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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是跨世纪的一年，又是“九五”计划即将结束、“十五”计划即将开始的一年。在这一时刻，立足当前，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一、略论“九五”的两点经验
“九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不仅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又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在这里，我只想简单谈谈“两个根本性转变”和宏观调控这两个问题。我以为，“九五”时期在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对“十五”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大家知道，我国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重转换，80年代中期理论界就已提出来了。两重转换概括和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互相关连并行的两条主线。但这两个根本转变成为大家的共识和作为正式的发展方针，则是到制定“九五”计划时，才确定下来的。之所以到这时候才被决策部门认可，并成为自觉推行的重大行动方针，一是因为过去长期片面追求数量扩张、反复引起经济过热，特别是“八五”期间曾出现超高速度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恶果，使大家终于明白了要全面而不是片面理解小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二是因为争论了10多年的计划与市场问题，经过小平南方讲话，到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得到了最终明确的解决。这样，1995年～1996年制定“九五”计划时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方针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九五”期间，我国经济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彻底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扰，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过渡。这表明我国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从更根本上说，这应该看作是经济体制转变的结果。在前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九五”期间，继续推进了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各项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明显增强。市场供求格局的变化和市场竞争作用的增强，迫使企业必须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注意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各级政府也逐步认识到，为了增强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必须大力调整结构，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把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放在重要地位。
在体制转换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着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与过去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的时期相比，速度自然会受到影响。“九五”时期尽管完成了原定8%的增长目标，但与“八五”期间年均增长12%相比，低了3个～4个百分点。当然我们不能光从速度来论“九五”。虽然既使就速度来说，不论与同期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的表现也是突出的。但更重要的是，“九五”期间经济增长质量有较明显的提高，经济结构逐步趋于合理，经济效益逐步改善，特别是“九五”后两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大幅度增长，多数行业、地区出现了扭亏为盈的良好态势。这些都是实施“两个根本性转变”取得的初步成果。事实证明，两个转变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方针。
（二）“九五”期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复杂情况下，我国经济能够保持比较健康的持续增长，避免了大上大下的巨大波动，这是与宏观调控在反通胀和抑通缩这两个方面取得的成效分不开的。
“九五”前期，针对当时存在的高通胀问题，坚持继续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了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迅速扭转了高通胀局面，在经济增长速度仍保持较高水平的情况下，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顺利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1997年以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市场出现的供大于求的新情况，在没有先例、缺少经验的情况下，我们又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同时积极推进各方面的改革，这些举措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止跌转升和企业效益的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回升势头的巩固还需要我们的努力，但现在已可看出，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对抑制通货紧缩趋势已产生了初步效果。从而在同一个五年计划中积累了治理通货膨胀和遏制通货紧缩两方面的经验。如果没有反通胀和抑通缩两方面的努力，很难想象“九五”期间我国经济能取得保持较快增长、避免大起大落的成绩。这对我们正确思考“十五”期间宏观调控政策也是很有意义的。
二、关于未来经济的增长
21世纪初将是我国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走势如何，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去年春季“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座谈会上，我曾说过，在这一阶段，虽然从个别年份、从局部领域看并不排除出现两位数增长速度的可能，但从中长期平均趋势来看，期望我国经济能够回复到过去20年那样，实现年平均接近10%的增长速度是不大可能的。然而在5年～10年的较长时期内保持比“九五”略低的7%～8%左右的较快增长速度则仍是可能的。
原因是，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既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
从有利方面看，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又有较高的储蓄率，且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建设，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为未来发展打下了一个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我国与发达国家又还存在较大差距，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将为我国经济注入持久不衰的活力，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增长潜力都极为巨大。
另一方面，面临的制约因素也不少。如资源、环境压力与日俱增，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企业素质、创新能力及与其相应的体制要求会越来越高。
我在这里重提这些旧话，目的是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从积极推进两个转变的角度来看待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世纪初5年～10年里，将经济增长速度把握在7%～8%左右的较快水平，有利于我们把更多的力量用于深化改革、结构调整、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也就是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五”计划建议也强调，完成“十五”计划，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赖于在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见，中央对两个转变问题仍然是十分重视的。因为它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
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一再表明，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历史趋势，且有一定的阶段特征。在工业化早期阶段，由于要进行大规模有形资本的积累，经济增长往往呈现出粗放型增长的特征，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和无形资本的积累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这时经济增长将呈现集约增长的特征。这已被经济计量研究所证明。
对大部分国家来说，这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在自发状态下实现的。但对我们来说，必须把这一自发的历史过程转变为自觉的行动。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后来者，我们可以也应该自觉地吸取前人的经验。更因为，作为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我们有自己特殊的资源禀赋和历史起点，我们必须自觉地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为其构造体制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的下世纪初的5年～10年，如果我们能在7%～8%年均增长速度基础上，创造出比过去两位数增长速度时更好的效益，更合理的结构，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那将是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吸引力的一个佳景。最近通过的“十五”计划建议，预定下世纪头10年，我国GDP再翻一番，也就是年均增长7.2%。我认为，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考虑。
三、关于“十五”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
从目前的形势看，三大需求虽然全面回升，但更多地是出口拉动因素在起作用，而内需回升仍然缺乏牢固的基础。从消费需求看，主要是提高农民的收入难度较大，居民收支预期的变化也难以把握。从投资需求看，主要是如何启动非政府投资，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并使之形成持续增长的机制。因此，“十五”前期，为了保证经济持续较快地健康增长，仍有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比如明年仍需继续增发国债，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促进社会需求。在消费方面要下大决心减轻居民负担，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使城镇职工收入也形成持续增长机制。同时，也要注意防范财政风险和警惕通货膨胀抬头；要做好准备，适时向中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过渡。
何时停止实施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何时需要采取中性的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主要看供求形势和物价形势。如果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同时富余生产能力大大消减，物价持续上升，就要考虑财政货币政策的转向，是否减少国债余额和降低赤字比例，适时调整利率水平，等等。比如，如果物价上涨率接近到名义利息率，我认为，就有必要考虑提高利率，以防止出现负的实际利率，避免其强化通胀的局面出现。
从目前情况看，现在仍有富余的生产能力，存差也还较大，债务余额占GDP比重尚未达到警戒线，消费品物价水平由负转正刚刚开始，多数消费品仍是供过于求。因此，近期对于通货膨胀的危险不要看得过重。
但是，由于投资回升和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国内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回升，这势必会对整个市场价格产生影响，推动价格进一步攀升。由于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滞缓，最近市场供求形势稍有好转，恢复已经压缩的多余生产能力，盲目扩大加工能力的趋向重又抬头，争投资、争项目的“热情”又重兴起。今年粮食出现大幅度减产，今后几年粮食形势亦不容盲目乐观，不排除出现粮食供求关系发生逆转、粮价持续上涨，从而引发价格总水平突发式上涨的压力。如果较多的国债投资项目最终效益不好的话，也会造成财政状况的可能性。要认清通货膨胀问题的形成，往往是一个渐进积累并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考虑连续几年实施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对刺激需求所产生的积累效应和滞后效应。国家财政主要向商业银行增发大量国债，如果最终导致中央银行超常增发基础货币，会形成价格上涨的压力。如果较多的国债投资项目最终效益不好的话，也会造成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也会导致价格上涨的压力。因此，随着经济的止降升温，不能不看到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坚持两点论，既要抑通缩，又要防通胀，在继续巩固经济回升势头的同时，警惕物价继涨压力增加过快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必须密切注意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胀与缩在关节点上要给予特别的注意。现在就要注意通货膨胀有益无害论的重新抬头。
一些倾向于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同志，总认为物价继涨（通胀）才是好的，物价继落（通缩）总是不好的。其实，两者在一定限度内都各有利弊，过此限度则只能在害于经济运行。对于物价继涨的利弊，在我国有长期的争论，并已由实践作出了结论，我不想再去多说。而对于物价继落问题，我们的经验不多，近几年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被人们看作是导致萎缩、加重失业的原凶，有的同志主张要用重药来治。物价继落确实有其不利于经济预期、影响景气的消极一面，但在技术进步、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物价继落有利于促进创新、降低成本，有利于优胜劣汰、优化结构，有利于开拓市场，让广大消费者分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所以通缩并不必然与经济衰退要相联系，这是有史可证的。
还有些倾向通胀政策的同志把反通货膨胀和增加就业对立起来，认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应是增加就业，而不应是治通胀。这似乎使人感觉到，还是受用菲利蒲斯曲线看问题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不少研究。在这里我不再重复。我想强调指出的是，在我国的情况下，就业问题受制于人口增长、结构变动、体制转换、技术选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是一个长期性的发展中的问题，要在长期的发展中采取综合的政策手段来逐步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不单纯是短期的周期性宏观调控问题。改变宏观调控目标，单纯用涨价的办法，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的。因此，不能把治理通胀和就业对立起来。
历史经验证明，物价继涨和物价继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个东西都不可避免，问题是要力求保持在一定限度内。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但物价基本稳定不等于零通胀，不等于物价冻结不动；而是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变动。比如说，物价变动在正负3%左右以内，都不必惊慌失措。当然，具体界线可以研究。但可以明确的是，只要在一定限度内，正负都有好处，越过界线，坏处就要盖过好处，所以两方面都要警惕。不能认为只有物价上涨才好，不能只看到通货膨胀刺激经济的一面，而忽视其对经济的严重破坏作用。
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目前主要是对付通货紧缩趋势，但在对付通货紧缩的同时不能不警惕通货膨胀，特别是要警惕通货膨胀无害论重新抬头。20多年来多数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通胀压力，所以从中长期看，我还是担心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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