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善和[1]2002年在《城市化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文中指出从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来看，阶层结构的比例失调，往往是引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或者会使一个社会难以应对其他原因引起的经济社会危机。我国现阶段以农业为唯一或主要职业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占劳动人口的44%，这种不合理的社会阶层比例结构，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我国现阶段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经济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内需持续萎靡、经济增长乏力；政治方面社会治安恶化、两极分化加剧、民主改革举步唯艰。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使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深化，在加入WTO后的更加开放的背景下，增加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不合理的直接表现就是城市化水平低，大量的劳动力在农业领域沉淀，没有能够及时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其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约束。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我国的当务之急，这已经超越当前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而具有深远的意义。以追求社会“效率”为目标的经济学，当然也不会忽视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课题，论文就旨在探讨如何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和城市化进程，以期从理论上对其做出分析和解释，并在实践中给以力所能及的指导和帮助。本文的逻辑顺序是，首先对本文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城市发展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理论进行了介绍和归纳，然后转入我国的城市化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分析。在对我国城市化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分析中，文章沿着这样一条逻辑主线，首先历史回顾、现状特点、制约因素，然后可行性、必要性分析，进而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战略实施的政策选择。在篇章结构的安排上，论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概念的界定和理论的演进；第二部分是我国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程<WP=3>和现状分析；第叁部分是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转移出路；第四部分是我国城市化的路径依赖和制度选择。第一部分中首先对城市、城市化、剩余劳动力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发展演进过程进行了介绍和归纳。第二部分首先回顾了我国城市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程，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城市化落后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的现状特点，随后从五个方面分析了造成我国城市化总体水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现状的原因；第叁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工业基础和农业的发展以及巨大的城乡差距说明加快城市化是可行的选择，其他转移渠道的严峻形势又使我们不得不依靠城市化来转移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当然现阶段加快城市化进程还有其他的意义，如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刺激内需，以及进入WTO后强化我国粮食安全，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还有区域协调和促进西部大开发。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对如何实施城市化战略的政策建议，建议首先是城市化道路的路径选择，也就是我国的城市化走什么样的道路，在明确了城市化道路之后，又提出了实施城市化的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降低劳动力流动壁垒、增强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调节农村劳动力供给和城市建设中的公共产品四个方面。本文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探索：1、城市和城市化的理解。虽然城市和城市化成为了当前热门话题，但对其概念的理解并没有统一。概念认识理解上的差异不仅使理论的研究没有根基，而且影响到我们具体的实践活动，造成实践中许多违背客观规律的愚昧行为。在城市的理解上，笔者认为城市具有四大特点，即集聚性、效益性、辐射性和系统性，城市的本质在于这几个方面，城市是四性的综合体。对于城市化的理解，笔者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以人口的集中为重点的资源集聚过程，是追求效益集约的过程，是城乡互动的过程。城市化的具有叁种表现形式：即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结构的提升。2、城市化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通过有关的城市化理<WP=4>论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分析和介绍，笔者认为城市化的动力来源于效益的追求。人口、资金等要素向城市移动是由于集中带来了集聚效益，这也是扩大意义上的外在规模经济。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移动的动力或必要条件是工业基础、农业剩余和农民的自由转移权利，自由转移权利实质上就是为了疏通人力资源流动的合理渠道。对城市化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机制认识，笔者又应用到对我国城市化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程和现状的分析中，并以此为基石来分析现阶段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可行性和对政策取向的建议，政策建议中主要围绕农民的自由转移权利来进行。3、城市化现状的认识。我国城市化水平是高还是低，人们一直争论不清。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低，为证明这个观点，论文从其他国家的城市水平，我国的工业化水平，人们的收入水平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为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观点，论文反驳了两类相反的观点，一是以农业基础出发，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比较高；一是从数据统计标准出发，认为我国乡镇企业吸纳的剩余劳动力没有统计在城市人口中，实际的城市化水平已
韩伟静[2]2016年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培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各国、各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都会经历城镇化过程。现阶段,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但是我国也正处在快速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伴随着城镇化,这必然会引起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农村人口的转移。从本质上看,城镇化就是农业人口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和集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使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社会变迁。长期以来,“叁农”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其核心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农民要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在经历城镇化的过程中迅速转化为城市人口,首先就要解决农民的转移和融入城镇问题,而影响转移的一个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就是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综合能力,即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职业培训问题。特别是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导致“技工荒”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解决好农民工“就业难”和“技工荒”问题对于中国的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普遍存在的规律,也是一个国家从二元社会转化为一元社会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特色城镇化的进程中,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一般需要经历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化,第二个阶段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变。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工市民化,而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的综合水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向城市就业,就业领域覆盖了叁次产业,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大部分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偏低导致产业人力资源供给侧与需求端产生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即人力资本市场出现严重的“总量过剩、结构短缺”问题。农民工群体职业流动性高的特点,对社会、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必然造成不利的影响,相对于城市劳动者而言,农民工在就业层次、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处于显着的弱势地位。实践证明,只有思想道德和工作技能综合素质较高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才能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才能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才能更快地适应和融入城镇生活。由于文化、教育、能力水平的差异,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让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培育市民理念,享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得到政府的高度认同,使他们正式成为城镇的“主人公”问题已迫在眉睫,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内在要求,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在需求,也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素质提升和职业转型、实现农民工收入增长、加快城镇化进程,有助于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伴随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快速城镇化,农民工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他们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我国社会生产逐步从人力资源密集型向专业技能密集型转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放缓,将需要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而我国人力资本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并且农民工自身存在流动性高的显着特点,对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必然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相对于城市劳动者而言,农民工在就业层次、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处在显着的弱势地位。所以,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素质提升的需求。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综合素质和劳动技能,还能够缩减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促进人力资本市场供给侧改革,并且直接影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根据《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的微观数据,利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的因素,并注重分析其中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研究发现：(1)教育水平显着影响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随着农民工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更倾向于参加职业培训,般教育水平越高,人力资本水平也越高,从而促进农民工收入的增加,这会为获得更多的职业培训提供经济基础。(2)农民工的年龄、工龄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需求为倒“U”型关系,具体来讲,随着工龄和年龄的增长,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需求不断增加,随后出现下降趋势。(3)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存在显着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所以,政府在提供政策支持和设施建设时要注意公平性,充分考虑地区和性别差异带来的影响,提高低收入农民工群体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合理释放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4)政府累积补贴和参加职业培训的累积花费都显着影响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政府累积补贴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参加职业培训的累积花费与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概率呈显着负相关关系。针对以上对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的分析和实证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农民工职业培训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和农民工的良好合作才能稳步推进。完善农民工职业培训市场机制,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府监管的培训体系。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为农民工职业培训提供法律依据,逐步推进农民工职业培训市场的法制化。第二,政府应该注重农民工思想道德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同时要注意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需求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特别是低收入的农民工,不断推动教育公平的培训体制,让社会弱势群体获得平等的教育培训机会,从制度上为农民工参与职业培训提供保障。第叁,提供符合我国农民工需求的职业培训,适应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工作的职业技能要求。农民工对职业培训的需求较大,但是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存在高流动性,所以企业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不足,政府要给提供职业培训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第四,鼓励企业和农民工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提高企业提供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和培训机构的资源优势有效结合,合理安排职业培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实际需求界定培训内容。第五,实现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多元化和系统化。实现培训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职业培训积极性。加大培训补贴支出,建立健全农民工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将培训与就业推荐结合起来。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要积极利用各种资源提高农民工就业水平,为农民工提供优质的就业服务和指导。健全和完善资金投入制度,为职业培训提供经费保障。经费短缺是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的主要瓶颈。目前,政府财政对农民工职业培训投入有限,在此情况下,农民工培训经费筹集要从其他渠道着手,采用“政府+企业+农民工”共同出资多元化模式。政府财政主要提供基本的培训保障,企业主要为农民工提供上岗培训,农民工个人则主要从个人职业规划出发有选择性地参加培训。政府财政资金要落到实处,企业要从经营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并可以申请税费减免。第六,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建立农民工职业培训新平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普及,为开展职业培训创造了新的环境和条件。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工作观念、生活观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构建网络职业培训平台,能够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的进一步提高。第七,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评价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探讨构建农民工职业培训评价指标体系,提高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实施效果。
王敬贤[3]2011年在《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当前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不可回避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建国以后我国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转移,进入21世纪,我国出现了“用工荒”,剩余劳动力绝对规模大与局部地区劳动力缺乏现象并存,引起学界众多纷争,对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存在研究分歧。本文通过对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定量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各个因素,探寻转移背后蕴藏的重大理论和政策意义,为政府有效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本文论述的逻辑结构主要是：结合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背景,通过对国内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回顾与总结,对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进行研究。同时结合我国二元经济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特征,分析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我国出现用工荒的现实矛盾,并由此展开本文论述。本文借鉴吸收国内外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理论,结合我国当前国情,构建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分析框架,分析我国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和趋势,找到影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部动因和外部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对“用工荒”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当前不存在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本文分为四个部分进行分析：(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理论研究。此部分运用理论分析的方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进行回顾,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突破了已有理论的假设前提,出现更为复杂的特征。(2)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动因与因素研究。此部分对我国现阶段的劳动力转移现状进行研究。首先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研究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模式下劳动力转移；然后,运用实证的方法对现阶段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土地制约、工资制约、住房制约和发展制约等新变化进行分析；第叁,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得出当前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症结在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扭曲,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力和拉力消失,同时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大量低人力资本积累的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的稀缺并存,就业结构失衡,企业发展模式低端等问题。同时其他因素例如权利的丧失、制度公平的丧失、经济势差缩小、转移的成本收入制约等也是重要外部影响。研究发现影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变量为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城市工资水平、人力资本积累、制度环境等。(3)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方法的运用,研究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发现成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无不与工业化、城市化关联。尽管各国发展历程不同,但它们都通过创造劳动力转移所需条件和环境,成功实现了转移目标,这些都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启示和经验。(4)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本部分通过定量和定量的分析,对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变量进行政策建议。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得出：必须保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进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优化农民收入结构；适时实现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升级；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优化就业结构,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此外,加大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加强教育和就业培训；提升政府管理水平,改革社会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建议。
张安良[4]2012年在《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文中指出山东省不仅是一个经济大省,也是一个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21亩,低于全国1.38亩/人的平均水平。调查资料显示,目前山东省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约为532.6万人,其中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约为439.77万人。再加上,山东省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前半阶段,这一阶段正是加速农业人口非农化时期。因此,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论文共分十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选题的意义,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相关理论,第叁章对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变动和剩余进行了分析和估算,第四章分析了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和现状,第五章对影响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对农业产出、农民收入的影响以及负面效应,第七章对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问卷调查分析,第八章指出了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九章对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对策与建议,第十章是本论文的结论与讨论部分。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山东省自解放以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与趋势做了一些比较分析,就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剩余状况、影响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效应做了重点调查研究,得出了一些富有创新性的结论,对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相关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存大、增速快,据估算山东省目前尚有800多万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往农业、在农村,不仅是一种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而且会造成巨大的经济代价损失。据测算,从1980年到2011年,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对山东省大约造成了相当于这30年GDP总和的26%的经济损失。所以,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途径,尽快推进山东省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化与转移。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转折点,明显地划分为两个时期：改革开放以前,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制于人民公社体制和城乡隔离体制因索的约束,转移波动大,但总量小,转移渠道较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各项制度政策的松动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开始以较大规模、较快速度进行。目前,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正处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叁阶段,即工业化社会阶段,并将持续维持至少2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非农产业的增长速度、城市化进程、各项制度政策的完善以及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的改善将成为决定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和速度的几个主要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尽管很好地促进了山东省GDP的增长,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是大批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农业持续稳定增长和农村长期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数量必须要有一个限度,否则会出现新的社会矛盾。尽管山东省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但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制约,目前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仍然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劳动力转移成本过高;二是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仍然偏低；叁是转移劳动力就业培训缺乏；四是政府就业指导与帮扶不足；五是劳动力转移信息不畅；六是农民工工资拖欠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山东省农村劳动力的快速合理转移。本文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合理的对策与建议：一、政府职能上,提供公共服务产品,降低转移成本；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加强对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和领导；保障劳动力转移的合法权益。二、产业政策上,挖掘农业就业审间;大大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第叁产业。叁、社会政策上,加强户籍制度改革;制定劳动力转移的培训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只有落实好这些对策与建议才能保证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的转移。
廖永伦[5]2016年在《基于农村就地城镇化视角的小城镇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镇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以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的视角为切入点,着重对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载体──小城镇──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首先,详细分析阐述了中国城镇化面临的国际国内背景,指出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出了亟待解决的系列问题。第二,辨析了城市化、城镇化与农村城镇化;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农村就地城镇化与小城镇等几组概念,并首次对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与就近城镇化作了明确的空间范围界定和空间层次分析,提出了小城镇是就地城镇化的主要载体观点。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城镇化、农村就地城镇化和小城镇发展的经典理论和经验模式,为本课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第叁,重点分析研究了小城镇发展的外在关联和内在建构。小城镇发展与国家整个城镇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和政策环境等外在因素紧密相关,包括与国家选择何种城镇化道路、小城镇在农村就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小城镇与大中城市的关系以及小城镇与农村的关系等,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小城镇体系构建、模式形成、产业支撑和规划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了小城镇内部建构问题,认为这是小城镇发展的关键。提出必须构建起适合农村就地城镇化发展的小城镇体系,进行合理的空间分层,完善小城镇的功能;选择适合不同地域小城镇发展的类型模式;建立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大力发展产业;加大小城镇规划建设力度,创新小城镇基础设施和居民住宅建设模式,规划建设功能完善、产业发展、人文特色、生态和谐的美丽小城镇,为农村人口迁移到小城镇实现就地城镇化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最后,提出促进新型小城镇发展的对策建议,认为应加快小城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制机制、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为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的实施和小城镇发展提供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通过上述系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在国内外背景发生重大变化,国家重视发展小城镇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意愿和迁移方向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城镇化路径模式已经发生转变,从传统异地城镇化主导的路径模式逐渐转向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路径模式,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农村就地城镇化路径符合中国的现实发展要求,能够满足老百姓实现城镇化的愿望和需求,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的现实路径选择。
翟振才[6]2006年在《中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可见，如何解决好“叁农”问题，是全党、全民和全社会所负有的责任。作为农业省份的中部地区，其“叁农”问题比较突出，目前还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转移中部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解决中部地区当前“叁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是全面提高中部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同时又能进一步促进中部崛起并发挥“联东带西”的作用。本文首先回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并系统介绍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模式。然后，介绍了中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特征及其主要模式，研究和探讨了制约中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最后，针对中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提出了进一步推动中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袁中金[7]2006年在《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小城镇发展战略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对要不要发展小城镇和如何发展小城镇的认识却存在巨大分歧，以至于中国至今没有一个系统的小城镇发展的国家战略，来对小城镇的功能与地位、发展的目标与原则、发展的重点与路径、以及制度和政策等保障措施进行统筹安排。整体发展战略的缺失导致我国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中产生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使人们进一步质疑发展小城镇的意义。面对即将到来的小城镇发展的机遇期和转型期，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和国情的需求与限制，迫切需要对小城镇发展的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本项研究以全国1800多个中心镇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作者近3年主持和参与的数十个小城镇规划实例和十余项有关城镇化、小城镇领域的重大科研课题所积累的文献、实地调查资料及理论思考成果为基础，首先对小城镇发展的历史、现状、问题和国内外实践经验及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进而在深入分析了国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资源、环境、人口、就业压力和经济与城镇化转型等国情演变，以及小城镇自身由量化扩张到综合功能提升为主的转型阶段特征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构建了理解和把握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城乡二元分析框架，提出了2大功能、24字方针、5个战略重点的小城镇发展总体战略，并对5个战略重点及其实施的政策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小城镇发展战略。全文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导言。主要讨论了为什么要进行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以及研究的意义，重点论述了中国小城镇目前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和战略转型期，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急需对全国小城镇发展的宏观战略进行研究，以回答中国小城镇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导言第二部分主要总结了小城镇发展当前面临的4个方面的背景情况，即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紧缺的资源环境、转型的经济和城镇化、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导言的第叁部分主要介绍了本研究中小城镇的基本概念和研究的基础材料情况。 第二章，小城镇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和理论评述。通过分析国内外小城镇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了国际发达国家的小城镇在城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有关小城镇发展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综合分析；通过对国内小城镇研究文献的阅读，从小城镇地位和发展模式、小城镇经济发展、小城镇社会转型、小城镇制度创新等方面对小城镇研究的成绩和问题进行了剖析。 第叁章，一个基于城乡二元关系演变的多维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特殊城乡二元结构生成机理及其与小城镇关系的分析，认为乡村对城市的投资和发展红利的回馈乡村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只有把小城镇放在城乡二元框架下，从
宋丽敏[8]2007年在《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使农民通过向城镇转移并最终实现市民化是解决叁农问题、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最有效途径。伴随着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到城镇务工经商,而城镇内部正面临着沉重的就业压力,城市化形成的人口乡城迁移会进一步加剧城镇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城镇现有的就业形势也会对人口城市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如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能力直接影响到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水平、企业职工的下岗失业状况直接影响到乡城迁移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则直接影响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向。因此说,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相互影响的两个重大问题,对未来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城镇就业趋势进行科学的预测、对人口城市化背景下城镇劳动力供求关系进行理性的分析,对现有城镇就业形势下人口城市化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二者未来的协调与发展做出合理的设想,意义尤为重大。本论文以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以经济计量模型为工具,采用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趋势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阐述了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的相互关系,实现了实证、理论与方法的统一。研究成果既丰富发展了相关经济理论,又对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协调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论文的写作主旨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的关系,并判定二者之间是完全对立、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还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协调关系,抑或存在某些矛盾,但绝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如果二者之间的矛盾可以调和,有没有这样一条均衡路径,既可以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又能缓解城镇就业压力,而这一均衡路径的实现又需要怎样的制度基础。为此,本论文运用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特别是人口城市化与就业的主要原理,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考察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的发展状况,分析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二者协调发展的均衡路径,并探讨缓解二者矛盾的发展策略。本论文共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提供分析的理论基础,序言部分叙述了论文的写作背景、研究基础、基本结构、方式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阐述了人口城市化与就业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后续研究做好理论铺垫。第二部分主要是提供分析的现实基础。第叁章首先系统分析了人口城市化的现状,并得出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基本符合世界城市化发展阶段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于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以及二元经济问题是制约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原因等结论;其次对城镇就业状况进行了现实的考察,发现了城镇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吸纳就业能力下降、叁次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差距较大等问题。第叁部分主要是对人口城市化和城镇就业的关系进行理论和现实的研究,是全文的重点。第四章在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下纳入了人口学与统计学的研究方法,以未来人口城市化水平发展趋势为基础,采用队列要素法客观估算和预测了未来城镇劳动力供给趋势,并结合基于经济增长的劳动力需求趋势,进行劳动力供求的均衡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但与此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就业水平的提高,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关系,存在协调发展的可能。第五章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城镇就业水平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在理论方面,通过对托达罗模型的借鉴与发展系统论证了影响人口城市化的相关因素,尤其是探讨了城镇就业水平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口城市化的影响,在实证方面则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城镇失业率对人口城市化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城镇就业对人口城市化具有反作用,城镇就业水平直接影响到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可能性,人口城市化也是就业结构合理化的客观要求。第四部分主要是探讨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协调发展的均衡路径及实现策略。第六章借助于数量和现实分析确立了经济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降低劳动参与率以及统一劳动力市场对人口城市化与就业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增长是推进人口城市化和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物质基础,具有决定性作用,降低劳动参与率和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控制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城市化对城镇就业冲击的主要手段,统一劳动力市场是协调二者关系的现实选择。第七章对均衡路径实现的发展策略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以此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崔占峰[9]2006年在《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六届叁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这些内容既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要求，也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为研究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确立了新背景，提出了新要求。 在时代发生变迁的前提下努力体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理论的发展性和实践的创新性是本文的出发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全面揭示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特点、新动向、探索中国特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道路是本文的落脚点。 中国特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道路应该在总的指导思想和宏观思路中体现微观特色。应当把建立和完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引导机制和由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就业长效机制作为今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指导思想。这既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对历史经验的一般总结，更是对中国特色理论、叁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根本指导思想的具体运用。应该把深化农村分工分业基础上的农村新型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推动城乡就业一体化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宏观思路。这不仅是对马克思分工理论以及城乡对立运动理论的具体应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具体发展运用。这一思路立足于农村发展，在兼顾进城农民工有序、稳定转移就业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如何扩大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视野内。既能适应不同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要，还能促使劳动力输出地区由“寄养”于外地劳动力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变为依靠劳动力“自养”发展地方经济，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更主要的是有利于克服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的进一步加剧，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
邸加萍[10]2008年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协调发展区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建设正处于起飞阶段,这个时期也是各种矛盾集中凸显的时期。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中,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和社会等多个方面发展失调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焦点问题。本文从农村劳动力转移角度对城乡协调发展这一命题进行探索。文章在梳理前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协调发展论题的理论研究,剖析国内外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协调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以山东、河南两省为例,对两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两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进行了定量计算和综合评价。然后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协调发展的推力效应为纽带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以河南、山东两省为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五种推力效应。文章最后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发展协调度指标体系,并以山东、河南两省为例进行了定量计算和综合比较评估。文章总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给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的难点和不足。第二部分为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实践比较,对国内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进行了综述;然后对相关理论进行了评述;最后对国内外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践模式给出了对比分析。第叁部分为山东、河南两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比较和非均衡度分析。首先对山东、河南两省的转移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两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非均衡度进行了定量研究,最后分析了两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性形成机理。第四部分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协调发展推力效应比较。首先介绍了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五种推力效应。第五部分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发展协调度比较评估,构建了城乡发展协调度指标体系,并对山东、河南两省的城乡发展协调度并行了综合比较评估和定量计算。第六部分为政策选择,从政府、城市和乡村叁个层面提出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第七部分为结论和讨论,给出了文章的基本结论,并对文章的不足之处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第叁、四、五为本文主要部分。本文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综合运用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哲学、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采用统计学、系统论、社会经济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做到了文献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交流与互动相结合。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为劳动力吸纳型转移,而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为劳动力输出型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五种推力效应可以有效地推动城乡协调发展;通过计算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发展协调度可以得出,两省城乡协调发展水平都处于较低水平,但山东省较河南省稍高。
参考文献：
[1]. 城市化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D]. 贾善和. 西南财经大学. 2002
[2]. 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培训研究[D]. 韩伟静. 山东大学. 2016
[3]. 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D]. 王敬贤.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4].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D]. 张安良. 北京林业大学. 2012
[5]. 基于农村就地城镇化视角的小城镇发展研究[D]. 廖永伦. 清华大学. 2016
[6]. 中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D]. 翟振才. 湖南农业大学. 2006
[7]. 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D]. 袁中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8]. 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城镇就业问题研究[D]. 宋丽敏. 辽宁大学. 2007
[9].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研究[D]. 崔占峰.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10].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协调发展区域研究[D]. 邸加萍.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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