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官本位”对干部队伍的危害及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本位论文,干部队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6-0162-04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要“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要求扩大干部工作信息公开，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和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在选人用人上纠歪风、树清风，祛邪气、扶正气的力度。这表明了我们党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进行坚决斗争的坚强决心。“官本位”是与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民本位”思想背道而驰的，是制约科学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当前，结合中国社会实际，认真分析和研究“官本位”的表现及其对干部队伍的危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破除“官本位”的对策，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官本位”现象的特点
“官本位”起始于奴隶社会，形成于封建社会，是以皇权为最高权力、以官为尊贵、以官为标准的特权等级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官本位”的产生及长期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它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秩序和一套规则，对于整治吏治、促进社会有序运行和社会结构稳定，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价值至上、官真理至上、官利益至上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①具体说，就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贵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意识，它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和评判人生价值大小及个人地位与作用的标准。其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惟上是从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是这种思想意识支配下的具体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不断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离退休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等，都极大地冲击了“官本位”观念和体制。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官本位”意识和“官本位”现象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在一些地方甚至呈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影响着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思维与行为，造成诸多危害。“官本位”通常表现在思想意识、行为、体制等方面，从当前看，“官本位”现象呈现出以下九个特点：
从思想意识看，主要表现为权力至上观念。当前，以官位大小为尺度的权力价值观念、以权求名求利的权力私有观念、以权力为中心拉帮结派的权力宗法观念、以权钱交易为中心的权力商品化观念等，在一些干部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从谋求权力的行为方式看，主要表现为在求官方式上骗官、跑官、买官、卖官和保官。“骗官”，即靠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求得一官半职或实权岗位；“跑官”，即四处活动拉关系，到处托人说情，以求获得一官半职；“买官”，即通过送礼、行贿等办法，打通“关节”，以求职位升迁；“保官”，即买凶杀人保官。当对官位的贪婪超过一定限度时或者当官位受到干扰和威胁时，个别素质极其低劣的领导干部便不惜铤而走险，走上买凶杀人的犯罪道路。②在选官方式上，“官本位”则主要表现为“任人惟私、任人惟亲、任人惟顺，平衡关系”。
从主观动机看，主要表现为将官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做官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做官有利益。利益又是通过权力来保证的，而官是权力的执掌者。这样，权力的执掌者就可以运用手中执掌的权力获取利益。于是，一些官员大搞“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为自己谋取利益；一些官员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向本部门和本单位倾斜，保证自己获取利益；一些官员既拼命控制自己所掌握的政治社会资源，又最大限度地开发其他可控制的政治社会资源，以获得利益。
从体制机制看，主要表现为“惟上是从”的制度设置与安排。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实行单一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弊端和“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并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弊端都与此有关，“官本位”现象也不能例外，常常表现为“官大嘴大”，惟我独尊，“一言堂”，这样官帽的大小和官员的意见就成为评判是非与对错的标准，官越大说的话就越正确；下级官员只能对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对上级惟首是瞻。
从价值取向看，主要表现为把做官、升官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和唯一奋斗目标。在一些干部的思想意识中，官位和权力是衡量人的价值和地位的基本尺度，将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以官阶定尊卑和高低，衡量个人的社会价值。在一些地方，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做官和升官成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
从地域领域看，主要表现为职级的泛化。在一些地方，“官本位”是与“级别”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除此之外，当前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领域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企业领导要对应行政官衔；教师、医生、科研人员、演员要套用级别；和尚和道士也闹出“处级方丈”和“局级住持”这样的笑话。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孩子们也沾染上“官瘾”。一个几十人的班级，除了班长、副班长，还有学习委员、劳动委员、卫生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少先队系统还有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一些孩子常为一道“杠”争得面红耳赤。“官本位”还体现在等级式厚葬和墓志铭上。一些去世的官员占据豪华墓地，刻写在墓碑上的都是他们曾经当过的官职，并以为荣耀。
从表现形式看，主要表现为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权力一把抓。决策一言堂，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以家长自居，无论大小事情都由自己拍板定案，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一言堂”。用人一句话，主要是指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特权意识浓厚，尤其在用人问题上一人说了算，甚至把“党管干部的原则”变成“任人惟亲、任人惟钱”的生财借口和牟利工具。权力一把抓，主要是指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一把手”集权程度相当高，不仅在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干部的提拔任用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重大工程的决策上也要自己“一槌定音”。
从行动作风看，主要表现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当前，在工作作风方面，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两股歪风。这两股歪风都与“官本位”紧密相连。“官本位”表现在领导作风上就是官僚主义，一些官员高高在上，不深入实际，不关心群众利益，对工作不负责任，其要害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官本位”表现在思想作风上就是形式主义。一些地方文山会海屡禁不止、检查评比五花八门、花花点子层出不穷、落实工作流于形式；一些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或获得更高的官位，或获得一种虚假的荣誉，根本不顾国家利益、群众利益、长远利益，大搞首长工程、形象工程、花边工程，劳民伤财，贻害无穷。
从社会心理看，主要表现为一种官职崇拜的群体心理现象。“官本位”在实质上是一种官职崇拜，它不仅在官场内存在，也在官场外存在；不仅在官员的头脑中存在，也在一般群众的头脑中存在，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群体心理。“官本位”思维成了许多人处世办事的习惯性思维，“官本位”行为也被一些人看成习以为常的现象，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官本位”对干部队伍的影响和危害
“官本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严重障碍，对我们党危害极大，它扭曲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党的声誉，干扰了党的事业，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背道而驰，尤其对干部队伍的影响与危害更是值得我们警惕。
其一，“官本位”强化了一些干部的做官心理，淡化了其干事意识，抑制了其改革创新精神。一些领导干部在“官本位”意识流毒的影响下，刻意追求职位和权势，他们看中的是能够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的权力，牵挂的是高高在上的职位，不愿意因为改革创新使现有体制和权力动摇，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地阻挠改革创新的进行；一些中层干部以官为本，追逐官位名利，一切行为围绕官级晋升，无法沉下心干事创业，不想改革创新；一些机关干部以官为上，惟上是听，惟官是从，循规蹈矩，不敢改革创新；一些专业人才以官为荣，放弃自己的专业特长，投奔官场，导致企事业单位一线人才不足，无力改革创新。
其二，“官本位”妨碍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弱化了一些领导干部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在“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下，一些领导干部把“当官”作为人生价值的唯一追求。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有的背离宗旨，沉湎于个人得失；有的好大喜功，热衷于政绩工程；有的作风飘浮，习惯于表面文章；有的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编织虚假政绩，这样去追求政绩难免陷入误区，上一届的“政绩”往往成为后几届的包袱，“政绩”变成“政疾”，这必然会妨碍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不利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对科学发展带来无穷后患。
其三，“官本位”浪费人力资源，制约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官本位”盛行的氛围中，人们以进入“仕途”为荣，这样势必造成官员队伍不断膨胀，官民比例呈畸形发展趋势。如果官场集中了大量的人力资源，特别是集中了太多的社会精英，则投入到社会其他部门的人力资源相对减少，这种布局必然会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官本位”者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是格格不入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必然会触及“官本位”者自身的地位和利益，一些人总是想方设法给改革设置障碍，或使改革政策在实践中走样变形，使当前干部人事制度中存在的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和干部选拔“论资排辈”的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不利于建立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
其四，“官本位”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虚化了干部民主作风。目前，在一些领导班子内部，重大决策权相对集中于少数负责人手中，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有些领导干部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不讲科学，不讲民主，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把集体领导当陪衬，凭自己个人的意志和好恶评判是非，衡量曲直，制定政策，左右大局，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搞家长制、一言堂、惟我独尊。这既不利于班子成员间的团结，又容易造成决策失误。这种政治上的个人集权，必然强化本来已经存在的“官本位”意识；而“官本位”意识又助长并加固个人特权地位，如此反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在干部队伍中就难以形成醇厚的民主作风。
其五，“官本位”导致一些领导干部权力腐败屡禁不止，吏治腐败变本加厉。在“官本位”意识的影响下，一些领导干部充分挖掘权力资源，大搞权钱交易，索、拿、卡、要无所不用其极。从我国查处的违纪、违法领导干部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官本位”思想严重和权力欲望强烈的投机分子。尤其是一些“一把手”掌握着“乌纱帽批发权”，滥用权力，使买官卖官在一些地方较为盛行，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从安徽省看，近年来被查处的20多个县（区）“一把手”，都涉嫌“任人惟亲”、“买官卖官”。在主政期间，他们把“党管干部的原则”变成了“任人惟亲、任人惟钱”的生财借口和牟利工具。如滁州市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案是历年来受贿数额较大的一起县委书记职务犯罪要案，经查证涉嫌向陈兆丰买官并如愿以偿的干部达110人；蒙城县原县委书记孙孔文在任蒙城县委书记期间月均卖官受贿超过十万元；阜阳市颍东区委原区委书记韩希鹏在六年时间内卖出了23个职位。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动干部”最多的一次县委常委会调整了190名干部，创下县委常委会调整干部的全国之最。在向张华琪行贿的95人当中，至少有90人是为了买官。
其六，“官本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助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歪风。“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小团体负责任。一些领导干部完全抛弃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把民本位变为“官本位”，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的呼声不闻不问，只当官不做事，以官僚主义对下，形式主义对上，为升官、保官置人民利益于不顾，急功近利，寅吃卯粮，搞短期行为，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首长工程，就是不搞扎扎实实的民心工程、效益工程，形式上热热闹闹，实则劳民伤财，从而加剧了党群、干群之间的矛盾。
三、消除“官本位”影响，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消除“官本位”影响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到广大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而且关系到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管理的科学化等，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从多方面采取对策，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首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好党员干部权力观和“人治”观念问题。从组织来讲，要以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为契机，坚持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建立健全学习制度，改进学习方法，整合培训资源，定期安排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到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进行学习和培训。在教育内容上，要结合新形势和新任务，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领导干部理论学习和教育的重要内容。当前，要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作为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理论学习和培训的主要内容，汲取先进思想，创新发展理念，牢牢掌握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精髓和核心观点，使科学发展观成为领导干部的从政准则和党员干部的一种内在需求，成为科学执政的“源头活水”和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还要着重抓好权力观教育和现实警示教育，使广大干部正确认识手中权力的性质，以增强破除“官本位”的自觉性和针对性；抓好法制教育和政治伦理教育，让广大干部牢固树立“法治意识”，提高广大干部的政治道德素质。从个人来说，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和党性锻炼，自觉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认真改造主观世界，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真正做到为民尽责、为国竭力、为党分忧；牢固树立以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理念，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使法律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充分体现出来，坚决杜绝特权意识和特权行为，避免以权干涉法律或者以权压法。
其次，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经济落后、社会物质财富匮乏、人们择业面狭窄以及发展空间狭小，是“官本位”现象存在和蔓延的根本原因。因此，铲除“官本位”的根本途径是，进一步增强各级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努力提高理解力和洞察力，知道“发展什么”；提高亲和力和执行力，明白“怎么发展”；提高驾驭力和创造力，确保“发展成果”。在当前形势下，要以学习实践活动的结束为一个新的起点，更加自觉地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突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积极调整经济结构这个重点，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社会成员真正富裕起来了，从事经济和其他工作的社会成员与各级党政干部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缩小了，当公务员就不再是谋生的最佳手段，“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氛围也将逐渐淡化。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还可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向科技、工商业等其他行业倾斜；从经济上对党政干部实行中度激励政策，使其平均薪酬随工商纳税人的平均收入联动；提高科技、工商界人士的社会政治地位，积极培育创业环境解决就业问题，为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士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条件，这样人们就不会把进党政机关走“仕途”作为首要和唯一的选择，传统的“官念”也将随之淡化。
第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大治理用人腐败力度。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治理“官本位”必须有相应的体制制度作保证。近年来，随着我国干部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全委会投票表决、基层班子领导成员直接选举和领导职务任期规定等一系列新制度的确立，干部管理工作有了极大的进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仍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值得给予关注并加以切实的改进。如干部选拔、淘汰、监督制度不到位、不协调；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选任方式的改革基本上是处于基层小范围的试点之中；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一是要拓宽干部选任的渠道，继续加大公开聘任、公开选拔、推荐考试、实践考察等，并逐步增加后者的比例。二是改革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选举制度。从基层开始，全面推行“公推直选”、“两推一选”等做法。具体讲，就是要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由以往的党组织提名为主，改为由党员和群众公开推荐与上级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最后实行差额选举。三是建立干部能进能出的机制，建立淘汰制或轮换制，加大干部队伍的社会竞争力度，保持干部队伍的活力。四是强化监督机制，加强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监督管理工作，抓好重要决策、重要工程项目审批、重要人事任免安排、大额度财务开支事项即“三重一大”的监督，建立和实行弹劾和罢免制度。五是强化用人责任，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建立健全用人失察责任追究纠错机制和制度，杜绝一些干部出了问题无人负责、无法追究的情况发生。
最后，培育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供良好环境。当前，我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官职崇拜的群体心理，是“官本位”存在的土壤和环境。为此，必须提高公民民主意识，尤其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逐步完善和改革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开通和建立各种对话协商渠道，改善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机制，使人民享有依法管理国家的权力。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支持他们参政、议政，享受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党委和政府部门要增强各项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为群众创造参政机会，使他们在参政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和提高。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城乡基层政权、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深入开展政务公开，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同时，要把发展民主同法制建设结合起来，以实现法治化来推进民主化和保障民主化得以实现，把保障民主的措施用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注释：
①吴灿新《官本位意识是和谐社会的宿敌》，载于《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②余长庆、吴耀文《新的历史条件下消除“官本位”意识影响的若干思考》，载于《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