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仁富[1]2001年在《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国立八高校教师索薪运动》文中指出本文旨在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国立八高校教师索薪运动进行述评，全文共分叁部分，正文前后有引言和后记。 第一部分“北京国立八高校教师索薪运动的背景”首先分析了八高校教师的收入情况，通过比较，指出八高校教师整体待遇偏低；其次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是国家财政拮据，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偏少，因而八高校教育经费也不可能很多；二是当时政局乱混，政党争权与军人争权对教育事业造成了巨大危害；此外，当时激进趋新的社会思潮，也加大了新知识界与政策部门的对立。 第二部分“八高校教师索薪运动经过”着重介绍了八高校教师索薪运动的叁个阶段：即1921年大规模索薪运动；八高校教师为维护“4·30和”和“12·18”阁议同北洋政府的斗争（1922——1923年）；八高校教师力争划拨退还庚款（主要是俄国退还退庚款）作教育经费的努力（1924——1927年3月）。 第叁部分“索薪运动的影响和作用”分析了索薪运动失败的原因和不足，并阐述了这一运动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和作用，指出这一运动不仅对当时维持八高校一线生机起了巨大作用，而且对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总之，对八高校教师索薪运动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弄清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知识界广泛开展的各种思潮及运动，并为弄清楚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提供历史依据。
王鹰[2]2014年在《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研究（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财政投入的多少是衡量教育水平的一个评测指标，教育经费是教育顺利实施，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民国时期，正是由于教育经费问题，爆发了争取教育经费的独立运动，这场运动从民国初年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此次运动影响甚广，不仅是我国教育现代事业的开端，更是我国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开端，期间为解决教育经费独立问题的方案和思想更是百花齐放，对于当今教育仍有重要的启示。论文主要针对民国时期20年代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做了一个初步的理论研究和分析，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历史背景下，以教育独立思想为发展线索，探讨了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起因、经过和发展，分析了当时教育财政上的缺失及其对当今教育的启示。可以说民国时期20年代的教育经费独立运动是我国教育界发起的教育独立运动的最直接的斗争方式，是摆脱封建思想束缚，建立现代化教育以及我国民主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意识觉醒的肇始。面对教育经费问题，教育界欲将教育独立于政治之外以此来获得教育经费来源的保障，论文以简介各教育家的教育独立思想为引，阐述当时政治对教育经费独立运动的主要影响，以此来分析军阀政府对北京“八校索薪”的态度和结果。此外，论文还分析了民国时期教师集体的斗争形式，军阀政府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的方法，总结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失败的原因，并探讨影响教育经费的因素。论文主要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对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独立运动进行研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分析民国时期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对教育经费的影响，了解民国时期教师的基本生活现状、教员的薪俸制度与管理模式，这些无疑对我国现阶段的教育经费、教师工资待遇、学校的管理模式等方面提供一定的启示。
李世宇[3]2007年在《北京教育界索薪运动研究（1921—1927）》文中提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备受关注，但对近代中国教师运动历史的关注还很少。本文旨在通过对北京教育界1921—1927年间索薪运动的分析，还原多维视角下教师运动清晰而真实的历史，反映教育界与国家、公众舆论叁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教育界、政府在运动中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作为国家之根本的教育却时时有断炊之虞，诚然，晚清以来的债务给北京政府带来一笔苦涩的“遗产”。但我们不得不提的是：政府对教育不重视、浩繁的军政费开支，是北京教育经费缺乏的主要原因。难以糊口的教师不得不走上一条艰辛的反抗之路。在这一知识分子的索薪运动中，北京政府用他们独有的视角看待整个索薪运动。对他们而言，教师的诸多过分举动，让他们很“受伤”，所以对教育采取拖延、敷衍的态度。而教师则认为政府对教育“青眼有加”，才是造成教育经费困难的主要原因。教育界与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进行了积极的社会动员与组织。弱小的教育界通过八校教职员联合会、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等组织同政府展开六年的抗争，教育界获得了更多的舆论支持，公众舆论在教育界与政府的斗争中给教育界有力的支持。使教育界的权益得到一定程度的张扬。然而，在北京政府的统治之下，教育经费问题得不到任何切实的保障，但这一运动却给南京国民政府解决经费问题提供了契机。
向仁富[4]2002年在《论1921年北京国立八高校教师索薪运动》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 2 0年代初 ,北洋政府政局动荡不安 ,财政极为困难 ,教师工资严重拖欠 ,教育事业难以为继。1 92 1年 ,北京国立八高校教师发起大规模的索薪运动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反响。尽管北洋政府对其持敌视态度 ,但它仍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深切同情和大力支持
洪芳[5]2010年在《《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一文选取《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进行剔抉和爬梳,希冀能清理其准确的发展轨迹和重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观念。论文在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明确了进一步研究的内容和思路。论文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一、《大公报》中是怎样描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二、这样的描述反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怎样的现代特征；叁、《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关系怎样。论文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具体探讨：一、《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大公报》形象地为我们揭示了从科举到学堂的转型过程、京师大学堂章程出台前所遇到的矛盾、尊孔读经教育方针的废除及反复、整顿法政学校的背景、1922年学制关于专门学校存留的争论、大学区制的争论、改革和完善中国大学教育制度的讨论、战时教育方针的讨论等等。从这样的制度问题探讨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是在破除传统的科举制度的影响以及逐步摆脱对外来教育制度的依赖中逐步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历程中发展的。这一过程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互交织的过程；也是教育制度制定逐步走向民主开放的过程。《大公报》为我们展示了教育制度传播主体不仅是决策者、管理者和教师,媒介也是教育制度传播的主体。在传播路径上,由于媒介的参与表现为不仅仅是上下传播,而有了媒介这样一个中间传导器,使传播的路径更丰富多样。《大公报》还为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制造舆论、设定议题、提供讨论平台,从而形成一个更广阔的制度形成的公共空间。二、《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学生。《大公报》树立了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学生的爱国者形象、自我权利意识觉醒的受教育者主体形象以及一些负面形象。爱国者形象主要通过在民族国家遭受主权侵犯时学生所采取的种种保护行动而建立起来的。《大公报》为我们具体展示了学生在拒俄运动、提倡君主立宪、呼吁收回路权、抵御外货、反对《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五四运动、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学生从军、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中学生的积极行为。保护自我主体权利的形象主要是通过报道学生保护受教育权、反对触犯自身利益的规章等而起的各种学潮中显示出来的。《大公报》也揭示了学生的一些负面形象。通过对学生的形象展示,我们可以归纳出学生群体的现代特征及其发展历程：学生的成长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联、学生主体意识觉醒和增强以及自身逐步走向成熟、境界提高。在学生形象的塑造中,《大公报》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和篇章。《大公报》也担当了学生风潮的评论者、解说员和批评者,对学生运动起到了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叁、《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学校教师。《大公报》中描写了教师这样一些形象：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腐旧形象、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傍人门户斯文扫地的受雇佣者形象、被捕学生的营救者和劝导者、公共知识分子、敷衍塞责拉帮结派者。从《大公报》对教师的角色形象塑造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师角色的演变：参与社会程度逐步加大、尽职尽责与敷衍塞责的双重角色交迭、依附性与独立性的矛盾统一。《大公报》在教师形象塑造上更重负面形象的报道、注重情绪色彩浓重活动的报道和渲染、担当批评者和调解人。四、《大公报》与学校事务。《大公报》中所涉学校事务很多,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全面报道了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初的办学情形,揭示学校管理乏善、结党营私,反映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来源不稳、学校缺乏独立性,报道、评说北京九所高等学校的合并与独立的艰辛历程,揭示学风所存在的问题及整顿举措,讨论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所涉及的教育哲学问题、“通”与“专”问题、教师聘任问题、校长专任问题、文实问题、合理化问题、学术自由问题等等,长期关注就业问题。从《大公报》有关学校事务的讨论和展示中我们可以看出高等学校与政府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分合交织。在教育发展和探究中,高校逐步明确自身的职能。学校管理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合理化。同时也揭示出高等学校天空并不纯净。在学校事务的讨论中,《大公报》扮演着批评者角色,担当人情底里、内幕隐情的揭示者,寻求解决学校问题的鼓吹者以及提供平台和载体。结语：双向互动中的公共空间建构,从总体上进一步概括《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关系：(一)《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现代性”诉求：“人文立场”、开启民智的启蒙意识、坚持新闻媒体自身的独立价值,这是《大公报》最为突出的“现代性”诉求；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也在转型过程中逐渐摆脱传统士大夫教育的王权意识和臣民心理,现代人的独立人格意识和理性公民心理也在逐渐地形成与完善之中。(二)双向互动与公共空间的建构：1、《大公报》为我们提供了沟通平台和话语空间；2、《大公报》发挥了媒体的特殊作用和舆论影响；3、建构了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大众传媒信息的公开化、公民的广泛参与、舆论的公正指向、管理者的及时吸纳和反馈等,是社会公共空间建构的必要条件,《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之间双向互动关系,为中国社会建构公共空间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尝试。(叁)未完成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现实,让我们见证了《大公报》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曾经有过的一段试图构建现代社会理性的公共空间的努力,这种努力也是有效和有益的。但是连天烽火改写了理性的“现代性”诉求。救亡、党国相争完全摒弃了“现代性”的启蒙,而以《大公报》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和以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为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也在“未完成的现代性”途中停止了艰辛探索的脚步。相信新世纪的来临和全球化的切实推进,中国会重启未完成的“现代性”诉求。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一、找到了一个窥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窗口。从大众传媒的角度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也许更生动、真切、鲜活而形象；二、发掘了一些新的史料。如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初的种种具体而微的举措、《京师大学堂章程》出台中西矛盾的具体表现、1922年学制拟取消专门学校而不成的内幕底里以及教育界的许多人情夤缘等等；叁、揭示了大众传媒对高等教育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大众传媒为高等教育提供了讨论问题的平台,形成了一个公共空间,拓展了高等教育与社会沟通的机制。同时,高等教育发展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影响。论文的不足之处：就《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关系的研究,理论深化不够,这有待以后进一步努力。
张珂[6]2016年在《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与政府关系(以下简称:府学关系)就一直是社会各界竞相追逐的热门话题。之所以热门,是因为府学关系不仅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影响人才培养、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关键因素之一。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国可谓“外则强邻四逼,已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内则政治紊乱,民穷财匾。”这段“内忧外患、命运多舛”的时期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在这段灰色、甚至黑色的记忆中,一批由政府兴办的公立大学(以下文章中如未特殊说明的“大学”,均指公立大学)却成为不可多得的靓丽风景线,至今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在这期间,大学不仅诞生了诸如蔡元培、梅贻琦、任鸿隽等我国教育史上流传千古的人物,也出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一批与国外主流大学只有量差没有质差的好大学”。作为早已变成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能出现如此景象,除大学自身的努力外,不可否认政府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如此困境的外部环境下,公立大学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实现“逆生长”,政府作用不可小觑。因此,探究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颇具现实意义。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民国大学的研究已日渐深入与具体,但由于资料匮乏,研究跨度较大,关系较难研判等原因,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研究却鲜有涉及。以怎样的视角来剖析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这是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众所周知,针对府学关系的研究多种多样,形式不一,但化繁为简、归根结底,关系就是事物与事物、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的状态。因此,研究应以“关系”为核心概念;以1912—1937年为时空限制;以22所民国公立大学为例;以文献、个例、比较、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为手段;以校长、教师、学生等大学核心利益相关者分别与政府关系为显性维度;以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为府学关系研究的隐性维度,以此研判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处于“不稳定的平衡”关系。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曾提到:“一个大学中有叁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根据利益相关者的理论,结合民国大学的实际,大学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校长、教师、学生,他们分别在大学与政府关系中扮演着“调解者”、“监督者”和“抗争者”形象,这些形象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府学关系。其中,针对118位校长的实证与比较研究,证实虽然遴选校长的因素众多,大学师生对政府任命的校长看法不一,但政府却在选拔与任命校长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校长兼具“官员”与“长校者”的“双重”身份,让其在大学与政府之间调解变成可能。教师的聘任和学生的选拔由大学自主决定,政府虽也想通过政策引导、党化教育等措施加以控制,但在教授治校、教授治学、学生自治和学生运动等举措的抵制下而显得“有心无力”。教师通过教授治校、教授治学等学术权力牵制行政权力,学生通过广泛而充分的自治,甚至是极端的学生运动实现对政府的对抗,教师、学生分别在府学关系中扮演着“监督者”与“抗争者”的角色。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可对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不稳定的平衡”关系进行定性分析与研判。美国着名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曾在代表作《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到:“由此看来,两者(大学与政府)之间比较受欢迎的关系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借助物理学的视角和行政法学的理论,提出了“不稳定的平衡”概念,确立了“不稳定的平衡”府学关系特征。通过校长、教师、学生分别与政府关系的显性维度;通过校长、教师、学生视角下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的隐性维度;通过这段府学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特征视角、关系范式、结果导向,印证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是“不稳定的平衡”关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通过对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经验与反思,了解民国时期府学关系对于当前的深远意义。目前,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主要存在自主办学制度执行不力;政府放权不够与大学分权不均;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边界不明;大学的社会地位不高等“失衡”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明确大学与政府的平等地位;构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保持长校者、教师、学生与政府之间“四位一体”的平衡;建立大学与政府动态平衡的修复机制等措施,以此实现府学关系的重构,推动关系的动态平衡。在总结全部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第一,从大学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校长、教师、学生分别在府学关系中扮演着“调解者”、“监督者”和“抗争者”的角色。这些角色表面反映了校长、教师与学生等群体的自身状态,实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府学关系;第二,民国公立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并行不悖、相生相伴。在府学关系中,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是较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史料证明,民国公立大学绝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政府也不是简单的“旁观者”,大学的公立属性,就决定了大学有自治,政府也有干预。总体而言,可以清晰发现民国政府从未放弃对大学的干预,大学也从未放弃对自治的追求,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处于动态平衡之中,有其自身的限度与范围;第叁,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处于“不稳定的平衡”关系。这种判断来自于校长、教师、学生在府学关系中的角色定位;来自于府学关系显性维度和隐性维度的研判;来自于府学关系历史演进过程的梳理;来自于特征视角、关系范式、结果导向的推演;第四,探寻大学与政府关系走向“动态平衡”。什么样的府学关系为最佳,也许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很难有绝对标准的答案。但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却带来一些历史经验与反思,这就是府学关系应该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既有保持大学与政府地位的基本平等,又有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应形成基本均衡,还有长校者、教师、学生与政府处于“四位一体”的关系,甚而还需要府学关系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修复机制。综上所述,研究在内容、视角与结论上取得了一些创新。首先,在研究内容上关注了我国历史上一段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特殊的府学关系;其次,在研究视角上,注重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注重借助物理学和行政法学的概念;注重利用显性维度和隐性维度来建立府学关系“四位一体”的范式;最后,在研究结论上,确立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提出了当代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出现最大的问题是“失衡”,其府学关系重构的路径在于“走向平衡”。
肖卫兵[7]2011年在《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结构及其角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立大学校长,是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者和标志性人物。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的研究,已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本文在大量已有的个别性研究基础上,尝试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进行专门的整体性研究,文献研究法是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本文所搜集的文献主要包括年鉴、民国档案汇编、大学校史、人物传记等,尽可能翔实地地将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这一群体展现出来。对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进行全面细致地研究,能为当今大学校长办大学教育提供历史的参考。本文研究的“国立大学校长”,特指从1912年至1949年之间中华民国的国立大学校长。在短暂的叁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诸多变迁,社会环境恶劣,政治秩序混乱,帝国主义虎视眈眈,然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却艰难而曲折地前行,取得了令今人仍然羡慕不已的成就,这与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的内在品质与积极作为密不可分。本文试图从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的高等教育经历、任职前的工作经历、性别与籍贯、任期、任职原因、离职原因、离职后的工作经历、办学理念、长校行为等方面全面展示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的特质。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是指由教育部(或大学院)批准设立、由国库提供经费保障的大学。中国近代国立大学的发展经历了起始阶段、快速增长阶段、过渡探索阶段、整顿规范阶段、内迁阶段、调整恢复阶段,共出现了43所国立大学、142位国立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是由政府或者最高领导人任命的、具有简任官及以上官等的群体,总辖国立大学全部事务,享有国立大学教职员中的最高待遇。本文归纳认为,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是一群有着丰富的国内外高等教育经历、获得较高学位、以文理法工科为主的群体;他们在任职前有丰富的高等学校工作经历,并辅之以相应的政府部门工作经历;这一群体以男性为主,与任职国立大学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地方性”特征;这一群体任职的平均年龄为45岁,平均任职期限为37个月。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在行政序列上也是政府部门的一个重要职位,其任命须经过政府的行政程序,行政起着主导的作用。但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高等教育的体制所决定,大学师生在校长的人选上往往也能起到不寻常的作用。得罪政府或者得罪大学师生均有可能导致失去该职位。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者,他们有着特定的高等教育理念,并且以这种理念指导着自己的办学行为。他们普遍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大学教育主要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主张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他们的办学理念具有学术性、国家性和民主性特征。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在任职过程中需要对外协调与政府的关系,对内协调与教师、学生及其他内部组织团体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长校行为具有法律规定性、相对独立性和模糊性特征。中国近代国立大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国立化”的过程。在国立化进程中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经历着诸多角色冲突,突出表现为作为行政官员和国立大学长校人的角色冲突、作为国立大学规划者和办学经费筹措者的角色冲突、作为学者和行政管理者之间的角色冲突。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是:在作为教育者的基础上努力塑造教育家的角色。正是基于对教育家角色的追求,树立了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崇高形象。
李红惠[8]2014年在《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我国国立大学有30年左右学术休假制度的历史,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教训。然而,这一历史事实却未引起教育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为丰富我国大学教育制度史提供宝贵的史料,客观地认识我国大学教师发展制度提供一个新的窗口,同时为当前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实施提供有价值的借鉴,本文遵循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原则,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对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进行专题研究,即在系统阐述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运行轨迹和微观透视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案例的基础上,考察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产生的动因,分析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基本特征,了解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实施的基本原则,寻求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功能实现的要件。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是一个舶来品。1880年哈佛大学首创学术休假制度,当时美国学术专业化的进程显着加快,研究已经成为美国大学的灵魂,产生了职业化的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大学教师队伍。学术休假制度的产生,满足了大学和教授双方的利益诉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术休假制度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广泛实施,并引起了其他国家大学的效仿。甲午战争后,学术救国呼声的高涨为学术休假制度的移入奠定了思想基础,留学生群体、外籍学者与教师、教会大学教职员为学术休假制度的引进搭建了中间桥梁,发展学术成为推动国立大学移植学术休假制度的内在动力。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1917年教育部颁发了《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其中包含了学术休假条文,这为我国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政策保障。北京大学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建立学术休假制度的国立大学。制度的建立是制度运行的起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学术休假制度的国立大学逐渐增多,1928-1936年至少有62.5%的国立大学建立了学术休假制度。国立大学建立学术休假制度的目的,是出于教师和大学双方利益的考虑,但主要还是为了大学的利益。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制定主体,北洋政府时期主要是大学的立法机构——评议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要是大学的立法机构——校务会议。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文本的总体特征,北洋政府时期较为简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较为详细。通过内容分析发现,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活动目标以研究为主,开放对象主要是教授级教师,先期服务年限以5年居多,休假时长1年居多,带薪休假且补偿向申请研究者倾斜,返校服务要求至少一年,要求提交休假计划者多,要求提交休假报告者少,休假人数有限额要求。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申请核准的主体中,批准者较为明确,其余则不够明确,另外不太重视休假结果的评定。制度的实施是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政局动荡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办学经费稳定性不够的经济状况,相对自由开放的涉外环境,教育的精神、制度与物质环境,特别是教师聘任制、年薪制和限制有偿兼职的教师管理制度,这些是制约或支持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实施的前提。国立大学学术休假的经费有大学出资、国外组织出资、本国政府出资3种来源渠道,本研究根据不同的资助方,动态地揭示了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实施情况。需要指出的是,1940-1944年至少有82.6%的国立大学接受了教育部资助的学术休假,且教育部资助的学术休假得到时人较高的评价。案例研究有利于深入细致地认识事物。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国立大学的典型代表,且北京大学是最早建立学术休假制度的国立大学,清华大学是实施学术休假时间最长的国立大学,因此本文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案例对象,分别从大学的历史使命与组织环境、学术休假制度的历史沿革、教师和校长与学术休假制度的生成、学术休假制度的运用等4个方面剖析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这种微观研究使我们对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有了更真切的感知。通过对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的研究,本文提出4条研究结论,即学术休假制度的产生是学术专业化和以学为尊的结果：学术休假制度是一种激励教师流动的教师发展制度,具有以学术本位为价值导向、利益契合为逻辑基础、充电释放为作用机理等3个基本特征；学术休假制度的实施以经费可承受与不影响课业为基本原则；学术休假制度功能的实现需要多种条件的支持。回应现实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笔者结合现实环境,对学术休假是福利还是投资、休假方式是充电还是释放、休假地点是国内还是国外、休假任务是教学还是科研等进行了讨论。
李艳莉[9]2015年在《崇高与平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提出：人类必须能够生活,才得以具备“创造历史”的前提。人类的日常生活是他们能动性、创造性激发的基础,离开日常生活空谈人类发展无疑是空中楼阁。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日常生活的论述入手,加之运用日常生活哲学相关理论,试图走入关注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研究之中,找寻到鲜活的教育史研究对象的真实存在和生活,改变之前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研究取向。在此思路的指导下,本文主要考察了民国时期(1912-1937年)大学教师的日常生活,并按照大学教师的日常文化生活、日常经济生活、日常消费生活、日常交往生活以及爱情、婚姻、家庭生活为模块进行了研究。通过围绕前述几个方面,勾勒了这一时期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图景,并对此作出思考和评价,最终为我国当前大学教师的不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导论主要从“方鸿渐们”的日常生活切入,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价值、研究现状、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资料说明、概念界定、理论参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研究路径以及分析问题的理论支撑。第一章大学教师：一个新群体的崛起清末民初之际,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终于在时代背景下应运而出,随之而来的是大学教师作为新群体出现并不断壮大。本章首先论述了大学教师作为新群体依托大学为生存环境,因履行大学的职能、根据社会要求等而肩负教学、研究和推广责任；同时,又进一步对这一新群体的空间分布、家庭背景、教育程度、职称分布及籍贯、性别、年龄等方面具备的特点进行了剖析；此外,对大学教师日常生活开展的前提活动及促使大学教师群体特点形成的聘任活动、大学教师入职后的职称评定活动进行了相应论述。第二章文化生活：高深学问终为伴大学教师最重要的职责为教学、研究、推广,而叁项职责也成为大学教师日常文化生活的核心。本章以叁项职责作为叁小节,依次介绍了大学教师的教学、研究以及推广生活。其中,大学教师在教学中,既遵守校历、课时数等规范,也为了传授新知而编写讲义,琢磨教学方法,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在研究中,他们于课余闲暇时抽时间“泡图书馆”,出入新旧书店之间搜罗各种书籍,有些则钻入了大学的实验室之中或奔赴野外调查求证。此外,学校给予大学教师的留学和学术休假权利,更促使大学教师在研究中吸收异域空气,扩大和更新学术视野；大学教师不仅活动于象牙塔中,还在社会空间中通过农业、教育等推广活动,服务大众。这叁项活动,构成了大学教师的日常文化生活内容,也使大学教师区别于其他群体。第叁章经济生活：仓廪实而知礼节本章主要介绍了民国时期我国大学教师的经济收入,指出民国政府专门出台了大学教师薪俸规范,规定其收入主要为月俸,且各类各级大学教师收入有异。同时,各大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融合,亦有调整,且制定了本校的薪酬规范。大学教师除享有月俸外,还享有养老金、恤金、差旅费等福利。总体来看,大学教师的经济收入属于中上层,但是民国时期军阀统治下教育经费时常被挪用,欠薪时有发生,大学教师的经济生活中又增加了为维护生存权、经济权等观念指导下的索薪生活,有些则自谋出路过上了“跑街式生活”。第四章食衣住行：消费生活的运转事物总是在对立和统一中发展,大学教师有经济收入就有消费。在第叁章主要对经济收入等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几个模块进行论述基础之上,本章则主要对大学教师的日常消费进行了研究,通过选取民国时期大学教师日常消费生活中最重要的四大块——食衣住行进行分析,展现了大学教师以学校、校外为空间展开的食、住,中西结合的服装以及交通工具的不断丰富,反映了他们从日常消费来看,亦属于中上层。大学教师的日常消费中还渗透了本群体的选择、消费能力和具备的特色,且家庭内部恩格尔系数较低。以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日常消费加以经济收入,进一步论证了大学教师处于中上层群体。第五章 日常交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本章主要从大学教师的交往空间入手,辅以交往对象、形式等对大学教师日常交往进行了研究。首先再现了以家庭为场域与朋友间的闲聊式交往,或足不出户通过信件、电话等实现的文字式交往,紧接着将空间放置于社会之中,展现了大学教师结伴而行,以旅行的形式进行交往；其次,以学校为空间展现了大学教师间的工作交往、游戏交往,以及借助教员休息室进行的交往；最后,以大学教师和学生入手,描述了师生联谊会、导师制等平台下二者的交往。总体来看,大学教师的日常交往是在固定圈子和固定群体中进行的。第六章爱情、婚姻、家庭：叫我如何不想他民国时期,国人在爱情、婚姻、家庭生活方面已经发生了变革,大学教师作为最先接受新观念洗礼的群体,其婚恋、家庭生活亦有所变化。本章首先对大学教师的爱情、婚姻进行了研究,指出他们对待旧式爱情、婚姻,有固守也有反抗,更多则走上了自由恋爱、新式婚姻的道路上,有些还和学生共谱恋曲；在大学教师家庭生活的研究中,主要分析了大学教师的家庭模式以核心式家庭为主,但与其他群体的家庭亦有相似之处,如赡养父母、抚育后代等,进而又阐述了大学教师这一群体的家庭生活经营之道,主要对夫妻、父子关系更为平等、夫妻相处之道以及家庭教育、家庭成员之间的闲暇生活等进行了研究。可以说,爱情、婚姻、家庭生活是大学教师日常生活中心灵和情感停泊的港湾,维持和激发大学教师的鲜活性和情感性。第七章思考与评价：特点、与社会变迁及启示本章主要在史实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对近代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特点、与社会变迁的接受和推动进行了分析,指出近代大学教师日常生活具备了日常生活的一般特点,即基础性、重复性、规范性、情境性、情感性,但其日常生活同样因构成以及日常文化生活、经济生活、消费生活、特定交往圈以及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等而具备特殊性;同时,大学教师日常生活深受时代影响而兼具中西古今特色,作为主体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推动社会变迁；据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特点、与社会变迁而形成借鉴,主张当前需要关注大学教师日常生活,明确“生活人”角色,继而改进其日常文化、经济、交往、婚恋以及家庭生活。结语在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传统的追求中,指出要关注大学教师的日常生活,这才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所在,也是促进大学教师持续长久发展的最基础支撑,否则只能是空谈心性。
肖可[10]2013年在《《世界日报》“教育界”专栏教育问题报道的研究（1926-1936）》文中认为本文主要是用描述性的思路，立足于史料，对1926年至1936年十年的“教育界”专栏关于教育问题报道进行研究，详细地讨论了专栏对教育经费、教师索薪事件、高校学潮等问题是如何进行报道的。民国1926至1936年十年中，“教育界”专栏报道的教育问题非常多。如：学校搬迁、教育部人事变动、学校能否正常开学、留学生生活等等。因为专栏报道最多的是教育经费问题，教师索薪事件、还有高校学潮问题，所以本文主要针对“教育界”专栏关于这叁个大问题的报道进行研究。本文重点从报道的数量、报道的方式、报道的立场等方面来分析。“教育界”专栏在对教育经费发放的报道是非常客观的。以及时传递经费能否正常发放和经费什么时候发放的信息为主要目的。在争取庚款的报道过程中，专栏报道的倾向性便体现出来了，专栏的报道的目的主要为教育部争取更多的资金用于当时的教育。专栏在报道教师索薪事件的问题时也主要是围绕教师生活状态、索薪事件的进展以及教育部对教师索薪事件作出的反应。本文主要以连续性报道为主，报道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出现了消息、评论、通讯、等多种文体。既客观公正地反映现实，又体现了专栏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当，替教师说话的宗旨。专栏在报道四个学潮问题时主要是以连续性报道和系列报道为主，从学潮的开始爆发，到后来学潮不断扩大，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到学潮的最终解决，专栏都是一一报道的。一方面通过专栏的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的整个学潮的始终，另一方面专栏的报道也给政府和有关部门以舆论压力，专栏在对学潮的报道时，特别是驱沈学潮，立场性体现得比较明显。总之，“教育界”专栏在教育经费、索薪事件还有教育学潮中的报道中既传达了重要的信息，又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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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民国公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1912-1937）[D]. 张珂. 西南大学. 2016
[7]. 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结构及其角色研究[D]. 肖卫兵. 苏州大学. 2011
[8].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研究[D]. 李红惠. 南京大学. 2014
[9]. 崇高与平凡[D]. 李艳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10]. 《世界日报》“教育界”专栏教育问题报道的研究（1926-1936）[D]. 肖可. 湖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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