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山的呼唤——来自“青年记者希望行”的调研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山论文,调研报告论文,记者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去年10月，由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策划、组织的“青年记者希望行”大型采访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来自中央和首都新闻单位的40余名记者，用近两个月的时间，对湖南、江西、河南、贵州四省老少边穷地区的20多个县进行了深入采访，总行程达8000多公里，全面考察了“希望工程”在这些地区的实施情况和当地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现状。今天发表的这篇调研报告，正是他们心血的结晶。报告中所涉及的问题和建议，值得社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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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困地区农村教育事业现状仍令人忧虑
这次“青年记者希望行”调研、采访的地区，大多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这些地区地处山区腹地，或是几省交界、少数民族集聚地，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畅，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落后。据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这些地区进行了重点扶贫，已基本上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但由于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支柱产业，许多县目前还是国家级特困县，农村适龄学童的实际失学率远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数。以湖南永顺县为例，该县1993年底在校小学生5.254万人，失学儿童0.472万人，濒临失学的为0.342万人，失学及濒临失学的约占适龄儿童13.41%。该县勺哈乡凤歧村青少年中，小学三年级以下和未入过校门的占37%，小学毕业的占42.5%，初中（毕业和仅读一年左右的）占11.5%，高中仅占7.5%左右。据统计，1990年至1992年江西省失学儿童多达100万；湖南省目前待救助的失学儿童也达40万。
农村基础教育设施状况更是令人忧虑。仍以永顺县为例，按“普九”标准，该县中小学尚欠校舍95684平方米，场地、设备、图书等投入需2372万元。目前，全县500多所村小、片小没有一所真正达到省定合格学校标准，中小学危房率高达13.8%。该县教育局张局长坦率地告诉记者，修学校应该是政府的事，县里每年财政收入一半用于支持教育事业，然而基数太大，分流到每所学校、每个学生头上却是杯水车薪。由于财政困难，完全依靠当地政府的力量，显然已无法解决农村教育问题。永顺的情况在我们调查采访过的地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希望工程”已成为中国式的解决农村教育问题重要途径之一
集全社会之力，救助因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重返校园，在贫困地区失学孩子集中地，兴建“希望小学”，已成为现阶段解决农村教育经费不足问题的一个创举。
据统计，“希望工程”实施5年，已动员社会力量募集基金两亿多元，在全国已救助近100万失学孩子重返校园，兴建了300多所“希望小学”，实实在在地推动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村教育事业，并已引起越来越多海内外中国人的关注。
以湖南省为例，从1992年成立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来，截至1994年底，已集资2000万元，救助失学少年儿童4万人，建成“希望小学”21所，帮助贫困乡村学校改善办学条件110所。1994年8月，省委书记王茂林又亲自拟定了在湘西援建100所希望小学的计划，动员和号召省直机关及部分效益较好的企事业单位，各自拿出15万元援建与一所“希望小学”，得到积极广泛的响应。目前100所“希望小学”的建设资金已全部落实，预计1995年春天能全部建设完成。
“希望工程”实施5年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然而，与庞大的失学孩子队伍相比，得到救助的毕竟是少数。我们以实施“希望工程”较好的湖南省为例，目前全省需要救助的小学生就达40万人，以每人300元计，就需资金1.2亿，而需兴建、改造的学校的投资则更大。
再者，随着学费上扬，受助资金明显偏低，许多受助学生仍在失学的边缘苦苦挣扎。江西赣州地区某县的教育局局长向记者坦言：自从1991年乡财政对教育经费实行核定基数超过不补后，学校资金明显不足，只好增加学杂费，救助额为每个学生每学期30元，可大部分农村小学的收费远远高于这个数，甚至高达120元。
另一方面，“希望工程”资金捐助者的结构分析表明，除了少数企业和海外侨胞大笔捐赠外，目前最积极的捐款者绝大多数是由城市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组成的工薪阶层。在目前情况下，他们的财力很有限。
被救助方的基数太大，而捐助方财力相对不足，仅仅靠启发捐助方的爱心作为捐款动力，很难解决“希望工程”扩大集资问题。为此，我们建议：
1.国家对于老少边穷特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和特困学生，有必要安排专项经费给予救助和支持。
2.运用税收杠杆，鼓励企业和高收入阶层为教育事业捐款，特别是为老少边穷特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捐款，以增加“希望工程”基金的积累，扩大救助规模，增强救助力度。
3.借鉴已经发行的“体育彩票”、“残疾人健康彩票”的成功经验，建议通过发行“希望工程彩票”、“教育基金彩票”、“扶贫彩票”募集资金，发展农村基础教育。
三、完善“希望工程”管理工作的几项建议
“希望工程”是亿万中国人的爱心行动，已被广大群众誉为“阳光下最崇高的事业”，维护“希望工程”的声誉和形象已成为目前进一步推动“希望工程”最为迫切的工作。在采访中，许多同志十分中肯地指出，“希望工程”的管理，是“希望工程”的生命线，如果哪一天“希望工程”被打倒，那么问题准出在管理上。必须像保护眼睛一样维护“希望工程”的声誉和形象。为此，我们建议：
1.“希望工程”从宣传发动、接受捐赠、确立救助对象、实施救助、跟踪调查、配套服务，前后有20道程序，无论哪道程序出了偏差，不仅会影响“希望工程”的组织实施，而且也会影响到“希望工程”的形象和声誉。但据了解，目前尚无全国性的统一管理规则，建议尽快编制、颁发全国统一的、可操作的《希望工程管理工作细则》，保证每个程序的操作规范化、标准化。特别是保证财务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尤为迫切。这样既便于工作，也便于监督和检查。
2.“希望工程”基层管理工作（特别是资金管理）应配备专职人员，改善工作条件。据调查，为实施“希望工程”各地已普遍建立了省一级的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有些地、市也有类似的机构），并配备了专职干部。但是，到了县一级，“希望工程”的实施（包括当地群众捐款的接收、发放）均由团委干部办理，而一般团县委也就只有三名专职干部，还要兼顾其他日常工作，因而不堪重负。尤其是在一些特困县，待救助者多（以湖南的永顺、桑植为例，每县约有需要救助和已被救助的近万人），调查摸底、登记造册、跟踪服务的工作量就更大。仅靠现有人员手工作业，难免人手不足，也容易出现差错。
3.建议政府出面对“希望工程”的标识、名称给予专项特别保护，对那些打着“希望工程”旗号以羸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必须严厉查处。据调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一家名叫“希望公司”的企业，经营活动中到处宣传自己是为“希望工程”服务的，公司纯利将部分捐助“希望工程”，兴建希望小学，蒙骗了许多干部和群众。他们办发廊，搞酒楼，开设桑拿按摩及“希望精品屋”，其所用商业性标识全是小平同志为“希望工程”，题词的手迹，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事实上，该公司从未为“希望工程”捐过钱。类似的情况各地都有发现。由于“希望工程”既非商标，也不是服务性标识，很难通过商标法等法律、法规保护，限制别人使用与“希望工程”相近的名称，特别是限制其用于羸利性的经营活动，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专项特别保护，否则，“希望工程”难免要代受他人之过。
4.建议“希望工程”对特困地区即将成才的特困学生给予救助，扩大救助面。湖南湘西茶峒镇有一个名叫胡么妹的女孩子，考上中专却无钱上学，只好在全村宣布，谁能为其捐助上学的路费和学费将来就嫁谁。即便这样她也仍未筹到所需款项，最终含泪撕了入学通知书，哭了一夜，离家出走。在特困地区，像胡么妹这样考上大中专上不起学的，或者上了学又中途辍学的情况很多。据统计，仅湘西1994年就有这样的学生210名，全省文科第二名、龙山县李力同学，上高中是靠借贷完成学业的，这次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后，要不是“希望工程”救助，肯定也难逃胡么妹的命运。由于“希望工程”目前财力有限，而资助一名在学生四年约需4000元，目前无法普遍救助。为此，记者们建议，是否能采取国家增加对这些特困生的上学贷款，由地方政府担保，“希望工程”贴息的办法，扩大救助面，以解莘莘学子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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