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中共论文,干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9年7月，暑夏时节，高鲁和延安鲁艺的教师、学员们一起，离开延安前往山西，在那里中共集合鲁艺、陕北公学、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成立华北联合大学，这是中共在敌后根据地建立干部教育基地的努力。前一年秋天，高鲁从大后方投奔中共，先在山西短暂集训，再到延安进入鲁艺，如今重返山西，已是中共阵营中的一员。追索高鲁当年留下的日记，可以发现，抗战期间高鲁的经历，相当程度上契合着当年在民族战争中投身中共，并于日后成长为“三八干部”的这一批中共革命者的成长轨迹。从鲁艺到华北联合大学，再到一二○师战斗剧社、山西河曲县抗联、晋绥分局党校，高鲁经历了从学校到社会再到学校的过程，暗合中共理论一实践循环的理路，内中不乏中共圈放结合以养成干部的刻意设计。事实上，和中共革命实践通常都环环相扣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也是一个多管齐下的系统工程，学习、训练、考核、淘汰、思想改造、党校回炉，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尽管这样的观察和总结不免事后推演的成分，具体的历史样貌总会诡谲多变，但强调联系、辨证观点的中共，能够在实践中趟出一条流淌着系统性思维的河道，确也不会太过出人意料。 抗战时期大批干部的养成，既是中共大发展的结果，又是中共成功实现大发展的基础。干部向来在政治力量的运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中共这样一个高度追求效率、强调上传下达灵活运转的政党而言，尤其如此。斯大林曾有论断：“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的宝贵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干部决定一切”。①这一论断为毛泽东所引用并深切体会，成为抗战时期中共组织建设中的指导性意见。由于民族战争的环境，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既包含了其一贯坚持的阶级立场，又有相当的特殊性，在坚持使用、提拔工农干部并在战争中继续造就军队干部的同时，知识分子干部得到大规模扩展，这是抗战初期缔造的“三八干部”群体最显明的特色，对中共干部队伍气质的变化及整体提升都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抗战时期，又是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从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全党、改造全党的关键期，“三八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 抗战一代的中共干部，面对相同的时代背景，拥有相似的出身和思想进路，他们受进化论熏陶，相信美好，相信未来，相信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韦君宜的回忆大致说出了那一代革命者的心声：“我在学校本来是很不错的学生，在中学屡次得奖，入大学读哲学，也觉得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哲学史什么的很有味道，实在。而休谟的人性论，使人深思，得一种思辨的快乐。但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②这些“单纯到透明”③的青年人，是后来历经思想风暴后的人们所无法比拟和理解的。需要信仰的中共，能够拥有这样一批愿意相信的年轻人，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幸运。 尽管信仰是凝聚革命者的有效思想资源，但革命的信仰毕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酿成，革命的群体仍然由一个个个体构成，而且，由于知识分子比例较高，他们又是相对具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群体，中共如何一步步成功把他们导入党的轨道；革命理念如何进入内心世界并外化为具体行动；如何在建构向心力、营造铁的纪律同时保持内部的生机和活力，换言之，毛泽东期待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何以实现；在思想教化、组织规训、信仰归一的过程中，干部的主体意识是否存在?和党的意志有怎样的互动?这些都是有待探讨的话题。一般人的思想意识和经历，在通常的档案文献中并不容易见到，所幸，当年一批亲历者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体触到鲜活心灵的搏动，而整风中大量的思想汇报由于其“灵魂深处革命”的要求，也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当高鲁、杨国宇、沈霞、王林④等一批当时普通党员干部从日记中向我们走来时，尽管这些记忆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内中也不乏特殊政治环境下的刻意造作，仍然不妨碍由此探赜索隐，考察中共干部大规模养成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个体、群体及政党机器的多方互动。⑤ 一、“三八干部”：为有源头活水来 像高鲁这样，以学生身份来到延安，进入革命阵营，是抗战时期中共新干部即所谓“三八干部”的典型来源。“三八干部”指的是1938年前后加入中共的干部群体，这批人普遍知识水准较高，是抗战时期中共获得的一股新鲜血液。此时，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阶级关系判断做出调整，知识分子被纳入民族革命阵营，缓解了中共干部选拔中习见的无米之炊的尴尬。对此，抗战刚刚开始时毛泽东有一个表述：“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⑥“民族革命”干部的定义大大扩充了干部来源，使一直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共有了更多解释和操作上的弹性，对于坚持理论和话语神圣的共产党人而言，这样的空间并不总能轻易获得。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自建党以后即仿效苏俄，构建了一套自身行为的意识形态解释体系，这样的解释体系极大地有助于政党的自我认同和身份塑造，是共产党人的重要特质之一。也正因此，中共的革命实践常常呈现理论先行的特征，民族革命的路线转变也不例外。1935年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从苏维埃革命的立场逐渐转型，向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由此，中共对国内阶级及社会关系的判断做出重大调整，有关知识分子认知的调整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在当时，相对于关涉政治、军事政策的变化，这一调整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却对中共革命的未来影响深远。 1927年中共苏维埃革命开始后，国民革命时期的阶级联合局面终止，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阵营被视为革命的动摇分子，清洗知识分子的声音和行为不断。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苏俄对知识分子的判断逐渐变化，波及中共微调内部政策，知识分子处境有所缓和。1936年，苏联通过新宪法，提出苏联社会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两个互相友爱的阶级组成，知识分子不再由于其阶级属性成为异类。1939年召开的苏共十八大总结报告提出：“在社会主义已经胜利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真正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同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有紧密的联系，他们是苏维埃社会中、苏维埃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巨大力量”；要求：“彻底消除当时还存在的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心理，消除革命前流行的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的残余。”⑦苏联对知识分子态度的变化从其两个党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苏共十七大制定的党章规定：“党领导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全体劳动群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⑧苏共十八大通过的党章相关表述修改为：“党领导全体苏联人民——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为巩固工人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争取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⑨两相比较，苏共十八大将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并列，并特别予以突出，是苏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逻辑结果。由于当时中共几乎全盘接受苏共的理论指导，苏共的态度转变，与中共在苏俄指导下正在展开的民族统一战线进程相结合，引领着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从1936年开始，中共中央北方局着意在平津和北方地区开展青年学生工作，吸引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左倾”化。此时，急迫的民族危机强烈刺激青年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怀，中共以民族救亡相号召，异议者的身份和抵抗者的姿态极易引起不满现实的青年人的共鸣，奠定了在青年中发生影响的基础。抗战爆发后，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北方的地缘关系及中共此前在都市打下的基础相结合，使一批知识分子选择前往中共控制区域。⑩以延安论，当时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而中共也加意吸纳。抗日军政大学第1期学员基本是红军干部，从第2期开始，吸收了知识青年学员609人。1938年4月开学的第4期，5562个学员中，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青年学员共4655人，占到学员总数的83％，远超部队和地下党干部的907人，抗大成为消化全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熔炉。第5、6期学员则以根据地内的知识分子或出身“小知识分子”的基层干部为主。事实上，当时中共把争取知识分子当作和国民党争夺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说得很直接：“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11)毛泽东这段话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提高，一是不怕。提高是指中共要发展，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离不开知识分子；不怕是指中共有信心、有办法吃得下这些知识分子。两个关键词后面，埋下了后来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三八干部群体被锻造的线索。 同样吸纳、培养大批知识分子的还有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如果说抗日军政大学起初的培养对象主要是军政干部，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一开始就定位于知识分子人才的培养。陕北公学创办于抗战初期，面向全国招生，作为高等学校，一般要求新生“有中等文化水平”。(12)学生来源，按照该校的解释：“自平津失陷，京沪被摧毁以后，全国的文化界中心已经遭受到空前未有的破坏，失业失学的成群的优秀分子，流离失所，无所依归，最近逐渐大批集中到全国的政治军事和不久将成为文化中心的延安，就学于这个以训练大批民族革命的领导者为目的的陕北公学。”(13)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回忆：“七七事变后最初几个月，由于国共合作，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党禁，实行一些民主，国统区青年到延安来比过去顺利些，几乎每天都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涌到陕北公学来，几天就可以编起一个队。”(14)成仿吾所说国统区青年涌向延安，除国共合作的大环境提供了可能外，与延安学制灵活也有关系，随时招生、招满编队，满足了一批流亡大后方、求学无门的失学青年要求，这使中共在国共的人才竞争中轻易占得先机。相比国民政府坚持战时教育的正规化，中共教育强调速成，尤其是政治思想上的速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你们在陕公里可以学习到一个方向——政治方向，同时又可以学习到一种作风——工作作风。”(15) 中共这一阶段吸收知识分子的成绩，毛泽东1939年有一个总结：“干部教育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十八年来未有过的现象。这些学生现在还不能看出他们大的工作成绩，但数年以后就可以看见了。”(16)的确，数年后中共越来越坚强的干部体系的出现，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一说法。 知识分子本属社会中坚，中共的重用更使之脱颖而出，成为新政权的栋梁。(17)当时各地调查材料均显示，知识分子在中高级机关中占据绝对优势。河南1940年的报告提到：“就其阶级成分讲，省委一级全部系知识分子，地委一级只一个是工人，其他亦皆为知识分子，区分委一级农民10％到20％……在知识分子中，中学以上程度的，就一定是中农以上的家庭，否则就没可能。”(18)漳北“全区行政干部(区以上)在文化程度上，中学水准占百分之四十八，粗通文字者占百分之七点七，证明百分之九十二点三为知识分子”。(19)一直到抗战行将结束时，冀鲁豫报告仍写道：“政权干部几乎完全是知识分子。在这些知识分子里面，有外来的学生，农村出身的学生，当过教员的，在旧政权当过职员的，开明士绅等。这些干部多数革命热情很高，有为抗日民主而奋斗的信念，他们仍是建立政权不可少的力量，而且现在以至今后还是政府干部里的主要力量。”(20)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干部的高比例，颇具意味。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一判断建立在大工业高度发展、无产阶级具有高度知识文化水准的基础之上，但事实上革命的发生比经典理论大大提前，而且在东方这样的农业大国展开，革命的基础、路径、领导阶层不可避免要发生变化。在中国，革命更多在观念层面首先展开，是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的理念传入，和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求新求变、变革图强的愿望结合，革命才逐渐由理念转化为现实。革命由这部分知识文化的载体接受、推动、发展，知识群体顺理成章成为革命的领导者。 如果说中共革命的大部分时期，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和革命领导者的知识分子身份，多少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抗战时期，尽管中共继续坚持阶级革命立场，但民族战争的性质和统一战线的构建，还是为中共政策制订释放了更多妥协的空间，知识分子和革命性质间的内在冲突降到最低。毛泽东予知识分子以空前正面的论述：“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21)“先锋和桥梁”成为这一时期关于知识分子定位的经典论述。中共甚至提出：“发展党员要特别注意吸收工人、雇农……对于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教员、职员、学生，也应尽量吸收。这些人虽然也有他们一般的缺点，但在共产主义事业上来说，他们常常不比农民坏。”(22)这样的认知造就了知识分子投入中共阵营的热潮：“绝大多数(几乎百分之百)的干部是因为民族矛盾随着根据地的建设而参加抗战的。大体上有两个时期涌现最多，一是一九三七到三九年，二是一九四三到四四年。”(23)大体而言，1938年前后这批干部多是在民族战争激发下投身中共阵营，1944年前后则更多因为根据地的发展而卷入中共队伍，两者均为抗战环境下成长，均有着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准，1938年这批干部尤具代表性，所谓“三八干部”的称谓，即源于此。大批知识分子涌入中共阵营，使中共干部来源更为丰富，这既为不断向治国理想迈进、渐趋科层化的控制系统提供了人才资源，也向中共提出了如何把“民族革命”干部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要求。 二、学习、训练：固化而不僵化 在干部来源主要是知识分子，或者说非无产阶级成分时，毛泽东之所以自信能够“吃得下”、化得掉，首先当然是由于民族战争的任务，让中共和这批知识分子有了目标交集。其次，当时中共的组织、训练能力及意识形态魅力，都让中共有这样的自信。或者说，抗战时期的发展需求，也使得中共必须拥有这样的自信。 学习、训练是中共养成干部的必要途径，应该说，这样的方法并不新鲜，一般政治力量训练干部时均会采用，但像共产党这样以信念为核心，持之以恒不断进行教育、培训以改造思想、增进力量者则罕见。(24)抗战刚一开始，毛泽东就雄心勃勃提出：“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养与提拔……使我们的干部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要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并为他们做事，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25)这段话，既在讲述如何通过教育提升干部，又把自身置于先天正义的教育者地位，点出干部教育的道和势。赵超构实地观察中共后写道：“共产党员的一种特质，是入党之后，仍须不断接受训练。所谓‘党性’之增强，一方面靠组织的力量，同时也须依赖那无时无刻不灌输到脑中来的党教育。它使得每个党员，依照党的要求来改造自己。”(26)此为的论。 相比档案文献资料的静态描述，当年中共干部留下的日记或可更加动态显示思想训练的实态。以高鲁日记为例，1939年9月，他和鲁艺学员一起，从延安出发前往晋察冀，途中先后读了《中国启蒙运动史》《民族问题》《社会科学概论》《列宁主义概论》等理论著作，野外听何干之、沙可夫课各两次。月初还参加了一次军政测验，题目包括民主集中制在军队中的作用等。时事学习是行军途中的重点，形式大致分为听报告和讨论，讨论内容包括欧战前途及其影响、与中国抗战的关系等。中共的学习总是和斗争联系在一起，即所谓有破有立，一个月当中，高鲁经历了两次斗争会，一次是反对自由主义倾向的讨论会，另一次是针对不服从组织分配的批判大会。(27)紧张的行军途中，思想的训练和斗争如此密集，无怪乎高鲁会感叹：“这确实是在战斗中学习，停下了就上课，这是中国共产党能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主力的原因。”(28) 持续的灌输以及批判、斗争所包含的强制性指向，使学习渐成融入内心的惯性，高鲁写道：“因为背粮，今天没听《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是最大的损失。只能看同志们的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比起听报告来，效果差多了。”(29)透露出强烈的学习渴望。或有人认为高鲁所在的鲁艺群体知识文化水准较高，其表现只是特例，但高鲁离开学校到部队后，仍记下不少亲身体验的学习场景：“每天出发时，教育干事便发布两个讲过的题目，行军中再讨论复习。行军时把战士分为若干学习小组，每组二三人，学习讨论十分方便，形式也很灵活。”(30)时任359旅政工干部王恩茂的日记中，有关自身学习及组织干部、士兵学习的记载不胜枚举。1939年1月，他记有该部一般干部讨论会讨论的问题：“(1)共产党是如何产生的?特别说到中共的产生。(2)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3)第二国际的错误和缺点。(4)社会民主党的名称为什么是不科学的?(5)共产党的发展，特别是中共的发展。(6)中国党的特点。”(31)从中略可见出中共持续性灌输造成蔚为风气的学习环境后，政治教育有可能推进到的深度。当然，仅仅依靠学习并不足以保证成为中共要求的合格党员，整风中有人谈到自己去党校学习，目的在于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好党员，这样“就会做好工作，工作做好了就有了名”，上述想法很合符普遍的人性，应该不是信口开河。然而同样是这个人，接下来又谈到：“对马列主义应付的时间长了，也给了我一些启发。所以在四○年有勇气把自己在历史上的一些想法、错误、家庭成分、出身向党说出来。”(32)持续的灌输、耐心的引导，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氛围，集体主义的环境，可以形成强劲的风气，予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举例说，中共会多，且会前、会终往往都组织大合唱，这种看似不经意的举措，却隐含着中共无所不在的政治文化的浸润，即在集体的氛围中，以庄严的歌声，诉诸情感的激荡，达到融合人心、转换和升华思想的效果。尽管每个个体变化未必尽如期望，但由这些变化着的个体组合成群体，却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叠加效应，而群体酿成的叠加效应又会反作用于个体，形成变化的加速度循环。 重视学习源自中共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党的内在需求，“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3)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全党开展学习运动，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负责组织干部教育培训，次年与中央宣传部合并。要求党员干部“每天平均实行二小时的学习制度，每一周按学习小组讨论问题，必须保持经常性与持久性”。(34)1941年，晋冀豫报告其学习情况：“建立了上课制度。在晋东、漳北等各地，每次县干部开会以后都要上课一次到两次，课程一般分为党课与政治课两种。”(35)学习课程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迭有变化，河南1938年的报告，主要开设“党员基本知识，什么是马列主义及统一战线三门功课”(36)，这是抗战初期党员培训的代表性内容。随着时间推移，党员基本知识和马列主义教育继续居于中心，统一战线则渐渐退居次要地位。1941年，鲁西区党委制定的教育计划中，规定了各级机关的课程：“分区委级是着重中国革命基础知识及支部工作的教育。课程有：《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阶级与阶级斗争》《支部工作》，县委级是：《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地委级是：《联共党史》两个策略部分。”此外，特别重视阶级斗争的实际教育：“各地编印了《民主民生读本》，教育民主民生的斗争；从党报党刊上鼓动阶级斗争，从事阶级斗争教育。”(37) 教育要因人制宜，针对不同对象，中共教育的开展各有侧重。河北赞皇培训普通农民时，开设的课程包括：农民的痛苦，大革命时代的中国农民，农民与抗日问题，未来的农民。目标则为：“从很多实际问题而谈到抗日问题、世界问题，容易使他们接受，使他们了解，农民的眼光是非常狭小的，我们要一点一点地放大他们的眼光。”(38)“放大眼光”四个字，对普通农民极具针对性，相对而言，知识分子教育更加重视的是立场问题，学习、实践、反省，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三部曲，如高鲁日记所记载的：“我们都是缺点满身的人。我想诊治的方法：一多讲马列主义，二在工作中筑造自己，三在讨论会中检讨我们的生活、行为等。”(39)高鲁说到的讨论会是中共特别重视的一个环节，中共一直强调学习不是单纯的灌输，而是要求联系实际展开讨论，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争论：“有一个小组共七个人，争论抗战、团结、进步，哪个重要?……争论得无法解决，按多数表决，表决的结果，除主席外，六个人三个意见，两个人共同一个意见。主席无论参加哪一方面都可得到多数，但主席又不同意以上的三个意见。”(40)整风期间，这样的争论虽由于其内容显得琐碎而被批评为教条，但通过碰撞激起思想火花的讨论方式一直为中共所沿用，这也是中共希望固化自己的队伍却又要避免僵化的有效途径。 日常教育之外，轮训制度可进一步强化学习效能。苏维埃时期，中共即开办训练班训练干部。抗战时期，中共实施轮训制度，规定区以上的各级组织都要建立训练班，所有党员、干部均需轮流接受培训，时间一般在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冀中报告：“1938、1939两年间，有数字可统计的，共训练小学教师6354人，内女的占10％，县级行政干部444人，内女的23人，税务人员135人，合作社干部1094人，内女的6人，送河北抗战学院学习的3000人，送抗战干部学校学习者472人，送边区华北联大或抗大或抗战建国学院学习的800人。总计20894人。”这应该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冀中报告进一步写道：“课程内容一般的是论持久战、统一战线、各种基本政策，社会科学常识，游击战术及部分的专业课。在生活上则着重于集体生活与军事化的锻炼。训练终了，都分配了适当的工作。”(41)随着根据地的健全，各级各类部门都会开办训练班，1944年山东报告轮训干部的成绩：“有计划的配[培]养训练一万二千八百九十四名干部……使在职干部得以提高并从人民中培养出大批干部，充实了政府的工作和领导。”(42) 1939年4月，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干部杨国宇曾到师轮训队参加过一个月的训练，按他的说法，“是从参加军队以来的第一次开荤”。杨国宇在轮训班的学习主要可分四部分：一是听报告，刘伯承数次到训练班做报告，讲政治、军事、党政、纪律等问题，给学员高屋建瓴的指导。二是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陆定一讲《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又听讲生产关系的五种基本形式，建立对马克思主义分析事物、社会的基本思路的了解。三是听讲战斗技术，包括敌我优缺点的检讨、游击战术、特种战斗、后勤保障、战斗指挥、战斗技术等，27天授课，涉及战斗的课程为12天，占到将近一半。四是听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从太平天国讲起，经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大革命直到苏维埃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战斗课程相当，同为12天。除此外，还有中间和期末两次测验。(43) 轮训班的课程安排，清晰体现中共理论和实际结合的特点，军事理论和实战的讲授是部队干部的必修课，占到近一半内容容易理解；革命史的讲述和前者等量齐观，则突出显示中共意识形态政党的性质，即以历史记忆的构建，强化民族和国家记忆中的革命元素，勾勒中共在时间长河中的历史际遇、任务和作用，以此提升干部的历史使命感、团体认同和现实关怀。从太平天国讲起，重心放在中共建党以来的历史讲述，既点出了中共产生的时代背景，即中共话语中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又突出了中共革命党的特质。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强调，是抗战时期中共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这和1938年年底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的“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44)可谓一脉相承。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讲授，看起来不免深奥，但方法、观点的灌输，对中共党人的思想水准和境界的提升不无潜移默化的作用。1939年，年少失学的八路军干部秦基伟刚刚记日记时，错字连篇，表达不顺，几年下来，他的日记已经“由原来的单纯记录，发展到写对事物的思考、见解，后来又发展到总结经验教训，有时也抒发一点感情。在组织领导地方武装建设的同时，我比较注意对细节事物的思考，尤其注重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45)秦基伟所说的提高，可以从当年的文本中得到印证。1942年6月，太行一分区负责人秦基伟等向上级递交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报告，总结多条经验，包括灵活的斗争方式，适度的武装斗争火候，善于迷惑敌人，组织合法与非法斗争之配合，军政结合等。其中谈到善于运用与扩大敌伪之间、敌伪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时强调：“这个原则虽不新鲜，但在实际斗争上的运用却是十分重要的。如只打敌人不打伪军，使敌伪矛盾增加，如在内丘打敌伪军造谣说某汉奸所告密引起敌伪问倾轧，此种情况如能及时掌握扩大之，对我工作之发展与对敌力之削弱将有很大意义。”(46)这些经验在中共党内或非空谷足音，但如将之与同时期国军将领总结的经验对照看，还是令人印象深刻。黄埔一期生、国军名将夏楚中曾于1941年发表文章总结抗战经验，谈到6点：“加强近接战斗的训练”；“注重射击运用”；“演习据点攻击”；“确立据点战术信心”；“侧重重点教育”；“加强精神教育”。(47)尽管上述两个文本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后者的就事论事、规行矩步与前者的宽阔视野、灵活态度，反差十分明显。 马克思主义承继了西方哲学的辩证和分析传统，又有着自身独有的践行特质，这是中国混沌的整体论思想传统所难以比拟的，中共通过马克思主义把近代世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野强行灌输进革命阵营，尽管这些或许并不是刻意设计的结果，却造就并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按照黄敬的说法，中共干部“在个人问题上，愈老实愈好。对策略的运用上愈复杂愈好，简单到唯物论，复杂到辩证法，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最好的”。(48)黄敬说的其实就是中共一直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对此，张稼夫的亲身体会很有说服力。他学过辩证法后，苦于不会运用，“只好回家去同老婆吹吹，她听了说‘你的那辩证法大概是圆的吧?’”联系的观点是辩证法的突出特征，张妻所谓“圆”的辩证法，可谓一语中的，尽管其中或许不无对张盲目套用辩证法的讽刺。后来，张稼夫在实际工作中继续捕捉辩证法的思路，“这里看到一点，那里又看到一点，渐渐也可以把它联系一下”。(49)张稼夫的经历，正是大多数中共干部建立理论认知的路径：经由党的灌输，理论和实际生活相互激荡，在实践中一点一滴地积累、丰富和提高。 三、考核、淘汰：净化和提升之路 抗战初期，面对合法身份取得后的空前大发展局面，干部培养成为中共的当务之急。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道：“敌后方——应大量的发展党、创立党。速度要快。量要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一段时间的清理，整顿与巩固(消化)，然后再发展”。(50)这是一个大发展的应对思路。中共面对历史机遇时，通常反应几乎都是先量后质，即先以量的膨胀满足现实需要，以人员的扩张造成规模。扩张告一段落后，再求巩固、提高。这种先求量的做大、再求质的提高的发展模式，如中共自己所总结的：“在干部政策上，要运用一切可以利用来抗日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党的，非党的，可靠的，投机的，阶级异己的，都可以利用他们来发动抗日运动。但在选择各种群众团体和政权机关的真正负责干部与发展党员的时候，又必须是‘精雕细刻’的。如果只有后者的精雕细刻，而无前者的大刀阔斧那就会一筹莫展或发展很慢，不能跳出地下党的狭小的圈子。如果只有大刀阔斧而不同时有后者的精雕细刻，就会在弄起一个很大场面之后，自己不能掌握。”(51) 当然，作为一个讲求实际却又理论先行的政党，中共发出的相关指示通常会强调量和质的平衡，即便中共中央1938年3月提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的文件中，也没有单纯强调发展，而是要求新党员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并且照例会谈道：“对新党员应注意给他们以初步的马列主义与党的建设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共产主义与其他党派的理论思想的基本区别。”(52)不过，基于强烈的效率优先原则，中共政策的倾向性常常十分鲜明，实际操作者亦学会从面面俱到的表述中领会其核心内容，从而跟上政策的指挥棒。和历史上政治力量普遍依赖精英不尽相同，中共特别强调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量的膨胀无论从理论认知还是实际操作言，都是中共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这种高度追求效能的机制，不可避免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以山东为例，1939年7月山东分局的报告提到，现有党员大约5万余人，计划以8、9两月为冲锋月，迅速发展党员，“一区委扩大3万人，三区委25000人，二、五两区各2万人，四区委15000人，六区委1000人，共11万多”。(53)1939年，山东根据地地域还很有限，两个月要发展11万党员，不能不说是相当惊人的数字。热衷数字追求，势必导致杨尚昆谈到的问题：“华北党在大量发展中，一般的现象，都是追逐数目字，只重量，不重质，因此，不合中央所指示的‘党内要严’的原则，大开门，拉夫，无例外的如此，有一夜发展四十个党员的，有三分钟发展五个党员的，有骑着驴子‘跑’党员的，有打锣号召入党的，什么奇形怪状都有。”(54)冀鲁豫的报告里甚至提到这样的咄咄怪事：“支部开会，群众偷听，被捉住提出罚打100棍，或罚你入党，叫群众选。”(55)党的发展质量无法保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干部的素质，太岳区总结：“干部的缺乏以及现有干部能力的不够，特别对政权、武装工作的领导毫无经验。”(56)尤其是中低层干部问题更为严重：“有的区干(大部分可说是1/3的)不会开支部会，甚至自己怎样发展共产党员都不知道。”(57) 其实，对大发展必然导致的问题，中共并不是没有预估，但中共更看重的是大发展形成的规模效应及由此造成的发展事实，即如中共报告总结的：“猛烈开展党与群运(如模范村)是开始创造根据地工作中必要的，对后来其他区域的转变也给了极大的影响，这种方式与作风应更加提倡。”(58)因此，尽管发展带来的错误与缺点相当严重，但为中共的进一步巩固、提高“打下了基础”(59)，仍得大于失。而且，大发展中确实涌进了这样一批党员，如王林日记所写：“对主义政策大概是一点也不很清楚，只是忠实，一上名，就好像上了梁山泊烧了香拜了把子般的。”(60)毕竟，忠实是中共在中国环境下对党员的首要期待。 1939年开始，整党在中共自我改造的目标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起初是对之前大发展的调整，后来则成为党不断净化、提升自己的手段。整党有两个标准，一是成分，一是能力，即所谓“政治上坚定，工作刻苦，有发展前途，能力不低”(61)，不合要求的党员干部，予以淘汰。整党的基本要求在太行发布的整党文件中可以看出大略：“一、首先审查各级干部，特别分委，支部的干部，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掌握在经过考验、忠实可靠的同志手里，并注意提拔积极勇敢的工人、雇工及贫农同志，树立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骨干。二、对那些已经加入党，而实际上只是同情分子，不能艰苦工作和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则劝他们退出党，保持政治上的同情，并指定专人与之发生关系。三、要慎重的洗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敌探、托派、奸细等出党，并将其错误事实向党员解释，以教育全党同志。”(62)具体的程序，太岳区关于区村整党的文件有详细的提示，首先由区委召集支委会或小组长联席会，“研究本支部的环境、发展历史、工作情形，党员人数、成分、履历、社会关系、斗争经历、工作表现及如何发展的等等”；然后开小组会，小组成员互相鉴定；接着区委选择个别党员谈话，了解党员成分、历史、社会关系，对支部工作和其他人有何意见；同时区委还须以群众面目同群众谈话，考查支部和党员个人的工作及群众关系；最后再召开支委会，作最后鉴定。(63)这是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结合，既有上级机关的组织、发动和把握，也有党员本身一定程度的参与。 整党更关键的还是对中低层干部的考察、整顿。如果说一般党员的良否影响着党的观感，干部则直接决定着组织的效率和力量，是中共这样一个讲求效率、纯洁的政党须臾不会忽略的。抗战时期，由于民族战争的性质，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干部体系，考核、审查干部尤为重要。干部审查标准主要包括“政治观点、工作能力、党的观念意识、日常生活、经济观点及是否能吃苦耐劳等”(64)，具体而言，从如下一些方面展开：“每个干部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过去参加过反对革命(入党前)和反党派别(入党后)活动没有，脱离过党的关系否，脱离原因以及如何恢复或重新入党。如曾被捕或被俘过的干部，则须仔细的审查被捕或被俘过程中的政治上的表现，以及出狱及释放经过(自首叛变分子不应恢复党籍)。”(65)审查办法在实践中不断严密，冀鲁豫报告：“首次干部审查工作，除填表之外，并未作出多大成绩。”为提高审查效果，决定实行逐级负责制：“二次审查干部决定，区党委审查到县，地委审查到支书，县委审查到模范支部之小组长及一般支部之支委。区委以上则填表，经常了解，个别谈话，三方面结合起来审查。”(66)1940年，中共中央直接规定：“审查每个干部时，必须由被审查的干部自己填写表格，并写详细的履历，由于部科工作人员与之作详细的谈话，对其重要关节(如被捕、被俘、出狱、释放及犯重大错误……的经过)，必须找到旁证人写出证明书，根据上述材料精细的审查，并由干部科会议讨论作出结论。”(67)逐级审查后，被认为不合格的党员、干部遭到清洗，1941年3月运东地委报告，6个月共审查地级干部15人，县级373人，区级768人，支部[级]303人，“不合入党手续的156人，失掉关系或脱离过党的18人，参加其他团体(三青、复兴、会门)80人。处理办法是：缩短党龄18人，警告14人，留党察看115人，停止党籍6人，劝告出党1人，开除39人。”(68)处理人员占到百分之十几。干部处理更为严格，从1940年晋冀豫区赞皇等9县分级干部提拔与纪律处分统计表可见，该县原有分委133人，开除16人，定期开除14人，撤销工作26人，警告6人，共计处分62人，占54.1％。(69) 保持组织严密，清洗、淘汰具有双重意义，既净化自身，对留下来的干部也是警示和鼓励：“兴奋了每个同志，使他们认识了共产党不是马马虎虎的”(70)，有助于提高干部对组织的认同和体制的忠心。清洗、淘汰是减法，留用、提拔则是加法，一减一加，组织的内部凝聚力油然而生，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初期大发展可预期的后续效应。 除整党中的鉴别考察外，干部还要接受常规性的考察、考核，这关乎对干部立场、观念、能力的把握，是干部评判和升迁的标准。日常考察由于涉及干部的使用，更加不容疏忽：“首先应看他的工作效果，效率，工作方式及方法，及其直属上级和同级以及他所直接领导的关系的批评意见，并应注意他是发展进步，还是不长进甚至退步，优点缺点是如何程度，能作那一级的干部。”(71)下面一则报告大致可看出中共干部考察中关注的问题：“整个中心县中最强的要属翼城：书记吴，能掌(握)全局工作，有计划，努力，吃苦耐劳，政治相当坚强，组织观念强；组织阎，是地方公开的共产党员，能团结各阶层群众，有号召力，坚强努力，只是工作缺乏计划；宣传赵，积极努力，三人能团结，所以工作能开展而巩固。最弱的一个是豫北：书记王，缺乏政治远见，握不住中心，严重的犯着事务主义，但还能吃苦努力。”(72)政治观念和能力是考察中的两个核心要素，对这两者的鉴定常常影响着干部的命运。当然，具体执行中，尽管自上而下的考核和任命机制被赋予高度的原则性和严肃性，干部的来源、成分及相互间的人际关系等因素仍不可避免会渗入其中，毕竟中共也是由具体的个体组成。而且，干部的使用也无法随心所欲，具体的情境中总是需要服从现实，比如当时的文件就提到：“过去一切以筹集资财为中心，几乎使整个的党变成一个动员党了，因此使原有的工作范围，群众基础以及党的基础等都越来越小。特别是干部贪污腐化，已成为普遍的风气，蒙上欺下，领导者又多表现闭塞，因此纪律废弛，使干部日益更加油腻[滑]。及至现在有许多干部明知道他坏，但又无法换他，因为还没有发现比他较好的人。”(73) 为加强干部管理及审查，1940年8月，中共仿效苏俄以干部处管理干部，在县委以上机关设立干部科，隶属组织部或政治部。干部科以了解干部为目标，西北局组织部干部科1942年的工作计划包括研究了解绥德警备部、延安非党、边区非党、延安各县干部，力争“每个干部配制在适当的岗位上”。(74)干部科还有一个日常任务就是建立和完善干部档案：“地方上区级以上干部的文件(表格、履历、证明书等等)，须送区党委保存。军队中团级以上干部的文件，须送师或军政治部保存。”(75)这是中共中央加强干部档案管理的一个重要标志。以地委为例，各地委组织部被要求建立如下档案、名册：“1.县委名册，每县一页，凡有调动即加以注明，新任县委即添上去。2.预备县委名册，把所有预备县委，分批分职(书记或委员)注册。3.机关干部名册，包括地委机关及县委机关干部。4.干部牺牲、死亡、被俘、损坏、开除，叛变的登记名册，每个人都要注明略历及事件的详细过程。”同时建立卡片小传制度，“必须每人都有一张卡片一份小传。卡片和小传的号码，要与名册的号码一致，以便查考。各种名册，卡片和小传的管理应该统一，由一定的人员负责。”(76)随着整风的开展，档案材料不断丰富，保存档案也成为各级组织至关重要的任务。李新回忆他在反“扫荡”时保存人事档案的经历：“把全华北地方干部(地委以上)的履历表(每人一张薄纸)，分成两口袋，由我们两人各背一袋，非到最必要的时候绝不埋藏，而且要保证不得有一份遗失，一定要与这套最宝贵的资料共存亡。”(77) 四、向党交心：批评与自我批评 无论学习、培训，还是考核、清洗，中共这样做的目的都是造就一个纪律严明、有信仰、有目标、方向一致的政党。按照列宁主义的理论框架，共产党需要充当革命的催生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路人。基于这样的定位，共产党人被要求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严格的纪律，保持对党的绝对真诚，这种忠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选择，而是基于终极信仰和神圣目标所提出的排他性要求。抗战时期，中共正是按这样的要求打造自己的党和干部。 保持思想、行动上的一致，不是共产党人的创造，而是近代以来世界各类政党的普遍要求，不过，包括苏共在内的共产党人为达成这样的目标付出了特别的努力，而共产党人的理论和组织体系也要求这种努力必须落到实处。其中，抗战时期被列为中共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即为中共改造干部，确立内部思想、行动一致的关键举措。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不短的历史。列宁曾经谈到布尔什维克党的自我批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78)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被着重强调是在1927年苏共十五大之后。苏共十五大决议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随后，斯大林提出其关于自我批评的著名论断：“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认为：没有它，没有自我批评，我们党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揭露我们的脓疮，就不能消灭我们的缺点。而我们的缺点还很多，这是必须公开和诚实地承认的。”(79)共产主义运动以克服私有制为目标，这种克服不仅包括财产私有，也包括被认为与物质世界存在反映关系的观念意识，因此，在同志间亮出自己的观念并展开观念的碰撞，对于共产党人而言，本属题中应有之义。 苏联及斯大林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强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共。苏维埃时期，张闻天曾撰文谈到自我批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应该成为我们党改善我们对于群众的领导方式的有力的武器。这种自我批评应该具体分析我们在领导群众中的经验，指出我们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使我们以后能够更好的领导群众。这种自我批评有它的时间性，特殊性，与连续性。它一层深一层的向着取得领导群众的艺术的方向前进。自我批评的价值也就是在这里。”(80)不过，这一时期，苏联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视程度还有限，中共又处于紧张的战争时期，相关论述和做法尚少见。 1937年开始，苏共将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到新的高度。1937年2月至3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要求进一步贯彻党章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始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了”。(81)1939年苏共十七大党章规定：“在各个组织内或在全党内自由而切实地讨论党的政策问题，是每个党员根据党内民主制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有在党内民主制的基础上才能够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巩固党的纪律。”(82)这是自我批评首次写进苏共党章。此后，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渐成为苏共和苏联社会的一项重要准则，正如当时的论著中强调的：“必须经常地利用自我批评来总结自己每天的工作，检查自己，大胆地批判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注意考察自己活动的结果，并考虑怎样才能得到更好的成绩。自我批评应该成为每个苏联人不可缺少的品质。”(83) 受到苏联影响，抗战初期，中共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强调明显增多。1937年底，彭真在报告中提到：“最近许多负责同志在进行自我批评一点上，是十分注意不够，甚至完全忽略的，必须立即纠正。自我批评是推动党进步的重要武器，同时也是推动干部学习进步并加强党的观念的武器，是最重要的日常训练方法之一，必须经常地进行。”(84)各地方党委都把自我批评作为党内生活的重要内容，并将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相联系，要求：“反倾向斗争及自我批评应成为充实小组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85)；“严格党的生活，严格开展自我批评与思想斗争，克服非阶级、非党的意识与观点。”(86) 延安整风前后，作为开展思想斗争、进行自我改造的有效工具，批评与自我批评被进一步强调。1942年的整风动员报告中，毛泽东号召：“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87)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把自我批评提到更高的高度：“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88)和苏共实际运作中更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民主意涵不尽相同，中共既希望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保持党的活力，达到固化而不僵化的目的，又在实际运作中不断强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纠错、斗争成分，尽管其间也不无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重视通过自我的反省及人际的互动激发思想斗争，达到思想统一的效能。之所以如此，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的观念革命取向自是基础性原因，中国宋明以来向内开展的思想传统也或多或少发挥着潜在的影响。 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各种方式贯彻到党的政治生活中。包括高鲁在内的当年中共党员干部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大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场景。1938年4月，王恩茂日记中记有，团干部会议上，“在干部中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89)被列为主要议事日程之一。同为军队干部的杨国宇写道：“一到南桑鲁就忙于工作。晚上照样参加工作人员会议，反浪漫化，纠正坏现象，与腐化作斗争。我科散漫有，浪漫腐化没有，但照样受到批评。”(90)高鲁日记记载的行军途中一次生活检讨会的内容尤具意味，会上围绕行军时有人偷吃自带干粮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发言分析：“某个同志私自吃了干粮，今天一勺，明天吃一口，紧急情况干粮不够时怎么办?吃不饱走不动路，这不是给大家拖了后腿。大家也不忍心你掉队，得大家分给你吃。这时你是吃的大伙的。”(91)尽管干粮分配给个人，但私吃干粮的结果仍然可能影响到集体，这样的分析逻辑在局外人看来也许不好理解，却在中共内部言之成理，集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重构社会的原点，也是共产党人改造和自我改造的基础，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进入共产党后，洗心革面逐渐被拧成一股绳，集体主义的逻辑至关重要。而集体主义的养成，既有观念的灌输，也渗透到生活的点点滴滴，是一个观念和实践交相作用的渐进过程。 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触及灵魂，当年的许多批评都相当尖锐。王恩茂记有党小组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小组会议的优点是有许多同志进行了自我批评：赵安博同志批评自己怕羞，做工作不敢与主要负责同志协商，以致敌军工作没有很好的开展；孙国良同志批评自己游击主义、散漫；郑佳谷同志批评自己在刘心会时，对群众的态度不好；杨南贵同志批评自己因做地方工作，很久没有参加党的会议。”(92)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日记中收入渤海干部会议上与会者的发言，其中常常可以看到与会者这样的解剖：“缺乏民主精神，对政群代替包办，个人领导；教条主义很严重，标新立异，发宣言写告书；作风，官僚主义是主要的毛病，铺张形式，好谈大原则。”(93)总结战斗的失败教训时，批评也毫不留情面：“部队及干部右倾情绪很大，没有信心；干部不团结，军队干部不团结，地方干部不团结，军队与地方之间也不团结；军事负责人没有信仰，战士亦无信心，政治上虽保证亦无法；对过去经验对上级指示接受不虚心，也不去研究。”(94)这种面对面的交锋，对参与者的触动可从高鲁日记中窥见一斑：“晚上开生活检讨会。每人都把自己的优缺点谈一遍……为什么现在的缺点不马上改掉呢?熄灯哨子吹了，我睡在炕上久不能寐，想着自己的弱点应该怎样克服。”(95) 整风运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常常以反省的方式出现：“各级干部，每半年要做一次反省，反省笔记集中到一定的管理机关……反省办法，一般采取集中的会议形式，把干部分批集中到一起进行反省。鉴定办法主要由同级共同开会，结合反省材料与工作表现进行鉴定，再由上级机关结合考核材料加以审查，然后送一定管理机关。”(96)作家茅盾的女儿沈霞可谓这种反省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见证者之一。初到延安不久，沈霞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必须俄文第一，政治理论等等是要的，但是不想弄到竟占了俄文应有的时间。说我政治落后，不关心政治，我完全不在乎。反正，我就是这样，自己知道就是了。况且到底是不是落后，而落后，不关心，是不是就从他看不看政治书，是不是满口政治上去观察?这些观点还是应该打问号的……一定要把人弄成一个类型，说好，又觉得不满意，说坏，又指不出什么大缺点来，以这种人为典型的要求法，我是不大赞成的。”(97)她甚至抱怨：“在延安这种地方，人这么不了解人。一个青年，热血些的，都要变成冷血才会适合。”(98) 沈霞的批评是初到延安的外人对一个陌生而又独特的政治团体的本能判断，无足为怪。接下来，她的日记提供了一个具有独立头脑的青年人如何被中共政治文化同化的活标本。1942年年底，经过不断的学习、批评和整风教育，沈霞的想法开始明显变化，她在日记中反思先前“不是从集体出发，从革命需要出发，而是从个人情绪出发，从个人爱好出发。因为这样，就作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延安同志间的爱是没有的，是缺少营养的”。沈霞意识到的这种集体和个人的对立正是此时政治文化的核心，她自省：“强调个性爱好是我到延安后的一个中心缺点”，作为进步的体现，则是“个人种种生活上的要求也不再出现在我脑子中”。(99)个人的不断放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相互促动，曾经那么敏感而又自尊的沈霞，亦逐渐适应了在集体场合敞开自己：“我很喜欢看见现在所有的同志都能毫不顾忌地对我说出他心中的话，甚至也不避讳言词上的用法。不再怕我不接受，或者是怕过火，我吃不消。这些我觉得正好说明，现在我已经能心平气和地听别人的意见，而且尽自己所想到的提出材料，供大家思考。”(100)沈霞的心路历程，正是中共追求的目标。中共一个地方机关党委在整风的总结报告中写道：“过去尚没有深刻体验到‘学习就是思想斗争’这一真理，学习了但只强调了外力的思想斗争，没有强调内心斗争。这次，我们接受了艾思奇同志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整风总结中的经验教训，强调了这一点，无论在学习文化交谈反省、坦白、论战、鉴定中，都不断的反复的强调了自我的内心斗争。有一个涞源同志说：‘开始我瞧不起这个训练班，一天到晚粘粘糊糊的，真想不到它粘粘糊糊就真把人心都变了。’”(101) 批评和自我批评，当其和统一思想的要求结合，警示意义特别深厚。高鲁写道：“读二十几日的《解放日报》。上有陈伯达的文章《关于王实味》。读后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以前曾读过《中国文化》上刊载王实味的文章《民族形式的新偏向》，虽只读过一遍，但颇有同感。但王实味是个披着美丽外衣的托洛斯基派，我却同意他的观点，多可怕……我为此苦闷，躺在床上睡不着，心情像在小组会上作检讨一样。”(102)这样的心路历程恐怕是抗战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的普遍经历。自我反省不仅关涉是否提高，更关键的，还在于借此防止滑向错误的深渊，在政治具有压倒性意义的环境下，慵懒者或许可以曲谅自己的不进步，却难以承受推向对立面的风险。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使中共党内逐渐造就了先进、落后这样判然分明的评价体系，而集体主义的氛围，更放大了这一评判的严重性，因此，争先恐后、追求进步成为大多数人的自觉选择。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是通向进步的阶梯，某种程度更是自保的底线，当其和中共越来越严肃的政治文化环境结合时，不断升级几成必然。在反省的氛围中，不提意见某种程度上也是错误，暴露自己成为必需，高鲁写道：“罗世光同志给我提了意见。认为我很少对别人提意见。有些发言没抓住问题的中心。杨林说不给别人提意见是不负责任。方迁说以不成熟为借口不提意见，是自尊心太强的缘故。”(103)经过这样严格的检讨、改造、批判过程，辅之以不可或缺的政治、组织上的清洗和肃反运动，在控制和动员双管齐下的规训中，自觉不自觉成为党机器的螺丝钉变得顺理成章，外在权威内化为自觉自愿亦已水到渠成。一年前还在抱怨延安缺乏爱的沈霞，1943年初，已经在日记中感叹：“当失眠之夜，想到自己是在做一个有用的螺丝钉时(即使是很小很小的)，白天少见真心的笑不自觉地挂在嘴边了。”(104) 五、党校：回炉再造 理论联系实际是抗战时期中共着重强调的思想路线，也是干部养成的一条重要原则。像高鲁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抗战时期的经历就是一个实践和学习动态结合的过程。1940年年初，高鲁离开华北联合大学，先到一二○师战斗剧社，后到山西河曲县抗联，在此期间，被抽调参加张闻天主持的晋西北考察，实地调查农村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实际工作与调查研究相结合，这是当时中共倡导的工作作风，高鲁站到了调查研究的最前沿。 1944年，随着抗战进入后期阶段，为战后中国准备干部提上议程，高鲁适逢其会，进入晋绥边区党校，回炉学习理论。此时，正如晋绥分局党校校长龚逢春告诉学员的：“我们有治国平天下的责任，要反对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组织起来。”(105)党校作为中共干部的教育基地，自然要承担起这一责任。(106)当年党校在党员心目中的地位，从一些党员的反应中可见一斑：1941年，杨国宇要求去北方局党校学习，从这一年4月起，就一直为能否去党校学习焦虑。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去北局党校学习，本来已批准，可是李达参谋长不要我去，不惜再往政委部去请求，又碰了壁，回来又向参[谋]长提仍无效，后又向邓政委提，他说他们商讨后答复!真急人，听说党校不久就开训了。”(107)半个多月后，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谈到共产党员不了解联共党史是耻辱，杨国宇听后“脸一直发烧”，暗下决心：“还得坚持要求到党校去。”(108)整整一个月后，5月13日，杨终于实现了去党校学习的愿望，内心的兴奋在日记中用了四个字表达：“太高兴了。”(109)和杨同期进入北方局党校的秦基伟，获悉去党校的要求被批准后，反应和杨一模一样：“万分的高兴和痛快。”(110) 由于共产党人对理论的重视，共产主义运动中，党校是理论教育的重要场所。十月革命后，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即通过决议：“建立中央委员会直属高级党校”。(111)7月，俄共(布)创办了党的第一所中央党校——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随后，又要求各地创办中低级党校。1933年，苏联已有256所苏维埃党校，学员有5万人。(112)俄共的党校经验被共产国际推广到各国共产主义运动中。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通过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应该在可能范围内，根据现有的情况，开办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日校和夜校等类学校”。(113)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中共即创办多所各级各类党校。 抗战时期，中共对党校的重视有增无减。和苏俄党校有固定的学制，基本知识的系统讲授，党校实际类于党办大学不同，抗战时期中共党校越来越向党员干部短期集中训练场所方向发展。1940年2月，中共中央规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具体开办办法是：“甲、训练中级干部(县级及区书)的党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办理。乙、训练区级干部的党校；大致由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办理。丙、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的训练班；大致由各地委、县委办理；中级党校训练期间由半年至一年，区级党校三个月至六个月，初级干部训练班二星期至二个月，可根据当地情形来决定。”(114)稍后，又针对干部不同文化程度规定课程，将干部分成四类：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工农出身的新干部，四类干部课程依次为：甲类，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但文化课须提高到能够自由阅读普通书报。丙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文化课须提高到能读普通书报，党建学完则学中国问题。(115)根据这一要求，各地开始普遍建立党校，冀鲁豫报告：“1941年1月以后至现在，训练班在区党委正式改为党校，只确定训练县区级干部，以后训练了135个，期限为3个月，政策与党建为主要课程(这时教材才有计划，特别是政策才真正地开始讲授)。”(116) 中共中央决定普遍设立党校，并为之确定课程，甚至精确到不同文化水准学员课程的具体开设，可见其重视程度。通过思想的训练达到思想的统一，这是共产党人灌输自己理念的直接目标，也是保证组织凝聚力和效率的关键一环。党校和轮训班一样，既是干部回炉再造的思想和组织平台，又提供了集体生活、密切干部间关系网络的训练场所，中共理论学习和生活实践交相递进的教育思路，在党校可以得到集中的体现。 体现学习和生活实践结合的要求，党校的理论学习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时事作为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聚焦点，成为党校教育的重中之重。早在1939年，毛泽东谈到抗大教育方针时就提到：“党的建设，只作党内教育，一般的学生只讲共产党问题。国际现势亦不必教，为着重于临时的时事教育。”(117)1940年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开办党校时，把时事政治列为学习的重要内容。时事政治直接面对现实，对时事的了解和判断，既可以体现思维方式、思考背景、理论积淀，又可以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更可以见出判断水准的高下，而综合的讨论、相互的碰撞，亦可加深对现实的认知、统一干部的思想。这一点，当年的中共就有相当明确的认识，高鲁记下晋绥党校领导层的讲话中说：“时事学习也是为了改造思想，检讨过去的认识。以研究问题为中心提高认识，就是具体的思想改造。有些党性不强的同志对党报的理解就不一样，实际行动也不一样。”(118)当年的干部测验中，可以看到中共努力的结果：“9月左、黎、偏、涉四县县区干部测验，时事测验平均分数67.2，政治测验平均分数62.5，而业务测验平均分数仅41.25，军事测验平均分数是55分，业务、军事均不及格。”(119) 由于时事政治具有这样的功效，越到抗战后期，时事政治越受到重视，1942年北岳区提出的支部教育内容首推“时事教育”，接下来包括“共产主义思想，即确定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及党的基本政策的教育，其他如爱护人民的武装，以提高战斗力，爱护政权，以提高政府威信等”。(120)相应的，早期一些偏重知识化的教育内容受到批评，山东就认为“胶东学哲学，××学联共党史(区级干部)”是“陷于教条主义”。(121)这样的批评在当年党员干部的反省中处处可见。时事教育在中共教育中比重不断升高，从高鲁1944年在晋绥党校学习的记载看，时事政治的学习和讨论已经居于压倒性地位，几乎没有发现其他方面学习内容的记载，这自然和党校此时承担的审查干部功能有关，但也大体反映了抗战后期党校教育内容的变化趋势。时事政治的凸显，体现着中共即经世穷义理，于实践求真知的知行观。 从高鲁日记可以看出，时事学习强调讨论，要求学员有思想的碰撞。共产党以追求平等为职志，党内生活也一直倡导平等，讨论的气氛正是这种平等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讨论话题多样，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讨论涉及的方面包括：“邱吉尔的本质是什么?美英现在是否有反动性?第二战场进展缓慢，是军事原因还是政治原因?美对伦敦、波兰、法国流亡政府的态度如何?为何苏未参加开罗会议?美英能转变为民主国家吗?美英苏在战后能长期合作吗?战后哪些国家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哪些能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欧战后同盟国内会发生什么纠纷?”(122)尽管话题广泛、气氛热烈，但从高鲁日记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人讲的还是中共报章上一直宣传的标准话语，这和学员的知识来源、表达能力及表达环境有关，也和党校本身的统一思想的要求相关，而且时事教育的实用性也很难有效强化干部的知识背景，使之真正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过，众口一词的讨论中，总能看到一抹抹亮色，安平生发言谈道：“今后世界性的战争是不会有了，小的局部的战争还会有。所以和平是全世界的问题。美国的道路是德黑兰式的，就是解决生产力与购买力的矛盾。美国的剥削是相对的，全世界都需要购买力，国内也需要购买力。所以提高工资，工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就能生活、参加社会活动了，但工作时间缩短，这不是小问题。美国今天走这条路是经过痛苦的，只能决心走下去。”(123)这样的思考即便在多年后看，也显现出深度，和当年中共的经典表述更是存在距离，安平生的发言理所当然遭到众人的反驳，但并没有对其政治生涯造成影响，这体现了在具体问题上，中共愿意学员深入思考的初衷及管控上的弹性，这一点，对一个有着统一导向的党而言，难能可贵。 当然，共产党更是一个意识形态政党，统一思想是其内在要求，讨论不可能是纯粹学理的探求，而是达到思想一致的途径，讨论的作用，既有深入了解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则在于提供一个思想碰撞和转变的场所，错误思想暴露、舆论引导、集中说服、会场压力，许多不一样的声音在讨论中可以像爆米花一样膨胀、炸出，然后慢慢消弭、转换于无形。正因此，讨论前、讨论后学校高层都会提示、总结，从思考方向和原则立场上予以把关。从1944年晋察冀党校关于国民党性质讨论的总结中，可以看到其中的巧妙布置：“主席团五人分工集体负责掌握着论战的进行，有人专门掌握每时每刻争辩的焦点，有人专门掌握发言先后秩(顺)序，即当时当面提示给值星主席参考，有人专门掌握解剖该种典型思想有关的一些文件，在论战双方相持不下时朗读……双方思穷力竭的时候，主席团只得几度宣布‘交头接耳五分钟’，甚至休会一刻钟，使双方在三三两两的交谈中重新组织力量，以便击败思想上的论敌。”(124)讨论轰轰烈烈，实质走向则尽在掌握之中，高鲁所在的晋绥党校有人谈到“国民党的成分是小资产阶级，国民党不一定都是特务”(125)，立即遭到校方的严肃批评。很明显，此时展开这一讨论，包含着对战后中国走向的考虑，国民党作为潜在的对手，其定位必须符合政治需要。讨论最后归结起来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在党内应普遍与深入阶级教育，首先是对于各级的干部，必须使他们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我们的路线和我们共产主义的理想，使他们了解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之一致性与矛盾性，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来认识民族抗日战争及其与阶级斗争的相互关系，把这个工作与肃清党内投机分子与阶级异己分子的工作配合起来进行。”(126)这里面，提纲挈领的是阶级立场，而背后又包含着人格上忠诚的要求，晋绥党校校长龚逢春谈到学习态度时指出：“诚恳虚心是从阶级立场出发的，诚恳不单纯是老实。虚心才能进步，才能以自己作为模范改造别人，才能以我们的思想改造经济、文化、思想。”(127)阶级立场和虚心老实这样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背后蕴含的正是中共期求的信仰和忠诚的统一，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干部对信仰的理解程度不一，却能忠于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基础。 奇诡的是，国民党性质问题讨论和当时正逐步发动的“坦白运动”同步进行。热烈讨论的空气后面，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直面的过关问题。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仍然可以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足见意识形态支持下的党的生命力；讨论必须在中共主导的框架里运行，提出不同意见的安平生能否过关却又并不完全为其发言所影响，这些冲突的情境中呈现的张力，高明的戏剧家也难描摹于万一。当年，大概也只有像党校这样，集中一批优秀干部，提供讨论的平台，拥有相对宽松的风气和理论储备，才可能承担起如此跌宕起伏的改造大戏。 六、余论 即便用严苛的标准，也很难否认，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抗战即将结束时，中共回顾干部养成工作时曾不无自信地说道：“首先看干部成分，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是来自各方面的，过去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那么干部路线是否错了呢?基本上是对的。在群众发动之前，提拔大批工农干部又不可能，这些干部这几年来绝大部分是好的，是有很大功绩的，我们已经历了极残酷的环境，这些干部坚持了工作；许多干部牺牲了，应该很好地表扬他们的功绩，应永远追慕他们的精神，并循着他们的道路前进。”(128)这样的成功在中下层干部中体现得尤其突出。当时的不少材料都谈道：“一个县委书记可把支部中小组的情形报告出来(不是普遍现象)。如基点村、实验县区的建立，这些都是不能忽视的进步。”(129)“对于我们的政策法令指示，县长科长秘书以上的干部与区长有一般的了解，科员、助理员、办事员一般的还了解很差。村政权一般还只停留在接收命令执行的阶段，对政策法令指示了解的部分还很少。”(130)县级乃至专区一级干部知识分子比例极高，直到抗战后期，“县以上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的干部仍占百分之九十以上”。(131)无论对主义、信仰的理解，还是在此基础上滋生的效忠度，及中共不断规训下养成的理论和实践能力，这些中下层干部都相当突出，相比国民党党员“百分之九十是无所谓的中间分子”(132)尤其如此。正是他们承担着上传下达的重要使命，凝结起更广大的基层社会，将中共的政策和力量落到实处，使中共的垂直控制体系得以确立坚强的枝干。到抗战结束，可以说，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这批干部基本具备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所要求的：“领导者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一般技术培训，如果不能独自‘创造出’正确的方案，那么至少也能知道如何判定由专家所提出的方案，从而以政治技术的‘综合’视角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133)“三八干部”后来在中共干部体系中以技术官僚特征而著称，这和其成长背景、环境、教育当然是分不开的。 养成这样一批干部，说来轻松，得来不易，从这一过程的追溯可以看到，苏联经验的借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探讨中共革命时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干部养成也不例外。当然，更重要的是其中凝结着的还是中共自己的大量心血，灌输、训导、教育以及思想的启发和斗争，有共产主义阵营的共性，而其中的耐心、细致和深入内心，又不无中共乃至中国思想的特色。除此之外，中共还特别注意实施保护、关心干部的种种举措。比如晋察冀就创立了干部关怀制度，而晋冀豫也要求各级部门“仿冀察晋建立逐级关怀制”。(134)王恩茂日记记载：“总政对于参加八路军三年连以上的干部家属困难的，由公家经邮政汇一点款优待解决。”(135)这种落到实处的措施，最能让人感觉到关怀的温暖。整党期间，对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也有内部掌握的处理办法：“从宽处理是原则，不要预先宣布。”(136)对于主事者而言，所有这些努力，最好的回报当然就是干部的衷心服膺和习惯追随，中共确实基本达到了这样的目标。沈霞在抢救运动结束后的日记中写道：“两星期左右的紧张生活一下子松了，今天开始走上正轨的学习时间。但我却像缺少了什么一样。我留恋于过去两个星期的生活，因为在那样的生活里，我遗忘了自己，我为一件中心事业所吸引着，全心全力用在那上面。私人的一切想头均远远地离开了我，我也很少想到生活。日子过得快而轻松，有意义。有内容，这是我追求的。”(137)这样的心态不仅仅属于沈霞个人，而是一代人的共同经验。理念上他们接受了中共的宣导，生活方式上甚至也习惯了高度紧张的“运动”，这是日后无论是领导者还是普通干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运动依赖的心理背景。新闻人赵超构抗战后期去延安后发现，中共甚至生产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外界处于两个逻辑系统中：“凡是依我们标准认为缺点的地方，在他们自己看来都是优点。我们认为这种教育限制了个性，他们倒觉得唯有如此，才能为群众服务。我们认为它太功利化，他们却以为这是‘学用一致’。我们认为理论水准太低，他们的答复则是‘实事求是’”；“这种标准化的精神生活，依我们想象，是乏味的。但在另一方面，也给予他们的工作人员以精神上之安定，而发生了意志集中行动统一的力量。”(138)中共思想统一不仅仅在于屏蔽了外面世界的声音，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逻辑，这样的逻辑如流动的铁水，软软却不由分说地漫过，水过处，凝结的即为坚硬的意志。 传统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近代之后，政党政治引入，但人情在日常政治中的影响仍处处可见。王林观察到：“这一次代表一分区同郑继成总指挥到石友三副座处，解释保三旅问题的误会，途中所见，觉得旧式人物另一种中国特有的方式团集着一部分人。人固然是政治动物，然而体现这个政治的还是以人出现。所以有的落后分子(这种人还是不占少数)完全是从人的情感的信托联结，而不知不觉中完全受他的政治领导。”(139)人情本人性之常，但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人情的结合诉诸利益和情感，强调个人的效忠，“一切用人，只凭私人的交情!社会上的一切，都被强有力者把持住了”。(140)这是中国政治和社会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共的教育以原则的诉求和中国传统人情社会彻底决裂，按照周士第转述的毛泽东的观点，中共“不但是普通的革命党，而且要是共产党这样性质的革命党”。(141)在中共的话语和实践中，无法接受任何利益凌驾甚至等同于党，即便父母也不例外，中共展开党性教育时，曾批评道：“党员思想仍很混乱……有的区干谓‘党与父母利益都是第一’。”(142)党员经由信念和原则训导培养，对党不能有任何秘密：“不容许党员有两条心，或一条半心。不给党坦白报告自己的思想和历史，就是两条心或一条半心。”(143)中共党员的原则性从如下的案例中体现得至为明显：张锋当上县长后，其亲戚领着敌人抓住他家人勒索款项，“张处理这问题，公事公办。被勒索那款，应该由领敌抓人者出”(144)，如果父亲认为都是亲戚拉不下脸，可以自愿负担一部分，没有钱，就把家中的地卖了。这样的事例在当年的中共干部群体中绝非个案，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高鲁日记中记有：“三区区长史某，曾写信让他父献金，信说：‘史文华同志，关于献金之事务必要出，否则要严刑拷打。’据说把史文华同志气坏了。”(145)尽管每个个体不一定都能达到中共的要求，整风中许多人的反省都不约而同谈道：“有时还不肯完全忘掉个人的利益，还不能完全牺牲小我”(146)；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做到铁面无情，普遍的人性自有其难以磨灭的存在理由。关键是，在人情和人性如此纠缠不清的中国社会政治传统中，中共干部只要表现出党性和人性间的权衡，就足令政治对手不寒而栗了。 当然，历史并不总是这样简单，当沈霞为自己成为一颗革命运动中的螺丝钉而欣喜时，她又在感叹：“人是很复杂的，感情更复杂。在自己稍一疏忽的时候，什么问题都会发生。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在我说来，的确不像过去那样自然，是处处留心着的。精神都是提高到最紧张点。因为唯有这样，才能纠正自己……整风整得大家都严肃了，彼此看着，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来说。”(147)而王林应程子华要求提意见时，说出的内心感受也堪称震撼，这些意见包括：“全党一元化后，缺乏‘法治’精神，党领袖的话即是法律，给群众影响很坏”；“‘朕即国家，我即上帝’味太浓”；“民主作风，越下级则越微乎其微，所以在村中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士绅和群众则认为‘天下老鸹一般黑’”；“党内教育，缺乏守法(我们立的法)奉公(公私一样处理)。”(148)王林的批评，在当年的中共文献中很容易找到佐证：“X县县长弄得科员们轻易不敢见他的面，万一因事非见不可，那就90度鞠躬立正姿势颤颤颠颠，唯唯诺诺。阳城科长们下乡检查合理负担，工作回来的汇报都是‘下达没有问题’。五区助理员下乡检查屯粮工作，村干部问他该怎样作，他的答复是‘照指示信办好了’。在重划行政村时，某村群众因贪污到区请愿时，区长说‘你们都是捣乱，惹的我生了气，枪毙你们三两个，我看什么事就都没有了。’”(149) 王林的批评，说出了政治服从和思想一律氛围下的另一面，这是追求效率优先难以避免的代价。(150)不过，王林能够发现和提出这些问题，又证明即便整风之后，中共党员独立思考和批评的眼光仍然在一定范围存在，这对一个强调集中的党来说难能可贵，和中共固化而不僵化的思想改造目标当然不无关系。再进一步看，作为一个地下党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员，王林反省自己内心思想时谈道：“白区党员的一般特点，养成反抗强权统治的习性，到了今天，阶级关系变迁了，仍然没有克服掉那种专门‘反抗’的习惯，并且对于事变后入党的同志的善服从，明不愿也不说的两重态度，和把党看成一个权势，不得不服从，似‘忍辱’柔顺态度，潜意识中含有蔑视。”(151)这里面隐约透露出部分知识分子干部和党微妙的关系，在思想统一的大旗下，服从和独立之间呈现某种程度的紧张，被党改造的现实后面，掩不住改造党的初愿，而有些人的服从，或许也只是政治压力下的随波逐流。高鲁在日记中写道：“有些人联系自己反省过去。我认为，反省是对的，不要牵强附会，不要夸大问题。只反复说自己的缺点不就是夸大了缺点了吗?不是什么样的问题都能联系自己的，把什么问题都提高到原则上反省就不能做出有血有肉的分析。”(152)过度的自我批评后面，未尝没有刻意地迎合和顺从，一定的氛围中，这种小心揣摩的功夫，如水之就下，沛然竟莫能御。 总体看，抗战期间，中共成功地把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三八干部”导入自己的轨道，新知识分子的加入，提高了党的整体素质，却未减损党的纪律，反而通过训导思想者完成思想的一律，进一步强化党的机器，提升信仰的坚固度。在革命理论的感召及党的强大组织、宣传、训导下，这些最初多是怀着救亡情怀投身革命的干部已经自觉服从党的意志，这正是中共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此过程中，中共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弹性，统一思想需要政治控制作为前提，但展开的方式是通过说服而不是压服达到，明确的目标辅之于灵活的手段，内的自觉是基础，外的规训是手段，以此实现党的领导和百花齐放的动态统一，可以说，这是中共能够持续获得活力的关键之所在。一个政治力量，新鲜的血液之所以新鲜，正在于其不同，政治要求一，也承认多，一和多的统一，往往是通向成功的基础。抗战时期，中共在统一战线旗帜下，政策中被灌注了更多的妥协和博弈成分，一和多无论在理论还是实际中都能维持巧妙的平衡，中共此时期全方位的成功，和这一点不能说没有关系。只是一个追求统一、效率的政党，一的追求似乎总会有蓬勃的冲动，成功和胜利更使这种冲动难以遏止，在效率的加速度面前，能否成功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将会是这个党面临的更为严峻的考验。 注释： 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35年5月4日)，中共中央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页。 ②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③韦君宜：《思痛录》，第6页。 ④高鲁(1912-1989)，抗战爆发后到根据地参加八路军。杨国宇(1914-2000)，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共。沈霞(1921-1945)，1940年到延安，1942年加入中共。王林(1909-1984)，1931年加入中共，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到冀中参加抗战。本文选取材料时有意避免了当时一些已经具有相当影响的人物，一般而言，他人和自身的期许越高，材料被粉饰的可能性也越大。 ⑤干部养成的具体过程中，会有活生生的人对人的工作，其中自然会渗入情感、利益等多重因素，本文不拟考察这些具体的人际互动，而是注重揭示中共干部养成的机制。事实上，尽管中共也无法免于各种各样的利益纠葛，党员并不都能达到中共的期待，但其党性原则下的运作的确可以消弭许多利益的裂缝，而重视学习的党文化也塑造了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党。将中共和其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力量予以比较，这一点尤其突出。 ⑥毛泽东：《目前的时局和方针》(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⑦波诺马辽夫主编(译者不详)：《苏联共产党历史》，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60年版，第545页。 ⑧《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1934年1月)，中共中央党建教研室编：《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⑨《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1939年2月)，《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第82页。 ⑩《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11)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33页。 (12)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13)朱仲止：《编后的话》，《陕北公学》，延安新华书局1937年版，第30页。 (14)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第42页。 (15)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1938年3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8页。 (16)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3页。 (17)《晋西北行署关于提高干部质量的决定，1942年6月1日》，《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3集，中共吕梁地委党史征集办公室1984年编印，第204页。 (18)《刘子久关于河南工作报告》(1940年5月28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刘子久纪念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19)《一九四二年政权建设工作总结》(1943年1月8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太行抗日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页。 (20)徐达本：《在冀鲁豫行署专员联席会上的总结报告》(1945年7月9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编：《冀鲁豫边区群众运动资料选编》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页。 (21)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22)《刘少奇给朱瑞并冀豫晋省委的指示信》(1938年8月18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343页。 (23)《干部政策和干部工作——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总结的干部部分》，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0页。 (24)国民党方面也有干部训练的相关规定和实践，其效果正如中共河南省委所谈到的：“顽固分子现在已经注意到乡教问题，视察呀，集训呀，强迫加入国民党呀。但是视察的人很少到山沟里去，集训又有什么用处，有时候趁集训的机会还开展了我们的工作。如去年夏天，各县都集训小学教员。在新安的小教训练班里聘县中教务主任高延柳为国际问题教员，聘职业校长郭次九讲教学法，他们两个的材料都是我们给他找的。给高延柳一本七十四期的《解放》，是联共十八斯大林同志的报告，给郭次九找了一些军政杂志和《中国青年》等；他两个就这样讲了一个月，成绩满好，学生不但不顽固，反而进步。”见《邵文杰关于洛宁地委工作的综合报告》(1940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8-389页。 (25)《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1937年10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0页。 (26)赵超构：《延安一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 (27)《高鲁日记》，1939年9月1-30日，第27-35页。 (28)《高鲁日记》，1939年12月6日，第54页。 (29)《高鲁日记》，1939年10月14日，第38页。 (30)《高鲁日记》，1940年9月14日，第138-139页。 (31)《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1939年1月9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 (32)亨洲：《我的过去和现在》，《晋绥学讯》第7期，1943年9月15日，第23页。 (33)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34)《晋察冀边区党委关于目前各地干部教育的决定》(1940年1月21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191页。 (35)《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宣传部关于晋冀豫区一年来党内教育工作报告》(1941年8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2页。 (36)朱理治：《一年来的河南工作》(1938年)，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37页。 (37)《鲁西区党委关于从思想上政治上巩固党的系统教育的初步总结》(1941年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第613页。 (38)《红五月的赞皇工作》(1938年7月)，《太行党史料辑存》第1册，山西武乡档案馆藏，第6页。 (39)《高鲁日记》，1939年12月6日，第54页。 (40)昆：《我怎样学成了教条主义》(1943年5月15日)，《晋绥学讯》第4、5期合刊，第39页。 (41)冀中区行署：《冀中区五年来民众工作总结》(1943年2月22日)，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1937.7-1942.5)》，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 (42)《干部政策和干部工作——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总结的干部部分》，《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第414-415页。 (43)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1939年4月6日，第103-119页。 (44)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45)秦基伟：《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另可参阅《本色——秦基伟战争日记》，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 (46)《一年来对敌斗争的三个具体经验的初步整理》(1942年6月)，《郭峰工作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该文由郭峰执笔，署名秦基伟、高扬、胡震、郭峰。 (47)夏楚中：《部队训练之血的教训——我的作战经验》，重庆《黄埔》第6卷第5-6期，1941年4月13日，第4-5页。 (48)《黄敬同志在濮县范县工作大会上的发言》(1943年4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584页。 (49)张稼夫：《区党委机关扩大的整风座谈会总结报告》(1943年4月22日)，《晋绥学讯》第4、5期合刊，1943年5月15日，第11页。 (50)洛甫：《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18页。 (51)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1941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52)《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67页。 (53)《山东分局关于政权、党务等工作情况向北方局的报告》(1939年7月12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上)，第66页。 (54)杨尚昆：《党的建设》(1941年2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9页。 (55)《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1944年)，《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下)，第396页。 (56)《太岳全区工作的总结与计划》(1939年1月28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55页。 (57)《五个月的工作报告》(1940年3月10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上)，第177页。 (58)顾卓新：《争取全区工作平衡发展问题》(1938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535页。 (59)《鲁西区党委关于党的工作报告》(1939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上)，第116页。 (60)王林：《抗战日记》，1938年4月12日，《王林文集》第5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61)《目前的政治形势与边区党的任务》(1940年4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上)，第281页。 (62)《中共晋冀豫区委关于巩固组织的指示信》(1939年11月2日)，《太行抗日根据地》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63)林铁：《论北岳区关于整党建党中支部工作上的几个问题》(1941年6月16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70页。 (64)《冀鲁豫巩固党参考资料》(1941年12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184页。 (65)《中央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44页。 (66)《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史略》(1944年)，《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下)，第407页。 (67)《中央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44-446页。 (68)《冀鲁豫巩固党参考资料》(1941年12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186页。 (69)《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给北方局的工作报告》(1940年8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575页。 (70)(1939年底晋东巡视报告》，《太行党史料辑存》第1编，山西武乡县档案馆藏，第98页。 (71)《中共晋冀豫区委会议记录》(1938年8月)，《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316页。 (72)《晋豫特委组织报告》(1938年)，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太岳抗日根据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73)《1939年底晋东巡视报告》，《太行党史料辑存》第1编，山西武乡县档案馆藏，第87页。 (74)《西北局组织部干部科一九四二年工作计划(草案)》，《陕西革命历史文献汇集》(1942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3年编印，第60页。 (75)《中央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页。 (76)《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干部工作的决定》(1944年11月)，《太行抗日根据地》一，第374页。 (77)李新：《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78)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200页。 (79)斯大林：《论自我批评》(1928年4月15日)，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论批评与自我批评》，人民出版社1950年增订版，第2页。 (80)张闻天：《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1933年7月、9月)，《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修订版，第268页。 (81)波诺马辽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540页。 (82)《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章》(1934年1月)，《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第79页。 (83)沙里可夫著，俊庄译：《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动力》，时代出版社1955年版，第78-79页。 (84)彭真：《抗战中的新危机与华北党的新任务》(1937年12月9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第78页。 (85)《中共冀豫晋省委关于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的决定》(1938年6月)，《太行抗日根据地》一，第16页。 (86)《鲁西区党委关于训练工作的决定》(1939年4月1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上)，第64页。 (87)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19页。 (88)《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43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3页。 (89)《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1938年4月2日，第141页。 (90)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1938年4月2日，第52页。 (91)《高鲁日记》，1939年8月27日，第25页。 (92)《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1938年4月13日，第149-150页。 (93)《景晓村日记》，山东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渤海分会2012年编印，第707页。 (94)《景晓村日记》，第615页。 (95)《高鲁日记》，1939年12月24日，第58页。 (96)《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干部工作的决定》(1944年11月)，《太行抗日根据地》一，第374页。 (97)沈霞：《延安四年》，1942年1月13日，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98)沈霞：《延安四年》，1942年4月6日，第19页。 (99)沈霞：《延安四年》，1942年12月18日，第49、50、34页。 (100)沈霞：《延安四年》，1942年12月29日，第54页。 (101)《中共晋察冀一分区地委第一期整风训练班总结报告节录》，中共晋察冀分局整风委员会编：《整风通讯》第3期，第14页，1944年7月20日。 (102)《高鲁日记》，1942年7月9日，第279页。 (103)《高鲁日记》，1944年8月20日，第547页。 (104)沈霞：《延安四年》，1943年1月27日，第71页。从沈霞这一段时间的日记看，其袒露的内心世界呈现的思想转变过程，相当符合中共思想改造的路径，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样本。不过，这种逻辑的自洽也不无风险，即日记的书写者出于各种目的对政治文化的有意迎合，这是使用日记(当然也包括任何材料)时不能不提防的陷阱。就沈霞日记而言，让笔者放心的是，在这条贯串的主线后面，如后文所引证的，总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分支和岔道，天人交战并没有因为政治的驯服就完全泯灭。那些看来不那么符合逻辑的记述，恰恰让日记更显生气和可信，也正体现历史的复杂和吊诡。 (105)《高鲁日记》，1944年7月27日，第532页。 (106)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党校还会担负一些特殊功能，比如，抗战后期，无论是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还是各根据地的党校，都被作为干部鉴别的场所，高鲁所在的这一期，事实上也具有这一功能。 (107)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1941年4月13日，第188页。 (108)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1941年5月5日，第190页。 (109)杨国宇：《刘邓麾下十三年》，1941年5月13日，第190页。 (110)秦基伟：《本色——秦基伟战争日记》上册，1941年5月26日，第142页。 (111)《关于组织问题》，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8页。 (112)转见林丙申《苏联党校的历史沿革》，《国际观察》，1981年第3期，第49页。 (113)《各国共产党的教育工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0页。 (114)《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305页。 (115)《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333-334页。 (116)《冀鲁豫区党委的工作总结》(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155页。 (117)《改进抗大分校教育计划的意见》(1939年3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页。 (118)《高鲁日记》，1944年8月7日，第537页。 (119)《一九四二年人民武装政治工作几个问题总结》(1943年)，《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第337页。 (120)《北岳区党委关于全面巩固组织工作的决定》(1942年12月1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257页。 (121)《干部政策与干部工作——山东省第二次行政会议总结的干部部分》，《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第429页。 (122)《高鲁日记》，1944年8月21日，第548页。 (123)《高鲁日记》，1944年9月19日，第560页。 (124)《中共晋察冀一分区地委第一期整风训练班总结报告节录》，《整风通讯》第3期，1944年7月20日，第9页。 (125)《高鲁日记》，1944年8月14日，第542页。 (126)《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时冀中工作的指示信》(1939年8月11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65页。 (127)《高鲁日记》，1944年7月27日，第532页。 (128)《徐达本在专员联席会上的总结报告》(1945年7月9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下)，第601-602页。 (129)《冀鲁豫区党委的工作总结》(1941年9月20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160页。 (130)赵振声：《抗战两年中边区党的发展与巩固》(1939年6月20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153页。 (131)《五年来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1943年8月19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第41页。 (132)《纪西关于密县地委工作的综合报告》(1940年)，《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9页。 (133)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134)《中共晋冀豫区党委一九四一年工作计划》(1941年2月23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4卷，第160页。 (135)《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1939年2月22日，第419页。 (136)《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关于建政问题结论》(1940年4月24日)，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四——政权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137)沈霞：《延安四年》，1943年7月29日，第113页。 (138)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45、75页。 (139)王林：《抗战日记》(1939年5月30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74页。 (140)《肝胆之剖析——杨玉清日记摘抄(1927-1949)》，1928年2月20日，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41)周士第：《思想鉴定与坦白运动》，《晋绥学讯》第3期，1943年4月15日，第5页。 (142)《冀鲁豫巩固党参考资料》(1941年12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二辑文献部分(中)，第195-196页。 (143)周士第：《思想鉴定与坦白运动》，《晋绥学讯》第3期，第5页，1943年4月15日。 (144)王林：《抗战日记》(1944年5月7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258-259页。 (145)《高鲁日记》，1940年8月1日，第108页。 (146)西：《我的片段反省》，《晋绥学讯》第3期，1943年4月15日，第15页。 (147)沈霞：《延安四年》，1943年1月4日，第60页。 (148)王林：《抗战日记》，1944年5月5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269页。 (149)《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1943年》，《太岳抗日根据地》，第165页。 (150)效率优先造成的紧张局面带来的另一可能后果就是疲于应付，太岳的文件提到：“一个县的县长告诉我们说：一个月开会20天，每天批阅公事多半天，笔记本记得满又满，谁有工夫在会后去翻看。加上零碎事都得管，伙夫每顿作饭下米，弄得人头晕眼花、身体发酸。”[《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1943年)，《太岳抗日根据地》，第166页]“共产党的会多”，大量的会议固然强化了贯彻效能，但也不乏形式主义之弊。 (151)王林：《抗战日记》，1944年5月7日，《王林文集》第5卷，第270-271页。 (152)《高鲁日记》，1944年10月10日，第5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