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导向下智库影响力实现逻辑及评价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向论文,影响力论文,逻辑论文,评价论文,下智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既是党和政府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实际需要，又是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1]，也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智库实现影响力过程也成为关注的热点，但是由于决策程序的理论性和复杂性以及影响力的模糊性，没有统一测度工具与标准进行评价。本文以知识运用理论为基础，基于实践导向视角分析专家、决策者与公众利益群体之间互动与协调的逻辑，结合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分析智库影响力评价的构成要素，构建智库影响力评价分析框架，并对如何提升新型智库的影响力提出相应的对策。 1 实践导向下的智库影响力实现逻辑 从知识运用理论出发研究智库影响力主要有普兰（Caplan）的两大群体学说和卫斯（Weiss）的启迪模型两大学派，主要是分析群体之间以知识为桥梁和纽带相互传播和交流信息，从而展现出智库影响政策决策的整个过程，但是隐蔽性和抽象性的知识是怎样获取与共享的很少有文献涉及，罗素提出了人类应通过亲身实践体验概念来对应实物的理解与认知[2]，这为分析智库影响力实现途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视角。 “实践导向”对智库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要永无止境[3]，实践激发了理论的产生，理论又指导了实践发展。智库建设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知识外化和内化的过程，如下页图1所示。实践体系为知识的传播和转化提供了怎样的平台呢？实践与系统结构之间存在着双向交流与非对称运用发展的关系。一方面，知识运用（知识内化与外化）是从实践之中产生的。人们在生活学习中所获得的一切技能、惯习和观念，包括那些经过考虑周全的计划与安排，深思熟虑的经验总结与分析，都是实践取向的，受到实践的塑造；实践是检验知识获取的唯一标准，当行动上无所适从、心理焦虑和信仰迷失时，“实践感”的面目便呈现出来，它使人们获得了存在价值。究其深层原因，实践与知识关系遵循一种“非逻辑的逻辑”[4]。在默会性上，人们把自身知识看成是合理的；在时间上，人们不允许知识“闲暇”；在经济上，人们用最简便的知识达到最有效的认知，服从“简陋而经济的逻辑”原则。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实践都一定能够产生知识运用关系，当实践满足需要、体现价值时，知识运用才显得有意义。布迪厄提出了认识论反思的两步骤模式，首先要让社会科学知识建构与行动者的自我理解断裂开来，第二步要从批判性的视角反思实践的发生与情境的特征二者之间的联系[5]。按照布迪厄认识论反思步骤模式，智库正好在实践中充当社会科学知识建构（学术群）与行动者（决策者君）理解断裂开来中的桥梁；在知识外化和知识内化的过程中，以及影响力和需要满足的实现中构建了“实践的发生”与“情境的特征”之间的联系。
基于知识流视角分析智库影响力的实现过程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知识外化是指学术群通过将自己的思想编撰、整理，通过各种内参向决策者输送自己的观点、向媒体发布自己的观点以及参与决策者的重要会议和讲课方式来影响决策。知识的外化过程其实也是价值的营销过程，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凯·金指出，知识的生产者需要不断地创新，为了使自己的观念便于民众接受，需要把抽象的东西明晰化，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把理论的东西通俗化，最终使自己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决策者[6]。学术群的知识外化必须把内部知识的运用、输出与外部知识进行整合，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学术群内部的知识外化与学术群外部的知识外化。学术群内部通过个人创新、组织创新生产、销售知识产品等知识整合方式实现知识外化；学术群外部通过有效跨越多个边界的复杂界面而取得知识资本产出的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实现知识的外化。不管是知识内部整合还是外部整合，社会实践是知识外化的基础，学术群首先从社会实践中获取知识，再从实践交互中不断寻找知识与现实适应环境的契合点，最后达到知识资源配置的最大社会效用，实现知识的价值。知识内化是指智库从学术群和外部环境汲取相关的专业知识，利用相对完善的运行机制，将进行的研究和战略分析、解决方案提交给决策者[7]。模块之间在知识交流过程中承担双重功能，一方传递知识，另一方接受知识；一方影响力实现、价值实现，另一方需求得到满足。 智库的政治价值以商业价值为基础。智库虽然兴起于权力知识化的过程[8]，但是，政治价值是对一定生产方式的主观反映，内生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孕育着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公平和法制等政治价值观念的萌芽。因此，智库通过商业价值转换实现自身的政治价值。智库思想市场与物质产品市场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供求双方遵从利益目标多元效用函数原则，供给方在向需求方提供商品时利润最大化并非首选，而是追求影响力的最大化[8]。不管是知识市场逻辑，还是知识政治逻辑以及政治商业逻辑，智库都被视作非营利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现实生活中虽然不少智库产生利润，但之所以将其界定为非营利组织，是由智库服务公共决策核心使命所决定的，至于利润，只不过是其中的副产品。 决策者是智库价值与影响力得以体现的最关键因素，因为只有被政府、利益集团认可的决策咨询需求才有实施的可能。任何决策都源于社会结构背景，决策者群需从群内部博弈和群外部环境汲取相关的专业知识做出最终的政策决策，这涉及内部利益权衡和外部环境协调。例如，决策者的决策会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内部博弈产生的心理压力和外部社会组织对决策结果的反映评价往往会带来决策行为的转变，所以在考虑商界、政界、社会团体采用决策时应充分地认识其内部组织情况和外部的社会情绪因素[9]。一方面，在智库营销时应充分渗透自己的思想，让决策者主体认同自己的理念，减少外部的从众效应对决策造成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群体决策中的群体成员比个体决策者更容易出现风险转移现象，因为群体决策的好处是不需要个人承担责任，导致风险决策者的意图可能成为决策者群的最终观念，因此，智库的营销过程中不要忽略任何单个决策者，否则智库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在群体决策中，权威和权力对决策的最终归属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智库的营销过程中需要分门别类地重点突破。 2 实践导向下智库影响力评价的构成要素 智库的影响力是在沟通知识与实践中实现，但是智库影响决策的基本要素是什么？事实上，知识在实践中传播进而实现影响力需具备三要素：场域空间、惯习观念、资本工具。 （1）场域空间。布迪厄把场域定义为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和构型[10]。分析场域有几个必不可少且相互关联的环节。首先，场域中的位置。往往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专家依其资本的类型和总量，来维护现有场域中的主导力量格局，促使其在该政策领域中更有机会成为最终影响政策的关键参与者。例如，朱旭峰[11]利用“损失嵌入性”和“知识复杂性”两个社会政策变迁属性分析专家在场域中位置以及怎么影响决策。其次，有效竞争。场域也是争夺对珍贵资源的控制权的竞技场，谋求控制权的斗争场所，不过这种竞争是正当化原则的竞争，只有这种竞争才能消除博弈中能给背叛行为带来收益的那种不完全与非对称信息[12]。比如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专家拥有更多的理论知识储备，而决策者更了解实际问题情况，这样就造成了信息不对称性，只有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才能达到动态平衡关系。再次，关系网络构成。上述的实践导向下智库影响力实现逻辑模型中，学术界、智库及决策者之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政策”关系影响着政治决策和行动。学术群是由从事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专家、学者构成，与决策者群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评价标准，甚至不同的语言习惯，关注问题角度与焦点也不同，这时智库桥梁和纽带作用应充分发挥，把学术界的知识要素和政商界的决策权力进行有效对接。 （2）惯习观念。布迪厄认为，惯习是含混与模糊的同义词[13]。惯习主导人们将大量象征、模糊类比等手法运用在不断变化的情境的临时遭遇中，不考虑逻辑体系本身是否严谨，但它遵循着一种实践的逻辑，这种逻辑虽然混淆，但具有简便实用性，能够确定与外界的联系。宫留记[10]将其理解为“结构化了的结构”和“促结构化的结构”，这说明了组织中成员，包括政府、国有企业、银行、高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所要获得的知识、技能以及学问的种类，都蕴含于制度约束中。这种制度背景不仅型塑了内部组织，决定纵向一体化程度与治理结构，还决定了那些最有利于实施目标的各种办法。因此惯习在智库影响力中扮演三种角色：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形成制度框架；这种框架将型塑获取知识与技能的方向；这一方向将是特定社会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基于这种角度，决策咨询制度产生于保障智库参与公共政策的惯习制度安排。 （3）资本工具。布迪厄认为，资本是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14]。当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排他性”的拥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后，资本便可以产生利润和自我复制，行动者就可以占有利用具有物化形式或者体现为活的劳动形式的社会能量。基于知识运用视角，资本在网络体系交互中呈现数字化、符号化特征，对这些数字和符号追根溯源，资本的最终物质载体——商品将被发现。知识资本外化为知识商品充当实践工具功能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产品数量、产品质量和产品渠道。知识产品数量体现为物化的或活的劳动形式的社会能量，反映智库的影响面，代表产出指标；产品质量代表积累起来的全部诺言和信用，强大的传播能力必须要以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作为基础；智库影响力的形成不仅要靠多数量、高品质研究成果，而且要靠畅通的传播渠道，因为畅通的渠道意味着社会对品质的认可。 3 实践导向下智库影响力评价分析框架的构建 以上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分析了智库影响力的制约因素，这些制约因素对人们解释现实中智库影响力的程度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视角，但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揭示，以形成一个逻辑演绎的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1）制度指标。制度是人们施加在所处环境之上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完善的制度是制约智库作用发挥的关键因素之一。王锡锌[15]认为，决策过程中的专家咨询制度设计既要保证专家话语权的独立，又要防止专家角色错位。柏必成[16]认为，要实现咨询需求的充分释放，应着眼于进一步为智库参与议程设置开放空间和进一步为智库参与政策形成提供有利条件。相反，我国因为制度不完善，智库被“边缘化”甚至“符号化”现象时有存在。邻国日本政府的决策咨询制度值得借鉴，日本主要是审议会制度，设有行政、经济、社会、教育、法制、科技等各类审议会，其人员构成包括学界、企业界、民间团体等，其制度设置过程中注重信息披露、绩效考核、监督和激励；对专家咨询的范围、方法、程序、权利、义务也都做了详细规定，由于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吸收了各方意见，所以往往能够得到政府的高度尊重。 （2）资源指标。智库如果拥有场域的资源优势，其主导的政策主张和政治倾向对政策的制定将起决定性作用。享誉国际的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是顶尖咨询决策专家的俱乐部，精英们准确的预测为中心赢得了许多优质客户，帮助中心形成了影响力。中心的罗伯特·布莱克威尔曾担任乔治·布什总统的助手，是国家安全政策计划的提出者[17]。除此之外，中心还借助于“旋转门”机制，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系；参加学术会议，扩大机构政策影响力；出版书籍、报告，加强与媒体合作，传播政策观点。因此，分析场域中智库资源优势应包括：吸引和留住一流专家的能力，财政支持水平和力度，担任党政等政府机构的顾问情况，与其他参与主体沟通能力，员工撰写研究报告的质量情况，与决策层、学术界和媒体网络的关系质量和可靠度。 （3）品牌指标。品牌质量代表积累起来的诺言和信用，树立“品牌”形象是智库强化核心竞争力与政策影响力的重要内容。国际许多智库视品牌学者、品牌课题、品牌成果、品牌项目为“生命线”，致力于打造智库特色品牌“拳头产品”。美国的知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非常注重研究的品质。公司官网于2015年5月发布的高质量报告评价标准，管控着研究分析过程的质量，其标准核心要义是树立“质量为王”的价值观。就智库本身质量如何评价宾夕法尼亚大学（U Pen）的迈甘对此进行了分类：是否被媒体和决策层视作该国著名智库，被媒体引用、网站访问的数量和在媒体上的曝光率，给政府呈送的简报受重视情况，官方任命和咨询情况，出版物（书籍、期刊文章、政策简报等）的发表数量与级别，研究报告发行的反响情况，在学术界和出版界成果被引用情况，参加或组织的会议情况。 （4）渠道指标。多元化、畅通化和有效化的政策推销渠道是发挥智库影响力的重要前提[18]。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为了提高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决策影响力，每年都邀请政界、学术界、商界等各利益集团的代表参加会议、论坛和沙龙。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知名学术期刊《俄罗斯与新欧亚国家》，每个季度重点刊登有关分析“俄罗斯国家与商界在与新独立国家相互关系中遇到的挑战与问题”的文章[19]。美国传统基金会利用Facebook、Twitter等互联网新技术宣介其重要研究项目或政策主张。美国国家学院从小学到大学都设有他们的工作站，通过终身教育，普及科技知识，提升人们对科技的兴趣，提高人们对新技术的认知[20]，从而达到提升自身影响力的目的。渠道指标体系包括：邀请学术界、政府及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情况，微博、官网等社会化媒体互动与访问情况，出版物（书籍、期刊文章、政策简报等）在社会认可度情况，向社会组织派驻人员情况，出席听证会情况。 如果将智库视为一个运营系统，那么制度指标是由外围环境所决定，处于运营系统边界之外，资源、质量、渠道指标内生于运营系统之内，更多涉及智库自身的建设。各组指标体系之间并非毫不相关，而是相互之间呈现出彼此支撑、相互加强的关系。完善的制度环境可以有效促进智库的内部建设，当智库的内部建设达到一定高度时，需要新的制度作为保障。另外，良好的传播渠道要以高品质的智库产品作为基础，高品质的智库产品也需要高效的传播渠道进行推送；渠道指标与资源指标在决策形成过程中也有高度的契合性；资源与质量指标也存在互为基础与条件的关系。 4 实践导向下智库影响力的提升路径 实践虽然为实现智库影响力提供了指导方向，但智库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服务实践和推动实践。做好实践帮扶，无疑是智库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立足实践主体、面向实践客体和拓展实践中介，才能够使智库形成良好的影响力。 4.1 规范化和科学化制度建设，满足决策咨询需求 决策咨询制度对智库的影响实质上反映了决策者的咨询需求对于智库政策参与作用的影响[16]。在政策方案确定之前，政策参与者更需要以决策咨询需求的先行制度作为保障，要通过制度建设，实现新型智库决策咨询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构造合理的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专家咨询机制是公共利益决策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其功能，相当数量的听证、咨询是在为“论证”而“论证”，作秀的成分比较多，其真实意图是为政府决策的合理性“背书”，民众对听证制度的信任大打折扣。归其原因是政府在决策体制中存在“知识—权力”垄断，专家话语权丧失独立性。需要构建对专家咨询意见的回应机制，提升专家咨询的理性化水平；同时，需要从知识和利益双重角度规制专家决策倾向上的非中立性。 构建智库决策咨询成果的购买和奖励机制。按照智库成果的经济属性，可以将其划分为公共智库产品和非公共智库产品，而公共类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主要用于公共消费而非营利，因此，科学合理制定智库成果购买制的运作模式，做到按需购买、按质付酬；加强智库成果管理，需要设立必要的准入门槛，设立政府决策咨询奖等。 完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由于智库成果类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决定了成果评价必须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标准，特别是要完善对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优秀成果的评价标准，以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成果评价要坚持以成果精品为评价导向，克服现行成果评价方法的简单量化，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实质等问题，这需要以社会科学成果的创新性、学术价值、应用价值等作为评价学术质量的标准。 4.2 战略性和系统性基础条件建设，提升智库产品质量 目前，我国智库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基础条件薄弱。智库的研究取向与社会需求一直存在差距，缺乏与社会实践的互动机制和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智库研究通常以学术探索与知识积累为首要目标，而忽视应用对策研究，造成为“研究”而“研究”的局面，并且缺乏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库”多“智”少，“库”里的产品质量不高。必须高度重视基础条件建设，更好地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智库产品。 完善智库人才培养与选拔机制。全球著名智库均高度重视人才选拔培养。兰德公司旗下的兰德研究院成立于1970年，已成为培养高级咨询决策人才的摇篮，其学院学生遍布美国政商两界[21]。我国在智库建设中，需要培养一支政治头脑清醒、大局意识强、着眼未来的领军型人才队伍，选拔一批熟悉政策脉络、致力于创新、实践知识丰富的专家型队伍。人才培养计划应设置跨学科的核心课程和提供在职培训的机会，让人才掌握经济计量学、社会学、运筹学分析工具，专注于某一研究领域。 设置合理的质量评估标准。质量评估在目标上是寻求政策应用、在功能上是证明政策价值存在的过程，质量评估标准指标的选择、类别的组合将直接影响评估的结论适应性和可靠性[22]。质量评估系统应注重合法性和合理性标准相结合；质量评估过程应注重公正性和独立性标准相结合；质量评估结果应注重公平性和效率性相结合。搞好质量评估标准，其目的是提升智库产品质量，保证政策目标实现，服务于实践。 不断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先进的研究方法是实现研究目标的重要保障，它使得分析问题视野更宽广，研究层次更高，政策分析更深刻、周到。政策研究的各个阶段都伴随着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应用，反过来，研究方法的创新促进着理论创新。特别在当今多元化、多样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智库更要通过跨学科合作，采取不同程度的“集体研究”的方式来满足客户需求，提升研究的品质。 4.3 多元化和特色化渠道建设，增强智库产品传播能力 由于我国现有咨询制度在程序的完整性上存在缺位，导致智库创造目的不明，科研人员往往把发表论文、进行职称评定作为科研活动的主要目的，没有把成果运用作为首要任务；转化服务缺失，缺乏高效透明的转化交易平台，不能有效连接供需两端。这不仅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加剧了研究与实践的脱节，也不利于社会对研究成果准确性的评判监督。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增强传播意识，通过有效的传播渠道，实现智库思想产品的应用转化。 强化传播意识。智库要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重视目标受众，不仅能让一群人看得懂，也能让广大民众听得进。由于传统智库在知识产品供给上的垄断性、封闭性和附属性等诸多弊端，致使许多决策的价值没有得到准确的体现，智库产品被浪费。其结果是：一方面，降低了决策的效能，另一方面影响了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在全媒体时代，需要增强知识产品传播的市场竞争意识和价值观念，让人们真正意识到知识产品在决策中的价值。通过建立主题探讨、建议协商、行动参与等方式让人们在传播体系中的地位从被动的、无选择知识产品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有选择的知识产品使用者。 拓展传播途径。对于领导交办的任务要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组织跨部门、跨领域的专题研究，给出管用、建设性的可行方案，通过内参、提案形式为领导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对于政府的咨询需求，及时抓新题目、抓大题，特别是针对当前政策热点问题，通过汇报会、学术交流、专题报告形式让具有参考价值的项目规划、专题建议、改革方案等智库成果进入政府的决策视野；对于企业要围绕国家的政策趋势、产业调整、技术方向等提供决策咨询，有效利用新闻媒介推广研究成果、观点和主张。 打造传播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知识供给方、知识需求方以及网上知识交易平台服务商可以通过互联网链接在一起，为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提供了必要条件，从而打破了“信息孤岛”，提升了决策能力水平。网络平台俨然已经成为智库发挥影响力的新手段，但是由于网络传播平台的无形性与虚拟性、智库产品的抽象性、参与平台交易主体信息的非对称性等特点，各方都要承担较高的隐形成本和潜在风险。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完善扶持、规范、准入、甄选等管理机制，对参与主体的信用进行评价，以提高智库产品交易的质量，为传播平台提供良好的交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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