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教育经费的供给与需求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需求预测论文,教育经费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08)02-0154-15
一、引言
21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国家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知识和技术方面的竞争，其实质是人力资本的竞争，而人力资本的有效开发以及高深知识和先进技术的发明创造关键在于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非常注重教育对经济发展、和谐社会构建的巨大推动作用，先后提出“教育强国”和“教育优先发展”等教育理念，并落实在教育发展规划中。1993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但是，到2000年这一比例仍没有达到4%，实际上仅为2.58%。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90%的水平，但是离4%的目标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尽管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我国教育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与教育发展目标相比，在规模、质量、类型等诸多方面还不能令人满意。具体表现在：九年义务教育未能完全落实，职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高等教育质量不高。
2006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这一目标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目标完全一样，只是在时间上推延了10年。2000年未能实现的目标到2010年是否能够达到？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另外，按照“十一五”教育事业发展目标，教育经费总需求预计是多少？从需求角度看，财政性教育经费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与4%的目标是否一致？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利用计量回归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能力以及教育占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等供给因素为依据，估算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以下简称“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从而预测政府对教育财政的供给能力；并利用统计和计量模型两种方法，以教育发展目标为依据，估算财政性教育经费需求占GDP的比例。
二、世界教育投资比例的基本状况
（一）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变化趋势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人力资本理论得以充分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都相信教育可以通过提高整个国家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快速发展，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纷纷增加对教育的投资规模。在整个60年代中，世界教育投资比例的增长非常迅速，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40%和42%。20世纪70年代由石油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萧条，使得世界教育投资比例的增长速度明显降低；20世纪80年代，世界教育投资比例不仅没有增长，还出现了降低的趋势，不过降低幅度不大。[1]
2006年7月，世界银行根据2005年人均国民收入总值(GNI)将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分为四组：低收入国家（875美元以下）；中低收入国家（876～3465美元）；中高收入国家（3466～10725美元）；高收入国家（10726美元以上）。表1给出的是1975～2002年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统计显示：(1)高收入国家的变化趋势明显。1975～1990年间，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而从1990年以后，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1975年以来，比值在5.3%上下浮动。(2)中高收入国家的总体变化趋势与高收入国家基本一致。1975年以来，比值在4.3%上下浮动。(3)中低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波动频繁，规律性不强。1975年以来，比值在3.6%上下浮动。(4)低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波动也很频繁。1975年以来，比值在3.2%上下浮动。
（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就越大。表2的统计结果显示：无论是按算术平均值计算还是按照中位数计算，公共教育投资比例都是高收入国家最高，其次是中高收入国家，再其次是中低收入国家，而低收入国家最低。同样的规律也表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上：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就越高，政府就越是有相对充裕的财力投资于教育。经济实力还体现在教育发展的目标上，越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期望值就越高。
以上的统计描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教育投资水平的显著影响。为了更准确地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进行国际比较，采用国际平均水平做标准是通常使用的方法。但是，如果只是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其方法显然是不够科学的。本文将采用计量回归的方法来计算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能力、财政支出结构、教育发展水平和人口增长率的条件下，各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平均状况。
三、“十一五”期间我国公共教育经费供给预测
（一）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计量回归分析
衡量一国政府对教育“努力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公共教育投资的比例。那么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究竟应该多大才合适？这一问题在理论上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标准，在实际中各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也各不相同。因此，研究中一般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而进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比较，首先要选定衡量公共教育投资水平的指标。国际上通常用一个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作为该国公共教育投资水平的指标。本文将采用这一指标，试图通过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分析我国目前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相对状况以及这一比例在“十一五”期间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增长潜力。
教育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同时，教育的发展又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显著影响因素。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研究。陈良焜等(1988)选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试图找出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以消除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不可比性。该研究使用38个国家的数据对1961～1979年各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进行了实证分析。[2]后来，他们又利用40个国家1980～1985年的数据再次进行了研究（陈良焜等，1992），提出到2000年我国比较适宜的财政性教育投资比例为4%。[3]
岳昌君(2003)采用与陈良焜(1988；1992)相同的计量回归模型和回归方法，使用1986～1997年间54个国家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到2010年，我国的人均GNP将达到1600美元左右，相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大约是4.04%；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GNP将超过3000美元，相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大约是4.30%。刘泽云(2006)使用2001年57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认为到2010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应接近4%。[5]
1.计量回归模型
各国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差别很大，这一比例既受供给能力的影响，又受教育需求的影响。从供给角度看，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也越大。同样是高收入国家，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同，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也不同。财政收入比例高的国家，其政府拥有相对较多的财力，更有可能向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各国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差别也较大，教育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也有显著的差异。从需求角度看，一国政府的教育发展目标影响着公共教育投资的水平和比例。各级教育入学率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都体现了各国政府发展教育的努力程度，而学龄人口增长快的国家对教育经费有更多的需求。
本文采用人均GDP、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例三个变量来衡量供给能力，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期望值和人口增长率等两个变量来代表教育需求因素。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尽管也会提高，但是一般来说其增长速度是递减的，所以在计量回归模型中人均GDP采用对数函数引入。本文采用的计量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其中，被解释变量edugdp表示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解释变量gdppc表示人均GDP（以对数形式出现），revgdp表示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edugov表示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syear表示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期望值，gpop表示人口增长率，μ表示随机扰动项。
前三个解释变量表示一国潜在的教育经费供给能力，能力越强则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应该越高，因此，这三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预期是正的。后两个解释变量表示一国对公共教育经费的需求，需求越大则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应该越高，因此，这两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预期也是正的。
利用计量回归结果，可以计算出被解释变量的条件期望值。其含义为：在人均GDP等各个解释变量值给定的条件下，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
2.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分别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指标》(World Education Indicators)[6]、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7]、《中国统计年鉴》[8]、《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9]。同一年的数据在各种年鉴中不一致时，均采用最近一期年鉴的数据。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0～2004年。各年份的人均GDP均按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将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因为大国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结构比较完整，便于同我国进行比较，因此本文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公布的2005年人口统计数据，选取人口在一千万人以上的国家。共有76个国家人口数量超过一千万，其中有20个国家因为数据存在严重缺失情况被排除在样本以外，因此本文实际包括的国家数量为56个。样本中包括14个高收入国家（即：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法国、韩国、荷兰、加拿大、美国、葡萄牙、日本、西班牙、希腊、意大利、英国）、11个中高收入国家（即：阿根廷、波兰、俄罗斯、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南非、土耳其、匈牙利、智利）、14个中低收入国家（即：安哥拉、巴西、厄瓜多尔、菲律宾、哥伦比亚、哈萨克斯坦、喀麦隆、秘鲁、摩洛哥、泰国、突尼斯、乌克兰、伊朗、印度尼西亚）和17个低收入国家（即：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柬埔寨、津巴布韦、科特迪瓦、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孟加拉国、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乌干达、也门、印度、赞比亚）。
3.回归结果
由于样本是兼有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混合数据，有必要考察时间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但是，因为数据缺失，样本不是面板数据(panel data)，所以不能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还是OLS模型。因此，本文采用的是OLS回归方法，首先引入时间虚拟变量，检验时间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所有时间虚拟变量的系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上都是不显著的，因此，在回归中没有必要引入时间虚拟变量。
回归模型中包含5个解释变量，但在引入全部解释变量的回归中，通过条件数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多重共线性，发现存在多重共线性现象。因此，尽管这些解释变量从理论上说都对被解释变量有影响，但是在进行参数估计时不能同时引入5个解释变量。为此，本文采取逐步增加变量的方式进行回归。
首先，只考察人均GDP一项指标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在模型中只引进人均GDP一个解释变量，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
其次，综合考虑一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供给能力。在模型(1)的基础上，再引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和教育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这三个变量表示一国的供给能力。人均GDP衡量的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表示一国政府可供支配的相对财政资源大小，而教育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则表示政府在公共财政配置的安排上用于教育的份额大小。尽管三个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但是经计量检验，模型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表明三个解释变量可以同时引入模型。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
第三，重点考察教育需求因素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影响，在模型中引入，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期望值和人口增长率两个变量。经检验，这两个表示需求因素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很强的多重共线性，并发现这两个变量与前面三个表示供给因素的变量之间都存在很强的多重共线性。因此，为了考察需求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只保留了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期望值这一个变量。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期望值体现着政府的教育发展目标，是反映教育需求的一个很好的代理变量。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并进行计量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在3个回归结果中，计量回归模型以及全部回归系数的统计显著性水平都达到了1%，说明这些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很强，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影响。由于样本不是单一的时间序列，而是包含横截面数据，因此拟合度(R[2])不会很高。回归结果(1)和(3)的拟合度均为0.10，而回归结果(2)的拟合度最高，达到0.44。
4.回归结果的比较
回归方程(1)与陈良焜等(1992)和岳昌君(2003)的回归模型完全一致，使用的回归方法也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本文的解释变量用的是人均GDP，而不是人均GNP。因为人均GDP与人均GNP差别不大，因此本文仍然可以对回归系数进行比较。使用1980～1985年数据的回归系数为0.84（陈良焜等，1992）；而使用1986～1997年数据的回归系数为0.41（岳昌君，2003）。本文中使用2000～2004年数据的回归系数为0.339。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效应减弱了。这是因为，各国的人均GDP都随着时间变化有所增长，但是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而是会逐渐收敛到一个均衡的比例值。
（二）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比较
1.一些国家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情况
本文选取了八个代表性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其中美国和德国代表高收入国家；俄罗斯和墨西哥代表中高收入国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代表中低收入国家；印度和孟加拉国代表低收入国家。将这八个国家2000年至2004年的人均GDP、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教育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代入计量回归模型(2)，可以得出相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并将之与各国实际投资水平相对照（见表4）。
美国和德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基本相同。2001年，美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5.75%，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为5.78%，仅相差0.03个百分点。德国2000年和2001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分别为4.53%和4.57%，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分别为4.63%和4.58%，分别仅相差0.10和0.01个百分点。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对比较成熟，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不仅高，而且比较稳定。
俄罗斯和墨西哥都属于中高收入国家，但是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特点不同。俄罗斯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与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基本相同。2002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3.84%，高出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0.14个百分点，2003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3.68%，低于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0.19个百分点。墨西哥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显著低于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2000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4.86%，低于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1.09个百分点；但是，2001—2003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上升很快，2003年达到5.79%，趋近于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
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总体而言都低于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菲律宾2000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3.49%，高出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0.10个百分点，但是从2001年到2003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下降到3.20%左右，显著低于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2003年相差0.77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显著低于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2001年和2002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分别只有1.36%和1.06%，分别低于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1.26和1.42个百分点。
印度和孟加拉国属于低收入国家，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特点不同。印度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显著高于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2000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4.12%，高出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1.44个百分点；2003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为3.26%，高出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0.88个百分点。孟加拉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显著低于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2001～2003年，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分别比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低0.50、0.77和0.67个百分点。
由于数据的限制，这里没有包括日本、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四个人口数量上亿的国家，但是包括了美国、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孟加拉国六个人口超亿国家。可以看出，在人口特别多的国家，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很难达到特别高的水平。表4中包括德国和菲律宾在内的8个国家中只有印度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显著高于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这是因为，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多年来一直高度重视公共教育投入，推动了人力资源的快速积累，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正逐步显现出来。
2.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情况
将我国2000～2005年的人均GDP代入计量回归结果(1)，可以得出相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1”；将我国2000～2003年的人均GDP、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教育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代入计量回归结果(2)，可以得出相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水平2”（见表5）。表5最后两行是我国实际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其中最后一行是按调整后的GDP进行计算的结果。
数据来源：人均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财政收入占GDP比例、教育占财政支出比例、“我国实际水平”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我国GDP调整系数来自国家统计局。
如果只考虑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则2000～2005年间与我国人均GDP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分别从4.11%上升到4.25%。但对于给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国政府可供支配的相对财政资源大小和政府在公共财政配置的安排上用于教育的份额也不尽相同。因此，当考虑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和教育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时，与我国人均GDP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分别从2000年的3.78%上升到2003年的3.88%。由于我国的财政收入比例和教育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都较低，在进行国际比较时不能只考虑人均GDP，否则会出现高估的结果。
即使按照第二种计算方法，我国实际水平也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从2000年到2003年，分别相差0.88、0.69、0.52和0.58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调整后的GDP计算，则分别相差1.20、1.09、0.98和1.04个百分点。
（三）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潜在供给能力
利用上述的计量回归结果，我们可以预测“十一五”期间我国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潜在供给能力。影响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供给因素既包括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包括财政收入能力和财政配置结构。
要利用回归模型进行预测，先要对各个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对于人均GDP来说，2005年的实际值为1436美元（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假定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18%（相当于十年翻一番），则“十一五”期间的人均GDP将由2006年的1539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031美元。由于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波动较大，带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和教育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也波动较大。特别是2002年以来，GDP增长速度很快，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和教育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都有所下降。因此，这两个比例不容易估计，2000～2004年全球人口在一千万以上的中低收入国家的中位数平均值分别为17.1%和17.4%。我国这两个指标的最近数据分别为17.8%（2004年）和15.6%（2003年）。这两个指标与国际平均值比较接近，因此我们假定“十一五”期间这两个指标仍然分别维持在17.8%和15.6%的水平上。
下面我们分别按照计量回归模型(1)和(2)进行预测。
第一种估计方案只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将我国“十一五”期间各年的人均GDP代入计量回归方程(1)中，得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值。2006年为4.28%，到2010年上升到4.37%（见表6）。
第二种估计方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能力和财政配置结构。将我国“十一五”期间各年的人均GDP、财政收入占GDP比例、教育占财政支出比例代入计量回归方程(2)，得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能力以及教育占财政支出比例相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值。2006年为3.98%，到2010年上升到4.11%。
四、“十一五”期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经费需求预测
（一）统计方法
教育经费的需求，尤其是财政性教育经费的需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政策决定的。这些政策包括教育发展目标、财政性教育支出占总教育支出的比例、财政支出结构中教育所占的比例等。以下部分以教育发展目标和目前教育经费状况为依据，对2010年的教育经费需求进行预测。
教育经费需求测算的一个常用方法是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各级教育的生均投入水平，用之乘以相应的学生数，即可得到经费总需求。但是，合理的生均投入水平究竟应该是多少？这一问题在理论上没有统一的认识和标准。在实践中，各国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研究中一般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进行国际比较时常用的衡量指标是生均经费指数，即某级教育生均经费占人均GDP的比例。这一指标的含义是：一个国家用一个人均GDP支撑多少个学生完成一年的学习。本文将采用这一指标，以国际比较的结果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分析我国各级教育的生均投入水平。而在财政性教育经费需求的分析中，最主要的参数是财政性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
预测的主要步骤为：
第一步，计算生均经费指数。
用生均教育经费支出除以人均GDP，即可得到生均经费指数。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从1999年到2004年各级教育生均经费指数的变化趋势：(1)小学的生均经费指数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由1999年的9.5%上升到2004年的12.6%。(2)初中的生均经费指数趋势不显著，基本稳定在16%上下。(3)高中的生均经费指数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由1999年的40.4%下降到2004年的34.6%。(4)高等教育的生均经费指数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由1999年的208.9%下降到2004年的120.8%。而小学、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分别为：19%、24%、29%、44%。[10]由于我国小学和初中的生均经费指数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因此，我们预期“十一五”期间将有所增长，分别达到15%和20%。而我国高中和高等教育的生均经费指数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因此，我们预期“十一五”区间维持目前的水平，分别为40%和120%（见表7）。
第二步，计算在校学生数。
根据《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一书的学龄人口数据[11]，小学毛入学率按100%计算，初中毛入学率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的98%计算，分别可以预测出2010年普通小学和初中的在校生数，分别为9797万人和5284万人。另外，教育部“十一五”规划中2010年普通高中和高校的在校生数分别为2410万人和2130万人。
第三步，计算教育经费总需求。
用各级教育的生均经费指数乘以在校生数，再乘以人均GDP，然后对各级教育经费相加，即可得到普通学校的教育经费总需求。2010年，我国普通学校的教育经费总需求为9947亿元人民币（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
用“普通学校教育经费总需求”除以“教育总支出中普通学校所占的比例”，即可得到教育经费总需求。1999年教育总支出中普通学校所占的比例为80.2%，2003年上升到84.4%。但是，考虑到“十一五”期间我国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因此教育总支出中普通学校所占的比例将出现下降的趋势，假定下降到75%的水平。这样的话，2010年，我国教育经费总需求为13263亿元人民币（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
第四步，计算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需求。
用各级教育经费总额乘以财政性经费占总经费比例，然后对各级财政性教育经费相加，即可得到普通学校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需求。2010年，我国普通学校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需求为6423亿元人民币（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
用“普通学校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需求”除以“财政性教育支出中普通学校所占的比例”，即可得到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需求。1999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中普通学校所占的比例为82.2%，2003年上升到85.7%。但是，考虑到“十一五”期间我国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因此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中普通学校所占的比例也将出现下降的趋势，我们假定下降到75%的水平。这样的话，201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需求为8564亿元人民币（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
第五步，计算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需求占GDP的比例。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按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我国2005年的人均GDP为1436美元，人口为13.045亿人，两项相乘得到2005年的GDP总额为18728亿美元，按2005年底美元对人民币汇率8.1046计算，2005年GDP为151781亿元人民币。假定“十一五”期间我国实际GDP年平均7.18%的增长率计算，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将达到214677亿元人民币。
用2010年的教育经费总需求和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需求分别除以GDP，则得到教育经费总需求占GDP的比例和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需求占GDP的比例，分别为6.18%和3.99%。
（二）计量回归方法
根据“十一五”教育发展目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5%，高中毛入学率为80%。不考虑辍学情况，那么可以假定到2010年，学龄人口中按受教育程度分的比例结构为：小学毕业生占0%；初中毕业生占20%；高中毕业生占55%；大专毕业生占10%；本科毕业生占10%；研究生占5%。各级教育的受教育年限按表9最后一行的标准计算，则我国2010年学龄人口期望的受教育年限平均值为12.4年。
将上述数值代入计量回归模型(3)的估计结果中，就可以计算出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值，为4.49%。不难发现，这一结果大于基于计量回归模型(1)的预测结果(4.37%)，更大于基于计量回归模型(2)的预测结果(4.11%)。这表明，按国际平均水平看，教育需求大于供给。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没有考虑辍学的情况，我国“十一五”期间高中毛入学率的目标为80%，在如此高的目标下，辍学率必然会达到较高的水平。这是因为：首先，我国农村地区初中的辍学情况还很普遍，“十一五”期间保证初中没有辍学已经是很难的事情，而假定高中生不辍学就更难；其次，高中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需要付出较高的学费，对于经济条件差的家庭而言负担仍将很重，而学生和家长有选择不接受此阶段教育的权利。因此，尽管政府提供80%的高中入学机会，可以预期实际完成高中教育的比例会低于这一水平。在此情况下，我国2010年学龄人口期望的受教育年限平均值将低于12.4年，相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需求的国际平均值也将低于4.49%。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使用统计和计量回归的方法，对我国“十一五”期间公共教育经费进行了预测。
从供给角度看，如果只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则与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值为4.37%；如果进一步考虑财政收入能力和财政配置结构，则相应的公共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值为4.11%。
从需求角度看，如果只考虑我国教育目前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目标，则201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需求占GDP的比例为3.99%；如果进行国际比较，利用计量回归方法，则与2010年我国教育发展目标相应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需求占GDP比例的国际平均值为4.49%。
综上所述，到201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适当比例应该在4%左右。这一比例既能满足3.99%的财政性教育经费需求比例，又没有超出4.11%的财政供给能力。其必要条件是“十一五”期间我国GDP保持大约7.18%的年均增长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以及教育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均不低于2004年的水平。
收稿日期：200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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