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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企业伦理？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冯仑
企业家永远都是“债务人”
史玉柱说他不同意“北有牟其中，南有史玉柱”这种说法，认为他和牟其中走的是两条路，我基本同意他这个说法。这两个人我都有比较多的接触，感觉这两个人的确有一个差别：史玉柱身上是有一个道德核心在里面的，作为普通中国老百姓，他内心中把好人、坏人分得很清楚；但牟其中呢，在他没出事的时候就觉得抓不住他内心，他甚至完全没有一个普通人对于好人、坏人的区分标准。以前他经常讲故事，讲的也全都是没有道德约束的故事。而史玉柱最终能把历史上的问题妥善处理，可以说他做到了“非常之道”，此举可能会给他赢得未来２０年的发展空间。
作为一个企业家，正常人的道德标准还是要有的。但企业家还有不同于普通百姓的道德约束。在市场日益规范的情况下，越往后走，道德的尺度（对做企业的人来说）就越重要。我个人体会，做一个企业领导人，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道德约束。
第一是你和股东之间有一种道德伦理关系。股东权益最大化，这是美国人讲的，翻脸不认人，这是硬道理，是（企业的）“纲”，剩下的都是“目”；第二是企业与政府的税收关系，这也是一层伦理关系，怎么正确处理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第三是企业与客户。你是给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最优的服务，还是欺诈客户；
第四是与员工。对员工的承诺怎么样兑现，其生活的基本权利和发展空间是否得到保证。
这四层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没法讲，太乱。中国社会处在变的过程中，这四个方面都搅在一起，很难讲。最近我去亚布力（首届中国企业家论坛），听周其仁讲信用关系，我觉得讲的非常好，我们都是负债者，因为我们跟股东承诺了，我肯定会赚很多的钱，我已经承诺出去就是欠，完不成任务人家就会说你没能力。我跟政府承诺了，你只要支持我，我就交税，你不交税就成骗政府了；你跟客户承诺，我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合理，服务更好，但是你的产品一旦有人投诉，就等于欺骗了客户。跟员工也是。作为一个企业领导，永远都是债务人，你一辈子就去痛苦吧，你一辈子就去还债吧，直到你不干了就还完了。或者你变成单纯股东了，是债权人。所以我觉得要用债务人的心态来处理这四个方面的关系，对我们自己来说就是多严格要求。什么时候把你淘汰出局了，你这个债务链条也就解决了。
在道德链条之上，实际上我们永远都是债务人，是债务人就要摆正位置，我觉得这是未来新道德的一个核心。普通老百姓常觉得有钱人都是坏人：你钱从哪来我们觉得怀疑，什么肮脏的血呀，有了钱以后你又会恃强凌弱。我们就处在这种环境下。所以我还是赞同其仁说的，你只要坚持这样一个观点———你对你未来的预期到底是什么？从而决定你自己是不是要坚守（信用）这些东西。正派的成本非常高，做一个好人实际很痛苦，严格要求自己、高瞻远瞩、克制忍耐、任劳任怨，哪个词真做到都很累。所以我是比较赞成其仁的说法，我觉得这么对就坚持了，反正没坏处，自己累点就累点。一句话，好人也不白做。
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刘持金
生存，还是责任？
１９５０年，芝加哥大学弥尔顿教授的一篇论文获得了当时的诺贝尔奖，很可惜他当初所赞同的观点与我们今天所谈的观点恰恰相反———企业的最终目的，是企业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这是他最终的结论。当然在文章中他采用了很多的例子说明为什么企业的责任不是社会责任，不能把社会义务作为企业的首先责任。
非常碰巧，在最近一期的商业周刊中刊登了一本书的摘要，这本书采访了２０位全球最著名公司的总裁，其中有两个人隐约谈到这个问题。美国运通信用卡公司新上任的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ＣＥＯ（历史上美国运通公司一直是白人掌管的贵族企业），他回答这个问题非常明了：企业只有在盈利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承担社会责任，如果我本身没办法生存，我就没办法承担社会责任。
哈佛商学院的一个经典案例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老师曾经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登山队在登中国的喜玛拉雅山，登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了上一个登山队遗留下的一名奄奄一息的队员，这时这个登山队长要做一个决策：我们这十几人走到半山腰了，是把这个人抬下去，破坏我们登山队的计划，还是把这个人放在这儿？因为这个人也不是我们队的。
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形象，一个企业往前冲的时候，必然要遇到一些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你作为一个总裁，你该做什么决策？你完全可以说我牺牲这个团队的目标来拯救这个队员，把他抬到山下，咱们从头再来。这个故事在哈佛商学院是个经典的故事，每一届的学生在第一个学期要听这个故事，每个新生第一个星期要谈的也是这个故事。所以我觉得企业的伦理道德在西方也是非常受重视的，要不这个故事也不会成为哈佛商学院第一个学期第一个星期的第一个案例。
马克·里奇的故事
关于财富良心，我想举国际上一个非常热门的例子，马克·里奇，他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离开白宫前最后两个小时获得了总统特赦令。这位马克·里奇算是一个“经济犯罪分子”———他大概欠政府几亿美金的税收，逃到瑞士去了，把美国国籍也放弃了。马克·里奇为什么得到总统最后的特赦？当然有很多人证明这中间是不是与克林顿夫人的竞选基金有关，但人们知道，在过去那些年里，身为犹太人的马克·里奇为以色列等国累计捐出２亿多美金，包括建孤儿院和学校。而他当年在里根总统禁止跟伊朗做贸易的时候，与伊朗人做了贸易，按照美国的说法，这是既没良心又违反法律的事情。但从他２０多年来做的慈善事业来讲，他又非常有良心。看起来似乎很矛盾。所以在克林顿离开白宫前的当天晚上，以色列总理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把电话打到他办公室，专门为马克·里奇说情。
我想这个事情蛮复杂的，他做“非法贸易”赚了那么多钱，然后又扔出好几亿美金去搞慈善，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他没有去帮他，但却利用了自己的影响
最后我想再说一个小故事。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是Ｊ·Ｐ·摩根投资银行。Ｊ·Ｐ·摩根的儿子有一个同学在纽约成立了一家公司，非常需要融资，就找了Ｊ·Ｐ·摩根的儿子：咱们是老同学，好朋友，你能不能到你爸爸那去帮我在投资银行融资。摩根的儿子当然很愿意帮他了，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他爸爸———我们也可以检验一下资本主义的投资银行怎么来把握这个尺度的———摩根当时并没有答应帮助他，他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星期一纽约股市开张的时候（当时Ｊ·Ｐ·摩根是纽约股市最有影响的人物），叫你的同学来跟我一起去上班。星期一一早，股市一开张，那个同学跟在Ｊ·Ｐ·摩根的后面走进交易场，大家都跟摩根先生握手，“Ｇｄｍｏｒｎｉｎｇ摩根先生”，但是大家都很疑惑，后面的是谁呀？
摩根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个小伙子在一个星期内把所有的资金都融到了。他没有去帮他，但他利用了自己的影响。所以在责任和良心之间，我真的很难给出一个答案，没法给出一个清楚的答案。我讲这些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联合运通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张树新
投资良心还是投资财富？
我首先想提几个问题。
假如企业家的财富只能来自良心出卖，或者说你的生存环境如此，那么良心与财富什么关系？你选择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资本积累的血腥，但是如果（在原始积累阶段）你说财富其实没有良心，那时候人家会说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这就是８０年代后期所谓知识分子与财富聚敛者的矛盾，我想这个矛盾在全世界都发生过。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人在讲良心？是赚了很多钱的人坐在这儿讲良心，那么问题出来了———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是什么关系？
其实企业家并不是财富惟一的拥有者，有很多财富与企业家无关，比如英国贵族的财富，全世界最大的财富还在哥伦比亚最大的毒品家族里。但是在财富与良心之间，这些人是怎么平衡的？假如我们这个阶段的价值观都是笑贫不笑娼的话，那么就没有财富良心的问题了。财富就是一切，财富可以买来一切。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儿，一群企业家，讨论良心，已可以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进化了”，并且进化到了一定程度。
纳斯达克狂跌，全世界．ＣＯＭ惟一没有跌破招股价的就是李嘉诚家族的ＴＯＭ．ＣＯＭ，他们的．ＣＯＭ招股价是１．７８元，现在是２．１元，（大家知道搜狐当初的定价是４元，）为什么他们把招股价定到那么低？因为当时李嘉诚说了一句话：我做这件事情不是跟风，我是让香港人赚钱，因为香港人在过去回馈了我很多。股票发行当天涨到１８元钱，这个钱不是李嘉诚赚了，而是香港人赚了。所以到今天为止，他们没有骂李嘉诚。那么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已经掌握财富的企业家，他的良心投资、财富投资与他未来有怎样的关系？
我曾在洛杉矶住过一段时间，那儿有很多台湾人，赚了很多钱之后他们捐出财富放弃产业，参加“慈济”———台湾最大的佛教团体。我问过其中的一些朋友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他们赚了很多钱，但没有找到归属感，他们把钱全都捐给了慈济，然后慈济（基金会）把钱捐给全世界受灾的人，他们觉得这样就找到了精神归宿。
这算不算是一种财富良心？他们的财富的积敛过程可能与良心没关系，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就专门讲良心了。所以，我讲良心与财富没有关系，有的人讲良心，有的人就是不讲良心，有的人就是一件小事也讲良心，有的人做一点小事他也不讲（良心），这是人的问题。
中国企业家最欠缺的是“信用”？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
塑造“船长”精神
企业家的警觉
商业的历史是经得起长期检验的一些东西，其中有一个东西就跟今天讨论的问题有关，不要认为这个东西是虚的，有的坎有时就是过不去，一个好的企业家被检验生存下来了，一招两招不算，几十年代起的家，过多少年他还在，那一定有他的道理。
好的企业家，他会有一些警觉性，也许讲不出很多道理，但他会知道，内心告诉他：我在碰一个危险的东西。我举个例子，香港很有名的、把中国大陆红筹股做起来的、１０年里跟欧美同行杀过一场的投资银行“百富勤”，它死在什么地方？就在一件事情上：进了印尼，总统的女儿要求帮她融资，中间有个“过桥贷款”，投资银行是靠自己的信誉帮你去组织融资，一般不会拿自己的钱去垫，但是百富勤，它是亚洲型的，亚洲是“领导权威”，很可怕，总统的女儿，你给她垫５亿美金，小事情嘛，哐！进去了。两个礼拜以后，印尼币贬值。这就是一口气呀，上不来，百富勤就这么死了。
后来我跟美国投行的人讨论这个事儿，欧美活下来的投行，不要说总统的女儿，就是总统，他也不给你垫这笔钱，他有一个警戒线这个事情是不能去碰的。
钱财不够用之辈
不久前我写了个东西，叫《企业家是钱财不够用之辈》，钱财不够用的才当企业家，我要跟流行的认识捣乱。现在大家都认为企业家是大款，有钱人，这种倾向是有问题的。你到欧美去看，企业家给人一个什么印象，他的钱永远不够用。不是跟他的消费比不够用，是跟他做的事比不够用。你不管他财富排世界第一、第二，你去问他，不够！跟他心目中要缔造的帝国相比，太小了。
这就引出一个逻辑，企业家要非常重信用，因为你钱不够，你再多的钱也不够，一定要用社会的钱，用社会的资源。
通过欠社会来为社会做贡献
企业家是通过对社会所欠来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家为什么让你欠？有一条要相信：不要认为普通人很笨。因为很多做鬼的人他老是认为普通人很笨，凡是信这个信条的人最后要被淘汰，因为人家的钱虽然很少，但因为那点钱对人家很重要，他不会上了这个当再上别人的当的，上了当的信号会在社会上留下来的，这个信息现在没有被很好地收集，但未来一定会被很好地收集。
信用体系就是在企业家的野心之间拿社会资源去做分配。我想做很大的事，他也想。为什么他做成了？社会资源为什么汇集到他那去了？就跟他的行为有关。一个守信的企业家，非常重要的是他能获得更多的去欠社会的机会，包括资金，包括人才，也包括其它的资源。
中国的企业家应该跟国际上的企业家一样，他身上发挥出来的味道是告诉社会我钱不够用：我老是欠，我要跟银行借，我要跟股东去融。
所以不要认为企业家是有钱之辈，企业家有钱就会麻烦，行为就会偏离出发点。你既然钱财不够，就要用社会资源，要使用社会资源就一定要讲信用。不跑的船长
我始终觉得史玉柱的故事蛮好，欧洲人经常讲ｃａｐｉｔａｌ（船长），在美国这个职位现在还令人尊敬，船长最重要的行为，是沉船的时候他不跑，你看泰坦尼克号那个船长，我觉得在那里看到的最感动的是这一幕，不是男孩女孩的故事。船长是不走的，虽然他可以走。企业在商场里肯定有摔跤的时候，总会有阴差阳错，总会有过不去的坎，你怎么样？你先跑了，你身家性命不敢拿出来。我怎么找来的，我怎么也要还，我不能留下欠人家的东西没还的记录，直到生命结束。就需要这点精神。
现在中国垮的公司这么多，ｃａｐｉｔａｌ很少，没有看到这个船长精神。你守信，在你困难的时候经济上就会有一些支援，这口气就断不了。所以这样你并不吃亏，在做生意的时候，总会有现金。那根线很细总会要断，守信与不守信在这个时候就知道它的价值了。守信的，上海人讲的，“一句闲话”；不守信，牟其中也算够厉害了，一圈一圈最后那个坎过不去了。我倒不是成败论英雄，因为中国规模很大，你可以蒙很长时间，这是我们信息披露制度不好，我们没有习惯做生意信用调查，慢慢完善以后，从长期生存检验来看，像牟其中这种现象，机会应该是越来越少。
生存检验是非常无情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也可以信这一套。要看各位预期怎么样，你觉得你的生命足够长，而你的想法还足够大，那我觉得选择守信的策略是一个比较优的策略。
遇到最坏的情况，你是不是有一点船长精神，把荣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我想这个精神对优化中国商业环境肯定会有影响。
西安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
今天的企业家应该有点使命感
“财富良心”这个话题很有意思。今天大家谈的比较多的就是史玉柱，我想在座里边，我与史玉柱认识时是最早，史玉柱在深圳做６４０２汉卡的时候我们就合作很多。首先我承认他这个人是有良心的，他是想做事的，但他今天这个行为，我觉得仍是一种商业行为，不一定就是良心驱使他去这么做的。因为史玉柱认识到他的信用价值是他必须要过的一关，如果要在中国做事，就必须迈过这一关，否则根本不能在中国做事了。
我觉得史玉柱比过去成熟了许多，他自己也说希望今后的商业行为更加成熟一些，更加长远一些，过去的很多东西可能太短视了。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讲良心，必须要具备基本的道德，否则他也办不了企业。但是从他企业经营的商业行为来讲，不一定都是有良心的，这是两码事。在真正的商业行为里面，不是说你讲了良心你就是英雄，在这里我们可能要区分一种作为企业家个人良心，和作为企业商业行为的良心。中国很多企业还没到能够讲良心的时候，但是中国社会要求所有的企业家要讲良心。这其实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国家领导人讲“以德治国”，说明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了。
今天这个话题使我觉得，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应该有点使命感。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慢慢变成市场经济的社会，今天的道德体系、信用体系，由于具有商业功能，很大程度上应由企业家来建立，这时候在企业家中讲道德、讲良心、讲财富良心这种关系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很大的文章。
易中创业文化交流公司战略顾问宋新宇
中国企业将越来越需要信用
三个基本标杆
照我的看法，我们对一个企业或者对一个个人应有三个标杆。一个最基本的标杆是法律的要求，这是最最第一的，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个人至少应该达到的。当然有中国的国情，能不能达到，大家可以讨论。第二个，一个企业也好一个个人也好，应该有对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的要求。这一点按西方人或者西方企业的理解，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而不是社会强加的。而第三个标杆，就是最高的标杆，就是一个人的良心或者一个企业的良心。比方说，你挣了钱以后你去做什么。你去做慈善事业、办教育，或者做其它事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职业道德问题。
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越高未来的机会就越多
在做咨询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次“德国企业在中国”的调查。德国企业在中国投资项目不多，但是量都很大。调查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德国对中国企业的看法或者对中国合作伙伴的看法。结果显示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人的信用问题。通常对德国人来讲，“一个合同是一个合同”，而中国人就会讲“合同就是合同”；从对合同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到两个社会或者两个经济的差别。我是相信中国会越来越需要信用、信誉的。
实际上从一个企业的长远的发展来讲，你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越高，你未来的机会就越多，对你的发展也是越有利。在德国最富的一个家族是阿尔布莱西德（音）家族，他的公司叫阿尔第（音）
———凡是在德国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折扣店，卖最便宜的食品，但都是名牌产品，质量绝对有保障。他对顾客有一个承诺，就是最低价格。为了达到这一点，通常是当一个供应商提出商品降价的时候，没等新进的商品到货架上，他就已经开始降价了。也就是说，原来高价买的他也要低价卖出去。因为他要达到他的承诺。而我们商家的作法是，我正好有一个机会，来借这个机会多嫌一笔钱。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行为准则：永远不提高商品的利润率。一方面，他会用尽一切手段把成本保持在一个跟同行业相比最低的位置也就是１１％，利润则永远不会超过２％。也就是说如果成本能降下来的话，他会把利润让给客户。这个企业从１９４９年左右发展到现在，成为德国零售领域最大的一个企业。这个家族也是德国最富的家族。他们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十个家族之一。
纯粹以盈利为目的通常很难长久
我们过去也讨论过，中国企业家为什么短命，或者中国企业为什么短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太看重眼前一时的利益。
前面几位也讲到，一个企业成功的真正的标准是看这个企业能不能生存下去。而能不能生存下去，我认为还要再加上一条，是不是能够长期生存下去。在德国有一个说法，很多企业能够创造所谓的三年期，好就好三年，在三年里它可以从零做到十亿，做到二十亿，做到七十亿，但是这个好过之后，跌的也很快。所以真正看一个企业成功还是不成功，应该看它的三十年，而不是看它的三年。在很多人的眼中，做企业应该是盈利的，但是我对德国很多企业研究、对他们咨询最后发现，实际上如果一个企业纯粹以盈利为目的的话，通常很难长久。那些真正长命的企业，通常都有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让他的客户群满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的一个朋友———施坦威（音）钢琴的中国首席代表，他告诉我，世界上９０％称得上钢琴家的人只是在有施坦威钢琴的时候才去演奏。而施坦威的做法是，１５０多年来只追求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为钢琴家做最好的钢琴。就是这个简单的目标让它长盛不衰。
企业家应该怎样讲良心？
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
讲良心是做人也是做企业家的基本准则
中国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特定时期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要面对全球跨国公司，面对他们的竞争和合作，可能也要面对两种道德观，两种价值观。不管是我们本土化的还是西方的，这个游戏规则里边有的是法律约束的，你必须遵守的，有的是法律之外的，靠我们自己来评估。比如说，刚才宋新宇先生谈到起码的职业道德。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法律体系来约束你，还有多少职业道德可以讲？如果说没有法律来约束每个人，我们还有多少人在讲良心呢？我觉得良心这个东西，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因为你不讲不行。还有一个你自己内心感到惭愧，你觉得这样做不公平、不公正。归纳起来，我觉得我们要对我们做的每一件事负责任，不管是你卖产品还是你从市场上拿了钱。大家会用钞票投你的信誉票，这是对你的真正评价。如果大家能够相信你，把钱交给你，那你首先就要追求它的价值的最大化。不管对投资者、对社会还是对家庭，都应该负起最起码的责任，至少在你的良心标准上，在你的价值观上都能有交待。
我觉得道德和法律，与商业规则，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统一的时候好掌握，对立的时候你怎样去把握？这是你应该在良知上来进行评判的东西。你觉得这样做对或不对，你用你的价值观来衡量。可能你认为现在不对，我欺骗了某某人，但是你知道，你在那个阶段是追求价值最大化，财富的最大化，财富多了，有那个实力了，你回过头来觉得我欠社会或者老百姓的，你可能要研究怎么去还账。我还归纳到冯仑的那句话，你什么时间欠了什么账你自己清楚，你今天不还，明天也得还上，这就是你做人的基本准则。
我们要面对全球跨国公司，面对他们的竞争与合作。哪些东西是我们应该永远保留的？哪些东西是我们必须引入的？怎么找到一个对接点，让两种文化、两种市场相互融合？靠规则。包括法律法规的约束，也包括道德的约束。
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
得了不该得的钱，到时会吐出来的
我讲一个我们自己的例子。由于我们几兄弟在四川做饲料发展得比较好，１９９３年我们就到上海投入５００万建了一个饲料厂，到１９９４年希望饲料在那里也打出了名气，来抢运饲料的船就在长江上排到几公里外，而且要２８天才能拿到饲料。这样的情况持续到１９９６年，市场开始稍微有一些疲软。这时上海公司销售部提出，因为饲料不好销，应该降低价格，但是原料价格居高不下。结果他们提出来是不是把质量做差一点，我们的总经理认为我们是名牌，好销，所以就真的把质量做差了。结果中间商占了大便宜，农民遭受了损失。春节过后，市场报复了我们，上海公司的饲料从１万吨一下跌到１千多吨。之后我到上海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认为我们透支了无形资产，赚了不该赚的钱。我在内部开会说，我们要向农民谢罪。我们没有原罪，但这个罪我们有。我们把所有的饲料价格都放在盈亏线上，与农民共同渡过难关，为此我们在华东实实在在付出３０００万元，到９月份，生产量又恢复到１万吨。
这件事说明，一个企业要想长期地在社会生存下去，要想健康地成长，它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它不能过分投机。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如果我们企业家把这个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机会上面，而忽略了对社会的承诺，那么这个企业是做不长的。不管现在多么红火，它是做不长的。目前中国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既然要加入ＷＴＯ，那么就应该回归到本质上去。那么这个时候机会就不会太多了。所以我认为中国企业家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抓机遇的同时，更要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培养自己的人才。从这方面下功夫，你就不会太浮，不会不道德地去获取更多的钱。获得这些钱，到时会吐出来的。对于史玉柱，实际上我很早就有预感，觉得他可能会再起来。现在大家评价他会不会还钱，其实在１９９８年年底，他就告诉我他一定要还钱。我说你怎么还？他说准备在江阴做实验（推广脑白金），然后到无锡，如果能成功，就去上海做，然后遍布全国。后来我看到他果然沿着这个模式走过来。这说明他已经非常谨慎，非常认真地对待资本。
史玉柱曾经问我，“这个巨人的牌子还能不能用”？我说肯定能用，但是得等到你重新把你的脑白金做起来，重新做到几个亿之后再用。因为现在你失败，市场不相信你。但是当你重新做起来那是不得了的。那是真正的巨人。所以那个时候他非常认真地去完成原始积累，后来又非常认真地去还钱。
这个事情我可以做见证人。
所以我认为史玉柱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而且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因为成功有它的偶然性，但是成功、失败、再重新站起，则确实是非常少见的。他的成功不在于他原来的成功，而在于他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研究史玉柱，对我们的民营企业有非常大的借鉴作用。它的意义不可低估。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办好自己的企业就是对社会尽责
近来在街上碰上我的人常常会问，“你是刘永好，请问一下牛肉吃得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涉及到了一个信誉危机问题，非常严重，因为人们不放心你。
应该说，在中国的企业里，是有一些不规范的行为，但真正的大企业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这样做成本太高。像我们的企业，“东方”与“南方”一共１３０多家饲料厂，假设其中一个厂用了些乱七八糟东西，人家会说希望饲料怎样怎样，那谁还敢买我们的饲料？谁还敢吃我们养的鸡和猪？所以我认为规模与企业的生存是相关的，当企业做大以后，他的社会责任感就增强了，他就得有良心。我觉得这两者是有一定关联度的，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另一方面，我觉得今天社会对企业家有些过高的要求。企业家就是企业家，他要是能够办好自己的企业，脚踏实地去做，去解决就业、创造税收、把握好自己的产品的质量，为社会生产合格的产品，这就是讲道德，这就是有良心。现在很多人总觉得好像这个企业家不怎样，捐赠社会不多。我们不能简单地看捐赠社会多不多而说他良心好不好，我看牟其中捐赠社会也蛮多的，但是他这边骗钱那边拿来捐，或者说这边贷款那边捐。这种做法究竟是不是有良心？我看不见得，我们办好自己的企业，脚踏实地地做，一步一个脚印做一个守法公民，做一个守法的企业家。我觉得这就是企业家的良心，这就是企业家的财富和良心之间的结合。真正脚踏实地做自己的事，照章纳税、解决就业、创造财富，大多数企业家都这样做的时候，国家就发展了。
没有良知的企业会迷失方向
浙江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
企业要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最起码要有良知，否则的话，一个企业到了一定的时候，会迷失方向的。
刚才张树新举到李嘉诚的例子，为什么他的网络公司就能不垮掉？因为他的心态非常好。他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他不会为了财富牺牲自己的信誉，自己的良心。他觉得财富对他来讲是身外之物，他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很多企业家都是这种心态，所以企业才能发展。……讲一个乞丐的故事，有一天乞丐捡到一块黄金，非常高兴，讨饭讨了一辈子，现在终于发财了。他把黄金拿回家，不知道放哪里，放这里怕丢了，放那里怕偷了，结果吃不好睡不好，得了场大病，被人送到医院去。等到病治好了，黄金也拿去当掉了，钱也花完了。这个故事可能不恰当，但是我觉得心态要好。我不主张发横财，办企业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老老实实地办。……人家说，企业家就好像是大款，大款赚钱就是没良心的，其实不然，真正做企业的是我们很苦的，真正想把事情做好的人都是很苦的。
企业家责任应融入社会责任？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里找到企业家的责任
看上去很不相关的信用体系失衡，其实是整个中国道德体系失衡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我们讨论财富良心问题，其实是希望重塑作为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但是光要重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塑不起来的，关键是在一个整个的社会体系里面找到我们企业家的责任和企业
家的价值。
企业家面临的三种“哲学”困境
好像谈这个问题，离开一个社会的总体环境的确是比较困难，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其实都与小平放猫有关，如果小平同志没有把猫放出来，个人没有追求财富的权力，没有搞市场经济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话题。今天我没有什么结论，我跟大家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财富是谁创造的？劳动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那么某种角度上讲企业家就是投资者，根据资本分配的话，就是剥削，所以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没有整体社会基础。
第二，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到底是统一还是不统一？我们希望是统一的，但有可能它是不统一的。第三，在财富和良心之间，企业家到底有几种选择？是不是只能选择其一？我以前是读哲学的，记得有一句话，第三种选择就是不选择，或者选择死亡。那太可怕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追求统一的！有没有第三种选择？社会应该给我们一个什么环境，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自由度来选择？
规则没建立，猫就放出来了
现在，我们有没有确切的道德体系和价值标准？
我坚信，企业家的责任就是创造财富。这些创造的财富在员工、在股东、在社会责任之间得到一个合理的分配。我们现在做这个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这个难不仅仅难在我们能不能创造财富，还难在有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体系。为什么现在社会道德失衡？关键是没有规则，但是猫已经放出来了，这就很麻烦。
我们民营企业碰到问题，政府一向不那么急，因为你是个人的，损失一点就损失一点。如果国家要碰到这个问题，那肯定就很急———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就看到一个道德体系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法律体系的问题。用什么来保护私有财产？看上去是很不相关的信用体系失衡，其实是整个中国道德体系失衡的一个直接结果。我们讨论财富良心问题，其实是希望重塑作为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但是光要重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塑不起来的，关键是在一个整个的社会体系里面找到我们企业家的责任、企业家的价值。
中国企联副会长艾丰
财富在企业家手里是社会幸事
让财富和良心结亲
说到财富和良心的关系，我看有这么几句：一是只凭良心并不一定能够获得财富；第二，讲良心有可能获得财富；第三句，如果丧尽了良心或是不讲良心，则很难长期、稳定地保住自己的财富。根据这几条呢，我觉得有一个总体思想要提倡———让财富和良心结亲。
对于财富和财富阶层，中国的土壤里有一个很不好的观念。如果有机会能够把大户抢一下，咱们再来一次土改分一分，我想，响应者风起云涌，你们各位就是众矢之的。中国很早就有了这个东西，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要让财富和良心结亲，首先就是要改造这个社会环境，不要把富和没良心一定结合在一起。应该把财富看成是做好事的一个基本条件。没有财富社会不能够发展，而财富到了能够支配财富的人的手里更是幸事。我认为应该宣传这一点。
我在我的《世纪宏论》里专门写了一个例子。我说有１００万块钱平均分给１００个人，一个人１万块钱，存在银行里都是消费资金。如果“分配不公”，一个人得了这１００万那是９９个人给他打工。你看这多不公呀。但是这１００万变成了生产资金，然后这９９人从这生产资金里获得的钱还不止是１万，他要不断地做工不断地获得报酬，可能超过，说不清多少钱。
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呢？我认为人们对于财富的看法是错误的。恨有钱的，更恨能支配钱的，老想把它弄出来。所以中国社会在封建社会为什么发展慢呢？当然算上封建制度，咱也别反对，但我认为和这种文化有关。因为大家都看那个有钱的生气，所以有钱的就很害怕，就把银元用坛子装在地底下。现在有钱的人倒不会那么傻了，他们不埋在地底下，他们有更好的地方———外国银行。一旦你的政策变了我溜之大吉。当然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这样，起码这个不能怨他，因为你这儿不保险，我好好弄的东西你要拿就拿走了。我不看着我的财富么？我认为中国只有造就一个不仅自己创造的财富能够安全地在这里存在，外边有钱的人也觉得你这儿安全到你这儿来，这个国家才能富。就像土壤一样，你能把财富这个养分留下，而不是一下雨全冲走，这个土地才是肥沃的。所以一定得把群众这个舆论做过来。
小平一个最大的拨乱反正其实就是一个穷和富的拨乱反正。小平的第一句话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根上扭了。然后，第二句话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实这两句话就发动了改革。
给自己一个光明的心理积淀
说到企业家，我认为我们自己的财富和良心的结合度又是能够最有力地冲击这种传统观念的一个武器———用千百万出色的企业家的实践教育中国人改变传统的观念。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由于不注意道德约束、不注意信用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目前的经济运行，加大了大家的成本。每个人都没有利益，起码是都降低了利益。我承认一句话：吃亏是福。福在哪？在好的心里积淀。做一件好事，也许谁也不说好，但我心里知道，这件事我不亏心，我心里有一个光明的积淀。如果说做了件坏事，虽然大家谁也不知道，但我心里知道，那么有一个黑的或灰暗的积淀。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长期积累以后会形成两种人，因为心底不同。所以我认为我们企业家的追求很多，个人的幸福也应该是一种追求。个人幸福很重要的基础是内心幸福。如果我们的心理积淀很好，别人是无法抢夺的。从这点来说，非常高尚的，或者加一个伟大的，或者加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他应该把这种追求放在自己非常重要的位置。
当然，社会也不能对企业家那么挑剔，一定让他不吃不喝无私奉献，这又是一个角度。这是两个相反相成的角度。很多东西不可能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社会就是社会。要不然他不是社会，他成了数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