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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评价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这项旨在“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情况”、强调“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的考核制度，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已走过了12年的发展历程。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的颁布，高中综合素质评价正式与高考挂钩，成为学生升学的“重要参考”。 然而在现实中，综合素质评价却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高中校拼命“包装”自己的学生，从作品展示到教师评语，努力证明学生的综合素质高，能力强；另一方面大学录取时却不用、不信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怎么才能让综合素质评价走出形式主义的“怪圈”，真正为培养和选拔人才服务？ 选取恰当的“证据”：评价指标要可观察，可测量 说起综合素质评价，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装满各种材料的学生成长档案袋，这几乎是目前最通用的操作模式。在没有经过严格培训的教育者看来，这个袋子的制作过程既困难又简单。 难的是材料的选择。在综合素质评价推行之初，教育部提出包括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6个方面的内容，但如何将这些抽象的名词变成档案袋中的“证据”，很多人感到无从下手。说它简单则是因为没有人对档案袋中的内容较真，在临考前几个月突击准备综合素质评价的材料已成为一些学校“公开的秘密”。 一位参加招生的大学教授曾感慨报名学生的材料基本雷同，除了学习，他们大都没有“经历”。其实，作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配套措施，综合素质评价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基础教育生态的改变，增加学生参与社会、研究创新等方面的“经历”。虽然其“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标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同，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因为各种各样的“漏洞”饱受诟病。 实际上，档案袋评价本身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毋庸置疑，关键是往袋子里装什么和怎么装的问题。北京十一学校的做法是把“能够集中反映综合素质的具体活动和相关事实”课程化。 十一学校以课程研发著称，他们将育人目标进行分解，把参加社团、看电影、学校接待等活动变成有学分、可评价的课程，通过30门开放的、可选择的综合实践课培养学生的素质。比如社团是必修课，学生建立一个社团每学年可得2学分，参加一个社团，每学年得1学分。很明显，创办一个社团所需要的素养明显高于简单的参与。即便是“参与”也不能敷衍了事，而有具体要求，“每学期参加社团活动不少于10小时”。为了确保学分真实可信，学校成立了社团联合会，每学期进行2次学分认定，结果反馈给团委，然后计入学分系统。 在不断的选择、实践过程中，学生的兴趣、能力、责任感、合作等素质逐步得到全面而系统的培养。“综合实践课程登分表”成为每个学生综合素质高低的切实“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校在“证据”选取方面的做法值得商榷。比如某省综合素质评价标准中，将“公民素养”的二级指标之一确立为“社会责任感”，并以“积极参加社区服务活动”等做具体描述。仔细分析不难发现，“积极参加社区服务活动”是概括性、描述性的标准，依据这样的标准很难判断学生思想道德发展的水平。 新加坡也要求学生具有“服务社会的意识”，但在操作中包含具体的评价标准和积分体系。比如扫1次大街和照顾1次老人的赋分不同，老师根据学生所记录、报告自己做社会服务的时间、内容，经过核实后，给予不同的积分。 一些学者对“道德品质”的评价也提出了质疑。因为心理学研究认为，道德、价值观等指标无法测查，即使转化为行为，也存在“标准答案”的问题。 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综合素质评价不是一个“筐”，其指标不必大而全，但确立的指标必须可测量，而且要制订完善的评价标准。《实施意见》中指出，综合素质评价要突出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考查，并将学生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兴趣特长和社会实践等作为主要内容。相对于之前的6个维度，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均有提升。 从根本上讲，实施综合素质评价是国际上教育评价从“考试文化”到“评价文化”的具体反映。相对于高考录取时的“重要参考”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院长赵德成认为：“国家重视综合素质评价的最大意义在于对基础教育领域人才培养的导向作用，使基础教育能够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 只是在日常的教育教学生活中，“分数就是评价”的观念依然盛行。多数教师对考试分数等量化评价方式的使用轻车熟路，然而对以过程为导向的基于观察、记录、分析的质性评价方法了解较少，缺乏训练。因此，转变评价理念，加强相关培训也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不做自转的“齿轮”：将评价与诚信、问责等机制挂钩 学雷锋是全国中小学的常规活动，2012年教育部要求将其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义务打扫街道是大多数学校的活动载体。学生们一般都是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带着打扫工具走到劳动地点，扫地、拍照、表彰，从动员到宣传可谓声势浩大。在活动现场，有的学生认真扫地，而有的学生则边聊天边扫几下。 面对这种情况，带队老师写评语时，对认真扫地的学生，通常都是写“该同学热爱劳动，具有服务社会的意识”，而边扫地边聊天的学生则可能写“该同学劳动不积极主动”。翻开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档案，这类评语比比皆是。 且不说这种判断是否正确，因为在活动中认真扫地的学生，可能在家里什么家务都不做，而边扫地边聊天的学生可能是在应付公事，也可能是在谈学习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反映了一种现实：中国教师倾向于做主观判断。 其实，这在无形中把教师放到了道德审判席上。在缺乏明确的操作性定义的情况下，哪个学生评价高，哪个学生的评价低，成了利益博弈的结果。而且当学生看到“劳动不积极”的评语，一定会找老师讨个说法。对教师而言，改还是不改？ 对此，《实施意见》中强调要“客观记录”学生的突出表现，因此，教师在写评语时应少做主观判断，多记录基于事实的分析，以增加客观性，减少评价“失真”的风险。比如对于学生的品行问题，教师少做“该生思想品德高尚”之类的主观判断，而是报告事实：“他从高一到高二坚持每周末去照看孤寡老人2个小时，老人说这个学生就像自己的亲孙子一样……”而对另一个品行方面存在过失的学生，教师可以选择不记录，或重点记录其改进的情况。美国的教育评价秉承“记好不记坏”的原则，因为学生是发展中的个体，不能因为一次过失就否定学生今后的发展。 在中国当前社会诚信机制不太健全的情况下，许多人对综合素质评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打了问号。国外流行的推荐信制度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借鉴。美国大学的推荐信要求由对考生非常了解的任课教师填写，但是涉及对学生的评价部分，必须由任课教师单独填写，单独寄出，以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此外，大学要求学生至少有两封推荐信，将内容相互验证，确保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大学也可能打电话给推荐者，就一些内容进行核实。学生升入大学后，校方会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如果发现学生的材料存在造假、舞弊现象，考生本人会被开除，出具推荐信的教师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一次会议中指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完善奖惩制度，让“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在教育诚信构建方面，国内的先行者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殿军的话说，我们不能因为现在诚信体系不健全就不去做考验诚信的事情，“诚信社会就是要通过推广需要诚信保障的事情来建立”。 为此，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设立了“失信终身追究制”。如果经学校仲裁委员会核查，学生确实存在不诚实行为，不但要在综合素质评价中扣分，而且要将失信行为记录在案，追随学生终生。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则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规定除了学生的文化成绩、体质、体能数据以及学生违规处分可以作为隐私不公开、不可查外，其他所有可以公开的内容，尤其是学生参加的社会实践活动、个人获得的荣誉等，都必须在综合素质电子平台上展示，用事实说话，用行动证明。 在2014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提出四项措施：如实记录、公示、建立监督平台、诚信责任追究，力求从制度层面保障综合素质评价的真实性。 要做到真实、可信，综合素质评价就不能是一个自转的“齿轮”，只有当它与问责机制、诚信机制、学校评价、教师评价等相关“齿轮”咬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产生联动。 分清运动员和裁判员：记录权归高中，评价权给大学 2009年，山东省高考中的“高分退档”事件是综合素质评价发展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报考临沂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考生中有12人因为“综合素质评价低”而又不服从志愿调剂被退档，同时也有刚上投档线的考生因为“综合素质评价高”被录取。 这种“勇敢”的做法把综合素质评价推到高利害的位置，力求真正发挥该评价应有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在巨大的社会质疑之下，此后再也没有一个省份、一个高校敢于进行此类尝试。 高中学校和大学都是综合素质评价的利益方，那么，谁来制定评价标准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目前，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等级通常是由高中学校自行评判的。为了最大限度让学生升入大学，高中校都会尽量给学生评较高的等级。对于A等的比例有限制的地区，学校的“招数”是保证成绩好，有希望读名校的学生的综合素质等级被评为A。因为多数省份明文规定“在已投档的考生中，高等学校可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层次高的考生”。 高中校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状很难让综合素质评价客观、真实起来。只能被动查看高中学校评定结果的现实，导致高等院校不信、不用综合素质评价的结果，也难以让评价在录取时发挥真正的“重要参考”作用。而且一所大学面对几万份档案，要一一认真翻阅每位学生的材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一种可行的思路是，高等学校在招生时根据学校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要求，制定科学规范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和办法，组织教师等专业人员对档案材料进行研究分析，做出客观评价。这意味着国家将综合素质评价的标准制定权和使用权放给高等院校，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按需选才。 每所大学、每个院系的培养目标不同，所要求的学生素质模型不同，学生可以从自己的成长记录档案袋中挑选符合素质要求的材料，供高等院校评价，也可以在中学阶段按照高校的素质要求，特意培养某些方面的素质。这样，学生所准备的综合素质材料在内容上会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和个性。从长远来看，这种措施也有利于学生提早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这就像企业招人一样，企业提出职位所需的素质要求，简历内容符合职位要求的应聘者才能进入下一步的招聘环节。 但现实的情况并不乐观。赵德成介绍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自主招生时，会提前公布学生素养模型，但大多数学生的综合素质材料、推荐信、自我陈述等内容，往往跟这些要求不相干，而是沿用某些熟悉的套路。或许他们没有看到相关要求，或许他们看到了，但不知道该怎么做。这需要一个接受和学习过程。