特。
南帆的文化散文也特别值得一提。孙绍振先生说南帆的散文“离开了当前散文驾轻就熟的一切，超越情感和调侃，炫示他的智性的纷繁和深邃，作学理的探索，展示似乎非常抽象的分析和推演的过程；旨在唤醒读者为习惯所钝化了的智性和感受；在几近遗忘了的感觉的深层，揭示出人类文化历史的和精神流程的档案。”（《从审智话语向审美转化》，《中华读书报》2000.2.16）南帆发表于《海峡》1999年第6期的《虚拟与变幻》，更是一组在文体上十分独特的文化散文，他从大量中外文学和文化经典中选取一些精彩的片段，并从中发掘极为深层的人们往往意想不到的文化内涵，进而“揭示出人类文化历史的和精神流程的档案。”如从孙悟空拔根毫毛变小猴这样的想象到克隆羊的生物技术的出现，提出“人类能不能复制自己的精神？”这样的重大问题。而从《隐身人》等作品的有关描写中，又深刻揭示出人的精神欲求与肉体欲求的巨大矛盾：“一个人的更大的欲望在于躯体器官之外：他想得到邻居的羡慕，公众的注目，社会的景仰。可是，一个没有躯体的人用什么来表演呢？一个人不就是靠躯体承受纷至沓来的荣誉、接收四面八方的崇拜吗？”于是，许多人宁愿“退出幻想，回到那个平庸无奇但却不会突然消失的血肉之躯当中。”南帆在文化典籍中开掘着更丰厚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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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学者如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先生等的散文更介于文化散文和随笔之间，而且他们也往往并不刻意地或专门地写作文化散文。但有些在读者中发生了重要影响的篇章，却完全是非常地道的文化散文。张中行的《谈天二题》其实根本就不是闲聊天，而是“大题小作”，对长期被称作中国人的精神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天人合一”进行了重新体认和诠释，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希望代实况之梦话而已”，从而进一步提出：“其他更常见的好听话，如优秀的民族、灿烂的文化、伟大的成就、光荣的历史之类，我觉得也是以少说为是。因为所谓炎黄子孙中也有不少败类，文化中不灿烂的部分也许更多”。这或许是对整个民族的一种重要的警示。林非先生的《浩气长存》，重新叙述了易水之畔那个千古故事，也的确写出了一种浩然大气。从正面赞颂了我们的古老精神。谢冕先生的《一百年的青春》、汤一介先生的《从沙滩到未名湖》都是是写北京大学的，此外还有钱理群、陈平原等在北大建校百年之际也都写了反思或重新认识北大的一些文章，对北大精神、北大灵魂进行了全面而透辟的阐释。毛志成显然是散文多面手，也是近年来散文的高产作家。他的散文从不固定一种套路，通常意义上的散文与随笔兼作，而其中有许多可以归入文化散文一类的，尤其是他的一些文化意味很充沛的随笔作品。毛志成又是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写作者，所以，他的文化散文更能见出其学识的渊博与学养的深厚。古今中外，信笔道来。而且毛志成的文化散文的基本主题和思想倾向大都是批判性的，如《21世纪三个神话的破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个不可信的神话”，即“高科技神话”、“商品经济神话”和“人性解放神话”，不仅进行了独到的理性分析，其中又常常带有一定的杂文的风范。
在年轻一代学者中，有思想界“野马”之称的余杰，曾经把自己的那些文章叫做“抽屉文学”，意思是并没想发表出来。而这些“抽屉文学”由于本身思想文化内涵的丰润和新鲜，以及有时候甚至只是显得“童言无忌的快意”（丁东语），于是被各种文化类报刊看好，大大地火了起来。许多好心人和长者们都曾担心这位二十几岁的研究生会因此被“捧杀”或者过早地被“抽空”，因而也都劝告他收敛或沉淀一下自己。但是，1999年的余杰似乎并没有多少势头减弱的迹象。文章仍有些铺天盖地之势。那么，余杰这样的高产究竟是在“穷于应付”还是越来越走向成熟，批评界以及整个文化界的看法仍然有很大的分歧。余杰的这些作品在质量上的确显得参差不齐、厚薄不一，但是，我认为，余杰从总体上说是在不断走向成熟的。应该说，余杰文章中的学识始终并没有给人捉襟见肘之感，其积累一直显得很深厚。不要说像发表在《长城》1999年第5期的《托尔斯泰：最后的出走》这样的长文，其中对托尔斯泰一生的痛苦及其对痛苦的抗争和无奈就写得非常饱满，即使像发表在《散文百家》第5期上的《秋天出生的人》这样的短文，其中的学识和内在意蕴也足够沉甸甸的。仅引其一小段即可从中感受出来：“这是一个易老的国度，像李守常那样保持青春热血的革命者只能被送上绞刑架——看你还能妙手著文章？看你还能铁肩担道义？丰子恺一过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进入了人生的‘秋天’；而先生（指鲁迅——笔者注）的年龄早已超过了钱玄同所规定的‘自杀线’，刚搬进新居（指‘老虎尾巴’——笔者注），他就大病一场，吐血不止，余下的生命便全靠‘熬’了。”余杰的散文在21世纪能否成为一面更加耀眼的思想的旗帜，这是需要作家认真加以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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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以小说创作甚至是以散文创作为主要写作方式的作家们在文化散文的写作上反而不如学者们那么成果显著。但也有几位同样可称作文化散文的高手。
首先当然必须说到贾平凹。他的《进山东》就已标志着他的散文开始向文化散文提升，而他的《老西安——历史的记忆》系列散文，则更是最纯正最地道的文化散文了。写作《老西安》这样的长篇文化散文在贾平凹还是第一次。在西安已经居住27年的贾平凹看来对西安的大街小巷千门万户甚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所蕴涵和掩藏着的历史文化意蕴不仅了如指掌而且成竹在胸。《老西安》在结构上以乎并没有刻意地对西安的地理历史人文风情作分门别类的爬梳和区分，然后各标其题，各述其事，作家只是信笔写来。对一座古城的丰厚深邃的古今人文，调度自如、铺排若定。《老西安》的语言风格仍然保留着贾平凹的那种浑然和大气。如他写作为西安周边环境的华山和太白山：“华山是完整的一块巨石形成的，坚硬，挺拔，险峭，我认作是阳山，男人的山，它是纯粹的山，没有附加的东西如黄山上的迎客松呀，峨眉山上的能看佛光呀，泰山上可以祀天呀，上华山就是体现着真正上山的意义。太白山峰峦浑然，终年积雪，神秘莫测，我认作是阴山，女人的山。”寥寥几笔便把两座大山的个性写得极其鲜明。最精彩的当然还是写人物写风物以及写文物。作家能把一种很宏观很博大的道理用一种非常浅显和日常的现象比喻和表述出来，如“从书法艺术上讲，汉时犹如人在剧场看戏，魏晋就是戏散后人走出剧场，唐则是人又回坐在了家里，而戏散人走出剧场那是各色人等，各具神态的，所以魏晋的书法最张扬，最有个性。”尤其在散文中你又总能读出一个活生生的贾平凹，他有时在“风里点着一支烟，默默地想象这些人物当年走动于这座城市的身影”，有时“盘脚坐在了椅上而鞋掉在地上组成一个'X'形竟长久不知”，而且他“清早懒以起床晚上却迟迟不睡，常在夜里独自逛街”。甚至连他逛街时面对路灯和人家窗户时那痴痴思考的样子都能让你想象出来。《老西安》真正是20世纪末贾平凹的“老西安”。
诗人兼散文家周涛的《谁在轻视肉体？》）（《上海文学》1998.2）一文，可说是一篇向现代文明全面挑战的檄文。文中表露的对人类未来的严肃思索尤其是对以高科技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可怕后果有着极深刻的洞见。文章通篇以纯粹情绪化的言语，把对肉体的肯定、赞颂以及尊崇完全推向了极端，甚至可以将其概括化地称为“肉体崇拜”的宣言。在当今，这样的情绪和态度我以为并非周涛先生一己独有的，它完全来源于或植根于世界化的世纪末对于现代文明的厌倦，尤其是对于高科技化或后工业化的人类文化发展前景的忧虑乃至恐惧心理。这种普遍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已经潜入许多人的内心深处，并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思潮。文中这样大声疾呼“……人们越来越痛切地感受到，随着高科技文明的突飞猛进、无所不能，人的肉体却在这个世纪的巨大温棚里日见退化、日见变态，它正在发生着可怕的非人化巨变！”这也许正是周先生在本文中不顾一切地祭起“肉体崇拜”大旗的最根本的思想基源。当然，文中反现代文明乃至向整个人类文化挑战的态度和指向也是非常鲜明的，作家在把对肉体的赞颂和尊崇蓄意推向极端的一开始，就对人类文明从其起始上做了彻底的否定。文章嘲弄地将人类赖于遮体和修饰的各色服装称作“布袋”，并强烈地指责：“他们藐视动物，因而也同样藐视人的动物性，他们特别重视亚当夏娃遮在身上的那两片树叶，并把那两片莫须有的叶子视为人类跨入文明的永恒里程碑。”文中还把经过文明教化的人，尤其是那些“鸿儒雅士”称作“高贵的思想动物”并称之为“生命的叛徒”，甚至是“对于大自然最无良知的忘恩负义之徒”。其对于人类文明的全面否定之情尤其是那些激愤的言辞，实在是空前未有，读后也简直让人目瞪口呆。当然，笔者对其偏激的表述自然也持许多保留甚至不以为然，但是，无论如何，这篇随笔的根本意义和深层内涵应该能有更多人加以理解。正如周涛先生文中所言：“并不是我在这里制造世纪末的危言，而是世纪末的许多生存危机摆在了人类面前，我们有必要在今天这样一个已经懂得保护环境、关爱动物的文明期问一问自己、也问一问社会：谁在轻视肉体？”周涛的这篇散文曾被《新华文摘》等多家选刊转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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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散文一向注重对历史的观照和沉思。尤其从对历史遗迹的观览中重新感受和认识遥远的历史，是许多文化散文一贯的主题。生长在东北的“小女人”散文作家素素在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探索和选择之后，突然转变了散文创作的视角和风格，她的《独语东北》系列散文以其女性叙述，把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全都加以日常化和生活化，使读者完全是在审美过程中体验和感受那些壮阔的历史。就在这种看似轻巧随意的言辞中，不仅深藏暗现着历史的沉重，而且还时时流露出女性作家特有的机敏和睿智。素素从一开始就这样写道：“真正地贴近了东北的山林和平原，才惊心地感到它的神秘和不可思议。一路走着，突然就能拣拾到某个民族扔在历史上的那些散乱的碎片，由那碎片，就可以拼出一个不完全是喜也不完全是悲而是悲喜交加的故事。”于是，就诞生了素素的充满历史文化意味的大东北散文。在岁月的密林中穿行，素素首先走入历史的纵深。她看到了“那被匈奴追杀得无路可逃的鲜卑人，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自己舔干了自己的血迹……经过一代一代的跋涉，终于登上了中原的政治舞台。他门通过云岗石窟大佛的嘴角，流露了这个民族内心谁也猜不透的笑。”她看到了，那个在草原上长大的耶律阿保机——那个契丹人的太祖，率领的震撼整个北方的马队和他们建造的遍布北方的自成一体的辽塔。她也看到了：那古老的额尔古纳河边，那个总是眉头紧锁总想报杀父之仇的铁木真，后来“和他的子孙们挥舞着上帝之鞭，几乎踏平了亚欧大陆……”而她更看到了，那个在商周时候就生存在大东北的游猎民族肃慎，以及这个民族历史上的“三次瀑布般的辉煌”……总之，这一切都使素素对大东北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于是她深切地写道：“原以为，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便覆盖了整个华夏，走过东北才知，如果以黄河为轴心，黑龙江与长江一样，是中原文明的另一翼。只是我们没有像对长江黄河那样，认真关注过它那曾经雄壮的飞翔。”这实在是对中华文明构成的一次重大的发现。要问大东北的文化究竟有多深有多久有多古老，请看素素对一个辽西故事的探究吧，这个故事就是红山文化，原来：“裸露的辽西却怀揣了一个旷世的秘密。本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女神庙遗址和积石冢群。在这些遗址和冢群下面，有美伦美奂的玉器，那玉器以它墨绿色的晶莹，雕刻出自己的光芒。红山文化宣布的是一个最新消息，辽河文明早于黄河文明，中华文明史由4000年改写成5500年。”我以为，素素的这个大东北散文系列，不仅是我国世纪末文化散文的一道重要景观，而且很可能成为未来“大东北文学”的核心性构成。
因而素素的文化散文必须给予一种特殊的位置和独立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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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学的角度和个别的地理现象与具体对象中发掘人文内涵，创作新体式的文化散文，也是20世纪末的一种全新的尝试。
1998年，三联书店的《人文地理》杂志的创办，可说是这种新品类文化散文的成规模地在文坛亮相并充满生机地迈向新世纪的重要发端。张承志被聘为这份杂志的主编人。他的《约稿通信》、《“新大陆发现”500周年专题编辑导言》，尤其是那篇试刊发刊词《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都是很地道的地理文化散文，或者直接称作地理文化散文的宣言。他说之所以创办这么一种《人文地理》杂志首先是因为他与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的某种不谋而合。他们共同感到了“在地理的标题之下，可以涵盖的内容，和可以做的事太多了。”他们的杂志宣称：“其实‘地理’也不是什么新鲜的发想；杂志如果没有灵魂和清醒的思路，我们的劳作也可能最后作为一堆文化泡沫告终。所以我们盼望它渐渐成为一种粘满泥巴的地理，不仅准确地勾勒了山河地域，而且贴近着历史的正义和民众的渴求。”“因此，我们主张‘文明内部的发言’，反对任河流行的对文明的主体、也就是大地上的民众的不尊重；反对和批判对于他们的文化掠夺和话语霸权。我们要探索和实践一种——发自文明内部的，贫穷国度、弱小民族、以及艰难存活的民众的发言。”一方面强调“沾满泥巴的地理”，一方面强调“贴近着历史的正义和民众的渴求”，而且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这就是张承志倡导的地理文化散文的精髓。当然，关于“正义”的要求和关于“立场”的要求无疑都是对于文本内容上的划定；而所谓“沾满泥巴”的要求，就显然是对文体所树立起的活生生的艺术化的标尺，张承志说：“只有对自己的题目满杯感情的人，才是我们寻找的著者。我们提出‘美文’二字为文体的号召，希望大家共同创造的这本刊物，日后不仅是一种思想洗礼的产儿、一种可信的知识，还是一种值得收藏的优美文集。”（以上张承志的引文均转引自《百花洲》1999年第6期）地理文化散文的自成一格并成为新世纪文坛的重要一景，必将由此开始。
在地理文化散文的概念下还值得一提的是余光中的《天方飞毯原来是地图》（《百花洲》1999.6）。诗人对地理学中的基本工具地图，进行了富有诗意的文化阐释。他说：地图“虽然色彩不那么鲜艳，物象不那么具体，却能用近乎抽象的符号来标示一国的自然与人工告诉你许多现况，至于该国的景色和民情，则要靠你的想象去捕捉，符号越抽象，则想象的天地越广阔。地图的功用虽在知性，却最能激发想象的感性。难怪我从小就喜欢对图遐想。”余光中以风趣的笔墨讲述了他大半生与地图的友好而默契的关系，并进而把地图看作是“为我们这浑茫的水陆大球勾勒出一个象征的脸谱”，甚至提出“地图所展示的不只是空间，更是时间。”经过诗人以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依据加以阐发，地图中已充满了政治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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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位作家可说是开辟了文化散文的“另类”。那就是小说家何士光和散文家兼编辑家闻树国。
何士光在《莽原》连续发表的解释佛法道义系列作为文化散文来看，的确别具一格，独辟蹊径。作家以一个“俗人（非佛教中人而不是庸俗之人）”的眼光，或者说是以一个哲人的眼光，一方面全面系统地解释佛法道义，一方面也以佛法道义来进一步地解释世界。而他的表达方式则完全是散文式的。佛法与道义一向被认为是十分神秘而玄奥的，甚至也一向被认为是迷信的或者是反科学的。但经何士光从一些很平常很切近的生活小事出发来加以层层探进，那些无比深奥的佛理遂变得明白异常。比如对“概括了佛法真义”的戒、定、慧的解说，作家就是以人们通常教育孩子的方法来进入阐述的：“首先是戒，要孩子按时回家，不要去玩游戏机，上课的时候也不要玩别的东西。戒的目的是为了定，让孩子安定下来，能够用心学习。等到孩子安下心来了，能够用心听讲和完成作业了，孩子的智慧就开发出来了，到了考试的时候，也就有好的成绩。”文中经常采用这样的很通俗的事例来把佛法的奥义和原理解释得非常浅显明白，但是，文章却并不仅仅是这么简单浅显的，而是紧接着就一步一步深入到佛法的更精微处，既揭示佛的超常的思维和过人的智慧，也以佛的思维和智慧来重新认识世界和人生。例如文章对佛法中色空观的阐述，所谓五蕴皆空，是在智慧的照见之下，“菩萨便从最精微的角度看破了这个世界，发现构成世界和生命的五种物质形态，即色、受、想、行、识五种物质表现”，“色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形有象的物质，我们把这些物质不断地分割下去，先是分子和原子，后来是电子和基本粒子，愈往后走就愈是无形无象了，不就仿佛是‘空’的？”所以，佛法说“空”的时候并不是空无所有，而是指那种构成世界的最原初的物质。
如果说何士光系列是对佛法与道义的深入的解读和阐发，那么，闻树国的“与上帝对话”系列则似乎是在对《圣经》加以深入剖析的同时，更多地表达了作家的一种怀疑和质询。文章的基本特点是以散文体式对《圣经》故事重新叙述。这种重新叙述基本上是把上帝一家人的故事当作普通人的故事来看待和讲述的，而且作家在这种重新叙述中常常是顺藤摸瓜地发现故事中的问题和疑点，从而在更高的理性层次上观照上帝的心理和行为，并从中自然而然地发掘出上帝告诉人们的“真理”究竟是什么。如他对以扫和雅各之间的矛盾是这样阐述其根源的：“当然，所有的叙述都已经证明，以扫和雅各的矛盾是他们的生身母亲利百加挑起的，她先挑起兄弟之间的矛盾，然后又改变父亲的意志，使他们的关系，在她面前编织成一张网，谁也扯不清楚。这一事件中的利百加，既不是妻子，也不是母亲，而仅仅是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女人的利百加，她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并不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说，她并不是为了利益才去那么干，因为无论是以扫还是雅各，都是她亲生的儿子；她如此挑拨是非，的确是天性使然，是女人的天性。”紧接着文章又分析了上帝为何偏袒和帮助雅各，“因为雅各是邪恶的一方，上帝就来帮他的忙。兴许因为上帝知道，如果他不来帮他的话，世人会因为雅各的邪恶而摈弃他。雅各是孤立的，所以上帝只好和他在一起。这使我们怀疑上帝是不是也是孤立的？”闻树国的重新叙述有时的确很有趣，但有时也显得过于冗长和沉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可读性。当然，其实这样的文章作家很明白是不会有多少人像喜欢金庸与琼瑶小说那样喜欢得死去活来的。他也就没有必要去故意迎合低级趣味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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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学者和作家的队伍中似乎更有着一支文化散文的劲旅。而且她们的文化散文又都具有着非常独特的思想和艺术的风范。因而必须予以整体关注。
韩春旭的《少了什么，这个世界？——与苏格拉底和自己的对话》是最令人感震撼的一篇。文章通过跨越两千年的时空而与一位人类最早的智者直接对话，实际上已经站在人类思想的一个高峰来对现实世界发言。有了这样的思想高度之后，性别意识当然也就失去了意义。文中把自己放在与苏格拉底同等的思想位置上，追怀着苏格拉底为人类的思考与奉献，从而对当今世界人的物欲横流进行了充满激情的审判。作家从苏格拉底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或者以苏格拉底的思想作为现世思考的新的出发点，提出了对于当今人类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些根本问题：如：“这是一个再没有比今天更加需要完善人的灵魂的时代。”以及“人类进步的真正标志是什么？”等等。这种关于人类最根本问题的思考和追问，无疑是全人类都不能不加以关怀的。
赵园的《读人》，其正“读”透了那些古圣先贤。叙述也极其乎静。而赵园的这种对古人的“读”显然是居高临下的，是超越那些古代圣贤的对于“人”的俯瞰。其实人类文化的发展就需要这种不断的的对前人的重读。赵园的这篇文章，显示了一位20世纪末的女学人的睿智和深邃。匡文立的《中国文人与佛与道》更侧重于“评说”，是从中国文人对儒释道的不同态度，寻找中国文化的构成方式，剖析中国文人的人格因素。作家通过一层一层的个案分析与学理推论，最后提出：“儒释道只是合一在儒文化的活性细胞——儒人身上。中国文人坐在儒文化上玩道玩佛，渐渐玩到自己的人格中来，是儒又不是纯种儒了。进的时候儒的成分加多，退的时候释道的成分加多。进退都优游自如。儒是一张太硬的板凳，文人有了释和道垫底，和这张板凳必有的摩擦便被缓冲了。”通过这样的语言表述，批判意识也就显而易见地寓于“评说”之中。
王英琦的《永恒的谜底》和《愿环球无恙》是纯粹的思辨性文化散文。那滔滔的才情以及掷地作金石声的言辞让你简直难于相信作家原本是一位柔弱女子。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段关于人类处境问题的举重若轻的深刻而激情的阐发吧：“随着现代科技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人的异化倾向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危险性全球性。人的感官享受和贪鄙心理被空前激活，对物质的占有和攫取愈发地成为主宰和界定人的生存内容和生存价值的唯一标帜。同时，孤独、焦虑、浮躁、无聊、无所适从和绝望情绪，以及缺乏内在道德律缺乏世界观的支持，构成当代人类多维生存矛盾与生存危机。对物欲的无度追求，不仅导致人心失衡暴力上涨等极端后果，更可怕的是它污染了人性，破坏了人类最原始最质朴的人际关系，践踏泯灭了类似真诚真情和良知良心这样一些人类立命之本的宝贵品质。它使一切公共交往都扭曲变态成要么就是钱迷心窍赤裸无遗的金钱接触，要么就是五迷三道动机深藏的功利来住。这个世界一往无情地变得世事迷离利害难择。个性与共性，个体与群体，社会与集团，组织与阶层都相互混沌扯皮，令人绝望地纠缠一气，隐性地埋伏于每个人前行的路上……”思想的深刻，化作语言的响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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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一个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门槛上的人类显然对于文化问题有着特殊的敏感和特别的关怀。因为人类毕竟是生活在文化之中，文化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人类未来的生死存亡或者繁荣与衰落。因而在世纪之交尤其是在新旧千年转换的关口，文化散文的盛行就是毫无疑问的。而文化散文的最基本的品格就是首先注重回望和反观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深层的思想动机我以为就是从那些经典文化遗产中寻找人类在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继续生存和繁荣发展的精神依据和理性参照。近年来的文化散文大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题材范围和思想主题之内而思考和写作的。文化散文的写作者们更多地都对人类历史上的精神遗产情有独钟。怀恋往古的崇高而澄净的精神境界，坚守文化人格在现代的物化世界不受侵蚀和污染，是许多文化散文的共同精神趋向。这里也许潜藏着一种普遍的深意识内涵，即对于古代文化精神的怀想已经成为许多文化人的主导心理倾向。也正因为此，对现代文化的批判也就同样成了文化散文中的重要主题构成。而这种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古典文化精神的坚守是自五四以来我国文化思想界的重要转变。长期以来人们几乎都毫不动摇地坚信，人类历史的前进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给人们自己带来的都是绝对的好处而且是越来越多的好处。他们认为靠科学的发展和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人们最终就会从种种限制和诸多痛苦中彻底解脱出来。而人们恰恰忽略了，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早已远远超出了当初人们对于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现代科技的发明和物质财富的创造，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的无休止的欲望的驱使，而事实上，人的欲望又是永远无法得到最后的满足的。因而，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物质生产的发展并不能把人类自己真正从苦难中永久地解救出来。相反却不断地促使人类的欲望更无止境地膨胀，并进而造成了人的许多新的生存的困境和精神的苦痛。所以，从商潮滚滚的现实中发掘人性的本真，以传统的清洁的文化精神抵抗物质文明的侵袭，正是世纪末文化散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向度和理性主题。
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复兴和繁荣的一个辉煌的世纪，文学写作中的文化内涵的增强也将是文学发展的根本出路。因而，文化散文的市场前景也就显得越来越广阔。我们的批评界和文学的整个媒体都应对此有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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