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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处于低潮。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有论者说世界正在“向左转”。究竟应如何看待当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态势？
社会主义处境有很大改善，但总体仍处低潮的大势没有变
10年前，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阴影下走出来，美国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一书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失败了、未来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等观点还很有影响。国际媒体也不时唱衰中国，什么“中国崩溃论”还很有市场。总体讲，社会主义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但近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了很大成就，同时国际上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2001年美国纽约的“9·11”事件，另一个是2008年秋天从美国纽约开始爆发国际金融危机，这对世界局势乃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比关系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因原有的战略对手（苏联）消失而减弱了对中国的战略需要，从而引发了中美关系的动荡，那么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因恐怖主义的严重威胁而调整了自己的世界战略，从而增强了对中国的战略需要，从而使中美间的战略伙伴关系逐步趋向稳定。
2008年秋天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风暴，使美国和西方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空前严重的衰退。然而中国的经济却如“定海神针”，凸显其“风景这边独好”，令世界刮目相看，纷纷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GDP总量连续上了几个台阶，超过了几个西方大国而跃居“世界老二”，于是国际媒体由唱衰中国转而开始热捧中国，这不能不影响到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象。
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拔高和热捧，虽然不乏其战略需要和某些陷阱，但首先应当说，这是中国确实已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必然反映。这表现在西方不少学者对研究中国模式显示出了浓厚兴趣。最引人注目的，是曾经宣扬人类历史将以“华盛顿共识”为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他在2009年变调了，反过来肯定中国模式，称中国模式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并认为这种模式“也许会超过西方模式”。此外还有不少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赞扬中国模式。譬如《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制度”不会统治世界，但会“坐上世界优秀文明前列的位置”。《大趋势》的作者美国未来学者约翰·奈斯比特，2009年写了一本新书《中国大趋势》，提出中国模式的十大趋势，认为“中国在创造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英国发展问题专家库伯·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总特征是“权威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策认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赞扬，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一种肯定，这说明社会主义的处境与十年前相比是大不一样了。
事实胜于雄辩。1988年10月，邓小平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曾提出：“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新世纪刚过去头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显示的成绩，已赢得了西方学者如此高的赞誉。因此有理由相信，再过40年，到邓小平设想的“七十年”时间届满时，中国一定会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但现在还仅仅是局部显露出微薄的曙光，我们决不可骄傲自满，掉以轻心。
金融危机重创了资本主义，但它决非“风雨飘摇四面楚歌”
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经济遭受沉重打击，一些国家的财政濒临破产，沉静多年的罢工浪潮也风声又起，有些国家社会矛盾激增，马克思的《资本论》再次畅销。在此情况下，有论者说这次危机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局性、结构性、根本性危机”；“美国人的美国梦破碎了，第三世界人们的美国梦更加瓦砾遍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在燃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新的交汇点上”。还有论者干脆断言，资本主义是“风雨飘摇四面楚歌”，“社会主义大发展的时机到了”。对此，我们究竟应怎么认识和看待？
这次危机虽然重创了资本主义，但决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已是“风雨飘摇四面楚歌”。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问题虽然很多，但总体而言仍属于资本主义“体制内调整变革”的问题，还不具备资本主义“体制外革命”的形势。现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头面人物都很忙，总体看是在忙一件事，这就是重新启动“新一轮的调整变革”，企图尽快挽救经济，走向复苏。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类政党和社会势力方面看，他们虽然怀疑新自由主义，对现行制度有许多不满，但总体而言，虽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调整或改革，但并不想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替代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赞成和接受在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内进行体制调整和变革的。别的不说，就连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左翼政党，他们也已收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而改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意思是主张民主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从主客观各种情况看，西方国家的日子会不好过，社会可能出现动荡，但社会多数是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内调整这一事实的，不会有什么“社会主义大发展”的形势。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制度自确立以来，制度的本质虽未变，但体制一直在不断地调整创新，结果使得今天的资本主义与一二百年前的“血汗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完全不同了。正因为如此，虽然资本主义不断地爆发危机，却又能不断地走出危机。完全可以说，资本主义靠体制改革来缓解制度危机，这次也毫不例外。我们决不可低估了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能力。
至于有人认为，西方国家在调整变革中强调国家干预，这是在向社会主义靠近，甚至说什么“连美国奥巴马政府也在搞社会主义”了，这其实是误解。因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调节、国家干预都是手段。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挽救美国经济，实际上是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亏损的私人资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两个主义”关系的“一种”新定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作为“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可以指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运动，也可以指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等不同的形式和形态。如果考察它们几十年、上百年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它们曾经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历史条件下，虽仍然存在分歧和矛盾，但总体看正在向着改善、接近、合作、相互借鉴，甚至是所谓“趋同”的方向发展。对于“两个主义”如此广泛而复杂的关系，要简单笼统地给其做个总体定位是非常困难的。我这里就“两个主义”在经济方面、在如何处理社会经济问题方面做点考察，从而指出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关系。当然这只是它们间的一种关系和定位，而决非唯一的、更不是全面的关系和定位。
首先必须指出，资本主义自1929年大危机之后，特别是二战后，逐步建立起较完备的现代资本主义体制，是参考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做法的。在1929年大危机爆发之前。社会主义的苏联已于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立即引起西方经济学家的密切关注。1929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家弗·曼·泰勒（1855-1932）就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指南》一文，提出了“指导性计划”的新概念，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采用“指导性计划”来对市场经济加以宏观调控会大有好处。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之后，国家作为“总资本家”，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地进行调控和干预，从而使资本主义的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逼迫下，借助经济稳定发展的有利条件，借鉴甚至超越了苏联社会保障的某些做法，普遍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整和改革，后来不断将这些改革成果法制化、制度化，从而使资本主义形成了一套比较齐全、比较成熟的现代资本主义新体制。这一体制虽然在各国不尽相同，因而形成了什么“莱茵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等各种说法，但它们有些大体相同的特点。如：
第一，扩大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使政府获得“超阶级”的“裁判员”身份。这首先表现为在经济领域，告别了纯粹依靠市场机制自我调节的年代，增加了国家的宏观干预和调控。国家自诞生以来就有两种职能，一是阶级压迫职能，二是社会管理职能。为了完成其阶级压迫或称政治统治的职能，国家需要表现为“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负责把各种利益集团的冲突保持在有“秩序”的范围之内。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国家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在资本主义先前的各阶段，国家只限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不介入经济，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但在大危机之后，虽然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强调面和着力点不尽相同，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和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讲都实行“市场机制与国家调控相结合”的原则。这就是说，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又增加了“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也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是两只手，不再是过去的一只手。
第二，在社会层面，建立了标准参差不齐但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国家通过税收等再分配制度，使垄断资本家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利润脱离了垄断资本家的直接掌握而转到国家手里，从而使政府有条件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一定程度上调节了收入分配不公。这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但使贫困线以下者获得基本生活保障，从而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
西方理论家认为，一个社会要顺利发展，必须有两个机制，一个是“动力机制”，一个是“平衡机制”。没有前一机制，社会缺少活力，不能前进。没有后一机制，社会不能稳定，也不能顺利前进。实行市场机制，解决了社会前进的动力问题；但如果没有平衡机制，不为市场机制条件下的“失败者”和“弱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就没有社会的稳定，社会也不能顺利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了战后稳定发展的有利条件，逐步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这对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有些国家的福利制度做得过头了，也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
第三，在政治领域，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健全了资本主义法律体系。这既满足民众的民主要求，又约束某些过激的、不利于社会的行为；将社会各种利益集团间的冲突和斗争纳入法制轨道，使社会实现所谓“既自由又有序”的状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发泄渠道，不至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政治“减压阀”的作用。还为社会不满提供通畅的发泄渠道，以免酿成“火山”式总爆发的形势。
第四，在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其主流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发展的。如：倡导个人自由、个人奋斗，结果的成败在个人，不至于怨政府和社会；发达的宗教信仰，客观上充当着社会“心理医生”，公民个人的失意从上帝那里求得了精神解脱；“因果报应”的宗教信念，有利于强化道德自律，加上严格的法律惩罚，从软硬两方面净化社会心态、规范社会秩序；倡导民族传统文化，并使其与现代文明结合，从而形成了适应科技进步和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精神、经营思想和社会理念，创造着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文化要素与精神氛围。
资本主义由于发生了上述变化，从而使当代资本主义不再是文学名著《悲惨世界》所描述的那种状况，而变得比较“文明”、有点“人情味”的现代资本主义。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依然严重，但就多数人来说，已不是“活不下去”的问题，而是活得“好一点差一点”的问题，因此资本主义相当长时间以来已不具备直接革命的形势。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我们实行对外开放，重视借鉴和学习资本主义一切先进的东西是密不可分的。具体如何学习借鉴的东西多如牛毛，就不必说了。这里只讲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事关全局的大事。社会主义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因而总离不了“短缺”和“票证”，因为参考借鉴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才有了现在繁荣的市场。邓小平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正是从近100多年来资本主义几轮大调整的“基本经验”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因为从19世纪后期算起的100多年间，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几轮大的调整和变革，都是把“市场”和“计划”当成“手段”来运用的，都是在“市场调节”多一点，还是“国家干预”多一点之间，调来调去的。看来这对社会主义经济也带有规律性，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请看资本主义以下历史事实：
第一轮：19世纪后期的那一轮调整，是从反对垄断保护自由竞争为主轴的。资产阶级国家当时已认识到垄断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国家开始运用立法来限制垄断。1890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第一个反垄断法《谢尔曼法》就是例证。此后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并未停止，反垄断法也不断完善。但资本主义的垄断总是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并存的。垄断有排除竞争的倾向，但它还有加剧竞争的倾向。因此，到20世纪头一二十年，这一轮的调整变革虽然总体上已使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但市场竞争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不受国家这个“守夜人”的干扰而充分的发挥着作用。这埋下了1929年大危机的根子。
第二轮：1929年大危机之后的那轮调整变革，是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和主要成果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府对经济进行计划调控，从而使资本主义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又增加了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罗斯福政府扩大投资，大规模地兴建医院、学校、图书馆，大规模兴建基础设施，修高速公路、建防洪水坝，以及其他公众设施，总之是运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机会。经过罗斯福的这番调整，美国经济果然收到了加速经济复苏的效果。不仅是美国，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英国等也相继采取类似措施。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从理论上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反危机”措施的经验，被称之为凯恩斯主义。
第三轮：20世纪70-80年代的那一轮调整变革，应算作是第三轮调整变革。这轮调整变革，首先是从理论上的调整和转变开始的。二战后一直被西方国家奉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指导理论”的凯恩斯主义，在1970年代的“滞胀”面前却失灵了，从而遭到严厉的批评。取其代之而起的是“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思潮和学派，转而强调减少国家干预、提倡自由放任、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也开始调整和转变。如果说50年前，罗斯福攻击“垄断”，颂扬“政府”，寄希望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那么50年后，当里根总统上台时，却把矛头指向“政府”，他说：“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不解决问题，问题就在政府自己”。于是里根政府转而主张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更多地发挥市场自我调节的作用。1979年上台的英国保守党人撒切尔夫人也提出了大体相同的政策主张。1990年代各式各样的“第三条道路”，大体上也没有超出“新自由主义”的调整变革的方向。
第四轮：2008年开始的新一轮调整变革，看来其特点和调整的方向恰好与上一轮是反向而行的，强调不能放任市场的自发作用，而要适当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而引来了“美国也在搞社会主义”的议论。国家干预的作用得到强调，但市场的作用也不可能被否定的，总体而言还是在“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之间调来调去的问题。但究竟怎么调整，还值得继续研究观察。
资本主义总是在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之间调来调去，始终不放弃任何一手，这是值得社会主义参考借鉴的。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江泽民同志当年的解释，那就是同时运用市场与计划这样两手的经济，也可称之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他是这么说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能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问题。”我们现在强调市场经济，但不是不用国家计划这一手。如果说过去完全迷信计划是极端，那么现在反过来，如果完全迷信市场也是一种极端，要不得。我认为，既然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践也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这么“两手”，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取资本主义之“长”（市场经济）来补我之“短”（国家计划之弊），就一定会做得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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