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环境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凝聚了当代人的忧虑、信心、勇气和使命感，表现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意识，因而它成为众多学科争相研究的重大课题，从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学基础在于：它全面地诠释了环境伦理学的公平伦理原则；提出了评价人生意义的新的价值尺度；阐发了新的文化价值观念。
一
如何正确对待利益问题是一切伦理思维的出发点，在社会伦理中，伦理原则规范实际上也就是力求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自觉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即实现利益问题上的公正和谐，环境伦理学同样关注利益公正问题，但它是在社会—人—自然一体化的视野中来思考利益公正问题的。而可持续发展理论全面地体现了环境伦理学的利益公正原则，其主要表现在：
（1）要求实现人类代际间的利益公平。
环境伦理学是在社会—人—自然共同和谐的基点上提出来的，因此它十分强调人特别是当代人的责任，认为正是由于过去人们在利益取得上目光短浅，才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不仅威胁现在人类的生存，而且威胁到人类未来的历史延续，因此它强调必须强化当代人的责任意识和更新利益观念，从人类代际延续的视角重新认识伦理的主体性应体现人类自身存在的历史性，所以环境伦理学的利益原则就必须体现人类代际间的利益公平。
可持续发展理论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奉行的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来获得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发展模式而导致的经济发展畸形、社会贫富悬殊、生态危机加剧、社会道德败坏等众多严重问题，指出，必须考虑在对后代负责的基础上改变社会或经济发展模式，要求当代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满足的基础上，也要给后代子孙以满足其利益的机会，不能由于当代人的自私和无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而使人类发展的链条中断。
（2）要求实现人类代内的利益公平。
环境伦理学也特别强调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机会平等，强调公平地享有地球，将大自然看成是人类共同栖居的家园，因此它的利益公平原则还指向空间和地域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在谋求发展和生存上的平等。而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此也作了直观表达。
可持续发展理论将消除地区贫困，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认为谋求发展是人类共同的、普遍存在的权利，特别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
贫富的差距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尽管是一个实事问题，但也可以从价值层面来加以剖析，透过贫富差距的表面现象我们发现了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谋求发展上所存在的极大不公正。从历史上看，当今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在大工业化生产中抢得先机的国家，此后，大规模的自然资源消耗使得它们感到了资源的珍贵或匮乏，因而殖民主义的触角便伸出了国门，将许多国家和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原料基地、产品集散地和工业垃圾场。直至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南北纬30度之间的对称的贫困地带，看到的是不公正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税制度，看到的是占世界人口1／4的发达国家却消耗了占世界3／4的自然资源，也看到了发达国家为环境危机而表现出的麻木不仁。
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将贫富问题看成是一种自然现象，完全归之于地理环境的恶劣所致，并为维护和巩固自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权利作出荒谬的辩解。美国人哈丁曾提出了所谓的“救生艇伦理观”，他将地球比喻成一块大草场，世界各国人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多逐渐使得这块土地不堪重负，而失去了承载人类的机能，从而不同的国家都乘坐上自己的“救生艇”而谋求新的出路，但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无法完全容纳得下，因而有一部分人希求到发达国家的救生艇上谋求生存。哈丁认为，这必然会影响到发达国家人的生活，因此哈丁认为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保持强硬的态度和立场。他认为这尽管有悖于传统伦理，但却是一种符合“救生艇”生存原则的伦理观。很显然，哈丁是将生态危机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发展中国家，并要求继续维护发达国家在发展上的特权，这是完全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也是违背环境伦理学的代内公平原则的。
（3）要求实现“人—地”公平。
可持续发展理论还指出，人类要求得可持续发展，必须限制开发自然的限度，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要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保护生物的多样性，让人类公正地对待自然，收敛起人类沙文主义的野心，这也是环境伦理学的重大理论主题。本世纪40年代，当环境伦理学的奠基者莱昂波尔德（Aldo Lepold ）提出要将权利主体的边界拓展到一切自然的实体和过程之后，自然权利、自然内在价值等范畴就成了环境伦理学的重要理论支点，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在试图加以证明或证伪，似乎它们是否能够成立决定了环境伦理学最终是否能够成立。究其实，权利和价值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从客观性方面来看，它们都代表了现实存在的各种关系，从主观性而言，一个人或一事物是否具有价值或能否成为权利主体关键取决于历史和文明的进步，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社会的认识水平，也就是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念和永恒不变的权利主体。对于自然而言，它在人类视野中所获得的定位是经常发生转换的，这种转换取决于人们认识自然的水平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当今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间并不应继续保持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状态时，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已经超出了自然承受的阈限而使人类面临灭顶之灾时，提出自然的权利和自然的内在价值无非是要唤起保护自然、爱护自然的责任感。这并不是使人类降低了自己的身分，从人类中心主义而走到生物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是使人类通过对事物多样性的认识、尊重获得社会与自然的和谐，这也就是“人—地”公平的真实内涵。
（4）要求实现男女间的性别公平。
男女之间性别上的公平一直是社会伦理关注的问题，男、女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定位确定了在职业活动、日常公共生活、爱情、婚姻、家庭等领域中获得男女性别公平的社会伦理内涵。但男女间的性别公平的问题在环境伦理学中也得到了全新的体现，它从人口增长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压力，男女性别分工而导致的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视角来重新提及性别公平问题。这一点也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展开动态、系统的分析过程中，女性、贫困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1992年在里约召开的世界“环发”大会首次将人们通常认为不属于妇女问题范畴的环境问题同妇女联系起来，在大会所通过的《二十一世纪议程》中，多处提到了妇女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认为妇女在管理自然资源中能起到关键作用，并认识到环境的可持续性、贫困的消除与性别公平之间的内在关系，达成了实现“妇女完全、平等地参与整个发展过程并在其中受益”的国际协议。此后199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和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都在不同程度上重复和强化了上述主题，并着重指出，与男人相比，妇女承受着更多的由贫困、社会贫富分化、失业和环境恶化所产生的压力，特别是贫困的主要表现是妇女的贫困，她们在当今的发展环境中更难以获得收入、资源、教育及健康所需要的保健设施和营养。因此，必须把性别公平放在更大的理论视野中加以观照。
不妨再强调一下：如何正确对待利益问题是一切伦理思维的出发点。文明的运演，在当代不仅日益突出于人“类”的主体性，而且日益突出了处在主体地位的他的利益的整体性，以及其利益维护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密不可分性。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的提出正是当代文明运演上述情形在认识论和价值论上的双重投射。它告诫我们：第一，一定要求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之轮不能停顿，停顿就意味着倒退，意味着死亡；第二，一定要求发展，但发展不能以损害自然为代价，人类必须同自然协同发展；第三，一定要求发展，但当代人的发展必须顾及子孙后代的发展；第四，一定要求发展，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部分人的发展离不开其它地区、国家和人的发展。地球家园是一个有机整体，地球人的命运休戚与共。所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现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发展观点、全面发展的观点、和谐发展的观点。
二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学基础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评价人生意义的新的价值尺度。
从伦理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功能发挥的角度看，伦理以规范的形式体现了人类的自律精神，但人类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尺度来自觉地约束自己取决于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而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生存环境不同，所获得的自我认识不同，伦理原则和规范提出的要求也就有所不同，所以伦理所反映出的也是一种人类的生存智慧。
那么人类的生存状态迄今为止发生了哪些变化？伦理原则和规范又是如何地对应着人类生存状态的变化？
马克思曾经指出，18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由“未区分态”的生存转化为“区分态”的生存。所谓未区分态的生存应指的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中，人完全受自然力的支配，并由此决定了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也处于一种混浊未分的状态，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处于直接的统一状态。未区分状态下的人类生存环境孕育着与之相适应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巫术、宗教、神话、图腾崇拜等代表了人们的价值追求，血缘亲情、等级服从等戒律规则使人的个体性消融在天然或人为的共同体中。18世纪以后的人类生活处于“区分态”，这里的区分态可以理解为三个层面上的区分：人与自然的区分；人与神的区分；个人与他人或社会共同体的区分，所以区分态的人类生存意识主要是一种社会生存意识，即人类是通过社会生活来获得自我认识、自我约束、自我评价的。
莱昂波尔德也提出过，人的道德观念是按三个层面来发展的。最早的道德观念是处理个人之间的关系，后来则是处理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层次的道德观都是为了协调各部分共生于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目的。但随着人类对生活环境的认识，逐渐出现了第三个层次的道德，这就是从人是土地共同体的一员而产生的必须改变人类征服者面目的大地道德观，它暗合着要求人类对土地和自然持有尊敬之心。
由是观之，从人类的生存状态来思考道德嬗变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件颇有兴味的理论工作。而人类的生存状态总是通过人—自然的关系状况来折射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人—自然”问题，从其一般内容的观点来看，规定了一种矛盾，这种矛盾是随着人的出现而产生的。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生命力的自然物，他需要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不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他便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他是这样的自然界的产物，只从自然界本身不能得到解释，他以其直接的形式脱离自然的必然性，把自己生存的自然条件改造为历史地创造的条件，“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据此我们就可以大致勾画出人类生存状态的演变图景：
（1）人对自然的恐惧和尊崇反映人类的生存能力弱小， 尚无力抵御自然灾害，处于由自然力摆布的生存状态，而由自然崇拜所幻化出的巫术、宗教往往也成为伦理评价的价值源头，这在东西方文化中都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2 ）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说明了人类已经在与自然力的较量中真正站立起来了，对自然具有了强大的支配力量，人类处于一种以社会生活排斥自然生活的生存境地，因而伦理原则就演变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在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生存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个体生存与群体生存关系问题，围绕着它，社会伦理就基本体现为“分存原则”和“共生原则”，所谓分存原则即是强调个体生存的重要性和至上性，认为个人的生命活动是社会生活中最富有激情和表现力的活动，而群体的存在只是为了保证和协调个体生命活动的完成；所谓共存原则则指的是人类的生存只有以集体存在的形式才具有意义和价值，个体的生命活动应服从或维护集体的存在，因此对社会和集体的牺牲奉献就成为了非常神圣和崇高的道德义务，分存原则和共生原则基本上体现了社会生活中的伦理价值取向。
（3 ）对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的渴望说明了人类理性地认识到了必须依赖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必须结束人与自然二元分裂对立的状态，只有在与自然和谐关系中才能获得健康而完美的生存。在人与自然这种新的关系中催生了符合人类未来生存发展的环境伦理思维，它极大地延伸了人的利益关系，对人的权利义务作了新的阐释，确立了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二维坐标中寻找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正确定位，这无疑意味着伦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突破和转折，也就是说环境伦理学并不是社会伦理的一个分支，也不是对社会伦理的背离，而是对社会伦理的深化，即是说它并不是要抛弃或背离人类的利益，而是要升华人类利益。
环境伦理学的这种视野也通过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充分体现出来。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享有与环境相协调的健康、有活力的生活是人类不应被剥夺的权利，因此人类行为上的“应然”之举就应该是追求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权利并坚持和保持与自然相和谐，而不应该是凭借人类手中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破环生态环境，制造生存危机、给人类的未来发展带来致命的祸患，也就是说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中，人类的自然生活已经不单纯是被描述的实事存在，而上升为一种价值评判。当然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过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也曾是许多人的梦想，西方近代的浪漫主义思潮对工业化带来的自然状态的破环表示了极大愤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生活往往又以独特的人文神韵表达出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的意境，常让人感到人生天地间的和谐与壮美，但是在山水意境背后却又常透现出对生命飘泊无依的感叹，笼罩着对“入世”无门或失意的愁绪，弥漫着背弃社会伦理束缚才换得的放纵与狂热。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 在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没有变得尖锐突出时，人们就能凭空生成早慧的环境伦理思想。
三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学基础还体现在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念，而这与环境伦理所蕴含的文化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当代人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很显然他们已经认识到现实存在着一条无法持续发展的道路，过去人类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而接近绝境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引导着人们走上了一条无法维持持续发展的道路呢？那就是在强烈的攫取利益的动机驱使下以殖民掠夺为手段、以自然资源的极大消耗破坏为代价、以追求高消费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模式所导引出来的。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决不是像有人所提出来的那种持续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而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一次全球性批判反思。
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所崇尚的文化价值观念，马克思·韦伯（Marx Weber）的看法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走的是一条理性化的道路，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尽管对金钱也非常重视，但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和非资本主义精神支撑的国度中“对黄金的贪欲要比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来得强烈得多，也不讲道德得多。”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是使生活世俗化，而是“使获利冲动合法化”，在新教伦理节俭精神的激励下，“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韦伯虽然用理性主义遮掩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在他看来是绝对非理性的殖民掠夺，并且把社会中存在的贫富不均看成是“神意天命”，认为“天意在这些不均中，如同在每个具体的恩宠中一样，自有它所要达到的不为人知的秘密目的。”但是他仍然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存在着担心，即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将要摆脱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追求节制勤俭的伦理观念，他看到了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种力量不断增长，表现得不屈不挠。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已经依赖于技术或机器的基础，已经不需要新教伦理的支持了，“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新教伦理的敬奉天职的信念已经转化为经济冲动时，财富的追求已经被剥去了原来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了。
70年以后，当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站在新的历史阶段来反思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他按照韦伯的思路继续追踪下去，认为，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新教伦理的节俭苦行主义还能对经济冲动力产生制约作用，那么到了现代，宗教冲动力已经被科技、大机器生产、经济利益、消费欲望、享乐主义吞噬，因而支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只剩下一个经济冲动力，这样万事万物全剥去了神圣的色彩，也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所呈现出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的关系断裂，失去平衡状态。
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并不仅仅关系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前途，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从人类文化的发展历史过程看，尽管文化的多元化格局始终存在着，并且今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和尊敬。但是谁也无法否认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取得相当大的胜利，当然这种胜利主要是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具体来说，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试图将其自己的价值观念普遍化，它认为文明的唯一积累方式就是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物质财富，也就是说在消除自然的“绿色”基础上才能构建起文明的大厦，谁的文明大厦构建得越高，谁就处于人类文明的最高点；而且这种文化观念还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下的生活方式就是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追求享乐消费就是最有意义的人生。这样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确吸引了许多人追求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而，也就在与自然对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所以正如美国人诺顿所说，生态危机的实质就是文化危机，在这种危机面前当代人的选择回答了韦伯的疑虑，即谁也不愿在铁笼里生活，谁也不愿机械、麻木、僵化，在新世纪即将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环境伦理学都试图来纠正文化发展的方向，把人类文明从这次巨大的搁浅中挽救出来，让人们选择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当然它们所要求的并不是要人们放弃需要的满足，放弃发展的机会，而是要改变生存的方式、发展的方式和文化的进路，要考虑到环境消费的巨大成本和负面效应，要让人们树立一种与自然环境保持协调的文化观念，要将“文化”范畴从与自然相对立的思路中解脱出来，使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染上一层厚重的“绿色”，最终使人类诗意般地居住在自然环境中。
标签：可持续发展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伦理学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公平原则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