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我国社会学实地研究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近十年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地研究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方式在我国运用已有近60年历史了。在三四十年代曾产生过诸如《江村经济》（费孝通，1939年），《禄村农田》（费孝通，1940年），《易村手工业》（张之毅，1943）等社会学实地研究的范例。自50年代开始至70年代末期，实地研究也随着我国社会学的中断而中断二十余年。1979年我国社会学恢复后，实地研究作为与社会调查相并列的一种社会研究方式，在中国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不断繁衍和演进。分析近十年来我国实地研究的状况，总结成就、经验与不足，对社会学实地研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乃至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笔者选择了1986—1996年这十年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学学术刊物《社会学研究》上的所有实地研究报告作为分析的样本，逐一研究了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并对其研究类型、资料收集方法进行了初步的统计。由于《社会学研究》是国内社会学界权威的学术刊物，它直接反映着我国社会学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总体水平，选择该刊物中所发表的论文作为研究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意义，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实地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研究水平。
一、实地研究概况
《社会学研究》从1986年1月20日创刊至1996年共发表文章约904篇，其中经验研究报告186篇。 实地研究在四种社会研究方式中的使用比率见下表1。
由表1可以看出， 实地研究和以问卷法为主的调查研究作为人文主义方法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社会研究方式这一层次上的直接体现，一直是社会研究的两种主要方式。在我国现阶段社会学研究中，实地研究的使用频率约30%，仅次于调查研究，而远高于文献研究和实验研究。可以说以定性研究为特征的实地研究是以问卷为主的定量的调查研究的不可缺少的补充。
表1 各种研究方式使用情况统计表
研究报告总数 调查研究 实验研究 实地研究 文献研究
篇数
186 1180 55
13
% 10063.40
29.6 7.0
注：（1）每年只计算实际论文篇数，祝辞、短篇讨论、 摘要等均不计算在内；
（2）由于社会研究中经常同时使用几种研究方式，为便于分类， 选择其主要研究方式加以归类，这种划分是相对的。
1.实地研究的类型
关于实地研究的类型，笔者按照美国学者艾尔·巴比的观点，将其分为个案研究与参与观察两大类；同时，进一步结合我国实地研究的实际，将个案研究区分为社区个案、群体个案和个体个案。详情见下表（表2）：
表2 实地研究各种类型统计表
个案研究参与观察 总计
社区个案群体个案个体个案
篇数 35 12
53
55
% 63.621.8 9.1 5.5 100
从表2可以看出，在我国最近十年的实地研究中， 研究的类型以个案研究为主，远超过以参与观察为主的研究类型，而个案研究中又以研究社区发展与变迁的社区个案为最主要研究类型，占了整个实地研究近三分之二的比例。群体研究和个体研究方式所占比重相对较少。这是我国实地研究类型分布的特点。
2.实地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
表3 实地研究各种资料收集方法情况统计表
访谈法文献法观察法方法不明合计
篇数453712 296
% 46.9 38.5 12.52.1 100
注：（1）总数超过55 篇是由于实地研究常综合使用上述几种方法；
（2）由于多数报告未作专门的方法说明， 笔者只能根据其报告中的资料来源判断其收集资料方式。
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的实地研究主要采取访谈法收集资料， 运用文献法次之，而用得最少的为参与观察法。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收集第二手的文献资料在我国实地研究中占有相当比例，这是当前我国实地研究的又一重要特点。
3.实地研究地点的城乡分布
实地研究方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研究者往往要深入到研究的现场或实地。我国实地研究的地点选择见表4。
表4 实地研究的地点选择
地点 城市 小城镇 农村 合计
篇数
10 14 3155
%18.2
25.5
25.5 100
注：由于社会学界对小城镇属于农村社区还是属于城市社区观点不一，故单独列出。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的实地研究多选择在农村社区进行， 以研究农村的诸种社会事实为主。这与西方国家中实地研究的城市社区研究传统有所不同。西方国家的实地研究始于对城市社会问题的关心，是西方国家在高速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城市化进程过快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保尔·凯洛葛的《城市化的社会结果》，哈瑞生的春田调查，派克的芝加哥调查，都是这一时期城市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社会基质主要是乡土性的，农业人口是我国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在我国疆域中占有绝对优势；中国的基本问题仍是农民问题，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主要还是如何实现农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因此，以研究社会现实为己任的社会学家，从一开始即把中国的特殊的社会现实作为社会学研究的背景和前提，把农村作为实地研究的主要基地。
在当前我国农村的发展亟待提高，农村城市化与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问题众说纷纭的社会现实条件下，作为能深入、系统研究社会现实的实地研究法，将仍然以农村社区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地点；同时，在这种农村社区研究的大趋势下，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加快，社会学家也将会把一定的研究视野转向城市社区。
二、实地研究的主题
表5 实地研究的主题统计表
乡镇建设与 社会变迁 婚姻与家庭 民族问题
区域发展 与现代化
篇数
16119 5
百分比30.8 21.1 17.3
9.6
社会问题社会工作及其他合计
社会保险
篇数 43 2
55
百分比7.7 5.83.8 100
注：（1）该研究主题的划分并不是学科意义上研究领域的划分， 只是对某些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的总结和提炼；
（2）总数少于55篇，因为有的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没有归纳在内。
从表5我们可以看出：
1.乡镇建设与区域发展是实地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
社会学恢复以后，我国社会学界先后对一批解放前的实地研究进行了追踪研究。如1980年费孝通教授等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重访，形成《三访“江村”》（费孝通），《“江村”农村生活近五十年之变迁》（宋林飞）等研究报告，以及1984年南开大学的社会学者对定县，江西省社科院对寻乌县进行的实地研究等等。小城镇研究是我国社会学恢复以后，影响较大的实地研究，它是费孝通倡导的由乡村—小城镇—区域，这样一个研究视野的拓展，直接影响到近十年我国实地研究的主题。从对近十年社区发展的实地研究报告来看，我国社区研究仍主要集中于乡村、小城镇，或拓展至区域性研究，而且大多集中于我国东南经济较发达地区，如苏南、浙南、闽南及广东南部的乡镇或区域。较有代表性的如，浙江省的《温州农村乡镇经济的面面观——浙南农村小城镇调查》，福建省的《农村社会的新发展与不协调因素——石狮市三镇一乡的社会调查》等，广东省的《从公有制跨入现代市场经济——南海乡村考察报告之一》，江苏省的《吴江县桑蚕生产调查》、《从苏南的一个村庄看社会全面发展问题》等。乡镇（或区域）研究的焦点又集中于乡镇的发展问题，尤其是乡镇的经济发展问题。此外还有欠发达的地区的发展状况研究，如《百色地区异地开发扶贫调查》，《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个欠发达地区的考察报告》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发展问题是我国实地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形成这一现实的原因在于费孝通倡导的小城镇研究对我国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影响和我国农村社区需要发展的客观现实。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乡镇（或区域）发展问题还将会是实地研究的重要内容。
2.作为与社区发展密切联系的社会变迁与现代化问题也是社会学实地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变迁速度加快，探讨我国社会变迁尤其是改革带来的农村地区社会变迁的动因、过程及出现的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成为实地研究的又一较集中主题。其中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1）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如朱又红的《村民委员会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李银河等的《外出打工与农村及农民发展——湖南省嘉禾县钟水村调查》，张厚义的《转型社会中农村变迁——对大寨等13个村庄的实证研究》，以及探讨农村发展带来的农民职业分化与分层的《安徽凤台县中心村调查》等。
（2）农村城市化问题。 如张雨林《村庄的转型与现代化——江苏省太仓县马北村调查》，周大鸣的《论都市边缘农村社区的都市化——广东都市化研究之一》等均以个案研究为手段，探讨了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村庄或地区实现城市化、完成发展的途径与过程。
（3）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其他问题， 如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转变模式问题，社会保险建设问题等等。这类研究多集中于对我国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而内陆其他经济较不发达省区的研究较少，这也是由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地区差异性决定的。
3.婚姻与家庭研究仍是实地研究的传统主题
实地研究由于能对个案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能了解事物隐含的深层次背景原因，因而在对婚姻与家庭研究上，往往成为以问卷调查法为主的定量研究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其中城市社区婚姻家庭的实地研究集中于离婚现象及性观念的研究，大多通过深入谈访，探讨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及女性现象现状，代表性的有李银河的《北京市部分离婚者调查》与《中国女性的性观念》。而在农村社区则集中于农村家庭组织、家庭结构变动的研究，以及婚姻方面的远嫁、婚嫁流动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有王雅林的《农村家庭功能与家庭形式——昌五社区研究》，刘援朝的《现阶段农村家庭组织——十三泉村亲族关系的考察》等等。近年来农村社区发展与变迁带来的农村婚姻与家庭的相应变革在实地研究中有所体现。
4.民族研究不乏其例
实地研究由于能全面深入地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在民族研究中具备定量研究所不可替代的优势，近十年来在我国民族研究中有所体现。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1）婚姻。例如徐平的《西藏农村的婚姻家庭》， 张锡盛的《云南省勐海县哈尼族习惯法与婚姻法的矛盾》等。
（2）民族文化。 例如郑晓云的《当代西双版纳傣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郭家骥的《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澜沧拉祜族木戛区拉祜族与汉族的比较研究》等。
（3）民族间社会交往。 例如马戎的《拉萨市区藏汉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条件》。
（4）生活方式。 例如包信民的《变动中的蒙民生活——三爷府村实地调查》，孙秋云的《湖南瑶族青年劳动和生活方式》等。
5.社会问题的研究占有一定比例，但为数不多
我国目前的实地研究主要集中于发展问题，对于发展中所伴随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尚显不足。为数不多的几项有关社会问题的实地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工问题，如李强的《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以个案方式考察了农民与市民冲突的起因；再如彭庆恩的《关系资本和地位获得——以北京市建筑行业农民包工头的个案为例》，探讨了关系资本对农民在由农民工发展到包工头这样一个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
二是农村社区中的宗族与宗教问题，如刘小京的《略析当代的浙南宗族械斗》，陈永平的《宗族势力：当前农村社区生活中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等，探讨了农村发展与变迁过程中宗族械斗问题，以及宗族在当前农村社会中的作用与功能问题；常永青的《河南省农村基督教活动情况调查》，则主要是探讨农村居民的信教及宗教活动问题。
三、评价与思考
总体上看，我国近十年来的实地研究有如下几点发展和进步：
1.对传统的研究主题有所拓展，并能结合当前中国的社会实际状况，研究现实社会中面临的问题。例如小城镇研究是费孝通8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课题，近年以来，在我国的实地研究中不但得到继续和发扬，而且针对近几年我国农村及乡镇发展变革的现实，注重研究社会变迁的动因、现状、过程和问题。如农村社会变迁对家庭结构、婚姻制度的影响；农村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农民的职业分化等问题。这些研究主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社会现实问题，跟中国社会的发展相配合，而不是单纯地照搬以前的研究主题。
2.对同一主题，能够运用实地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互相补充。例如，同是对公众关注的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不少社会学家通过定量的调查研究法研究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状况、所面临的问题，而李强则通过深入的个案访谈，了解农民与市民间关系不协调的真实原因和真实想法，起到了定量研究所不能起到的效果。再如，同样是对离婚现象的研究，李银河通过对34例离婚者个案的深入访谈，真实描述了离婚者的心态及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这都是运用实地研究方法，发挥实地研究的优势，弥补定量研究不足的例子。
3.近年以来，实地研究方法的运用逐渐规范化和标准化。笔者通过对1986—1996十年实地研究报告的分析发现，虽然从总体上讲，实地研究的方法尚欠规范，但从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研究者方法意识的提高与加强，出现了一部分较为规范的实地研究报告，如折晓叶的《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綦淑娟的《政府与农民互动关系的剖析——以三门峡水库移民为个案》、时宪民的《北京市西城区个体户的发展历程和类别分化》等等。与80年代的一些实地研究报告相比，这些报告在规范性与科学性上有了显著提高。
在对近十年来实地研究报告剖析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我国实地研究所存在的某些不足。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1.实地研究中的理论运用问题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地研究需不需要理论指导的问题；二是实地研究的结论到底要上升到一种什么理论层次的问题。费孝通先生指出，“我们的理论不在道破宇宙之秘，只是帮你多看见一些有用的事实，‘理论无非是工具’”，“没有社会理论作底子，社会研究也无从着手”，“在实地观察中去捉住关系，一半是靠研究者理论的训练，一半是靠研究者的悟性”（引自丁元竹，1992）。实地研究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深入到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在最经验的层面上去观察、记录社会事实，体察理解社会关系，其出发点应包含与这一研究主题相关的理论知识（当然不是关于这一研究主题的具体理论假设）；而我国当前的一些实地研究，由于在进入实地之前，缺乏与这一研究主题相关的理论知识或背景，直接影响了实地研究结果的理论价值。
另一方面，实地研究往往是一个由经验到理论的归纳过程，即由观察到的社会事实到建构理论的过程（见图1）。 但在我国目前的实地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往往将研究结果停留于“概括”这一层次上，没有上升到理论层次上来或上升的理论层次较低，或者说从实地研究中抽象出一般的带有普遍性结论的研究较少。
图1.社会研究逻辑程序图
2.研究的方法问题
（1）个案的代表性与典型性的问题。 实地研究只收集少量单位各方面的信息，得出的结论也不要求具有抽样调查所要求的普遍性意义。但是个案的代表性与典型性是实地研究对象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被研究的社会单位在其同类事物中若具有典型的代表特征，对了解整体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实地研究观察对象的一切情况，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搞抽样；但事实上，研究者不可能观察到一切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他所观察到的部分事实上又是从所有可能的观察中抽出的一个样本，……，这个样本虽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但还是应当服从具有代表性这一原则”（艾尔·巴比，1987）。怀特的《街角社会》、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在研究的前一部分都有关于所选个案的典型性与代表性的说明，即为什么选择该个案为研究的单位，选择这个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对了解同类事物有什么典型意义？而在笔者统计的55篇实地研究报告中，有关于个案代表性特征及选择原因说明的仅占20%左右。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只说“我们通过对××的实地调查，研究了××”，而对研究单位的典型性或代表性只字不提。
（2）关于收集资料的方法问题。如前面统计所示， 我国的实地研究中，以收集第二手资料（即由个人或机关记录的文字材料，包括私人文件、各种统计资料、调查报告、总结材料及书籍、报刊、文章等）为主的实地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在小城镇或区域的发展研究中这种情形显得尤为突出。实地研究强调深入到社会最底层，深入到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在最经验的层面上去观察记录事实，寻求真实地反映社会事实的第一手的材料。材料的深入性、全面性与真实性是实地研究成功的基础，也是实地研究构建理论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它可以说是实地研究的独特魅力所在。被调查单位或社区已有的统计资料虽然是我们了解这一社区的背景、历史和发展状况的重要材料，但一方面，这种材料包括的内容十分有限，它没有关于人们的态度、意愿、行为及其他特定项目的统计；另一方面，它的可靠性、准确性有时也难以判定。尤其是在小城镇研究和区域发展研究中，有些仅以地方政府部门的工作总结为主要资料。靠这种资料得出的研究结果往往既有其描述范围有限的弱点，又存在片面反映社会现实的可能性。这类研究中规范性和科学性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3）实地研究报告中对方法的说明不够。从目前情况来看， 在实地研究报告中，详细介绍或描述自己的研究方法的寥寥可数。有些研究者往往只说“对××进行了实地研究”，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说就进入分析。读者甚至不知道研究者的研究时间、研究个案的数目、研究采用的具体方法、研究场所的自然特征和社会特征等等这些有关实地研究的最基本的东西。这样，当然就更谈不上严格的社会学实地研究所要求的对自己采用的研究方法的有效性进行评估了。研究者避而不谈自己的研究过程，只把研究的结果告诉给读者，这就使得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1986年费孝通在《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一文中指出“自从一九七九年重建社会学以来已经有六个年头了。目前，初建的第一阶段可告结束，我国社会学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费孝通，1996）。作为其提倡的开拓中国学术的“求学之道”的实地研究法，在这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国的社会学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同时，我们看到，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研究方式的实地研究法，由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性，在研究方法、研究主题方面尚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紧扣时代脉搏，开拓研究主题，规范研究方法，加强理论与研究的结合，将是学科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而通过精细的实地研究，取得实证资料，从中提炼出有益于认识中国社会的概念，并构建能反映中国社会实际、指导中国社会研究的基本理论，也将是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一环。
1996年11月初稿于华工
1997年5月修改定稿。
注释：
* 本研究为国家教委“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当代社会学方法的特征及其应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论文初稿曾在“全国第二届社会调查方法学术讨论会”（1996.11.武汉）上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