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科学哲学的三大理论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论的科学哲学，是指含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这三个分支在内的广义的科学哲学。这种广义的科学哲学在中国现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自然辩证法主导性思潮、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吸纳性思潮和中国传统自然哲学复兴性思潮的发展。
广义的科学哲学在中国现代的兴起和发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一大学术景观，也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大哲学缩影。在世纪之交，回顾中国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对于总结中国现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前瞻中国科学哲学发展的未来趋向，具有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意义。
一、自然辩证法的主导性思潮
20世纪中国科学哲学最突出的学术景观之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分支的自然辩证法这一主导性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主要基础。《自然辩证法》虽然是恩格斯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其论述所及，已经涵盖和涉及自然观、科学观、技术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各个方面。当然，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可以说，恩格斯这一著作中的自然辩证法实际上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自然哲学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尽管它在很多方面确实还只具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1932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的第一本中译本。此后直至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这期间的上海实际上已成为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传播和研究的策源地。在仅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即已初步形成以陈晓时、艾思奇、高士其等人为代表的理论队伍，出版了一批宣传自然辩证法的书刊，展开了同反对自然辩证法的陈范予等人的最初的论战。上海五年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中国自然辩证法这一主导性思潮兴起和发展的源头活水。
延安是继上海之后自然辩证法这一主导性思潮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大本营。1938年，由董纯才、高士其、陈康白等人发起，成立了延安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延安自然辩证法座谈会”。1939年由于光远等人发起，成立了有徐特立、艾思奇、陈元晖等人参加的“自然辩证法讨论会”。1940年，由毛泽东批示，由武衡、于光远等人筹建“自然科学研究会”。此后，还有由成仿吾、沙可夫等人组建的“边区自然科学协会”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42年的延安，还曾举行过纪念牛顿诞生300周年大会。在彼时彼地能举行这样的大会，充分反映了自然辩证法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想对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
重庆是当时党在国统区传播自然辩证法这一主导性思潮的桥头堡。1939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由潘菽、梁希等人负责组建“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为配合自然辩证法的宣传，1941年，《新华日报》还曾报导过英国生物化学家霍尔丹呼吁科学家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消息。为了与延安相呼应，座谈会在1942年也曾隆重举行纪念伽利略逝世和牛顿诞生300周年大会。
正是以上海为策源地，以延安为大本营，以重庆为桥头堡，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才逐渐成为科学哲学的主导性思潮。
新中国诞生的近50年内，经过建国初期、文革时期和开放时期这三个历史阶段，自然辩证法这一主导性思潮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建国初期系指1949年至1966年期间。在此期间，虽有逐渐抬头的左的路线的干挠，但从总体上看，自然辩证法的传播、研究和运用等方面所取得的以下重大进展，堪以彪炳于中国现代科学哲学史册。其一，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曹葆华、于光远、谢予译本的出版发行为例，仅1955年至1963年的发行量即高达33万余册。其二，自然辩证法已由传播和宣传阶段进入研究和发展阶段。1956年，在周总理的主持之下，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自然辩证法12年研究规划草案》，从而使自然辩证法被确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同年，中国科学院还建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并创办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家科学哲学方面的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此后，各省市以及不少大学也相继成立研究与教学机构，自然辩证法自此进入大学讲坛。其三，自然科学界的专家学者开展了广泛的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裴文中等便是这一时期科学家学习、研究和运用自然辩证法的佼佼者。而自然辩证法也自此成为中国科技精英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和认识工具。其四，在自然辩证法的引导之下，中国理论物理学家还取得了诸如层子模型这样一些直接的科研成果。其五，也是最重要的，自然辩证法使得中国从此有了一套正确认识和对待科学技术的指导思想。
文革10年是自然辩证法这一主导性思潮在中国遭受挫折和厄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四人帮”所鼓吹的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万能论”和“代替论”，除了给国家带来灾难之后，就是给历史留下笑柄。“四人帮”垮台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7年底，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于光远、周培源、李昌、钱三强等人发起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此后，与自然辩证法相关的研究机构广泛建立，理论宣传日趋普及，科学研究更加深入，学术书刊不断问世，学科教育不断完善。中国自然辩证法这一主导性思潮的发展确实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自然辩证法在这一时期取得诸多重大进展，但其中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展，其一是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其二是以自然辩证法为主导的中国现代科学哲学体系正在形成。
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以儒学为主导思想的国家。由于科学技术在这一主导思想中没有相应的地位，因此科学技术在中国一直得不到应有重视，并由此使中国国力日趋衰弱。由于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自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后，其间虽然有毛泽东本人早年所受儒学影响的影响以及“四人帮”的干挠，但从总体上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最终成为影响中国哲学、科技、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思潮，确实是中国数千年的哲学史、科技史、文化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场大革命。不论当前有些人文学者怎样竭力主张“哲学就是人学”，怎样以人文主义贬抑乃至拒斥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科学哲学，对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哲学的主导性思潮所具有的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无论作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会是过高的。
二、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的吸纳性思潮
20世纪中国科学哲学的另一重大学术景观，是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的吸纳性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所谓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泛指以孔德和马赫等人的实证主义哲学为来源、以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为起点的科学哲学，特别是从波普的逻辑主义到库恩的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也可以说是西方继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在现代科学革命与现代哲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是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一种哲学反思的话，那么西方现代科学哲学则是在“拒绝形而上学”和“摒弃本体论”的口号之下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对象的一种哲学反思。
综观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百余年来的发展，特别是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发展，它在科学历史观、科学发展观、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和科学价值论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例如，其中以科学历史观和科学发展观而言，波普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论及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等所提出的有关科学发展模式的理论，即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
西方现代科学哲学吸纳性思潮的兴起，虽然在解放前和解放初已有学者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思想作过一些介绍，但其影响甚微。因此，作为一种思潮，它的兴起是始自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究其原因，一是西方现代科学哲学主要是在战后才进一步形成学术气候和学术影响。二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没有引进和吸纳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的文化环境。
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在引进和吸纳西方现代科学哲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译进了大批科学哲学原著。波普、拉卡托斯等人的科学哲学著作，大都是在这一时期译进的。其二，出版了不少以西方科学哲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著。如江天骥在1984年出版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舒炜光、邱仁宗在1987年出版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都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论著。其三，以自然辩证法为专业的学者在其论著和教学中开始积极吸纳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的积极成果。
西方现代科学哲学虽然不少重要局限，但作为一种主要以科学为对象的哲学反思，它同样已涌动为中国现代科学哲学的一股吸纳性思潮，并将是中国现代科学哲学走向新世纪的一个重要源头和重要的生长点。
三、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的复兴性思潮
20世纪中国科学哲学的第三大突出的学术景观，是中国传统自然哲学复兴性思潮的兴起。中国传统自然哲学复兴思潮的兴起，其元勋当首推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从30年代后期开始，在积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中，李约瑟对以中国自然哲学史为主体的中国科学思想史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他于1980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虽然也含有一些中国先哲对于科学和技术所作的哲学反思的内容，但应当说主要是一部中国自然哲学史。
对于中国传统自然哲学，中国人由于自身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等诸多原因的影响，一直未有突出的研究成果问世。而李约瑟出于他的西方学者眼光和现代科学视界这两大学术优势，以中西科学文化和古今科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为基础，发现和开掘出中国传统哲学和科学中独具特色的自然哲学。
李约瑟对于中国传统自然哲学资源的开掘，其重大贡献可以说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把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的基本属性科学地界定为有机论的自然哲学（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页。）。其二，论证中国的这种有机论自然哲学的基本哲学范式是一种“通体相关思维”的哲学范式（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1页。）。其三，界定了中国传统自然哲学对于自然科学的两重历史地位：一方面，中国的有机论自然哲学“这支箭”“从未达到过牛顿的位置”，因此它不利于以机械论自然哲学为基础的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这支箭”却从牛顿头上飞过而“落在后来玻尔和卢瑟福的立足点附近”（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8页。）。正因为落在了他们两人的立足点附近，所以中国的有机论自然哲学可能正是“现代科学正在不得不纳入其本身结构的那样一种世界观。（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8页。）其四，客观地揭示了中国有机论自然哲学对西方以莱布尼兹为起点、以怀特海为代表的近现代有机哲学的影响（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0页。）。
以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思想史》出版的80年代初为起点，中国传统自然哲学在国内外均出现复兴之势。
在国内，以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和中国科技史等学科的部分学者为依托，相继举办了不少有利于中国传统自然哲学复兴的学术活动。如北京地区部分学者举行的“天、地、生、人系列学术座谈会”即是一例。与此同时，学术界亦相继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的学术论著。如吴国盛主编的《自然哲学》论文集即是这类自然哲学论著的代表。
在国外，由于中国有机论自然哲学与现代系统论自然哲学有内在的一致性，使得中国传统自然哲学也开始受到科学和哲学两方面的重视。普里高津就是具有这一学术倾向的代表人物。普里高津曾经说：“中国文化已成为欧洲科学灵感的源泉”，并认为“现在是我们把传统的欧洲思想和古典的中国思想进一步结合起来的时候了”（注：普里高津：《变革的时代 变革中的科学》，载《新华文摘》1987年第5期，第194页。）。
当然，从整体上看，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以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为主轴的学术范式的制约，同时也由于当前科研和出版等因素的影响，同自然辩证法和西方现代科学这两大思潮相比，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的复兴性思潮确实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但是，由于中国有机论自然哲学所具有的独特的自然哲学资源，特别是它能为现代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提供一种世界图景、人文精神和思维框架，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的复兴性思潮必将在21世纪有进一步的发展。
就中国哲学而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为背景，以自然辩证法、西方现代科学哲学和中国传统自然哲学为基点，以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为分支的中国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堪称中国现代哲学领域的一场大革命。回溯20世纪前的中国哲学史，何曾有过足以与人文哲学并驾齐驱的科学哲学？因此，从纵贯古今的历史长河看来，以三大思潮为基点的中国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可以说正是中国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留下的哲学轨迹。
21世纪即将到来，展望中国现代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前景，有以下几个大的发展趋向已初见端倪：其一，以自然辩证法为主体、以西方科学哲学和中国传统自然哲学为两翼的哲学范式将在相互激荡、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二，以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为基本分支的学科体系也将在互动和融合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三，尽管有强大的中国传统人文哲学和时髦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贬抑和拒斥，新世纪的中国科学哲学必将成为中国哲学中与人文哲学比翼齐飞的一翼。中国科学哲学虽然没有灿烂的过去，但一定会有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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